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22日，我院文学系校友、著名导演贾樟柯携带他的最新影片《世界》来我院进行了放映交流活动。在张会军院长主持下，贾樟柯在《世界》放映后就有关影片创作问题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以下是交流现场实录节选。

　　直到今天我都不后悔

　　张会军：先请贾樟柯介绍一下他这个片子从编剧到导演完成的相关情况。

　　贾樟柯：这个片子我是很早就想拍了，但是一开始想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是想拍那种从外地到北京生活的年轻人的故事，因为我自己也是93年到电影学院读书时才离开山西的老家。从93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跟这个城市越来越有感情，也同样是越来越多的像我这样的人从外地来到北京，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群在社会中是非常清晰的。

　　另外一方面，也是差不多2001年或2002年以后我忽然觉得北京的这个气氛突然就改变了，而且我觉得整个城市开始加速度发展，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到了我拍北京的时候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生活真是觉得特别晕，觉得白天跟晚上分不开，然后时间也压缩得特别紧，另外信息量特别大，周围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人、很多面孔在来往，每天认识很多新人，整个生活变得旋转起来。然后自己觉得不仅是我，而且是周围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想拍成故事，但是一直没有下手，直到“非典”的时候才开始坐下来写这个剧本，这个剧本里很大的空间是这个世界公园。我93年来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国庆节的时候来看我，我们一家也没有去什么地方，我父母以前也来过北京，天坛、故宫呀什么都去过，那个时候世界公园刚开张不久我就陪他们去了世界公园，那个公园里边都是虚拟的这种景象，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你不需要付票，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走过来，所以我对此就有种很荒谬但同时又觉得特别忧伤的一种感觉。

　　另外，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跟演员赵涛在一起聊天，她说她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工作过一年。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深圳工作过，她就说她中专时同班的同学——大概有30个人全部都分配到了世界之窗，在深圳世界之窗五洲艺术团里面跳舞。白天她们的生活因为不断的演出而非常紧张非常充实，但是到夜晚的时候又非常孤独，整个那个空间也特别魔幻，人和人之间会发生很多事情。她跟我一讲这个，我觉得我一下好像找到了一个角度来写，所以在“非典”期间大概写了下来，写完之后差不多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在釜山电影节差不多弄了5天的时间，由大家来最后敲定，接下来就是送审。

　　在送审上我觉得好象稀里糊涂的很顺利就完成了。以前说我们几个一起做事，然后大家推动这件事情，但是到《世界》之后就发现其实背后有股力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这股力量里面有很多同行的帮助，有学校的帮助，老师的帮助，同时也有整个中国电影需要开放，需要放松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的《世界》是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完成了。基本上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张会军：有同学问贾樟柯导演，刚刚你们几个都谈到原来有很多片子没在大屏幕创作，没有跟观众交流，而这是唯一一次，用你们的话说是带着几十万拍片子挺累，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对过去的那个体制的经验，直到今天我不后悔，因为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确是想很诚实的把自己把对生活的感受拍出来，可能这样的创作在审查的期间并不是特别顺利，特别是在——比如说在拍《小武》的那个时候，对于审查的经验完全没有，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今年还在学校读书，马上面临着毕业的问题，然后突然等到一笔钱，说20万你去拍吧，整个过程就是稀里糊涂根本不知道外面还存在着一个审查，还有更多的规矩。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那个片子是特别自然的内心感情的一种表达和流露，所以今天到《世界》的时候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很多人说我改变了，很适应这个体制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个体制的改变，是它变得能够去接受一些像《世界》这样的电影来公演。

　　变化中的中国是我电影里边的主题。从《站台》所描绘的那个79年到90年这10年的变化，到《小武》》描写90年代初期中国人就是基层人们观念的变化，一直到《任逍遥》一直在描写变化中的中国，那么我觉得到《世界》的时候第一次非常正面的去面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其实不管是中国经济加速度发展也好，还是说精神的变化也好，说到底是现代化的问题。对于现代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发起过非常多的现代化的运动，但是每一次最后都伤害到非常多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在地上更加放得开，更加直接的去寻找一种挑战的主题去面对。

　　我不幻想我的电影能大卖

　　张会军：刚才你提到说你自己拿资金投入这部片子，那现在这部片子的投入支出情况怎么样？

　　贾樟柯：从国内的回收来说，我们电视版权和第一期版权销售额很好，但是这个收入是完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拿回去的，因为当时签约就是这样。我们影院到现在的收入是250万票房，就是我们影院的票房并不怎么好，这是国内的情况，但是做到了一个基本的成本收回，包括我在内，就是投进去的40万能够收回来，没有挣到钱，但也没有亏本。

　　但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威尼斯电影节快结束的时候跟美国的一家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他们负责北美地区的发行，这样我们收到了100多万美元，所以北美的这个版权收益已经赢利。现在片子正在欧洲各地上演，一般按经验来讲，如果北美能够收益100多万美元的话，整个欧洲的收益——所有的国家加起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收入还是非常满意的，特别是在威尼斯，因为我们的首映是在威尼斯嘛。差不多我们在一星期内让他把钱全汇了过来，所以票房回收还是很快的，就是说挣到了钱。

　　张会军：你对国内的票房是什么看法？

　　贾樟柯：啊，是特别悲观，因为我有时坐在车里向外看的时候就不由得想，看到街上走的人那么累那么匆忙就特别没劲，你看到的那个人他看《世界》了吗？他还赶着抢着坐公共汽车，说不定那个人一夜没睡，赶着回家睡觉呢。真的，真的我觉得我走在街上看那些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我觉得电影真是一个特别奢侈的事情。有谁有时间，有那份心情去看一个讲这么一些人、一些事的这么困难的一个影片，所以我自己觉得，做事情直到今天，直到现在，作为电影人我想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最悲观的，我没有幻想，我不幻想我的电影能大卖，然后能怎么样，我就是想收不了钱，所以我反而用心去做，做到一个收成什么的。当然我的同事他们也是特别失望，他们也有过希望，他们觉得哎哟这个DVD可能最起码有80万张100万张，这些人要都来看，那还得了，那还不1000万的票房。那我觉得，我的态度是他们的一个对比，像他们那样想象落空了，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太乐观同时也不悲观，当然我们已经努力去做了。

　　张会军：那么你刚才说到在威尼斯大概是100万，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片子实际应该是赢利的。

　　贾樟柯：对，我觉得我是少数的赢利的中国导演，可是这一点大家好像看不到。

　　张会军：既然《世界》在国外的票房相当好，但是面对于国内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你今后的创作，还是说我干脆就不想，反正我拍完了我就有工资。

　　贾樟柯：我觉得从创作上来讲当然不会影响，但是在操作上我觉得会影响到我，因为我会觉得我将多一些发行的经验吧。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没有经验，我们整个过程的计划预算里面其实没有预留宣传和推广的费用，因为北京市场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没有留这部分钱，这部分钱我们全部扔到电影制作里面，现在我觉得应该从预算部分多留一些专款给后面做宣传工作。另外我们的实际的感受——比如说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宣传班子来做宣传工作，但我们主要就是在全国性的媒体做，因为在北京生活久了吧你会有一种幻觉，觉得北京可以影响全国，比如说新浪为《世界》做了一个同步报道网站，它看起来当然是全国性的影响，但它真的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大众吗，经过我们的计算觉得这是应该怀疑的。所以我们的宣传有一个误区，一直在做全国媒体的宣传，包括中央电视台，包括《北京青年报》，或者说《南方都市报》，以为这是个全国性的影响很大的报纸，但当我们真的去了成都，成都演员跟我说你们没有做宣传，我说怎么可能，你没有看新浪吗，你没有看《南方都市报》吗？他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只看《成都商报》。

　　这就是一种经验，就是说下次再做，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地方，除了大城市，还要包括所有的中小城市都要协调好。

　　以上是从一个小事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真的去跑那个圈你就真的不知道那儿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影片的放映阵地的宣传这个事，我们做的投入很小，因为觉得观众既然来看电影，肯定是看了报纸，或者网络，或者说知道贾樟柯这个人，听说过这个电影才来看的。但是我从深圳的一个影院具体观察发现，很多人进影院都是盲目的，大部分人都是盲目地手拉着手进来，没一个从影目下经过，然后问售票员，小姐今天哪个电影比较好看？然后售票员说《梦里的归来》他就看《梦里的归来》，如果售票员说你去看《世界》，那好我就去看《世界》。所以这个阵地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好在我们算是一个特别年青的团队，我们敢干。创作上还是要坚持自己迈向的方向，但是在操作上我觉得应该吃一堑长一智，慢慢的来积累经验的。因为我们是从《小武》开始做到现在的，工作目的非常清楚，创作的时候应该完全的融入进去，完全让自己从心里觉得可以拍，拍完之后，你应该完全把它当成一个产品来推广，不要羞羞答答的，就是个产品把它推广出去。

　　现在我们所有的电影都是回收成本了的。其中《小武》是我们电影里面回报率最高的一部影片，回报率最强的是我们的那个香港投资人，拍《小武》之前，他就在他家办公，然后《小武》拍完不到一年，他就在铜锣湾租了一个大办公室，回报率还是挺强的。我们大家都是学电影的，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经验要告诉大家，就是工作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眼界放在国内的一个小标准里面，我觉得应该放开眼界，既然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整个电影行业就应该放在世界的背景里头。

　　所以我觉得电影学院应该培养同学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不要关起门来玩，而应该打开门，你不要认为只有你的同班同学才是你的同行，真的，其实远在德国的赫尔措格、文德斯那老一代是你同事，最新的可能刘伽茵也是你同事，金基德是你同事。我觉得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吧。

　　关心边缘人群

　　其实就是关心中国的现实本身

　　张会军：从你的片子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你对边缘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对这点你是怎么想的？

　　贾樟柯：我觉得所谓的边缘和边缘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至于什么是边缘什么不是边缘，比如说工人，我经常爱举工人的例子，以前我们老家最吃香的就是在县里拖拉机厂当工人。那时工人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中心，他有他的尊严，他有他的收入，他在县里人的结构里是个中心的位置，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整个计划经济改掉以后，工人就陷入了困境，他们失去工作，生活变得很困难，我觉得整个他们就变得边缘化。整个社会就处在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里边。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新的阶层的形成，比如一个人来北京，就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他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到北京，从首都机场下车有人接，然后一路开过来，然后一起到王府饭店，我觉得这个人看到的是一个现实，而另一个人可能从邯郸坐着双层班车，然后昏睡一个夜晚，开到西直门下来后看到的是又一个北京，再可能一个人搭那个大卡车，拉煤的车，从大同夜里一路跑到北京，5点的时候他必须进市里头，他看到的又是一个北京。

　　我觉得仅仅就是不同的交通工具已经把现实给分割开了，在《世界》这个电影里边我也是想讲这么一个感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群交汇在这个银幕上，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由各种新结构和新阶层组成的一个时代，可怕的并不是形成新的阶层，而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缺乏一种沟通，一种关爱。我认为电影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它好像是焊接点一样，可以弥合人们的陌生，弥合人们之间的冷漠。就好像二姑娘跟小桃在工地上看到那个飞机飞过一样，我觉得真的处在不同的阶层里面，生活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关心边缘人群其实就是关心中国的现实本身，关心现实里面那些比较焦灼的人。因为我觉得，生活里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现实，也有特别多快乐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拍电影的时候，我更愿意用珍贵的拍电影的机会把生活里边的快乐之外的成分拍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时代让我拍这样一个边缘的东西。

　　很苦恼下部片子要用周杰伦

　　张会军：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非专业演员，也有很多是专业演员，你作为导演，如何让他们在规定的情境下，或规定的事件和基调下能够比较协调或者处理的比较好？

　　贾樟柯：这个电影的演员是比较假，就是主要演员成泰燊也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也是93级，他的那个班是表导混合的，而他是偏表演这边的，也算是个专业的演员吧。我是看到他演的《海天之后》觉得他演的非常好，我们俩又是老乡，我们老想合作，这样我写到保安的时候我就想他的外在气质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那演赵小桃的赵涛是太原师范大学的舞蹈老师，我们的合作是从《站台》开始的，她是属于非专业演员，她从来没有学过影视表演，但是她比较特殊的就是，她这次和我是第三次合作，她是在片厂里面自己慢慢的找到表演的方法的这样一个演员。有的演员是咱们表演学院刚毕业的学生，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表演经验；另外还有大量的非职业演员，像老宋和他周边的一些人；还有那个安娜，我在深圳去看景的时候她正好在那儿演奏，她弹那种俄罗斯的琵琶让我特别感动，她的形体跟着那个音乐晃动，我马上就说她可以演。

　　如果说在艺术上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是采用了我们原来的方法。我们原来拍《小武》的时候，我们的演员差不多一个月要聚集一次，一起打牌，聊天，然后他们互相默契融合，这样的话在拍摄的时候从人的气息上他们已经不陌生而是一种熟悉了；我们摄制组的工作人员的熟悉关系也是这样的。同时我们还会抽那么一两场戏进行排练，让演员在排练的过程里明白导演想要什么，比如说像《小武》的时候就专门排练小武和妹妹坐在床上，小武拿打火机给他听那场，做了一个小小的排练。当然这对我来说是比较旧的一种工作方法，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拍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确切说我从拍《任逍遥》的时候，就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我不多的排练，熟悉之后大家开始排这个戏，但是我会在现场大家情绪调度后马上开机拍，那么差不多演员在这边排练，我的摄影机已经在那边开拍，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演员最初的那个最激动的部分拍下来。因为我们以前觉得，我们考虑片比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调度都要天衣无缝，演员的节奏等所有东西好了我们才拍，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演员到了可以开机的时候可能原始的激情已经没有了。现在用数码做我不考虑片底，我从排练就开拍，我知道我在排练，但是我依然在拍摄，所以这个电影有很多场戏都是排练的第一条，比如说小桃跟安娜在洗手间又相遇了的那场，我们大概调度好，就说你们很久没有相见，然后再相遇发现彼此都很陌生的地方，也猜出对方在干什么，然后就一遍，你想啊他们俩一见就来电了。安娜和赵涛我们是一直把他们隔离开的，一直不让他们很相处，所以他们之间不太熟，包括在拍那场戏之前他们大概有一个星期没见面，结果在现场相见的时候，两个人手拉手的时候两个人的眼泪同时出来了，特别是安娜，她手不停在抖，拍完那场我一看回放就说我们没必要再拍了，已经很好了。虽然节奏上有问题，包括安娜一进去她马上说台词，这个节奏是有问题，但是她最珍贵的东西你后面拍不到，那个肌肉的抖动，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可信的东西。虽然我们后来再拍了一条作为保险，第二条很完整，结束很好，但是就少了第一条那个最原始的魅力。所以说有时候数码这个东西，虽然我们一直在谈它很便宜，可以跟对象很亲近等等很多这样表面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对表演的影响是非常大，我觉得在数码摄影面前的表演观念很快就会改变。

　　包括我们拍《任逍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用DV拍，我觉得是那个演员在导我的戏。因为我让他从楼下穿过人群一直跑到楼上，在实景拍摄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演员他说的话，他本身被碰了一下，碰了一下之后他要不要跟那个人说对不起，或者说他理都不理就走掉了，这都是表演。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直在跟着他拍，所以我觉得从《世界》之后，我一直在想表演的问题，我觉得电影的方法一直在改变。

　　张会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影片当中你几乎没有用我们的一线演员，你对这方面有什么考虑，是投资方对这有什么要求，还是说你在拍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想这些东西？

　　贾樟柯：诚实的告诉大家，一开始拍《小武》的时候没有想过，因为《小武》的时候必须用王宏伟来演，因为我写的时候就想到他了，必须由他来演，然后由他来接触所有的人，所以是一定是这样的事。那么到了《站台》的时候我想找个一线的演员来演，但是没有，我的制片跟我说，这没有用，外国人都不认识，没用。真的，因为对我来说市场主要是欧美呀，还有东欧和亚洲一些其他的国家，那个时候真的没用。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多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一个演员是特别有国际市场的，比如说像今天的章子怡，她真的很了不起，我很佩服她，第一，她能够带来的国际性的声誉，其次，她真的有票房，今天不管在哪儿拍即使在内地也好都能够特卖。今天我们不是要所谓的产业化吗，我觉得产业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明星制。有市场能力的演员，韩国就有很多，香港演员也有，在建立这个产业化的过程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的有影响的演员的话，就干不成事儿。而且我最后从创作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每一年啊，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出众的导演太多了，就是说拍电影的导演很多，但是真的有能力的演员不多，所以我昨天还在跟同事聊天说我觉得其实不仅是产业的问题，包括比如说新浪潮，我觉得它作为一个美学的浪潮，不单是一个玩，他们是演员、影像、导演合而为一凝聚成一种新的青年文化，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把电影推动一个新的局面去。

　　那今天我就觉得演员这一块真的是挺担忧的，我下面要拍一个《新时代》，我的日本老板要我找周杰伦，我已经苦恼了很久了，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市场能力，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样一个台湾小孩儿演一个75年的苏州流氓，连我都不相信，那为什么没有这个年纪的、二十来岁这个年纪的我们自己的一线明星呢，我真的找不着。大伙说我可以用原来的，或者找新人，这个没问题，我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但日方要求我找一个已经有市场影响力的，我想除了找周杰伦，你说我还能找谁？张震已经年纪大了一点了，再小一点的也没有，就是挺苦恼的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大问题。

　　（党委宣传部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