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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
新千年的金秋，我们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将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地方。在硕果累累的季节里，她将迎来五十岁的生日庆典。算起来，我们在朱辛庄愉快的学习生活竟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岁月如烟，今天的我们不再是意气风发的毛头小伙子，我们已经实现了或是正在实现着曾有的梦想，而那梦想也许就孕育在当年琴房边的操场上，或是朱辛庄夏日热烈的蝉鸣中……
一九七八年，作为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我考入了电影学院摄影系。当时班里的二十六位同学大多都会用相机，只有我对此一窃不通，更不用说暗房技巧了。结果，第一次进暗房我就闹了笑话。
那次一上课，老师讲解了放大照片的方法之后，我就如法炮制起来。怀着欣喜，看着相纸在显影液里浮现出影象来，我迫不及待地将它在停影水里冲了冲，就拿出暗房。老师正在院里为同学们讲解照片影调，我还没走到他跟前，就发现手里的照片由灰变黑了。“你赶紧把它放回去，没定影怎么就拿出来了?”老师冲我嚷道。当时，我是真的不懂得放照片还要定影。跑回暗房，将照片泡进影液里，我的心情一时非常沮丧。
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我的同学张艺谋。在下一次进暗房时，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放大照片以及显影和定影。当时，张艺谋的图片摄影已经十分出色，他的暗房技术也都相当娴熟，但是他的一招一式仍非常认真。我记得他先拿出一个小毛刷，把底片轻轻地刷了刷，又拿了一块小布，把放大机的片夹擦了擦，将底片夹好后，他又把放大机擦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他拉过一个凳子坐在上边，说道：“心情要保持平稳，就想着怎么把片子放好。”现在想来，这位启蒙老师的作用是多么重要。也许，我对于图片摄影的热爱以及对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严谨要求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天。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日子里，老师的教诲和同学们的帮助，使我不仅领悟到摄影艺术的精髓，还学到了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
当时，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教我们文艺理论课。一次课间聊天，我跟王老师讲了照片曝光的事。王老师特意要过那张发黑的照片看了看，而后，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幼稚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容易满足是成功的敌人。”王朝闻先生的这句话我至今仍觉受用。
那张失败的照片我一直保留着，它记录了我最初的无知。照片上发黑的画面还依稀能看出当年朱辛庄北墙外那片小树林的模样。虽然朱辛庄的生活也已像这照片一样有些模糊不清了，但正是在那里，我们摆脱了幼稚，进入了艺术的殿堂。
回忆当年的集体生活是非常愉快的，同学们相处融洽，就象兄弟姐妹一样。那时，不管谁得到几块钱的稿费，都会拿出来请客，跟大家共享。记得放暑假我去西安给画家石鲁拍照时，就轮流住在顾长卫、赵非等同学的家里。我还跟张艺媒、顾长卫、赵非、侯咏等一些同学一起到华山进行了图片摄影的拍摄实习。
在华山拍摄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张艺谋从西峰走到了一个山坳里。那儿长着许多野生的灌木，远处有一棵枝干苍劲的古树。艺谋就跟我说，咱们走过去，去拍那棵树吧。当时天气炎热，我们都是一身短打扮，看着遍地的荆棘，我为难地问，那地方能去吗?“过去看看。”艺谋说着，走了过去。我试着走了几步，就停下来了。我看见艺谋拿着一根木棍披荆斩棘地向那棵树挪动着，大约这么艰难地走了十多分钟，他才来到那棵老树下面。他左右观察一番之后，才开始拍摄。当我赶到那棵树下的时候，艺谋已经完成了他的拍摄。他见我过来并没说什么。也许他觉得这是桩小事，但他的行动却让我深受触动。
在我们班里，我的年龄最小，艺谋则最年长。由于曾在最底层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他对于艺术的感知更接近本质，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执着。我很庆幸自己能遇到像张艺谋这样的兄长。要知道一个生活阅历简单的高中生，他理解的艺术该是多么肤浅，他对于艺术的向往也多是出于爱好而不是执着的信念。置身于七八到八二年的电影学院，不论本系还是外系的同学中都有和艺谋一样的人，他们出于对生活深邃的理解，而渴望用电影这种表达方式来艺术地本质地揭示它。这些同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他们对艺术充满真知灼见，在艺术实践中精益求精。这些同学深深地影响和带动了我，促使我思考艺术与生活。
若干年后，电影学院七八班的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为中国电影推献出一个辉煌的时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我想，这与时代的造就个人的努力以及群体间的相互影响都有关系。
记得八二年毕业之后，我一个人回到朱辛庄，面对人去屋空的宿舍，曾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后来，我收到过张艺谋的一封来信，其中写到“抽象的是无数个回忆，具体的则是可靠的同学与忠实的友谊。”在朱辛庄那个群体中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在以后的日子里，同学们天各一方，难以相见。十几年里，我也只是八七年在西安与张艺谋见过一面而已。在拍摄了几部影视作品之后，一九九○年，我去了英国，准备从那里开始我拍摄世界名人的环球之行。
九十年代初，我的同学们已经叱咤中国影坛，并已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而我却在英国成为一个打工仔，每天在躁人的机器声和呛鼻的烟尘中出卖体力，仅为赚取几镑钱。和别的打工仔不同的是，每年我都会向世界各地寄出上百封信，那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向世界名人发出的拍摄邀请。
很难想象，当初那个在荆棘前却步的小伙子，曾经急功近利的我，竟然能忍受着寂寞的煎熬，在无望中默默等待，用了近八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预想的拍摄工作。也许艺术女神是喜欢让人们吃尽苦头以后再得到报偿吧。上学时曾听张艺谋提起，他在工厂时，有很长时间，是把放大机放在集体宿舍里的桌子底下，就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练习放照片。也许只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的人，才更容易领悟艺术的真谛。在异乡，生活的历练沉淀了我的浮躁，对艺术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
结束拍摄回国之后，我又和一些同学有了联系。吴子牛邀我参加了他的作品《国歌》的首映式。一九九九年，我的拍摄日记和摄影集相继出版。张艺谋应出版社之邀，欣然作序。同学耿小震在得知我回国的消息后，辗转询问，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一次，在购物中心碰见同学谢园，他远远地冲我比划了一个用相机拍照的姿势……
离开母校，离开中国这么多年，我的很多老师和同学还一直关心着我。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四年的快乐而充实的时光。他们对生活的包容，对艺术的执着，都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受益。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我的同学，感谢我的父母。拥有这些，是我人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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