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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珍贵电影史料 传承优秀史学传统 ——《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出版新闻发布暨中国电影史学座谈会综述
 党委书记籍之伟、院长张会军在发言
《中国电影年鉴(1934)》作为1980年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本官修的电影年鉴,因其内容广泛、详实,及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备受中国电影史学专家和研究者们的重视。但由于年代较久,馆藏有限,鲜为学者们看到。《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的出版,这一局面将得到根本性改变。4月21日上午,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党委书记籍之伟、副院长贺岩、王鸿海等学院领导和在京著名电影史学及理论家李少白、郦苏元、黄会林、章柏青、彭吉象、王一川、贾磊磊、丁亚平、周星、李道新,以及陈山、钟大丰、王志敏、杨远婴、王海洲、陈晓云等共聚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我国著名电影教育家孙明经之子孙建三先生,参加了该书的新闻发布并就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举行了座谈。
发布会由张会军教授主持,张会军教授指出,《中国电影年鉴(1934)》页数达到一千多页,在体例和构架上,正式确立了电影史论、创作理论、电影管理和电影教育的四个学术研究构架,奠定了中国现代电影研究的学科分类和方向分类,使得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上基本成型和梳理清晰;在内容上,它编入了关于我国及各国电影的历史、理论、电影教育的历史以及运用电影实施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的实录,还有当时全国所有制片公司、各大影院、电影从业人员的名录,及1932年至1933年国产片和进口影片的详尽片目与分类记载;在类别上,它从电影史论、电影政策、电影机构、电影教育等共十个板块对电影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论述。这本官修的电影年鉴在内容上并不局限于1934年这一年中对于中国电影史实的记载,实际上是当时的一部关于电影的百科辞典。从史学角度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量科研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和影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活动中还要继续向前推进。通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电影学院影印出版这本年鉴的目的就是在目前国内很少见到这本书的情况下扩大其学术传播范围,让更多学者了解那个特定时段我们中国电影(包括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状态。通过整理和挖掘,出版珍贵史料,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当时的电影年鉴的体例、风格和切入视点。为了出版这本书,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学院的教学发挥良好作用,也为科研作出榜样。他对与会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希望专家们就此书影印及电影史学研究提出宝贵建议。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教授在致词中特别感谢了专家们冒雨来参加会议。他指出,北京电影学院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电影学院的目标。2004年以来北京市属市管的高校开展“人才强校计划”,批准了学院三个创新团队,现在这本《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就是“电影学创新研究团队”的一个项目。这个团队的总目标是以电影学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电影学学科的内涵,深化电影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创电影文化产业研究以及电影教育的新局面,为把北京电影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电影学院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通过努力,以创新成果带动创新人才的成长,提升北京市的国际学术地位,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适应,为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增强软实力做出贡献。这个项目是学院在电影史研究方面的一项努力,把珍贵的史料影印出版,其中凝结了师生们的辛勤和汗水。电影学理论创新要以史为鉴,学院非常重视史料的整理和保存。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特别提到我国的传统文化,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还指出“要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今后北京电影学院将继续在艺术教育、创作、产业等方面进行有紧迫性和基础学术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特别要对与首都影视艺术和文化发展紧密结合的问题进行研究。利用学院和北京市的独特优势与雄厚资源,立足全国,放眼世界,创造高水平的成果。并希望大家就这本书涉及的电影史学研究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会议现场
中国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电影年鉴1934年》(影印版)的出版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做学问首先要有史料,否则无从谈起,理念上都知道史料不可缺少,但是落实到措施上还有不足。这本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其中涵盖的方面很多,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它的价值到今天乃至以后都不会减弱。过去写电影史,无论60年代还是80年代,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中国现代史主要就是关于国共两党既斗争又联合的复杂关系的历史,写电影史也不可能绕开这样一个焦点。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郦苏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黄会林教授、王一川教授、周星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彭吉象教授均表示,电影史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而很多资料在动乱中已经流失或销毁了,国家仅有的资料也有相当部分掌握在个人手中,难得一见。这本书的影印出版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是巨大的贡献。也体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者们的研究心胸,史料的占有对于史学家很重要,但是也往往成为个人居功自傲的资本。把这样珍贵的史料拿出来供大家共享,体现了电影学院的气度,史料研究不能局仅限于个人收藏及研究。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研究才能够体现史料的价值。
李道新教授在随后的发言中指出,大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眼光向内,除了服务社会之外,还要通过对真理的追寻和对知识原创性的开发,来形成一种学问实体。从这个角度看,电影学院领导的决策符合大学的精神,这本年鉴的出版可以帮助电影学院形成一种向内的力量,一种向心力。当前中国电影史乃至现代文学的研究,都在呼吁对这种政党叙述的发掘,这本年鉴的出版对学术界发掘民国时期政党叙述有很大意义,使得电影学研究进入到当下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之中,功不可没。
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远婴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这本年鉴的出版更像一次“行为艺术”,行为艺术的意义在于象征性:它首先表达了研究界试图走出史料陈旧困局的意愿。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前后,电影界出版了一批史学著作,但毁誉参半,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书不出新史料,只是用新观点来组织旧资料。事实上,这个现象是目前中国电影史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出版这样一本老的年鉴,其价值就在于挖掘资料,推举历史。其次,将日渐稀少的旧史料以图书形式重新出版,其意义也在于打破资料垄断的陋习,让研究者共享历史资源,使更多的电影人以更便利的方式使用自己需要的学术材料。李少白老师作为经典《中国电影史》的撰写人提出改变左翼电影的单一叙述,重新梳理电影历史,把中国电影史的完整面貌呈现出来,此言意味格外深长。从重写电影史的角度来看,这本年鉴的出版就在为新的写作创造着条件和可能。当然,这次的“行为艺术”仅仅是一个开始,沿着这个路径,今后应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来让大家分享。陈山教授、钟大丰教授也表示,该项目的启动是一个开端。这本书的出版给他们提出了新要求,在挖掘史料的同时,要努力让更多人看到,电影学院愿意与其他学者分享资源,也希望与各个高校合作,以推进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章柏青教授指出,这本书的影印出版说明北京电影学院作为国内最高电影学府对电影史料的重视程度,向整个中国电影的史学界发出一种声音。现在的电影史史料收集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少资料,许多观点无法论证清楚。这种现象引起了电影史学研究者们的思考,呼吁电影界注重史料收集的问题。贾磊磊教授说,对理论的研究也应当以历史为依据,我国目前的电影学教育从体系来讲分为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批评三部分,这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不能想象一个不懂电影史的人能够真正做好理论,而一个不懂理论的人也很难真正做好批评。这三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电影史研究是建构电影学这座知识大厦的根基。该书的影印出版给我们一个启示,对历史的研究要回到历史本身,对历史本身的追溯是最重要的方向,这些年当中,重写电影史,从新的角度观照历史,但最重要的,历史研究是不断回到过去。研究我们中国电影史,一定要从史料开始,需要不断发掘新史料。本书的另一个启示,是促使人们思考:能够为中国当代的电影史做什么?拿着这本书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电影界的状态,那么我们当代的电影史工作能够为后人留下什么?丁亚平教授还指出,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电影情况和发展的第一份调查报告。(文/朱玉卿 陆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