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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翠芬
今年初夏我去了一趟房山。司机小伙子平日给当地领导开车，见多识广，一路上不停地给我介绍房山的历史、地理、名胜、掌故。对他年纪轻轻竟对房山如此了解，我暗暗惊奇。可是当车子驶上一座新桥，他介绍：“这儿就是琉璃河”时，我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一下，突然问他：“我记着附近有个‘立教村’吧?”这回该轮到小司机惊奇了，他怔怔看了我半天才说：“我们房山这么小的一个村儿，您—都—知—道?”我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房山县琉璃河立教村，那是我四十年前刚刚走进电影学院，平生第一次下乡参加秋收的地方，我怎么能忘记呢!
1960年我考取电影学院表演系，进入六年一贯制的表60乙班(二年后该班改为本科表62甲、乙班)。刚进大学，又是在首都北京，困难时期的阴影我还感觉不到。记得第一学期刚开始时，学院食堂每人每月只缴10元左右饭费，吃的很好花样也多。尤其是食堂里那台“高温蒸汽自动洗碗机”，给我印象很深，这台“大跃进”年代食堂工人自己研制的洗碗机，保证全院师生一日三餐的餐具清洁卫生。下乡秋收大概是在开学一个多月后的10月上、中旬。我们班这些15、16岁的男孩女孩，从来没有去乡下住过，听说要坐火车去那么遥远的乡下秋收，快乐的就像一只小鸟儿噗噗腾腾、叽叽喳喳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出发那天，因为要自带行李，不少女同学四点钟就起来了，打背包、捆行李。女孩子劲儿小又着急，又不会捆，还有哭鼻子的呢，幸好表57班好几个男同学象王志刚、杨建业、罗满、舍旺等等赶来帮忙，才没误事。我们整队乘卡车去火车站，有院领导钟敬之等为我们壮行。
那年下乡，表演系57班、59班、60甲班和我们60乙班都同去琉璃河公社立教大队。在我们眼里高班的大姑娘小伙子是真正的大人，其实当时他们不过18、19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出头。一路上同学们那个高兴呀，不停的唱，不停的笑，心里就没有一丝愁事，整个世界都好像是透明、跳跃的。
我们兴奋、激动的好心情，很快就大打折扣。进村之前，由表57班李宁喊口令，各班像模像样的整队。“向右转，齐步走!”唱起了雄壮的队列歌曲。整齐划一的步代，年轻人弹性有力的双腿把厚厚的尘土越搅越浓，走在前面的高班同学走的精神，唱的嘹亮，临到我们走在最后的班就如同走进了沙尘暴中心，别说张大嘴唱，就连吸气都呛得受不了。同学们纷纷乱叫“走慢点!”“咳、咳、咳”“别唱了!”一直走到村子里也没见过什么人，残破的村街上只有几个抱小孩的农妇看看我们，几条狗来回，还有一个头发蓬乱上的老太太不停地走在骂什么。(后来被告之“那是富农”，“精神有毛病”)没想到我们向往多日的农村就是这样的。等到了我们的住地——老乡堆放农具的小耳房，有一张破土炕，半边炕还堆着破烂东西，我们几个分到这里住的女生才真着慌了。很明显，在我们来之前这里刚突击打扫过，屋子清理出的一块空地上摆着一桶水，窗台上
有一盏新油灯。眼尖的同学马上就发现“窗户纸全是破的。”“哎!门栓根本不管用!”“看看看!房顶上有缝能看见天!”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心里空落落的，长时间来我们唱的、听的和眼前的实际全都对不上号啊。
晚上有“联欢会”，大队上一个干部讲话，第一句是：“北京电影院的全体影员们!”大家听了都没取笑。表演系演了什么节目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表57班由沈大成、郝炬财、曹昌焕、达世彪、李宁等六名男生表演的群口相声“六畜猪为首。”我还记得：当舞台上所有演员齐声问：“这鸡有什么贡献”时，扮演鸡的演员曹昌焕很滑稽地叫道：“鸡可以作鸡毛捍子呀!”全场哄然大笑，台上的李宁忍不住竟然笑场了。
联欢晚会结束台上的汽灯熄灭，我们一下子掉进了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甭管近处远处，凡是眼睛看到的地方，没有一盏电灯。我们住在哪儿?怎么回家睡觉?我们几个女生站在坑坑凹凹的鹅卵石村路上。大队渐渐分散，有手电的很方便，住的近的很快不见了。哭也没有用。手拉手一脚深一脚浅跌跌撞撞往前走。就在这时大概是文玮老师不放心，来找我们，看见老师我们委屈得鼻子直发酸。文玮老师那时也在30岁以下，但绝对老练，她亲切地嘱咐着：“女孩子要勇敢，别自己娇自己，要自重。”“走夜路，脚要踩实再移重心，遇到狗别跑别怕，假装弯腰捡石头，狗就会被吓跑。”她带我们一边走，一边讲自己以前走夜路的故事。这时我才感觉头上的夜空其实很干净，天上的星星也比城里望时要明亮得多，就这么七拐八转我们回到了住地，老师却一个人回去了。再看这间油灯照亮的残破小屋，好像也多了几份安全感。
村里分配给我们大学生的任务是收高梁和玉米。每天清晨在场院集合，由全系最高年级的表57班干部轮流统领，作简短的队前训话。每个干部都显得很成熟，讲话干脆俐落有表扬，有批评，有要求，有鼓励。有一次王淑琰领队，她讲评完之后又大声宣布：“女同学来例假的，就不要下地干活了!”我们班女生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还从来没听人在公开场合说这种事，心里都在想：“高班女同学真开明，来例假的事也能大声说吗?”那时北京的中学还是男女分校，我们都刚刚从女校来，再加上那年月也的确很封闭，我就听见我们班的男生在问：“刚才宣布女同学放什么假呀?”
田野宽阔，成熟的庄稼散发出甘甜的清香。天空碧透，太阳毫无顾忌地铺射下来。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劳动最光荣”，最鄙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臭小姐”。当然也不懂什么护肤，更没听说过防晒霜。表演系的女生没有什么人怕晒黑，不好看的，相反都在追求“劳动的美、自然的美”。我们女生没力气砍高梁，于是就在玉米地里掰棒子，或是在高梁地里，跟在男同学后面，把他们砍倒的高梁堆放起来，再打成捆。长长的条田就好像走不到头，密不透风的庄稼地被太阳一晒，就象蒸笼一样热，人一钻进去身上的汗就忽忽的往外冒，就那样，我们女同学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还时不时地唱起歌来。秋收劳动几天以后，高年级几个班的男生，组织起了青年突击队，向女同学发生摊战书，他们专门去距离远，劳动强度大的地方去干活。每次出发前，他们都把镰刀磨得亮亮的，腰间扎起宽板带，有的还在头上蒙一块白毛巾，一个个英气十足，打头的于福来、罗满更是挺拔魁悟，他们昂头挺胸地走在田间地头，真像当年冀中平原上游击队的后生。
除了天地间我们挥汗劳动的记忆，对立教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这种感受。
下乡之前学院通知：每个学生从食堂退出半个月的粮票和油票，再缴伍元钱饭费。一到乡下给我们供饭的食堂，就尝到了粮食紧张、严格定量的滋味。每日三餐除了早餐的稀粥不限制外，每顿饭一律发一个窝头或两个窝头，一点点菜。(半月之中吃过两三次菜包子)开始女同学还吃不了，男女生相互调剂。几天之后女生也顶不住了，都是正在发育长身体的年令啊。每天干活实实在在的出力，两个窝头很快就化了，肚子一空就想吃，没得可吃就越觉得饿。那时候的学生谁兜里也没钱，就是有点钱，村子里也买不到半点可吃的东西。而且越到后来食堂吃的越差，窝头里不全是玉米面，常是掺了白薯叶子，不再是金黄色，而是绿了吧叽的。以至又有新规定：突击队员每人多发一个窝头、其他人每人再多发几块白薯。男同学常常是全吃完之后，还排队上大灶，领一勺锅里煮过白薯后剩下的甜汁儿充饥。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无油菜”。下乡之前，各班都有几个同学，出于侥幸，也是嘴馋，把从食堂退出来的半个月二两油票，拿到新街口那边的小铺，买成四张油饼吃了。他们大概是琢磨：“反正是下乡了，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还能差我这一口吗?”没想到下乡之后，食堂规定极为严格：凡是没缴油票的同学，都被集中到一起，每天专门给他们“无油菜”，真是没有一滴油啊!每顿饭如果不是茄泥拌蒜放点盐，就是咸菜条浇点醋。真真儿的治了他们半个月，也就是年轻，自作自受，都挺过来了。
每天饥肠辘辘的感觉真不好受。女同学尚且如此，男同学可想而之。曾经发生过有人从田里偷偷带回住地几根玉米，晚上烧着吃的事，被揭发出来，当众批评，羞得抬不起头来。男同学饿得没办法，就有人在地里逮蚱蜢烤着吃。听说我们班的伍振国“发明了”抓着蚱蜢腿在油灯罩上烤的吃法，也顾不得生熟吃下去，吃得嘴边上都是黑糊糊的煤油烟子。
在立教村的半个月，没有安排社会调查，深入农户之类的活动，每天生活都差不多，就是下大田干活，回村后分散休息。印象中村子里瓦房居多，但大都年久失修，破败得很。能见到的尽是老人、妇女和蓬头垢面的孩子，很难见到青壮年男人，也不知公社把他们调到什么地方修水利、修公路去了，反正在我们劳动的半个月里，偌大的田间庄稼地里就没碰见过村里的男女青年劳力。
我们班这些半大小子、半大姑娘、老实讲玩儿心还没脱尽，很快就适应了没有老师看管，不用带书本上课的日子。也正因为没人管，所以事事都得靠自己。从自身安全防护开始，我们知道了睡觉时如何顶门上栓，黑夜如何上厕所。想洗衣服洗脸什么的，到井台摇辘轳打水也不容易。开始是全屋女生一起出动，费半天劲才弄回一桶水。当然也发生过水没弄回来，把水桶掉井里的难堪事。不久，两个人去也能轻松地提一桶水回来。用起水来越越舒心了。有一天听说班上其他女同学的屋子里，从门上掉下一条蛇。从此收工回家进门前，总要先用棍子敲打门框，生怕进门时有蛇落进脖子里。可男生听说看见了蛇，反应却不大一样，他们连连埋怨女生为什么不逮住蛇，“可以吃呀!”看他们那神气活象错过了一顿美餐。晚上点煤油灯也不习惯。想要亮，把灯捻大，马上冒出燎燎黑烟，又脏又费煤油不说(煤油限量)，还把灯罩熏得黑漆漆，屋里反而亮不起来。再把灯捻小吧，又暗，灯又闪，一会儿灯还会灭了。经过反复折腾，我们摸索出如何调整灯捻、剪灯捻、还能把灯捻剪出一个适当的孤度。又学会了擦灯罩，总让灯罩晶莹透亮。对这来之不易的光亮我们格外珍惜，同屋住的比着利用它，围着灯写日记，写信，还真有看书的，好象谁不凑过来就吃亏了似的。十几天过去，我们不知不觉中长了本事。农村生活在我们眼前具体多了。农村，在我们心里不再象公园一样美的，也不再象童话那样神秘。等我们再返回电影学院，走进宿舍、教室、食堂、厕所、马上比较出我们在学校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农村现实的巨大差距。
从立教回来不久，困难时期的阴影全面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生活。很快粮食供应开始减量，食堂开始发限量饭卡，伙食质量全面下降，只有在每星期四中午，每人才能吃到一份解馋的米粉肉。高温蒸汽自动洗碗机停掉了，食堂不再提供餐具，刚开学的气氛被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局面代替。
就在这时，表演系同学自己创作演出了反映去立教秋劳动的组歌。
据我猜想，组歌的创作是同学们自发的，但是得到了系里领导的支持。因为我们班当时是系里的小字辈，大家时对60乙班的公开称谓是“办班”，所以在这次创作演出中我们班自始至终都是个站脚助威的角色。自下乡归来，每天晨练，或晚自习熄灯回宿舍，都能看见表演系的秦志钰、柳城、刘器、曹昌焕等几个同学，在琴房里弹琴或是唱着、说着、争着。开始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后来才听说他们是以立教劳动为内容“搞创作”，谱曲子，编歌词。我心里特别佩服人家什么都会，还会“搞创作”。后来表演系集中排练，大歌篇儿挂上墙，才知道
他们编了那么多歌!有合唱、重唱、还有对唱、轮唱。其中当时著名的合唱曲“祖国颂”，把原词作了改动，例如：
江南丰收有稻米，
江北满仓是小麦。
改填词为：
琉璃河丰收有玉米，
立教满仓是高梁。
除了歌曲，还有诗朗诵穿插其中。分配到朗诵任务的同学，哪怕只有几句，也是认认真真，尽量把自己台词课学到的语言技巧，运用到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中。我们班同学除了参加合唱，齐诵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摹仿别人朗诵了。因为句子短，又非常上口，毫不夸张地说，一听就会，谁都能背。表59班秦世珩，李小青朗诵的是：
血泡谁怕它?
劳动的标识，
改造思想的光荣花。
男同学们最爱摹仿的当然是表59班王四毛(王黎)、王雁(雷鸣)的一段朗诵。
你的背包，
给我背上。
减轻负担，
行事便当。
好让队伍，
早上战场。
那字正腔圆的抑扬顿挫。再加上摹仿夸张时的一字一顿，常常引来开怀大笑。全系排练都是在下午课后到晚餐开饭前那一段时间，又唱又喊就容易饿。常常几首歌儿下来，男同学女同学就坐下或蹲成一片，负责指挥排练的同学，尤其是曹昌焕，秦志钰只得不断地给大家以鼓励，又是拍手喊，又是伸手拉人。我现在还记得曹昌焕热得把外衣脱掉，白衬衫都汗湿了的模样；秦志钰背着手风琴央告大家：“再来一遍!就一遍!”的声音。我们终于合练完成。
演出那天，学院小剧场的大幕拉开，表演系一百名男女学生，齐刷刷一律白衬衫蓝裤子，情绪饱满地站在台上，立刻引来台下师生的热烈掌声。一道追光把表57班袁琪的，沈大成迎上前台担任领诵。诗朗诵热情激荡，大合唱气势雄壮。歌颂!表决心!竞赛!抒豪情!年轻人生命的烈焰在小剧场开腾。那时刻我们忘记了饥饿、疲劳，更不会想到农村生活的暗影，我们只有一门心思：把年轻人的纯洁理想和美好愿望，毫不吝惜，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
我们毕竟是那个年代的青年，
我们的青春属于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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