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校五十周年

　　翟俊杰

　　前 传

　　人言“四十不惑”，我却是在四十岁这一年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编剧进修班“解”惑。当时的我正经历着一个创作中的瓶颈阶段，很是难受。能到电影学院充电、学习，倒也快乐。那是一九八二年，现今叱咤影坛的七八级学员刚刚离校，院内一片寂静，喧哗处可见的就是我等“新生”。一九八二年，我是个中年人，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专职编剧，而我的电影作品却是廖廖。我颇不服气，心情十分恶劣，及待十几年后才明白，那个一九八二年是上天赐予我远离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一年。我因此一直感谢那一年中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为我打下坚实理论基础的诸位老师：成荫、沈嵩生、余倩、张客、汪流、王迪、倪震、周传基、黄式宪、郑洞天、柳城……，还有年轻的班主任胡滨；以及虽未在课室中相见，但后来与我成了朋友的美术系的宋洪荣老师、摄影系的周明老师、青年教师王志敏、钟大丰、郭青……

　　十几年后，我那校友女儿回家大讲新闻：“有个老师特逗，把我们统称小鬼，还按地域分别贯以定语：北京的小鬼、天津的小鬼、黑龙江的小鬼什么的……”我和妻子莞尔，那必定说的是余倩老师，一个抗美援朝时期随文工团出生入死的电影理论家，教我们剧作。我还记得当时的院长成荫老师与我们同挤在食堂买饭，他拿着一个圆圆的铝饭盒，有时候自带几片酱牛肉。他总是和蔼地笑着，用一种睿智的眼神影响着你。我们的系主任就是沈嵩生老师，他所讲授的课生动活泼、条理性极强，按他所言整理出的笔记就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汪流老师是个儒者，说话慢条斯理，授课却是有条有理。黄式宪老师语速特别快，跳跃式的思维令我等上课不敢打盹儿。王迪老师是很倜傥的一个人，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对前苏联电影很有研究，在他而言，讲课也是一种艺术。倪震老师教我们叙事造型，他治学严谨，深入浅出，使我们获益良多。周传基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他向来欢迎大家当堂提问、当堂辩论，瘦削的他总能制造出热烈的课堂气氛。我们的课座教授是我的恩师挚友黄宗江先生，闻得他来，我十分开心。为示尊敬，黄先生入教室时我这个班长大喊了一声“起立”，没想着将老同志吓了一个机灵。私下对我说：“翟、翟啊，你这、这不是捣乱嘛”。

　　严师出高徒，我们那一班实在是人材济济，电视剧《和平年代》、《家园》的导演贺梦凡，电视剧《走向远方》、动画片《蓝猫三千问》的导演王宏，中国电影家学会影视创作部主任、评论家李梦学，现任《电影通讯》总编、著有《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等电影剧本的赵葆华，《泉水叮咚》、《苦藏的恋情》的导演吴建新，《瞧这一家子》的编剧林力，现已留学德国的电影理论家聂欣如；与夫君创作了《飞来的仙鹤》、《天国逆子》、《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大量优秀电影剧本的才女王浙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张震钦……

　　当时我与贺梦凡、李梦学、王宏同住一室，人称四大金刚。我这人的特点就是嗓门大、爱讲笑话、喜进食。贺梦凡是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的，那时诗人最受人尊敬，他便梳着大背头，隔三差五买书回来，对书做沉思状。李梦学可真是一表人材，常着一身猎装，十分潇洒，后来跟着女儿看电视才发现他颇像琼瑶片中的男主角，他的话也不多，很深沉。王宏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如今做了老总了，那会儿却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曹雪芹说男人都是臭的，此言不假，王宏那双永不离脚的臭球鞋简直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入睡前，哪怕大家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当天观摩过的影片或是憧憬未来，只要王宏的鞋一脱，登时没了兴趣，立逼着他去室外换洗。

　　可是，王宏的脚再臭也是本班的英雄。八十年代是中国女排的黄金时代，全国自然时兴打排球，高校更是普及，球赛之激烈、观众之热情，大大超过时下的甲A。一到校运会，表演系本科班那边，俊男如林、美女如云，“鲁智深”臧金生、“无情的情人”张康尔轻装上阵，挥手致意的模样堪与水门中尼克松媲美。加之“杨贵妃”林芳兵、“宋庆龄”张小敏、“北京人在纽约”的严晓频等一批女将做啦啦队，气势的很！我等中年大叔刚一上场就被这阵势吓得矮了三分。倒是王宏左拦右挡带扣球，开场总能蒙住对方。一日帐中无员，作班长的我只好起表率作用，弄了一套大号运动服也跟着上去拼杀，想着自己一米八的大个儿，弹跳扣球不成，封个网总可以，谁知屡封屡漏，终遭哄声。无脸主动“下课”，羞愧得连啦啦队中也没呆，报起衣服躲回房中，自此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小脑差劲大脑却格外活跃，我们班无论学习态度还是学习成绩都十分之好。不是沙龙的气氛，但是沙龙的意思，举着大茶杯，或站或坐，我们宿舍是个争辩、讨论的据点。从创作中的细节将到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个个都爱较真儿，尤以我、梦凡、王宏的嗓门大，常不自觉到被邻居友好敲门才停止争论。

　　全班最快活的事是看参考片。某日说是放经典之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全班亢然。影片结束灯光乍现，却见3/4人美梦将醒，另1/4人一脸茫然。王宏兀地站起，操着他的湖南话道：“则（这）怎么参考，搞得大家都睡梦去了”。

　　这是笑谈，同学们还是很用功的。我们饭后喜踱步校外，朱辛庄的秋天很美，能让人刹时联想起《在希望的田野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陇上行》等许多美妙的歌。而这时是休息大脑的好时机，也是沉思的好时刻。一日我与聂欣如路边相见，我们两人都着中山装，皆有四个口袋。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背着手，我背着的手里捏着一棵香烟，说实在话，我们的头脑里翻涌的都是电影理论和种种细节、情节。不想远处有女生向我笑道：“大班长，你和聂欣如一个如土县长、一个似《刘巧儿》里的马专员”。天地良心，咱这军人没啥便装，找着一件灰中山装还挺高兴的呢。当然虚荣心还是很大，回家度周末的时候赶着订做了一件宽条绒的上衣，回来美了几天。

　　那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我们这种干部进修班的学生虽然自带工资，却依然感觉颇需补充油水。我算高工资，94元，时而可以买一些现在没人爱吃当时却称得上是点心的方便面。有次宿舍四人犯懒没打开水，夜半饿极了只好干啃，王宏一脸严肃地说：“没关系，让它在肚子里面慢慢泡开吧。”感情他有从家里带来的何首乌粉大补，我们三个大哥逼着他拿出来孝敬。

　　有时很想家，想一双尚幼的儿女，那时没有什么京昌高速路，出来进去全是挤公共汽车，副班长汪海涛让人很羡慕，因为他拥有一辆大摩托车，煞是神气。一日他十分热情地邀我同回：“大班长，我可以载你到德胜门换车，走吧”。我甚喜，真是说到心坎儿上了，一屁股坐了上去，顺手如女同志般搂住他的腰。哪知前行不过两里，车胎爆裂，两人惊魂不定滚下车来。汪班副一副复杂的表情：“大班长，你自己先搭汽车吧，我这个车子需要修一修”。可怜那时天近黄昏，我乘车远走的时候还看见他蹲在原地不停地鼓捣。

　　犹忆蒙族女同学阿尔毕吉乎，由于汉语水平差强人意，完成作业大有困难，我便和她课余坐在教室，她说意思，我将其“翻译”成文字，终于完成了她的电影文学剧本《遥远的毡房》。

　　一晃十八年，这些历历在目的事情怎么就成了回忆呢？我仍然记得和老师、同学们生活、工作的每一天，而每一次或争论或笑谈所提及的电影创作中所需要考虑的细节仍是我日后创作中注意的重点。毕业的那一天，我们这些一直把校徽认真别在胸前的“大学生”们按校规将它摘下送回，领了一枚三角形的纪念章，那种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创 作

　　作为一名军队电影工作者，我在创作中首先遇到的往往是军事和重大的历史题材，这也是我责无旁贷应当拍摄好的一种题材。在《血战台儿庄》中我着重突出的是纪实性，希望能像历史文献一样尽量真实地表现台儿庄战役。《金沙水拍》则突出了传奇性和戏剧性，我希图用悬念和戏剧冲突给影片带来一份浓郁的神奇色彩。而《长征》，由于事件的特殊和独一无二性，则主要追求史与诗的结合，即将历史升华，让历史富有抒情意味。让那些与天斗、与敌斗、与内部错误路线斗争的种种事件都在史诗般的氛围中得以体现。及至《西藏风云》，是将纪实性和情节性有机融合，即大量占有史料，注重细节的积累，合理取舍架构，将历史事件设置成一环扣一环、激动人心的、故事性极强的情节。我一直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对历史做出描述的时候，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复述，而对历史进行合理的虚构和重组则是必要的。虚构必须有历史的真实依据，这是对历史题材影片的一种严谨的要求也可以称之为限制。作者可以将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人生体验带入到创作中，可以站在现在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反映历史，却不能想当然，更不能戏说。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度是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应当注意把握的一个重点，在无限逼近历史真实的同时最需要的是保留一份审视的态度。不能因为热爱那段历史，或因自己是当事人，就像记流水帐一般把能找到的素材都堆砌到作品里去。这容易造成一种过度表达的现象，反而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而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无论是反映改革、掷之死地而后生的工业题材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还是现在我正在创作的轻喜剧《冰糖葫芦》，我都认为，“硬题材需要软处理”，“小题材应当平民化处理”。电影、电视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做是人的实验室，它所负载的功能是创造一个规定情境，然后把人放入这个情境之中，观看他的喜怒哀乐。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让观众看到一个从“我”及“他”的过程，从而更加真切地感受一种来自生活、来自历史的真实感。

　　电影、电视剧不是照相。生活不是静止的，而永远是流动的。基于此，注重镜头的流动感是十分重要的。大量使用“斯坦尼康”拍摄，体现出了这一对生活的认识。由此，便产生出许多长镜头，镜头在运动中自然时而全景，时而近景，时而中景，甚至出现特写。这就像人(观众)的眼睛在观察屏幕上发生的故事，时而注意到这个人物，时而关注另一个人物的反应，蓦然间，目光又被某个场面或陈设吸引了去。信息量大，内容更丰富。现在有个“新术语”叫做“电影电视”，或者叫“电视电影”。无论以何作定语，在拍摄电视剧时适当运用一些电影的艺术手法总是好的。兼容并蓄，何乐不为!

　　秘 笈

　　前日小儿玩电脑游戏，只见他那个平时打字飞快的姐姐在一旁陪侍，不断地往里面输入一些英文字，好像是“show me the money”，小儿有了这些字撑腰，登时气粗，盖了很多房子，转身还不忘教育我：“看见了吧，这叫秘笈，有了它，包你打通关。”我想，这是游戏规则，而我的艺术秘笈就是把你学到的、想到的，“做”出来吧。（二OOO年九月·北京于西部大酒店《冰糖葫芦》摄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