首页
工作动态
简介
工作人员
岗位职责
获奖片目
出品片目
历史沿革
教辅机构>>青年电影制片厂>>历史沿革
青年电影制片厂历史沿革
2006-09-25 18:40:49

 

  一、演出科、实习处和实验电影制片厂

  1950年建校开始,当时只有一个演员班,教学辅助机构仅设有演出组,由巴鸿负责,演出组的任务是组织演员班学生的教学实习和演出,需要的各专业的辅助人员及技术工人均从北京电影制片厂临时借调,随着演员系建立及演员二班入学,1951年后,演出组改制为教务处演出科,由巴鸿和杜子任科长、副科长,戈宗道任干事,1953年后演员系一、二班先后毕业,由于没有继续招生,演出科暂时撤销。

  1952年,院系调整后,学校建立了摄影、洗印、动画、放映四个专修科、并以院系调整调配来的教学辅助人员及教学设备为基础建立了摄影物理、摄影化学(洗印)、动画实习、电工等实验室等,分别隶属于各专修科的教研室组领导。其工作则以辅助专业课教师完成实习、实验课任务为主。

  1955年后,学校聘请了四位苏联专家举办导演、演员、摄影、制片管理四个在职干部专修班,根据苏联专家提出的教学实习计划,为统筹安排与组织专修班的联合教学实习,教务处建立起实习办公室,由杨霁明兼主任、王承真任秘书、并先后从电影制片厂调配来部分设备及调来部分教学辅助人员,已具备了初步的影片作业实习的教学辅助能力。先后组织了苏联专家在教学计划中提出的导演、演员、摄影、制片管理四个专修班的联合教学实习,完成了故事影片片断《小白旗的风波》、《众叛亲离》等9本影片作业及演员专修班的大型舞台剧《第十二夜》、《仇敌》的毕业演出。在《第十二夜》演出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亲临剧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苏联专家并同苏联专家、学员及舞台工作的教辅人员一起照了相,全体教学辅助人员都受到极大鼓舞。1957年秋随着在钟敬之副院长主持规划建设的教学实习区(摄影棚、剧场、制片机构及附属车间)2500m↑2的教学实习用房即将竣工交付使用,教学辅助人员队伍的不断建设,并为本科班进入高年级教学实习的需要,在实习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实习处,由副院长吴印咸兼处长,马骥及李居山任副处长。实习处建立后,设置了生产实习科、技术科、剧务组、化服道组,置景绘景组、照明组、字幕车间、录音组、放映组、剪接室、影片仓库、摄影棚及剧场管理人员等。之后,摄影系原隶属的摄影机维修组也转至实习处建立了设备管理维修车间,并先后增调一部分专业教学辅助人员及专业工人。到1958年,实习处教学辅助人员已达70余人,基本上配套成龙。教学实习设备已初具规模,置备有大、中、小型电影摄影机30余台,字幕摄影机一台套,大、中、小型照明灯具2000)余台,摄影用升降机2台,各种灯板、地板、布影板达400余块,简易道具及各类服装等已能基本上满足各专业教学实习的需要。1958年底摄影棚竣工交付使用后,由技术科、置景车间、录音工作人员,维修车间等合作自行建设了小型录音棚并组装起录音设备,教学辅助人员队伍基本上达到适应全院各专业系的各类影片教学实习的摄制、生产以及舞台教学实习演出辅助教学的要求。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为响应教学改革、教学与生产劳动科研相结合的号召,实习处配合摄影系教师摄制了纪录短片《跳伞》,《办学又办厂》、《摩托车运动》及高等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纪录影片,均交付电影公司发行放映。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拍摄的该两校进行教学改革的纪录影片,经北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推荐到全国发行。与此同时,学院为加强本科班即将面临的毕业作业影片联合实习、教师的艺术实践等需要,学院向文化部提出建立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的报告,文化部根据学院实习处拥有的教学设备条件及教辅人员的状况并结合师资条件,于1958年8月批准建立了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从此,一支队伍、两块牌子,对内称实习处组织教学实习、课间影片实习作业、舞台教学演出;对外称实验电影制片厂,摄制生产发行放映的影片(包括毕业班摄制的毕业作业影片)使电影教学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生产、科研的相结合、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方面,跨出了一大步,同时也推动教学辅助队伍的建设。

  1959年3月,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委托,以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的名义,摄制定期发行的新闻杂志影片《北京新闻》,每月两期,每期一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题写了《北京新闻》片名,由摄影系摄影艺术教研组与实验制片厂组建了新闻片组,初期由吴国英任主编,不久由韩健文接任,由摄影系的中青年教师、留校毕业生、进修教师及摄影系《新闻电影》课作业实习的高年级学生担任采访、摄影、拍摄北京市各条战线建设的新成就,先进人物事绩、社会生活中的新风貌等新问题材,按月如期与观众见面。北京市委对这一"形象的"宣传、舆论工具极为重视,市委宣传部、文化部、办公厅不仅积极领导并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向各区县、局发通知,要求及时提供新闻线索,并决定《北京新闻》主编参加《北京日报》研究新闻宣传报导的编委会会议,每期《北京新闻》都由市委办公厅及时组织市委书记处领导人参加审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韦明几次到学院实验制片厂的新闻片组,指导重要题材的编辑和审阅、修改解说词。《北京新闻》的全部摄制经费均由北京市文化局实报实销。在当时没有电视的情况下,《北京新闻》的按期发行深受北京地区的广大群众欢迎。如果电影院有哪一场电影放映前没放映《北京新闻》,就有观众提出意见,也更有些观众去电影院专为去看《北京新闻》的,有的单位自行组织电影放映时,到学院实验制片厂借《北京新闻》拷贝。《北京新闻》第12期(主题:人民大会堂、北京新车站)发行时,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认为拍摄的好,通知各地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定购,在全国发行。"人民大会堂"主题,并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入《今日中国》,向国外发行。

  《北京新闻》从1959年3月创办到1962年8月共发行了63期,另《北京新闻特辑》2期。1963年后,由于电影胶片进口锐减,于该年8月,市委决定暂停摄制。

  在摄制《北京新闻》的同时,实验电影制片厂先后又摄制了《建设密云水库》(第一、二辑),北京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及人民公社建设方面的一批中、小型纪录影片,向北京地区及全国发行。

  1960年初,首届导演、表演、摄影三个系的本科毕业生班进行毕业作业制作,在学院毕业作业指导委员会领导、指导教师指导下,先后组织了《穿山巨龙》、《父子俩》、《大木匠》等6个短故事片摄制组。摄制组虽然拍摄的是短故事片,但是摄制组的配备却必须是成龙配套的班子,亦即保证:6套影片摄制教学辅助人员、6套设备器材、调度6个摄制组的内景、外景的交叉进行,保证6个摄制组的先后活动。

  当时,实验制片厂对于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摄制工作,还缺乏实力和经验,于是全厂(处)人员全部动员起来,采取技术业务骨干带领新手;领导干部、技术工人一起上;内景、场地外景大家动手加班赶制等的措拖保证了摄制工作。教学辅助干部得到了锻炼,领导干部在组织工作中摸索了经验。

  在《大木匠》短故事片摄制期间,曾邀请了当时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鲁班式全国劳动模范李瑞环到现场指导并示范。《穿山巨龙》组在摄制期间,南口机务段党委书记张德宝除亲自参加摄制组工作外,还亲自调度机车及线路,支持摄制工作。

  1960年以后,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每年都要组织毕业班学生摄制毕业作业影片。从1960年到1965年为本科班各届毕业生共组织了故事片《夺印》1部及短故事片19部,总计本数71本的联合毕业作业,短纪录片及留学生的纪录片毕业作业共14本。其中,短故事片《父子俩》、《大木匠》、《穿山巨龙》及纪录片《高炉电花》、《装卸之歌》均曾在国内发行放映。短故事片《父子俩》、《锁不住》及纪录片《颐和园风光》(柬埔寨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联合作业)并发往国外上映。

  1960年秋,调魏曼青任实习处副主任。1961年后,先后有夜淮、郭良任第二副主任。

  这一时期,实习处还为表演系、导演系的表演教学实习及舞台毕业演出承担着辅助和组织工作,除为教学过程中的课间教学实习如影片片断、表演、片断的排练提供化妆、服装、道具、置景、灯光的辅助工作外,同时还辅助各指导教师组织了一系列大型舞台毕业演出和教学实习剧目的演出。如:《雷雨》、《北京人》、《普拉东·克列奇特》、《北大荒人》、《党的女儿》、《故乡》、《年青的一代》、《夺印》、《乐观的悲剧》以及《雾重庆》等的对外和下乡演出。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

  二、恢复电影教育后的教学实习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被停顿,教学设备,校舍全部移交,教职员工全部下放部队农场劳动,历时五年,这期间,实习处的教学辅助人员包括系实验室的教学辅助人员和教师队伍一样,一部分人员被分散及先后被调走。1973年恢复电影教育时,原实习处实验制片厂留下的人员仅有29人,专业工种已无法配套成龙。

  1973年恢复电影教育时,由于导演、表演两系的教师被调往他校,舞台教学实习及舞台演出的教辅工作已不存在;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各专业班的教学实习又以16mm的新闻片。纪录片的作业为主,而16nun的影片作业又以摄影系的洗印实验室与学生共同进行洗印制作,鉴于这些客观原因,学校领导把前实习处改制为教务处的实习科,放映组,维修车间,隶属于教务处直接领导,原录音实验室的人员及设备隶属于录音系。教学实习和教师艺术实践的组织工作由学校领导直接安排,实习科仅设置化服道组、照明组、置景组、剪接室,成员12人,由吴平川任科长,承担教学实习中范围所及的工作。此外,大量的工作是协助改造教学实习用房及整顿、安置和修复在移交、转手、运输过程中被毁环的大量的教学实习设备。

  由于原电影教学的全部用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被移交给外单位,1970年在恢复电影教育时,占用的是原北京劳动大学的校址,该处没有适应电影教育各学科教学用房的建筑设施,于是,由中央五七艺校副校长吴印咸筹划着手建设摄影棚、录音棚等教学使用的建筑设施。但是到1974年夏,电影教育又遭到江青、于会泳等人的扼杀,正在建设的摄影棚,主体工程刚刚完工,便被勒令停工下马并不再拨款。面对新的教学辅助设施不可能再建设的情况下,而录音系的专业课教学又必须有录、还音全套设施的录音实习实验室(录音棚)辅助教学,才能完成教学过程,于是经该系的教师隋锡忠等自行设计,系的领导、教师、录音实验室人员带领录音74班学生自己动手利用麻袋布、稻草、胶合板等材料,建设简易教学录音棚。经过全系师生前后三个多月的共同劳动,于1974年10月,利用两个相连的大教室建成了教学必需的教学辅助设施"简易录音棚"并安装起录音设备。这是学院建校史上自己动手第二次建设录音棚并由学生参加了建设劳动。在建设过程中学生得到了劳动锻炼也学到了录音棚建设的技术要求等专业知识。该棚建成后,不仅解决了录音教学实习的需要,并为当时的工农兵学员的故事片摄影班拍摄的毕业实习作业《山花烂熳》进行了音乐、对白及混合录音。之后,为教师摄制的纪录影片《今昔儿童两重天》(发行影片)进行了对白及混合录音、该简易录音棚于1975年后逐步进行了装修,1979年后,成为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录音车间,由录音系管理,先后为教师艺术实践摄制的故事影片《樱》、《竹》、《沙鸥》、《邻居》、《我们的田野》等一系列的影片及学生的教学实习、毕业作业影片等进行过对白及混合录音。也曾为教师的艺术实践录制过多部译制片。

  学校领导为充实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教学辅助队伍的残缺不全的状况,于1974年春,举办了一个电影工艺技工班(中专),招收了置景、照明、洗印、机械维修四个专业的20名学生,学制两年。1976年春,该班毕业学生全部留校,参加教学辅助工作。此期间前后,又从有关单位调入技师、专业人员及高等学校毕业生,使教学辅助队伍有所充实。

  1976年初,电影导演、电影表演两系的全部教师又回学校,并先后进行了招生,逐渐增加了午台教学实习及演出任务,由于教学辅助人员得到充实,基本上适应了教学辅助工作的需要。

  在这段时期内,影片教学实习任务不多时,为培养和提高教辅人员的业务工作水平,还曾先后派出化妆、置景、照明、剪接、制片等人员去北影学习和参与摄制组工作。

  1977年夏,学院恢复原建制后,为解决中青年教师的艺术实践,组织了全部由学院教师、教学辅助人员组成的故事影片《火娃》摄制组,由北影投资,摄制了故事影片《火娃》,该片摄制完成后,曾在国内发行。这个摄制组也是建校以来第一次全部由学院教师,教学辅助人员组成的创作生产班子,完成从前期的剧本组织、内外景的摄制及后期制作的全过程的创作生产任务。

  1977年12月,表演系教师组织了大型多幕话剧《最后一幕》的午台演出艺术实践,实习科的教辅人员参与了午台工作。演出持续了近三个月,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录像转播。这部戏的演出,受到了邓颖超等领导人及文艺界人士的高度赞誉。

  三、重建实习处到青年电影制片厂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春,学校恢复了原北京电影学院建制与体制,在经过一段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整顿的过渡阶段后,1978年恢复了各专业本科班的全面招生。1978年6月,学院领导决定恢复和重建实习处,指定任杰、吴平川二人负责组织恢复、重建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做为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措施来实施。1978年级各专业新生入学后,电影教学面临着肃清"文化大革命"带给教学工作中对"三基"的破环,在深入教学改革制定新的教学计划中,各专业都加强了基本理论、基本训练、基本技巧的课程,教学实习量也随之加大;教师们也由于多年来很少有机会进行艺术实践,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也迫切要求有艺术实践的条件。恢复、重建实习处,就是为解决这两项任务的急需而实施的。

  恢复、重建的筹备班子,当时提出了四条方针,并得到学院领导的同意。这四条方针是:

  (一)、恢复、重建实习处,需同时恢复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

  (二)、增调、调整专业干部、专业技术工人,两、三年内添平补齐各岗位需要的名额,编制达90人。建设起一支适应辅助表演教学实习、午台演出及影片教学实习、毕业作业摄制、教师艺术实践的教学辅助人员队伍;

  (三)、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必须组织影片生产,除摄制纪录影片外,以摄制故事影片为主,首先从摄制纪录影片开始,逐步解决中青年教师的艺术实践;

  (四)、增购设备,每年在教学预算内增加20万元的设备费,并请文化部拨款50万元开办费购置急需设备(可同时录音的小型电影摄影机),请学院基建部门上报计划对小西天的可以同期录音的摄影棚进行大力修复。并据此以学院的名义给文化部写了报告,文化部在批准这一报告后的电话通知中指出:"同意你们的措施,但50万元的开办费目前无法解决,建议你们从每年上报教育经费的预算中逐步解决"。

  着手实习处(实验电影制片厂)重建工作的同时,一方面组织表演系教师的艺术实践,一方面加强队伍的建设,先后调人各专业教辅人员近20名,1978年12月,安排了表演系教师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接着又组织了表演师资班的教学实习《雷雨》、《哦!大森林》等的对外演出,《哦!大森林》剧组并到小兴安岭林区进行了慰问演出。

  与此同时,在影片生产方面,组织了纪录影片《灯塔》的摄制,在《灯塔》完成后送电影局审查时,电影局提出:片子拍的不错,但目前纪录影片发行状况很不理想,新影已积压了一批纪录影片,发行渠道不畅,建议学院不要再拍纪录片了,并建议此片在军内发行也可做为教学参考片用。为此拟筹建的纪录片创作室,暂停下来。

  1979年春,开始筹组故事影片《樱》的摄制,主创人员的班子由各专业教师分别担任,剧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由党委把关,制作队伍(教辅人员)也可以组织一个有力的班子,然而摄制资金直接费20万元必须筹划,实验制片厂负责人任杰同志为筹措这笔摄制资金,几乎找遍了文化部、电影局、教育司、计财司的领导人,所有有关领导人对学院组织故事影片的摄制参与国家电影制片创作行列并解决教师的艺术实践,都积极赞同,但是,摄制资金却难于落实。1979年,虽然国家已开始提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但尚待起步。计划经济的体制、计划经济的财务制度还远没有触及,一切仍是按批准的计划专款专用,虽经多次商议,费尽口舌,仍难于解决。最后还是计财司副司长商玉群经与多方面商讨,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名义,由群众文化司的经费中暂支垫10万元,另一部分计财司再设法每个季度为教育司多拨款3万元,由教育司做为教育经费按季度专款下达。商玉群副司长并嘱:解决这笔经费很不容易,有关领导都下了很大决心,请转告摄制组一定要精打细算,严格节约制度,无论如何要控制在这笔经费内,不能有任何追加的想法,并在影片被收购后即刻偿还。就在这笔经费转到学院后,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以来的第一个自筹资金创作生产的摄制组--《樱》摄制组于1979年3月8日正式成立。摄制组全体人员由于深知这笔经费来之不易,大家纷纷提出口号,兢兢业业,精打细算,杜绝浪费。主创人员把耗片降到1∶2的限度并开创了大量实景拍摄的先例,制片部门在外景拍摄阶段带去被褥,借用机关、部队空房住宿,精减摄制组人员,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搬运设备,全组人员一齐动手、肩挑背扛、齐心协力、严肃认真的争取工作进度,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外景拍摄部分。置景车间的同志为准备《樱》的内景拍摄,在车间主任张步田带领下,自己动手,没花国家一分钱,在朱辛庄摄影棚中棚(400m↑2)吊装起三道各22米长总计有30吨重的摄影棚钢架天桥,与此同时,在基建部门支持下,把在小西天原校址的两个摄影棚(各200m↑2)引进电源全部改造、更新了线路。置景车间自行制作了一批大型灯板、地板、布景片,并在小西天摄影棚周围建设了部分工作间。这些,不仅为《樱》的内影拍摄创造了搭景条件也为以后的影片生产创造了基本条件。《樱》摄制组为节省开支,内景的全部道具、陈设物,都是由陈珩同志联系,得到爱新觉罗·博杰先生的大力支持,从他家里借来的。就这样在各方面的支持、鼓舞下,全组同志团结合作,于10月底全部完成双片任务。影片审查时,得到文化部、电影局、教育司领导的赞许,林默涵副部长并指出:"电影学院走这个路子是对的,教学和创作结合起来,可以加强对电影艺术的研究。"审查后,批准(樱)片可在国内外发行。并经电影局同意,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从此,青年厂做为国家电影厂之一接受国家计划内的影片生产任务。《樱》片经中国电影公司收购,支付收购费70万元,发行时共印制了162个拷贝,这在当时拷贝数也是较多的。

  《樱》片结算后,直接费(不含摄制组人员工资、摄制器材设备折旧、内景置景及电力、车辆、眼装等费)共用了17万元。由文化部群众文化司支垫的10万元,文化部已予以报销,从收购费中支付直接费后,余额即成为青年厂继续摄制影片的流动资金。

  《樱》片在全国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文艺界、电影评论家的好评,一致认为该片以清新的风格、精练的电影语言、深沉的情感、激动人心的场景,深入观众的心灵,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更加上主题歌紧紧地配合剧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一扫当时影坛的沉闷空气。著名导演凌子风讲:"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能拍出这么好的影片,我们这些人"交班"就放心了"。影片在日本放映时,也得到日本广大观众、影评界的好评。《樱》片在日本放映时,该片导演詹相持、演员程晓英等应邀赴日本参加了首映式并同日本广大观众见面。在文化部评选1979年优秀影片时,(樱》获得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樱》片完成后,青年厂做为学院各专业教师的艺术实践基地,到1995年为止,先后组织各专业教师进行艺术实践创作生产了一批故事影片。其中、如;影片《沙鸥》、《邻居》、《青春茶》、《死神与少女》、《湘女潇潇》、《珍珍的发屋》、《本命年》等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并获得了国内外的各种奖励。这一时期还有与兄弟厂合作摄制的影片《竹》、《舞恋》、《陈焕生上城》、《成吉思汗》等。

  青年制片厂在组织教师艺术实践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做为学院的实习处组织和领导的教学实习。1978年9月,从实习处(实验制片厂)恢复、重建开始,除辅助表演专业1978年级以来的各班的课间片断教学实习外,到1995年共组织的大型舞台毕业演出,如:《雷雨》、《骆驼祥子》、《为幸福干杯》、《聋人之家》、《茶馆》、《赵氏孤儿》等的全部舞台和对外演出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导演,摄影等专业有关班级的影片教学实习和联合毕业作出影片的摄制。先后完成的如:短故事片《百合花》、《端盘子的姑娘》、《结婚》、《我们还年轻》、《琥珀色篝火》、《田野》、《小雨中的回忆》、《中彩》、《怪圈》、《爸爸》、《画鸟的猎手》等。这些短故事片,做为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产品,部分经由中国电影公司收购发行在国内放映,部分曾在国际大学生电影节或有关国际电影节中放映,受到国际电影界的重视,其中如:《中彩》、《随风而去》、均获得国际有关电影节的奖励。

  1985年初,李宁接任了青年厂厂长。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推动下,1985年1月,青年厂在既定的教学实习与教师的艺术实践(艺术生产)任务不变情况下,制定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试行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经济自主,进行企业化管理,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赋予厂长企业管理的自主权,如投产权,人事、机构设置权及任免权,对厂属职工的奖惩权,影片摄制成本的批准权等;教学实习任务按成本核算,由学院教学经费支付等。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目的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调动摄制影片的创作人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挖掘生产潜力,降低摄制成本,取得更好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学院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收基金。该《方案》试行两年后,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1985年5月,青影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公司联合摄制了历史题材巨片《成吉思汗》(上、下集),历时一年半,用银幕形象展现了这位"一代天骄"的生平伟业。

  影片《成吉思汗》(上、下集),是做为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献礼,在内蒙自治区、锡林格勒盟和蒙族群众全力支持下摄制完成的。影片为了真实地历史地再现这位英雄人物、勾勒那个时代的风貌,除选聘了一批蒙族优秀演员参与拍摄外,并根据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民俗等的研究,设计和搭建了内、外景场地并设计制作了特定的服装、饰物、陈设和大小道具。如:用27头牛拉的大帐幕车、7头牛拉的帐幕车、勒勒车、各种蓬车250余辆;大小帐蓬800余项;搭建了祭坛、天灯台、选举台、营门等多座;制作了军队各级统领的、武士和士兵的战服、盔甲等5000余套,各种战旗、战鼓等500余件;各种大、中、小型兵器11000余件;各不同角色在不同场景、不同季节用的不同的服装2000余件。制作这些,共使用木材350m↑3、钢材27T,丝绸布等2500余匹,服装道具费用占用了总投资的43%。

  该片外景是在锡林格勒大草原拍摄的,运送服装道具就动员了卡车26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官兵及1200匹战马全程参与了外景的拍摄。

  在草原上,搭建在600m↑2 地板平台上的成吉思汗登基大典用的金顶大殿,高13m、进身18m,它周围的王罕大帐,首相大帐,均为不同形式的宫殿,座座金光闪闪,气势轩昂,四周由800多座帐蓬围护着,是个规模宏大的登基大典会场。

  在拍摄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时,由锡盟政府动员了周围5个旗(县)的牧民60000)余人参加,其中最远的是来自东乌珠穆沁旗的牧民,距登基大典会场150公里。这些参与成吉思汗登基大典的牧民都是身着民族服饰、自带帐蓬、水车、粮食、炊具,男女老少,浩浩荡荡,创造了绵延近5公里长的"帐篷城"(登基大典会场),人山人海,气势雄伟,为该片提供了航空摄影的壮观场面。这一场面据认为在中国电影制作史上是空前的,也更是青年电影制片厂制片经历中迄今为止需要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对摄制的影片加强宣传,搭起观众与创作人员之间相互探讨、交流的桥梁,于1986年6月由青影厂宣传发行科创办了《青影报》、之后又编辑出版了《青影画刊》、《青影通讯》。《青影报》与《青彤通讯》广泛地发表了主要创作人员对影片摄制的创作构思、阐述、创作体会与总结以及观众对影片的评论意见,观众的诚挚的建议和意见都表现了对青影厂寄予的厚望。

  1987年初,青年厂对企业化管理的试行《方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方案》中,根据当时国家对电影事业的发展要求与影片生产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青年厂做为担负国家影片生产任务的16个电影制片厂之一,是承担国家指令性生产指标的影片生产单位,不再承担教学实习任务,教学实习任务全部转到新建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实验中心"。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原定的影片教学实习作业,均以录像片作业形式进行。对于必须用影片形式制作的教学实习作业,经教学副院长、行政副院长与青年厂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其摄制经费由学院财务部门拨付,由青年厂财务部门管理与监督使用。修订《方案》中,提出:"青年厂按目前的生产规模和经济状况,在保有流动资金200万元的情况下,自1987年度起,应将税后年利润的50%上缴学院"。此修订《方案》于1987年2月9日经学院党委会讨论通过,院长批准执行。青年厂根据需要调整了机构设置,设置了厂长办公室、艺术室及艺术顾问委员会、生产办公室、总工程师办公室、合拍办公室、电视剧部以及履行制片任务的第一、二、三制片室,加强了原有科室、车间的领导,并制订严格的成本核算制,规定了一系列的适应企业化管理的条例和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影片艺术创作的领导,先后召开了一系列的创作研讨会,座谈会,并加强了利用舆论宣传手段,促进影片的发行量,使青影厂的影片以独具的风格和思想艺术质量走向电影市场。1987年摄制的喜剧片《二子开店》的35mm发行拷贝达到194个,16mm拷贝达到914个,创下了青影厂影片发行拷贝的最高数字。

  1988年,学院在深人开展教学改革与体制改革中,青年厂又在企业化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经营体制的改革,制定了经营计划与经营目标,并由青年厂厂长李宁代表青年厂领导集体(乙方)与学院院长沈嵩生(代表甲方)签定了"经营责任制承包协议"。"协议"内容节录如下:

  一、总则(略)

  二、承包时间 承包日期自1988年1月1日起至1989年12月31止。

  三、承包内容

  1、(略)

  2、必须完成电影局下达的"每年生产2-3部故事影片"的任务。在此基础上,两年力争完成8部故事影片的摄制任务。

  3、完成产值650万元人民币,利润200万元人民币(期限按两年计)。

  4、上缴学院的费用:

  (1)正式职工的(基本)工资总额,每年约15万元人民币;

  (2)房屋、水、电、煤气费用,每年固定为20万元人民币;

  (3)偿还学院设备投资费,每年固定为20万元人民币;

  (4)经营利润,税后利润10%;

  5、承包期内必须进行的生产设备投资,两年的投资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万元。

  6、学院进行教学实习,使用的器材设备与技术人员,按双方商定的内部价格结算。

  四、学院赋予厂方的权力

  (节录)双方确认1985年初制定并经1987年初修订的《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实行企业化管理方案》应作为本协议的基础和依据,其中规定的有关责任与权力应予以肯定并应予以扩大,以利于开放搞活,扩大厂的经营自主权,便于实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

  l、生产经营权(包括影片投资决定权);

  2、机构设置权;

  3、(厂内)人员调配和干部任免权;

  4、奖惩权(给予行政处分须经学院同意);

  5、(厂的)资金和物资的使用和支配权。

  五、考核与检验(略)

  六、奖励与惩罚

  l、厂方全面完成承包指标后,学院给予厂方承包人和厂方全体职工适当奖励;

  ①全面完成指标,提取数额相当于税后利润的1.5%资金,奖励承包人,所需费用从上缴学院费用中列支;

  ②税后利润超出承包指标,提取数额相当于超额部分的3%的资金,奖励厂方承包人,所需费用从上缴学院的费用中列支;

  ③税后利润每超出承包10万元人民币,学院奖励厂内全体职工5%,所需费用由厂内利润留成中解决。

  2、厂方承包人如没有完成承包内容,学院应对厂方承包人进行惩罚:

  ①没有全面完成各项指标(期限按两年计),适当扣发承包人基本工资;

  ②利润完成不足承包指标的l/2时(期限按两年计),扣发厂方承包人两年基本工资的l/2,厂方全体承包人应予免职。

  随着青年厂的企业化管理与经营,学院影视实验中心的建立,实习处这一机构形式予以正式撤消。学生的教学实习和教师的艺术实践分别由两个部门承担,教师进行艺术实践,在被纳入青年厂的生产经营计划中时,同样也以严格的成本核算方式进行摄制,这也使得做为主要创作人员参与艺术实践的教师们,不能不增强市场经济的意识。青年厂做为校办企业,一方面解决教师的艺术实践,同时也成了为学院进行创收的基地。

  青年厂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营后,影片的摄制成本普遍有所降低,并相应地增加了合拍影片的生产以及校友返校参与摄制的影片。

  青影厂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先后摄制了《青春祭》、《湘女潇潇》、《珍珍的发屋》、《死神与少女》等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影片。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经济改革大潮的涌现,观众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电影市场形成了对"娱乐性"影片的狂热。一些摄制成本较高的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片,虽在国际电影市场屡屡得奖,但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发行拷贝越来越下降,出现了像人们所说的"墙内种花墙外香"的局面,更由于港台娱乐片、合拍片(武打片)的兴起,商业性娱乐片和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片形成激烈的竞争,电影市场出现了新的形势,艺术片的摄制受到成本回收的极大困扰。青影厂面对电影市场剧变的冲击,在影片的摄制方向上做了一些调整,摄制了《行窃大师》、《艾滋病患者》、《秘闯金三角》、《摇滚青年》等影片,这些影片虽都保住了经济效益。正象有人形象的比喻那样,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青年厂也"摘掉了博士帽,脱掉了黑纱衣,换上牛仔裤,下海了"。对此现象,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舆论不一,各有执词,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这几部影片的质量表示的不安。

  1989年2月28日至3月2日,青年电影制片召开了"电影创作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除学院各系的教师(影片的诸作者)电影理论研究室,专家、学院、厂、电影局、北影、中影公司的领导、有关报社的记者等30余人。这次研讨会,既是对青影厂创作及其走向的研讨,也是对中国电影、世界电影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特别是来宾们对青影厂初期借靠学院在电影美学的研究、人才优势、创新和探索精神创作及追求的居于中国电影"领衔地位"的高品格影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当前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青影厂卷人商业性、娱乐片摄制的思想准备不足表示了优虑。对"青影厂向何处去?"展开了热烈坦诚的探讨。会上,一种意见认为:"青影厂不该跟在人家后面拥向商业性、娱乐片市场,青影厂的经济实力和创作实力无法与国际上的娱乐片竞争,也不应只看到当前的电影市场……。电影文学系的黄式宪在发言中,论述了青影厂发展的几个阶段,锐意创新创造的独具风格的作品及其对新时期电影的影响,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推动、在中国电影中所处的地位后,面对当前的现状指出"青影厂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在商业大潮席卷下要保住青影厂这块'绿洲'和'净土'应该树立前卫意识,应在作品中进一步加强文化的品格、人文厚度,提高作品在世界影坛中的地位,……","当前电影界有些导演在为"钱"而拍影片中失去了自己"。电影理论研究室的倪震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国际电影的发展趋势,列举了在各电影节上的获奖的一批具有创新和探索意识的影片,指出:这些影片既有可看性,而哲理性及文化内涵又是很强的,票房价值也是很高的,"从香港和台湾的电影来看,就连台湾地方当局也非常清楚他们的商业性娱乐片根本进不到国际市场,在围剿他们的〈新潮电影〉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并靠他们来和大陆电影争夺国际电影节",在国际电影和港台电影的这种情况下,青影厂在中国电影文化建设当中的责任和作用,是绝对不能丢掉的,这关系到整个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我要大声疾呼:不能不保持这片"净土"。也有一些发言指出:"青年厂要正视当前的娱乐片大潮,绿洲也好,净土也好,经济是基础",如果只拍艺术片,在目前电影市场情况下,势将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不仅象《本命年》那样的探索性影片无法投入摄制,还会有个青影厂的"生存危机"问题。有的人提出:过去我们有优势,现在观众市场变了,不调整我们自己,优势就不存在了。也有人提出:"青影厂应加强影片的'类型'意识","针对当前世界电影的趋势和中国电影市场的实际,不同观众层次审美消费要求着重研究类型片《娱乐片的创作规律和特征,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发挥学院的人才优势和电影美学研究的优势,青影厂应该追求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强的小制作、高精品。认为:"商业片,娱乐片同样也可以表现学院的文化品格,关键在于要把创新和探索的意识注人到这些影片中。谢飞、郑洞天分别就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和电影观念的又一次更新,做了发言,指出:"一些雅俗共赏具有艺术魅力的高品位影片,对当前电影观众的意义并不逊色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片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编辑部杨恩璞在发言中指出:"国内电影评论界有一种论调说:探索电影、学院派电影的'艺术虚荣症'应该收一收啦,应该卸下电影哲理这个包袱等等。这一论调就是说娱乐片就是娱乐,应该把对娱乐片"强加"的教育性、思想性、哲理性等"负担"卸掉,似乎是卸掉这个"包袱",中国电影就搞上去了。如果我们真的来把"丢掉包袱--艺术虚荣症"当做主攻方向,那恐怕电影会越来越贬值,会出现"倒爷文化","倒爷电影",把娱乐片搞上去,还是要强调追求艺术上的高质量和内涵的深刻性。青影厂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不能上当,我们强调娱乐性,观赏性,但对影片的教化和审美作用绝不能放弃,教化功能还应放在娱乐功能之上,娱乐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不能让观众仅仅沉溺在银色的梦幻之中。中国电影要只讲娱乐性,那将是真正堕落的开始。

  与会的来宾、专家、学者和电影艺术家们,在各抒已见的同时都寄希望于青影厂强化创新和探索意识,创作出新作品。既要生存,更要发展,在锐意开拓中发展,重新跃居中国电影的"潮头",永葆艺术创造的活力。

  1990年,摄制完成的影片《岳临绝境》(金继武导演)达到了发行拷贝136个(35mm)。

  1989年12月与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鉴订了合作摄制故事影片《中国姑娘》的协议并决定参加摄制主创人员(由于苏联政局的变化,此协议未能实施)。这之后于1990年和1991年先后与香港的制片公司分别合作摄制了《醉鬼张三》和《狭路英豪》两部故事影片。1991年又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了《大漠恩仇》影片。

  1989年12月,青影厂举行了建厂十周年庆祝会,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电影局,在京各电影制片厂、电影家协会,台湾电影界的朋友,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代表以及学院领导、历届厂领导都出席了庆祝会,国内各电影制片厂都发来贺电。

  陈昊苏副部长在祝词中讲道:"……我丝毫不想否认青年厂有一个光荣的过去,但我也相信一点,过去的影片不论怎样出色,都只是过去的成绩,而我们的青年厂和整个电影事业乃至同整个国家一样,它的光荣在于未来。我衷心期望青年厂的同志们努力创作,不断推出新作品,同时也推出新的人才和新的经验,以便赢得属于未来的光荣……"。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对厂庆十周年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并播出了介绍青影的专题片《走进青年的心田》。1992年,郑洞天接任了青年厂厂长的职务后,为使影片生产的策划,既要保持学院摄制的影片特点、风格、思想和艺术质量结合又要适应电影市场经济,对厂的机构又进行了一次调整,以艺术室、合拍办公室、宣传发行部为主,建立了(影片生产)策划办公室。策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深入调查研究电影市场的各方面走向,筛选,策划影片摄制的题材,供厂领导定夺决策。

  1991年到1994年间,先后摄制了《战争子午线》、《中国人》、《杏花三月天》、《家丑》等影片,同时与香港银都机构联合摄制了《秋菊打官司》。

  (任 杰)

首页 | 新闻热点 | 学院概况 | 院系设置 | 管理机构 | 招生就业 | 教育教学 | 科研创作 | 讨论平台 | 电子邮件
© copyright Copyright 2009 北京电影学院 - 京ICP备050668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