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著名导演吴宇森受聘为我院客座教授，并首次来到学院讲学，在学生当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蜂拥而至的学生们将放映中心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座位的同学便在过道甚至是舞台四周席地而坐，吴宇森入场时受到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欢迎。

　　讲座开始前，由我院博导郑洞天教授宣布，聘请吴宇森导演为“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随后，吴宇森导演从院长张会军教授手中接过了客座教授的聘书。面对众多热爱他电影的学生们，吴宇森显示出谦虚的大家风范，他称自己仍是电影领域的一名学生，希望能和在座的同学们共同进步，并向大家讲述了他的电影理念，从童年经历、香港成名到好莱坞闯荡，几乎是言至细节，每问必答，言语间诚恳、谦逊。

　　一生的信念是友情

　　我一生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友情。很幸运，我今天能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够以电影会友，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当然，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家庭，很不错的儿女。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通过电影来结交的朋友。我的电影里都是以友情作为主题。我今天的成功，也是因为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一个人能够成功，尤其是在拍电影方面，一定要有很好的朋友，这个很好的朋友会帮助你创作，会帮助你的事业。我很注重人与人间的关系，那么所以我拍戏的时候，通常我会设计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镜头运动，或者是很有挑战性的技巧。让不同岗位的人发挥他们的才华，尽量去把那个镜头做好。我会尽量让他们去发挥。所以我拍戏的时候呢，最大的快乐就是我设计完一个镜头以后，我就会站在一个角落观察和我合作的这些朋友，观察他们去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还有观察他们的感情，观察他们生活，观察他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那种兴奋的表现。

　　我很喜欢电影，我拍电影就是根据我的感觉、我的感受，或者是有一些我感兴趣的人生问题，或者是某一种故事、某一种人。不管是比较写实的也好，比较是艺术性电影也好。但是我没有一种所谓使命感，没有给自己很大的包袱。平常走在路上，我很喜欢观察人的面孔，我想知道他们的感受，观察他们，让我会领悟到很多关于人生的问题。虽然我拍的动作片比较多，但是我关心的是“人”，我大部分动作片都是以人心为主。但是另一方面，拍戏的时候我不会给自己一种所谓的使命感，一定要在一部电影里表达出我对人生的某种看法。我拍了很多动作片，戏里有许多枪啊、刀啊，我是要用动作来表现一种力量，来表达一种感情。

　　我的电影之路

　　我从小就喜欢电影。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住在贫民区，曾在有一段时间就住在街上。小的时候没有机会读书， 9岁才读小学一年级，因为9岁已经太晚了，母亲就把我的年龄改小了两岁。所以有人问我的生日的时候，我都不大清楚。我父亲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不喜欢电影，他觉得电影是很虚伪的。他教我要从书本里面、从真实的生活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生意义。我母亲非常喜爱电影，她存钱带我去看电影。那时我生活的环境很恶劣，周围有很多规矩的邻居，也有毒犯，有帮会，有赌博，有娼妓，所以我的感觉就像是住在地狱里一样。还好，那个时候我已经喜欢电影，我喜欢躲在电影院里，感觉电影院就是我的天堂。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看美国的歌舞片，我觉得的歌舞片里的歌很美，衣服也很漂亮，歌舞片里可以透露出一个似乎美好的人生，给了我美的希望。后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拍的动作片受歌舞片的影响很大，我很注重一个戏的节奏感，这是从歌舞片里面启发出来的。除了歌舞片以外，那个时候我还喜欢看卡通片，西部片。

　　小的时候家里没有钱，我们的邻居很多都去做临时演员了，因为我太喜欢看电影了，11岁时我也去做临时演员。我做临时演员的第一个戏是胡金铨导演的一个战争片，演一个死的日本士兵，看到了真正的大导演胡金铨先生，从他身上我了解到做导演那种敬业精神。虽然我们只是躺在地上的，但是胡导演还是叫每个人都站好，然后过来很仔细地检查每人的服装对不对，拿枪的姿势对不对，帽子带的对不对。

　　那时侯感觉电影是很神奇的一样东西，电影好像就是我永远都会得不到的东西，我不能够亲手去摸的东西。我很喜欢拿一块玻璃，用毛笔画一些人物，比如说孙悟空、关云长，或是画一些卡通、牛仔。画了以后我就拿一个手电筒照这个玻璃，把画的影像投射在墙上，我的手不停移动这个手电筒，感觉这个投射的影像好像会动一样。这个时候我就想，希望有一天能够投身这个工作。那时候喜欢电影，但没有机会学电影。因为在香港那时候没有电影学校，家里也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到外面去读书。所以我就从几个方面去学。一是通过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另外就是到图书馆去，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念大学，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再帮助我了，那么我只有在图书馆里面看我喜欢看的书，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电影方面的书，看到一些电影理论，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再有一个方面是影评。所我学电影是从电影院、图书馆和影评中学到的。还曾经从书店偷拿过书回家看。（笑）当然我希望大家不要学这种很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太热爱电影了，我想上帝会原谅我。

　　念中学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做演员，我很喜欢演戏，想做明星。我小的时候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不爱讲话，很害羞，觉得自己去做演员和演话剧可以训练讲话的能力，训练面对群众的一种勇气。但是中学毕业以后，我觉得自己再也长不高了，还是那么矮，因为这个原因就放弃了做演员的想法。虽然我以为我是很够性格的，但这个时候很不流行性格演员，当红的小生起码要6尺高，要很英俊，而且一定要讲国语。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跟一班热爱电影的年轻朋友拍实验电影。那个时候缺少资金，我们就很辛苦多做工作存钱，吃的都尽量简单，用省下来的钱去买了胶片来拍实验电影。60年代中到60年代末的时候，我最崇拜的是欧洲的法国电影，还有意大利电影，当然后来的美国电影我也喜欢，还有日本电影，那个时候日本电影真的是拍得非常好。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好朋友把我介绍给我很崇拜的张顺导演，使我有机会去国泰公司做个场记，后来跟张顺导演做了一年半的副导演。

　　我讲这段历史是想强调，我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小的时候有好的父母，虽然我经历过像地狱一样的生活，但是起码它让我认识到生活中有地狱的那一面，也在地狱里面找到我的好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和一些电影知识分子、青年朋友一起拍实验电影，从他们那里我学了很多。一直到我有机会跟张顺导演，到以后我做了导演，一直到现在，都是父母之外的很多朋友给我很大的帮助，我的运气就是从小到大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给我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才有今天。为什么我的电影以友情作为主体，就是和我本身的经历有关。我注重友情还和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有关，我读了很多中国的古书，比如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古代的那种侠义精神，朋友之间讲那份义气、互相帮助，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电影里面大部分都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

　　《英雄本色》是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985年我拍了《英雄本色》。那个时期，香港流行的片种是喜剧，或是动作喜剧，那个时候有几个电影被称作为拳头加枕头，但是我不喜欢拍那样的电影，我想拍一种比较悲剧英雄的电影，比较写实一点的，因为我喜欢浪漫的悲剧英雄，可是在当时不允许浪漫，只可以笑。之前，我已经拍了八年的喜剧，拍了七八部喜剧，但电影公司一直不让我拍我想拍的电影，结果慢慢地我把喜剧变成悲剧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太多的愤怒。我很关心社会，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平衡、不公平的事情我就很愤怒。越穷的人越没人照顾，越有钱的人越乱搞，一些很有才华的人没有机会好好的发挥，我把对这些社会不公平的愤怒都放在喜剧里面，结果观众看我的“喜剧”的时候不晓得怎样就哭了。最后电影公司的老板哭了，因为电影不卖座。于是，我被派到台湾去做总监。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消沉，因为，我的电影越来越不受欢迎，成了票房毒药。有的朋友说我应该退休，呆在家里看录像带，这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因为虽然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戏不卖钱，但是我仍很肯定自己是一个好导演，只是我暂时不能适应这个潮流而已。

　　后来我碰到了我的好朋友徐克，我们都喜欢1960年龙刚导演拍的《英雄本色》，非常感人，那是那个时候非常好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实验性的手法，也有很多人情味，我们一直想重拍那个电影。徐克支持我，他说他当制片，由我来导演，重拍《英雄本色》。我们把故事里面的角色稍微改动了一下，本来是一个关于两兄弟的故事，我加入了一个杀手的角色，就是那个周润发那个角色。在拍戏之前，本来剧本不是我写的，拍的时候都是徐克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想故事，徐克鼓励我，希望把我真的感情、我的经验、我的感受写在这个剧本里。所以虽然是讲关于黑社会背景的故事，但是我改写的时候不把它当成一个黑社会片，拍杀手时候，我不把他当成一个杀手来拍，我注重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表现。比如《英雄本色》里有这样的对白，“我永远不会让人家用枪顶着我的头”，这是来自我从小到大受过的教育，就是做人一定要有骨气，不能向恶势力屈服，也不要那么容易承认失败。又比如周润发说的，“我失败三年就等一个机会，一有机会，我就会把我失去东西拿回来”。这就是我自己的写照，我失败三年，一有机会我就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我失去的是我的尊严。做人的尊严就是你怎么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做一个好的作品出来，这个作品受欢迎，就等于证明了我自己，就把我的尊严拿回来了。《英雄本色》确实很受欢迎，现场试片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很感动。拍的时候我跟徐克都没有想过，将来这部戏会卖多少钱，怎么样来吸引观众，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感情去拍，拍到动作场面的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构想去拍，我们想不到这个电影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不光是周润成为超级巨星，而且票房上破了纪录，后来卖到日本等等很多地方。戏里面的对白也成为了流行语，连周润发戴的那个款式的墨镜，一个礼拜在所有香港的卖墨镜的商店都卖光了。香港没有那么冷，没有人穿大衣，但突然间很多年青人都喜欢穿大衣，到处可以看到穿大衣的年轻人，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26岁就开始做导演，第一部戏是在1973年。这个时候我几乎是香港第一个年轻导演。年轻的时候自以为懂得很多，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怎样去拍一个电影，其实后来慢慢才发现自己太过年轻了，那个时候虽然自己会拍动作戏，会拍一些所谓喜剧，但是还有很多戏回头再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东西都都非常幼稚。我自以为读了一些古书，能写一些好的武侠对白。结果一念出来自己都没办法忍受。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东西要讲。但是发现自己的技巧有余，创意不足。拍《英雄本色》的时候我已经是30多岁，后来我觉得每隔10年我都有一个转变，我对人生经验的认识的慢慢比较多了，看人与人生之间的问题看得没有那么幼稚了.到那个时候我发现用真的感情来拍才是对的。

　　关于我的动作片

　　当学生问起吴宇森作为香港现代黑帮片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是否认同香港的黑帮片和传统的武侠片具有一种从精神到动作上的一系列的关系时，吴宇森回答说，可以说香港的黑帮片有两种，有一种是写实的，很强调黑社会里面的生活。一种是非写实的，像我的这种电影。非写实的这一种跟香港早期的武侠片很有关联。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拍《英雄本色》我感觉就是我在拍一个现代武侠片，里面有所谓的侠义的精神和帮会里面所谓的义气。我拍的黑帮电影从动作的设计上面，也是很受早期的武侠片影响。我个人很喜欢看武侠片，有的武侠片把中国的武术拍成像舞蹈的感觉，注意表现动作的那种美，有些很强调动作所代表的意义，这些对我都有影响。所以，可以说有些黑帮电影等于是一个武侠片的演示，因为这是非写实的。有一种所谓真实性的黑帮电影里面的生活跟武侠片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一般香港拍的黑帮电影都太注重动作，注重这个杀人的场面，所以有的时候真实的也变成不真实的了。

　　我的动作片也受到歌舞片的影响，比如说慢镜头的运用。我很喜欢用慢镜头。慢镜头对我来讲是很有魅力的。慢动作有的时候并不是用整个，有的是用当中一段，或是用当中几个，或者用当中比较长一点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在动作上用慢镜头，有的时候慢镜头也用在感情的表达上面，有的时候用慢镜头是逼不得已，比如说，在香港拍一个戏的时候，香港的演员的表演很快，我就不告诉他我要用慢镜头来拍。本来正常用20格，我有时用30格，有的时候用48格，来拍那一刹那的表情。因为我认为那个表情对剧情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希望拍的长一点。那个演员都不知道，但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一面拍戏，一面在脑子里剪辑。就是所有的镜头的运动，快慢镜头的运用，我当时在头脑中就有一个构思怎么样把它剪出来。

　　所有我拍的动作戏，90%的动作都是我自己设计的。但是我没有学过功夫，也没有开过枪，我也没有拥有过枪，我对枪的认识的知识也不深，但是我懂得感觉。年轻的进候，我很喜欢戏里面的动作，怎么打，怎么杀，怎么捆，跳上，跳下，都是我自己设计。在香港，以前拍动作戏的都很信赖武术指导，大部分导演只是拍对白戏，拍动作的时候，导演就交给武术指导拍，打的动作和打的镜头都是由武术指导来控制，所以你可以看出，一部早期的古装或动作片中有两个不同的风格，动作镜头和对白镜头完全不一样，很不协调、不统一的，原因是有两个不同的导演在拍。早期，有些制片基本是先请了武术指导之后才请导演的。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因为我觉得一部电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所以我拍动作戏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来设计动作。武术指导可以提供更好的或更新的动作方式，但是动作只是戏的一部分，我拍戏绝对不会为动作而动作。

　　好莱坞并非黄金天堂

　　去好莱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去好莱坞拍电影，好莱坞也不是我唯一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拍好电影。除了我们中国的传统之外，我受西方的影响也很深，所在我的电影在方式、技巧方面有中西合璧的那种感觉。我也没有按照一定的传统去拍戏，很多的剪辑方法，很多蒙太奇的运用和表达方式，跟传统理论都很不一样的。所以看我的电影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西方观众看我的电影也很接受，但是我在拍《英雄本色》的时期，并没有太注意我的戏在外国的评论怎么样，受不受欢迎我都不知道。1989年我拍的《喋血双雄》，那个戏在欧美很受欢迎，卖得也很好。那个戏引起很多外国的影评人和外国的制作公司的注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仅收到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电话，有20世纪福克斯公司、新线公司等等，找我去好莱坞拍片。我也收到很多从好莱坞寄来的剧本。后来我看了一些外国的评论，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喋血双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我的电影很国际性，还有就是很喜欢周润发的演出，觉得周润发跟其他演员在戏里面的表演很像西方演员。他们觉得不用懂得我们的文化，不用懂得我们的语言，光是看表情就能领会到戏里面的意义。

　　开始我没有很大的欲望去好莱坞，因为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后来我觉得在香港拍戏拍了20年了，应该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学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接受这个挑战，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电影都有它的地域性，我要证明我的拍摄方式是不是真得那么国际化。我也希望能够学更多东西，我手法用放在一个新片里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后来就和朋友一起合组一个公司到好莱坞去，去了以后我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也发现美国的确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我在美国拍戏也好，在香港拍戏也好，在澳洲拍戏也好。我都不需要跟演员讲太多的事情，我拍戏从来也不想教演员怎么演戏。每一次合作，他们好像跟我都已经认识很久了。尤其在美国拍戏的时候，他们可能看过我的戏，知道我的戏的味道，好像知道我对演员的要求，他们进来一演就很像是我想象中的。另外，我发现美国的工作人员很卖力，他们会尽量想办法按照我的要求，把镜头完成。

　　在好莱坞语言还是次要的，最主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我做成一个家庭的气氛，所有工作人员在我眼中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表哥、表姐，就是有一家人的感觉。我在美国沟通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就是我当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有的时候拍完戏我请大家吃个饭。他们做得好的时候我就表扬他们，很多美国工作人员跟我讲，他们说做了二十几年的电影工作，头一次有导演请他吃饭。我说中国人就是这样，我们很注重朋友的感觉。

　　初到好莱坞的时候，给我的剧本是一部科幻片，但是里面需要太多特技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适合拍特技片。一个人要有先见之明，要拍他所熟悉的东西。《断箭》是我拍的第一部几千万美元的大制作的戏，很赚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1997年的时候，我拿到《变脸》的剧本，觉得这个故事不错，但我要求把90%的特技取消，改成以人为主的电影，强调这个家庭的价值观。在好莱坞，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导演职位的话，你一定要很会讲话。一个导演面对公司总裁的时候，他一定要花很多心思来讲好他打算怎么样拍这个戏，他有什么新的构想，他会有怎么样的改动，总裁听了以后要看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然后才决定请不请这个导演来拍。有些人虽然不会拍好戏，但会讲好话，而我恰恰是不会讲话的一个人，后来我跟那个制片人讲，你相信我吧，我会拍一个好戏的，如果是别人早就被炒鱿鱼了。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只是到这个影片公司去跟他说，我会拍一个好戏，人家都不会理你的。但那个编剧，还有那个影片公司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很知道我的风格，我就跟那个新的编剧把剧情统统改了，都改成一个亲情、友情，还有人的善与恶的两面性斗争的这么一个题材，几乎整个戏都没用过一个特技。我们花了一个多星期，让把特拉沃尔塔和凯奇两个主要演员捆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模仿对方，模仿对方的小动作，讲话的语气。在美国，每一种电影都分类得很清楚，动作片就是动作片，动作片不会加入感情戏，而文艺片就是文艺片，文艺片也不会加入动作，文艺片的观众也不会看动作片。喜剧是喜剧，喜剧也不会加入别的元素了，看喜剧的又是另一堆观众，看动作片的不去看喜剧。西方人对香港片感兴趣，又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我们的电影里面居然可以融合不同元素在里面，有像芭蕾舞那么灿烂的动作，有很浓厚的感情成分，也有幽默的，某些成分也好像有些意义。在一个戏里面可以融合不同的元素，他们觉得很稀奇，所以他们找我，希望我把香港片的方式放在一个美国片里。结果，一个本来的科幻动作片改成了一个有很浓厚的人情味的戏。有些情节是我想出来的，人家不要我拍，可是我硬要拍，于是我自己拿钱出来拍，好几十万美金，剪出来以后大家都感觉很好。这个戏本来有不同的结尾，观众看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警察最后收养了罪犯的小儿子，把他带回家去，他老婆问他这个是谁啊，他说这是谁，大家都很开心的抱在一起。影片公司的总裁不让我拍这个结尾。他不让拍警察带着罪犯的小孩回家，他希望是一个快乐的结尾，他们认为由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美国观众是不会喜欢看到一个英雄带着一个儿子回家的。我说这不是文化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这个小孩是无辜的，当那个小孩没人照顾的时候，他有义务把他带回家，他应该把他带回家，这是个爱心的问题。这个爱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有同样的爱心。但老板坚持用不带小孩回家的结局。后来他们找一些临时的观众，让他们看了以后打分，看看那些情节受欢迎。结果60%的观众都在问，为什么警察不照顾这个小孩，为什么不带这个小孩回家，那个这个小孩应该有人照顾。那些总裁、老板啊、制片都回来跟我道歉，马上第二天叫我补拍那个镜头，让警察把那个小孩带回家。所以说美国电影有的时候忽略了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哪一个城市我们都共有的东西，人性中最共通的东西。

　　总之，我觉得去了好莱坞以后，我在拍戏的精神方面没有改变，我做人的方式也没有改变，在香港做人的方式是这样，到美国做人的方式也是这样，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但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如果要在好莱坞生存的话，你要一半是政客，一半是艺术家。好莱坞的那些大公司，整个公司好像一个大的政治机构，每一个人都在做政治斗争。香港的公司只有一个老板，一个制片，一个导演。在好莱坞公司里有主席，主席下面有创作总裁，宣传总裁，发行总裁等等，总裁下面又有好几个副总裁。拍戏的时候呢，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经常提出很多意见。在好莱坞如果你不提出意见的话，公司好像觉得你没有用。如果谁提的意见使这个戏将来不卖钱，那不管他职位多高，马上被开除，所以就形成很多政治斗争。另一个问题是，在好莱坞外行领导内行，很多所谓总裁根本不大懂电影，有些是从律师，经纪人变成了整个公司的行政主任或者是主席。所以，通常我在现场有新的灵感的话，如果要做的改动不影响先前的计划，制作人可以说让你改，但是如果因为改动而增加这个拍摄的费用的话，就一定要跟他们斗争，这种斗争很花精神，有时，在拍戏以前你已经去掉了三分之一的精力去应付那些政治游戏，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制片作为拍档帮你顶住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就很痛苦。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到一些美国片，为什么那段戏不够完整。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影响造成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在骂那些片子怎么不好。我很同情，很理解。

　　（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