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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大讨论】① | 黄丹:艺术教育的一种方式

2020-05-14 09:58:32

    编者按:

  北京电影学院教育思想大讨论正在深入开展,学校宣传部推出【教育思想大讨论】专栏,陆续刊发围绕艺术观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三全育人、师德师风建设等不同角度的观点、做法和真知灼见,以期营造更加热烈的讨论氛围,更加全面深刻地剖析问题,更大范围地凝聚共识,为学校新时代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

    黄丹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电影导演

    国家一级编剧

    现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

    艺术教育的一种方式

    黄丹

  在教育领域内,尤其是作为我所身处的教师一方,往往在不经意间容易滋生一种想当然的心态,认为“教学”无外乎“我教你(指学生)学”,其中渗透的并非一种教学相长的平等对应关系,而是主位在“我”即教师这一边,由教师占据权威一方、发出指令、全程监控,而学生则降格为教师号令的执行者或一套固定程序的被套用对象,殊不知这样的底层认知在教学关系的原点处便已扼杀了教育本该具有的潜能及活力,进而被扑灭的更是学生所承载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这是为师者的不智与不义。

  社会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后喻时代’,指的是知识的传递不再局限于由长辈传递给晚辈,晚辈也在同时向长辈传递知识和技能。幸运而同时也“不幸”的是,我们现今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换言之:这是一个后生晚辈比前辈可能掌握更多创造资料的时代。幸运在于后辈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拥有更多的选择、机遇及发展空间,“不幸”则在于相较于前辈对后辈耳提面命的“前喻时代”,众人所惯性认知的师生关系亟待重构,甚或在我等的不知觉间,常规教学场景及模式的崩解正在发生。我在院校从教30年,从最初一名生涩的年轻教师也逐渐成为了累积了些年资的中年教师,除却经历的岁月及经验之外,在我整个教学经历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并非轻微的焦虑,甚至可以说这种焦虑几乎完全形塑了我的教学理念、构成了我的教学方法论,它可以被归拢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句——“我究竟应当教给学生什么?”

  究竟应当教给学生什么,是教材里知识吗?我想即便是最怠于思考的教师也明白自己的工作远不止于在课本与学生大脑之间做搬运;是我在教学以外从事真实创作的经验吗,但又如何能够保证我的心得体验能够适用于每一个禀赋背景各异的年轻学子?若将之强加于他们,未尝不是一种傲慢及迂腐。我记得曾在清华大学田径场的场边看到过一行标语:“教育不是灌满水桶,而是点燃火苗。”诚哉斯言,那个曾令我焦虑的问句或许从思想源头上便谬以千里,重要的不在于“教给”学生,如果仅将学生视作待填满的货框,一则任何教师有限的学识经验都难以源源不断地为学生们“装填”进无限的新知,再则每种智识绝不可能完美适配每颗大脑,“货不对版”是极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黄丹老师坚持有温度的教学,做学生电影创作和光影之梦的引路人

  所以,一个兼有自我期许及自知之明的从教者,不会妄图“灌输”,而是会像罗丹在起手雕刻石料之前,先沉静入定、端详思忖,理解面前对象的质地属性后,并非雕琢,而是唤醒质料自身所蕴涵的、被遮蔽、被盖抑的光华,助益其成就更佳的自我,我想这才是启发式教育相较于寻常的填塞式教导,在思维路径上的根本差别,也是我在解决了前文所述的自我叩问后一直在践行的从教思路。

  然而在论及启发式教育的个人经验之前,须将时针前拨,稍稍提及我自身被启发的经历——正如我们常说“一个男人若对男性自身都不够理解,更遑论理解女人”,一个有志于启发学生的教师,必是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有过被启迪、被点燃的无数瞬间,才会感激、珍视并期望在教学中延续它。篇幅所限,我就仅以多年前创作《定军山》时的经历为例,来简述我从“启发式创作”到“启发式教学”的延展轨迹。我在1998年前后创作《定军山》剧本时,其实在电影史学界一直存在一个讨论,即真实的《定军山》这部所谓的中国最早电影到底存在与否,还曾有学者著述过专文考证,认为该片是一个误传,根本不存在。时至今日,不只是没有胶片保存,任何直接参与创作者也都没有留下第一手资料,致使后人几乎无从实证这部电影存在过。因此,在进入创作的最初三个月后,我们就陷入了困顿和停滞,完全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每天都只是茫然地注视着面前浩繁的资料却无从着力。突然有一天——现在回忆起来是一个颇有些电影感的时刻,我立于放满相关资料的桌案前,由身后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将我的身形轮廓投射覆盖在有关于《定军山》的资料海洋之上,就在那一瞬间,至少在主观意识里,原本这个让我自觉相隔千里的题材被一道阳光聚拢到了一起,这不正是令我陷入困局的原因吗?我仅仅将《定军山》当作一个冷眼观瞧的概念、一个历史的陈迹,它自然也就拒我于千里,为何不从题材本身中跳脱出来,以“我”为原点、和它建立起某种坐标;其后顺承着这一有些含混模糊却也令我莫名激动的洞察,进一步延展思路,既然《定军山》这部影片作为一个核心的“点”缺少支撑,那能不能绕过这个点,重点放到围绕这个点前后的各条线,尤其是电影这个外来事物传入中国后与风俗人事的碰撞,这显然是比历史考据更具有戏剧性且更有深挖价值的视角。

  就这样,故事大纲出来后,得到了郑洞天老师的充分肯定,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还有一个合作者,我们两个都是杭州人,但这个故事写的是老北京。剧本完成后,阅读过的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写老北京写得还挺像的。虽然是南方人,说话也是南方口音,但因为在北京生活这些年,我能欣赏这种韵味,能体会老北京说话的感觉、语言的节奏。这种感受力,其实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实际创作之间搭建起了一个桥梁,建立起某种关联,把个人体悟用语言符号进行“如其显现般”的描述,变成纸上的文字,通过文字描述呈现了出来,充盈而富有韵味。找准了这种感觉后,创作从一开始的不顺,到后面一气呵成。

    

    电影《西洋镜》海报

    该片剧本《定军山》获1998年度台湾优良剧本奖,电影2000年度获长春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2000年度华表奖优秀编剧、最佳合拍片奖,金鸡奖最佳合拍片,等

  由这次创作也给了我一个启发:除了自己的常住地,其实创作任何地域题材,你都属于“外乡人”,重要的不是身居其间的时间长短,而是找寻到自己和这个地域、这个题材的独特对话关系,毕竟地域、题材等等与创作者个人的关联其实是非常具体甚至私人化的,绝非大而化之。找到这种关系也就找到了创作的着力点。有时候回过头来看自己曾经写过的剧本,还是觉得《定军山》是最令自己满意的一个作品,哪怕到今天回头看这个本子,也不觉得过时。我想这跟自己受到启发那个刹那被激发起的感受是直接相关的。

  类似这样的例证在我的创作经历中不胜枚举,而当回归院校、将自己的身份转换为一名讲授创作的老师时,我始终自认为不是那种依凭着艰深的理论体系及严密的知识层级作为教学核心的从教者,当我面对学生时所讲解、分享、传递的无非是自己在创作中被启发的一个个瞬间,并依据不同学生的差异化特质及在具体创作议题中的切身虑惑和痛点,不断和他们一道渐次推导开掘、探究出他们的每一次发问背后那些细若游丝、混沌难名的因由。当面临任何一位学生的问询时,我从未有过那种即时抛还出笃定确切答案的利索感,创作于我而言实在是个浩瀚驳杂的议题,故而对它的任何简单直接的回应、我在潜意识中始终会抱有一丝怀疑。乃至到了教学中,我针对学生的发问,往往回馈以更多的问题,既是对学生的反问,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发问,不断追问自己有否领会了学生的真实表达意图、是否被自己的固见惯知遮蔽视角、是否可能会被自己相较于学生在创作上的老练而将对方的尝试努力作矮化……

    黄丹致力于为电影编剧教育搭建创投平台,孵化培养更多的职业编剧,与世界接轨,与产业接轨,更好地推动中国迈向电影强国,中国电影教育争创世界一流 

  这一系列的发问实则是我与学生共同开启的一趟朝向未知领域的探索开掘,我们都不知道终点在何处,都需要反复试炼、研判甚至失败,然而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创意、思路和惊喜却是任何“公版”教学方案难以比拟的,这于学生是一次不断反躬深挖、拓展心量和智识的实兵演练,于我则是锤炼及验视个人观念及认知的良机,可以说每一次的答疑讲授,我在力图启发学生的同时,自己也是被点燃、被激发的对象。我常用父亲教孩子骑自行车来譬喻对学生的创作指导。有如任何一个父亲悉心教授孩子骑自行车的要诀,在亲身扶握、稳住车身、生怕车上的孩子偏移摔下的同时,为的却是孩子能迅速掌握个中均衡诀窍,尽早脱离父亲的护航、独立前行。

  在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中,学生不仅仅是接受者。他们既像一面反射镜,通过学生在创作习练中的关注与创念,所映射与观照出的实则是教师的智识轮廓;学生也像一块带有各自棱角的透镜,由教师传输的智慧光芒经由汇聚、折射和发散,可以衍生出绚丽纷呈的图景。教师可以借由学生的实践成果修正省思自己的教学方式,更能看到自己的传授与学生的创造融合之后的无限可能,而这又进而能够触发新的教学思路和灵感,这对于从教者而言实则是一笔意外且巨大的财富。

  日常教学中的例证不胜枚举,我以指导毕业联合作业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毕业联合作业是北京电影学院教学体系优秀传统中的关键一环,是学院实践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学院的专业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视行业本身的职业属性倡导的即是“差异化合作”,每一部作品、以及由此所搭建起的团队内部,人员构成都是参差而多样的,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创作目标“和而不同”、群策群力,所以合作不是宗旨、而是贯穿创作生产全程的底层逻辑——这也是我多年来在教学中持续的传导给所有学生的认知。

    黄丹教授担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电影家协会理事等重要电影学术团体与机关机构的相关职务。曾获北京市“十佳电影工作者”称号、“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北京市属高校名师”称号,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市“百人工程”,2011年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至今

  对于尚在院校中的学生们而言,越早让他们在学习实践中接受、适应团队协作的氛围与工作方式,对于日后无障碍地融入实际创作其实是更有裨益的。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联合作业这一教学实践项目的创立初衷,也正在于此。每一届毕业联合作业都由符合条件的本科及硕士学生提交创作提案,经过由各院系教师所组成的评选组委会的严格考察遴选,所通过的选题自组班底、由各专业较为优秀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创作团队,在指导教师的全程督导下、以标准的创作生产流程拍摄制作完成。参与其中各环节创作的学生在经过三至四年的学习之后,最终以作品的形式从不同层面上汇报学习成果、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和生活的感受。我是从2013年开始参与毕业联合作业的指导,回首不无感叹,时间真如白驹过隙,不知觉间指导毕业联合作业的创作至今竟已第7个年头,这七年间,从王曦曦的《家.人》开始、直到眼下正在指导的学生新作,颇感欣喜地看着学生们的作品取得一个又一个佳绩的同时,于我自身而言其实也是一个持续进步的历程。

  与每一个学生构思各异、独具气质的作品相遇,其实都是将我代入一个个未曾经历过的新世界,与学生一道在其间开掘探索。经历过不同作品的指导过程,就如同我拓展不同人生体验的同时、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青春活力。经由毕业联合作业的演练及洗礼,学生们能够带着作业创作中积累下的自信与沉着上路,为师者也能够倍感欣慰。值得庆幸的是,截至今年所指导的多部毕业联合作业,都能够看到多样且充分的自我特质的表达呈现,以及作为未来中国电影新生代创作者的锐气和活力。

  多年以来,在对学生习作实践的指导中,是否有观察世界、觉知社会的私人视角;是否在叙事中灌注了直击人心的情感厚度;是否为个人表达找寻到匹配的叙事载体——这是我始终坚持并贯彻的指导原则。无论在实际创作还是教学中,我们都在极力寻求创新与突破,但正如一句歌词、往往会落入的境地是“我丢了你,也忘了我是谁”——当不明晰自我诉求与定位,仅仅把创新突破当作是一个外在的、可寻获却不可掌控的所在时,最终几乎一定会陷入迷失困顿之中。所谓“反者,道之动也”,反身内取,回归到创作者自己所立足的认知原点,确立一个足够个人化的视觉夹角,由内向外做投射,反而是做突破最为直接且普适的法门。

  然而,创作又同时是一项饱含遗憾的所在。每当我身处于当下的时点回看从《家.人》开始指导的每部毕业联合作业,最多浮现的心绪却常常是缺憾:还能好一点、再好一点……但这恰是创作的迷人之处,兼有成就与遗憾,而这一次的遗憾往往成为下一次的珍贵教训和提升动因,从这一角度而言,创作是一项前人栽种、后人收获的往复活动。每当目睹学生们经由自己的努力、无论在创作能力抑或个人成长上获得长足跃进时,于我而言已是至高的嘉奖。

  学生总会出师,而教师在送旧迎新的往复中,总在期盼着下一次的传授与指导,下一次的蜕变与飞跃。有一种说法,说人衰老的标志是:眼前事容易淡忘、距今遥远的前尘往事却明晰如昨日。但我总以为,有一个人群似乎并不适用于这个法则,那就是常与年轻学子相伴的老师,倒不是为人师者有能力对抗自然法则,而是我们总能受到年轻学子的朝气浸染而“被迫年轻”,甚至帮扶学生的过程中、自身也要经历“二次成长”。

        黄丹老师不断探索将知识传授有机嵌合入创作实战之中,力求让学生能在实践过程中更为高效的掌握多样化的创作工具、掌握更具适应性的创作能力。图为毕业联合作业《考试》拍摄现场

  回首我指导毕业联合作业的创作、从起步摸索到小有成绩的全过程,这种体会尤其强烈。在传统的教学场景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之所以呈现出老师讲授、学生接受的单向度灌输模式,权力层级的区隔倒还是其次,主要是源自学生一端与真实世界的创作境况之间连接的隔断,社会化、专业化的创作活动之于院校当中的学子而言,常常近乎传言轶闻一般。“真实的创作就像鬼一样——谁都在谈论、但是谁都没有见过,如果有人真的见过了,那就是活见鬼”——这则俏皮的打趣其实颇能概括传统影视教学中的尴尬之处。在这种状况下,充当学生与真实创作之间介质及导体的唯有教师,学院教育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来料加工”,我以及文学系教师团队一贯的共识是不以某种一揽子的固化教学方案“生产”某种制式化、标准化的学生。过去行业中认为专业院校出身的从业者行事有“学院气”,深究其意实则暗含并非轻微的贬斥之意。刻板定式化的教育模式形塑出的学生在当今乃至未来会越发难以融入复杂多元、更迭迅速的真实创作世界。

  影视行业是一个对时代讯息极为敏感的行业,无论在产业、技术或是创作层面,行业知识及技能的折旧率都高得惊人,过去引领潮头的、今日极有可能被挑战或湮没。而近年来依照我们所有人的目力所及,网络信息文化对于影视行业的重构和再造正在发生着一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底层革命,不仅在互动体验上用“多屏多触点”的方式不断颠覆传统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双规”方式,也在创作和生产层面持续颠覆着既往思维。

    作为编剧,黄丹教授是“夏衍奖”的常客,已是第七次站在“中国电影文学最高奖”的领奖台上

  中国电影剧本“夏衍奖”颁奖典礼上,由黄丹老师和其学生联合编剧的电影剧本《生生不息》斩获大奖,而这已经是他编剧生涯中第七次获得该项殊荣

  中国家长最被诟病的观念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如果切换到办学的教育者视角,这句话其实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从事一个始终处于急剧变化行业的教育工作,每一个为师者都应当明白,“让孩子们做好准备再上战场”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妄念。当然不会有人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自从学生们进入行业学习的那天起,实际已经被置身一场无差别的行业竞争之中,甚至都听不到发令枪响;而当今的影视教育应该做的是让学生尽早适应这场无声息的比赛,借助时代所赋予的新机会、新可能来缩短和拆除传统方式中教学和实践之间的隐形隔墙,让学生能够在日常的研习中能够以全然的创作者角色自我要求,同时从教者也须多渠道、多角度的为学生的研习提供实时多元的反馈,从而形成一个同步于时代气息、社会脉动的深具启发性与活力的创作实践模式。

  就像我最近才在学生们的“鞭策”和“鼓励”之下,终于鼓起勇气开始接触“二次元”、接触“B站”等先前闻所未闻的事物,这正如我所一直实践的启发式教学,传统的师生之间的壁垒其实无形中消弭掉了,在这样的时代,学生也能够成为我的启发者,用他们年轻化的视角为我补益新知,而我也能以个人阅历及创作锤炼成为学生们智识能力的磨刀石。可以说,启发式教学是一趟由师生共同构筑的、不设终点的持续探索之途,在这条路途上,甚至我只是刚刚起步,我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同道能够一同加入进来,勘定坐标、拓宽视野、开掘辽阔深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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