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倩

　　在电影艺术事业的路上，走过近半个世纪了。而在这数十年行程中并没有留下什么亮丽的或可以感到欣慰的什么。我无须后悔在这路上虚度了多少年华；也无须为此感到惭愧。原来我从未想过要和电影有什么关系，从未向往过要干电影的什么行当。人之一生，总有许多不由自主的事。然而当初如果还有别的选择，走上别的路，就一定能有壮丽的光辉或有特别的出息么?数十年目睹的条条路上似乎都不乏并非没有才智和没有担负者(甚至还有曾经于社会、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出类拔萃者)憔悴，潦倒……的身影——自然，也有幸运的胜利者、业绩辉煌者，和不幸而用自己的生命照亮了希望之路的披荆斩棘者、先驱者——不倭如我虽也历尽劫难，数十年潦倒而无所作为，却总算硬挺着过来了，这是幸还是不幸?

　　回顾一下几十年经历虽无个人的光采，而亲历的一些事情，却似乎还有一些可记可说者。

　　我是这样上了电影之路的——

　　1952年8月，我作为一个志愿军文工团员，正在平境附近的一个几乎每天都有敌机威胁的村子里编写说唱节目，准备到连队演出。忽然团里通知我到军政治部宣传科去。我以为又是科长吕彬同志要和我谈一些关于演出节目的意见或创作问题；在这方面，我是得到过他的具体帮助和热情鼓励的。不料到了政治部，吕彬同志却说是总政来了通知，要从文工团调出一名创作人员，现在决定调我去，至于调到什么单位，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当时觉得，调到上级部门，自然是荣幸；然而就要和在战火纷飞中同甘共苦的文工团战友们分开，又很依依，对未知的新的陌生单位也感到茫然。吕彬同志说：“如果到了那里，别人不要你了，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于是我就想：新单位就是接受我了，如果不理想，我也要求回来。谁知到了志愿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说，是要调到北京，到电影学校去学习。从此便离开了部队。

　　当时自然不会知道，从此不但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而且还要经受数十年种种前所未有的折腾；而和表示还可欢迎我回部队创作的吕彬同志，则从此竟成了永别(“文”革前不久，从报上知道，他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曾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西；不久“文革”到来，他受迫害，跳楼自尽了……)

　　然而当时来到新中国首都北京，自然相当兴奋，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虽然朦胧，却是满怀了希望。坐在由军队有关部门的同志雇来送我到中央电影局的三辆车上——我还从未坐过这样舒服的人力车呢——经过两旁都是绿树浓荫的明净、宽敝而又非常幽静的街道，目睹一些时隐时现的红墙绿瓦……这对一个由前线归来准备去上新的革命岗位的文艺战士说，会有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想象，怎样的憧憬?……

　　此后由电影局安排住在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里。同住这个招待所的，还有从其它部队调来的人，除搞文字创作的外，还有演员和乐队人员，大家都在以等待分配工作。每天有组织部门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和文艺专业、电影专业干部等人员来对我们进行政察，或个别谈话，或集体座谈。来和我个别谈话的，是当时任中央影剧本创作所编剧的作家井岩盾同志。谈话是聊天式的、交流式的，内容是文学方面的问题，引导我谈了读过些什么古典和现代的中外文学名著，还特别谈了五四文学、抗战文学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他还特别问我自己对这“两个口号”的看法，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什么顾忌，就说我赞成鲁迅和胡风的看法——因为参军前在国统区读过鲁迅的书、热爱鲁迅(参军后我还带有鲁迅的书，包括翻译的卢纳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也爱读胡风的书；还读过李何林编著的《中国近二十年文艺思潮史记》，其中有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述——对此，井岩盾没有说什么。但让我感到他的亲切，觉得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谈。最后，他说，我可以到电影学校编剧班学习。只是不要希望太高。他还让我到他的住处去，说要给我看一篇他的描写志愿军战士的小说，让我提提看法。于是便随他到了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这就是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所在。他住在饭店小楼上一间房内。我读了他的小说，觉得有些脱离了朝鲜战场的实际，便如实对他说了。他认真听了我的意见，除了说明他想表现战争生活也会有轻松一面的意图外，再没有说别的什么。以后也未见这篇小说发表。而和井岩盾同志这次接触的印象，却一直留到现在，他是我见到的解放后作家令人感到最平易、最亲切的一位。当时他在剧本创作所好像没有写出什么剧本，不久便到东北去担任了一家文学刊物(可能是《处女论》)的主编。这以后数年中，还见到他发表的诗歌，也见到一些批评他的文字，像是说他的诗有“小资”味之类。

　　当时在招待所还看过一部影片《保卫胜利果实》，并参加了由当时也是任剧本创作所编剧的卢梦同志主持的关于这部影片的座谈会。这也是对我们进行政审的一种方式。

　　以后便和其他一些同志被分配到电影学校，有的进表演班，我和几位同志入编剧班。这已是金秋时节的9月了。

　　中央电影学校的这个电影编剧班，设立于1951年，三年制。学生入学后不久即到湖北参加土改。我到此班，可以说是插班生；报到时，正值原来的同学们土改归来做了总结之后不久。他们都在写东西，有写电影剧本的，有写小说的，多是写在土改中的生活感受；有的写出的作品已发表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这些同学们见到我们这几个部队来的新生，都有些好奇，也都对我们热情、友好。

　　编剧班的这些同学，有来自革命文艺岗位和在国统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参加学生运动的，其中一些男女同学还是参加较早的“小老革命”，也有参加过新四军从事新潮工作的老同志；有青年工人写作者；有来自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沪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学院、社会教育学院、南京外语学院、杭州美术学院及其它高等学府的……和这些同学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他们各有长处，这里会有将来的电影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其中好几位都在报刊发表过作品；如按现在的情形看，他们早就是一些“家”了。

　　然而电影学校和电影编剧班都是从无到有，新中国建立初期百业待兴，其时又还在抗美援朝，这种情势下的电影教学，自然不会很正规。学校里因陋就简设在西四石老娘胡同(现在的西四北五条)，就是几个旧的四合院，据说过去都是大军阀张宗昌的。编剧班、表演班上课都是在一个教室(即礼堂，也是电影放映室)，或在一起听共同课，或错开时间各上各的课。

　　那时学校校长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白大方同志，负责教务的是剧作家、电影导演艺术家吴天同志。编剧班的班主任耿西，思想辅导员徐庄，助教鲁军和王大禄同志等，都是从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调来的专业创作人员(耿西同志是延安鲁艺毕业，由新闻记者转入创作到的电影编剧)。以后又补充了原是从部队来参加学习的戴江同志到班里做教学辅导工作。班里主要专业教师是从上海剧专调来的许之乔先生。许先生是左翼剧联和抗敌演剧队成员，曾和杜宣一起协助田汉主编《戏剧春秋》杂志，是剧作家，也是文艺评论家。校方和班里的这些领导、老师和教学工作人员，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让人感到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在这里也像在文工团一样，有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气氛。(我想到有一次在西单上了有轨电呈，遇到白大方同志，他一见我便拉我坐在他的身边，亲切问了几句话后，便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乌龟来，在掌上捡摩，笑着让我看……谁会知道，这就是曾在盛世才监狱中进行过宁死不屈的斗争的老革命家呢?)——就是由于这些领导、老师和做教学工作的同志的辛勤工作，尽管物资条件艰苦，而教学工作却在正常进行，大家学习的精神也都饱满。

　　在编剧班是既学理论知识，又进行创作实践，包括下厂下乡体验生活(第一学年参加了土改，第二学年后半时间又去了石景山钢铁厂)。我入学的时候，才正式开始课堂学习。因为缺乏师资，那时来讲课的，主要是外请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我入学之初，除在本校和其它班同学一起听过蔡楚生、孙谦等讲的关于电影创作问题(记得蔡楚生是分析《乡村女教师》等片的艺术技巧)外；在编剧班，主要是到当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改称文学讲习所)去听课。在那里听过孙优园、李何林、胡风、艾青、王世平、秦兆阳等讲的关于鲁迅、关于新文学史、关于新诗、曲艺和创作理论等问题。此后请到编剧班来讲课的专家学者有：冯雪峰、聂绀努、俞平伯、吴连元、端木蕻良、马少波、陈荒煤、宋之的等。这些老师的讲课内容，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有关于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有关于文艺理论(典型、创作方法等)问题的……这些讲课安排，看来还缺乏比较周密的教学计划。然而来讲课的，大都是国内第一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学术权威，有的还是从五·四以来便同新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并对促进新文学、左翼文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者；他们的各有专长、各有特点、各有独到见解的讲课，丰富了我们的文艺知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水平。而且这些讲课老师之间，也还有针锋相对的不同的看法，如冯雪峰和聂绀努关于《水浒传》的有些观点、端木蕻良和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有些观点便有分岐(那时还没有开展所谓“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远液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还没有杨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也还没有在文艺领域大规模开展反对“封、资、修”；这些分岐还只是学术上不同看法的正常的表现)，这对活跃我们的文艺思想和正确看待学术论争，都很有好处。当时无论文学研究所还是编剧班，请这些专家学者讲课都不容易，要作周密教学计划也有困难；而教学领导方面的用心，是要趁在首都有优秀专家学者集中之便，尽可能加强我们的文艺修养，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

　　那时也还请来一些科教片、新闻纪录片方面的专家和著名的故事片摄影师来讲课。

　　电影编剧专业课，除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于敏、贾雾、岳野等来讲一些问题外，主要是由耿西同志和许之乔先生讲剧本创作的矛盾冲突和情节结构等问题。当时学校和剧本创作所有关电影艺术创作的讨论会、报告会之类活动，也都让编剧班学生参加(1953年暑假后，编剧班由剧本创作所直接领导)，这也成了一种学习的方式。

　　和一般文艺理论的学习相比，编剧班关于电影艺术和电影编剧的特殊性方面的学习尚有不是。这和当时整个文化环境和文艺情势有关，也和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进程、发展水平有关。那时还没有一部比较系统的展示艺术理论著作，也没有一部研究电影编剧的专门著作；电影创作者一般可能见到的比较专门的理论知识，是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编的着重介绍苏联论著的《电影艺术资料散刊》。那时在编剧班学到的专业知识，似乎已是可能学到的都已经学到了。

　　在编剧班，对所学习的课目内容，还要进行讨论。全班三十余人，分成九个学习小组，讨论问题除在小组进行外，也在全班进行。那时在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方面自然是强调马列主义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政治意义，已有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不过来讲课的老师一般还是注重艺术规律，没有离开艺术去谈政治。我们讨论发言也还相当自由，没有什么限制，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时还争得尖锐、激烈，却从未有过批判谁的什么错误思想言论的事。全班学习空气较浓，师生关系也比较融洽。(班主任耿西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是一个诚恳待人的忠厚长者，尽管当时他才不过三十来岁，在“文革”洗动劫中受尽折磨得病去世时，也才不过五十岁)。

　　这个从无到有的电影编剧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曾来参加毕业典礼，并和全班师生一起照了像。可见此班当时受到的重视。有关领导方面对发展新中国的电影艺术事业和培养电影创作人才，原是很有热情，期望甚高的。从全班学生的素质和文化水平、所爱的不同一般的文艺教育、电影教育说，他们在电影艺术领域或其它文艺领域，也是应当有所作为的。

　　然而当这些处于锦绣年华的编剧班学生，满怀希望走上工作岗位后，却并未见谁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所学所长。不但在电影编剧方面大多未能沾边，就在别的岗位也未见谁精神抖擞，前程似锦(尽管据我所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还是认真地工作，有的作电影剧本编辑，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没有怨言)。而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或先或后也大都未能逃脱厄运。其中有些人被发配边疆劳动，也还有人在运动中自尽。至于本人，从进编剧班到毕业也都并非没有一些美妙的幻想，而当幻想和现实碰撞之后，只想在电影教育领域不声不响做一枚螺丝钉，也竟难于安生，便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了。

　　对当年一些有关电影的高层领导人士说，那时他们似乎还以为这个原来花了力气、期望甚高的电影编剧班，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是办失败了。所以在此后电影艺术教育中，编剧便长时间成了空白。而像电影编剧这样的艺术创作人员，究竟如何培养，问题自然不会简单，还可研究。有才能的艺术家，毕竟不像工业生产，可以按计划成批制造出来。再好的教育也不一定立竿见影，不是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么?只是就这个编剧班毕业后的情形说，便有盖世天才，怕也难从人愿会有多大作为。

　　在这个编剧班毕业后，紧接着又办了一期短期电影讲习班。教学工作人员还是编剧班的原班人马；名义上是电影剧本创作所和中国作家协会合办。学员全是知我听中青年作家，其中有小说家谷斯范和刚以《不能走那条路》而蜚声文坛不久的李准等文学新人。然而这批“触电”的人中，除了李准等少数九人，其他大多数人均未见有什么银幕作品出世——这恐怕也不能简单说他们都没有编剧的才能。

　　那是个需要人才而又在摧残人才的年代。单就电影编剧班的培养说，在这种年代自然也是无论以什么方式培养无论什么人，都像是白费了力气，难有什么成果。许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包括卓越的电影艺术家，在这种年代，不是也没有出什么成果吗?在这种年代，培养人的和被培养的，往往都是同样的不怎么走运。

　　1961年，北京电影学院又曾以文学系的名义招了一班由文化部转来的文化学院的学生。教学任务由许之乔先生为首文学教研组承担，班主任是教研组副组长沈嵩生，两个主任教员，一是负责理论讲授的汪流先生，一是负责创作课的刚由苏联留学归来的王迪老师。这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正是“两个文学艺术指示”下来的时候，校内校外都在批这批那，正准备对文艺领域进行大扫荡，一时满城风雨；不久便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电影艺术教育也被扫荡、被砸烂子!这些学生所学的，正是要被当作“封资、修货色”扫荡的。这时候越是没有才能、没有文化知识的，才是“最最革命”的……

　　就像经历了几世几劫，数十年一觉大噩梦，忽然到了头脑比较清醒的开始改革开放年代，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学艺术也开始复生了。

　　被砸烂的电影学院也在恢复、重建。而在整个学院逐步恢复之初，也在逐步恢复、筹建培养电影编剧人才的电影文学系，连续开办了几届进修班。在这筹备文学系、开办进修班过程中，费了心血健在的老同志有周伟、甘学伟及当时学院领导成员兼文学系筹备组组长吴国英同志等；去世的有电影评论家白景晟教授、诗人丁力和当时的文学系筹备组副组长沈嵩生同志，及从西北大学来进修的老师王忠全同志。

　　这些进修班学员，大多来自各电影制片厂和一些文艺团体。他们在银幕表现的作品相当可观。

　　而当年从石老娘胡同出来，历经劫难却还幸存的编剧班同志，这时候发表、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当电影剧本拍成影片、乃至让银幕一时显得辉煌的(如《开国大典》)当电影导演连续拍片的，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并写散文的，出版理论著作的……都大有人在；只是大都过了“知天命”或“耳顺”之年，成了“迟开的蔷薇”了!然而迟开的蔷薇，不也是可爱的花朵么?

　　我为这些同志在电影和其它文学艺术方面本应早绽花朵却被延误了创造的岁月惋惜，为他们能在劫难之后焕发了艺术活力庆幸，更为他们继续前进，将来取得更多的成果祝福!

　　想到这些同学，便想到过去那段学习的岁月。我怀念那段充满青春活力的岁月。然而那是我走上电影旅途的开始，也是我进入炼狱的开始。而侥幸从几十年劫难中硬推着过来，也还有那时的师友，那时来讲课的专家学者、老一辈文学艺术家无形的精神的影响——其中有些人的作品在我少年时代便留下深刻印象；我能直接听到他们讲课，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的机遇——这都是令人仰心的灵魂高洁的人，世界要是没有这样的人，世界便没有光彩，没有希望，没有意义了!在回顾过去的岁月时，我衷心感谢这些以自己的灵魂照亮世界的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