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创造的这种名望也好，地位也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撼动他们。

　　1978年9月的一天，北京电影学院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风雨的洗礼之后重新面向

　　社会招生，一群风华正茂但又历经坎坷的年轻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带着各自的故事踌躇满志地迈进了这座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府。1978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重新招生的那一天，后来被世界权威的《电影手册》评为二十世纪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因为这一天对中国电影来说意义重大，而这一天跨进校门的人对于今后的世界电影同样有着不同反响的意义。他们成了中国电影的主力，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浪潮。

　　2002年的春天即将来临，他们决定按照当年“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的约定将再次相会在2002年的春节。

　　张会军，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当年也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学生。这次他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守家的人，正在积极组织操办即将于2002年春节期间举行的《中国电影人暨演艺界春节大团拜——北京电影学院82届20年聚首》大型活动。

　　张会军谈到：

　　实际上是我们十年前的一个约定，或者叫青春的约定。我们在1992年2月份就说好了，我们十年以后一定要相聚，不管我们是什么样，我们也要再一起聚一下，所以这次二十年聚会的发起呢，实际上是导演系的陈凯歌、田壮壮，摄影系的张艺谋、顾长卫，录音系的陶晶、吴玲，舞美系的李岩，还有表演系的张丰毅和张铁林他们发起，由我操办。

　　从现在回想来讲，我觉得1978年考上大学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现在反过来讲呢，我觉得考电影学院是改变我们这个78级一届这些人命运非常关键的一步，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我觉得现在说知识改变命运也好，我说是上学改变命运，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改变命运。

　　我觉得当初我们大家都特别单纯，一门心思要好好学习。另外，我觉得当时也挺闹的，班上张艺谋是年龄比较大的，然后我年龄比较大。我记得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有一个物理测验，大概我和张艺谋不及格，对我们俩压力挺大的，我看张艺谋好几天晚上不说话。我们上学的时候物质生活特别贫乏，为了能够吃饱，也偷过白菜，偷过苹果，打过老乡和老师的鸡，晚上去到地里弄一些毛豆，回来拿脸盆煮玉米。我记得我和张艺谋还在学校的平房里打过麻雀，然后我回家拿油来炸，炸了以后补充蛋白质营养。 　　

　　有时为了晚上进城看一个电影，搭班车进去，回来没赶上班车，就扒那个城市运垃圾的车回来。晚上看完电影为了个电影情节而激动一个通宵。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为看电影，画电影票，画完了混进去看。有一次放前苏联的一个长达几个小时的片子，我们就带着咸菜、馒头和水，坐在里边不出来。

　　四年艰苦而又快乐的大学生活转眼之间就成为了过去，当年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又再一次被投放在祖国广阔天地中。张艺谋、张军钊和萧风等人被分配到了远在祖国之南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而日后享誉世界的摄影师顾长卫和赵非则去黄土高原的陕西电影制片厂报了到，至于那些能够幸运的留在首都的学生们前途也并不是一片可喜的光明。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切都刚刚起步，让人充满了希望，而一切又都远的让人觉得遥遥无期。 　　

　　第五代并不只是80年代电影的高峰，回望已经过去的90年代，在对电影发展脉络的梳理中人们发现，在“文革”后的精神废墟上创立中国文化寓言的第五代导演，不但没有随着启蒙时代的结束而退出中国影坛，反而在90年代所有的重大电影事件中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他们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电影新格局中仍然保持了主力军的姿态。

　　任何艺术作品实际上只是反映那个年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那么现在回过头讲，实际上第五代开始分野，在寻求这个个人的风格情况下，也开始寻求市场定位，也要考虑大众的审美、心理。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五代在变化，第五代也不是说还仍然在拍这些东西，可能会在这些作品中表现这些东西，只是方式不一样、程度不一样，或者是语言技巧不一样了，但总的目的是在变化和发展的。 　　

　　第五代我觉得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五代创造的这种名望也好，地位也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撼动他们。至于年轻一代拍的东西，因为思考的层次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会完全不一样，不会说由于第六代后边人的毕业对第五代有一个颠覆性的东西。历史舞台是自己退出的，没有别人能够给你赶下去，我觉得最大问题是第五代是如何面对自己，我们自己是如何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