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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王争
在科学技术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她五十岁的生日。作为一名老教师，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内心喜悦的心情。
五十年来，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具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为北京电影学院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学院从各个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北京电影学院今天的成功，来自于党的好政策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得在一九七八年的夏天，也就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生时，我们表演系的老师在草场上看到黑压压的一群具有青春活力的男女青年，一个个稚嫩的面孔和惶惶不安渴望录取的眼神。人群中我们发现了一位身穿灰色涤卡制服，留着小平头，圆圆的脸上带着一股稚气的男孩，身边站着一位中年妇女。经了解方知她是男孩谢园的老师。那套穿在孩子身上衣服是老师特意为他来参加考试做的，我们深深地被这位爱学生，忠于教育事业的同行表示尊敬。我们又发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一脸憨厚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看似来自西北的小年轻人张丰毅。同时还发现了一位身材魁伟，眼睛炯炯有神，肩膀宽大，神态自若，仪表潇洒的周里京。在经过三轮的考试后，我们表演系的老师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从近千名考生中录取了三十名。
其中有谢园，他表演的小品“瓜棚”真实性强，判断准确，积极行动，很富有想象力。还有张丰毅，他表演的小品“看电影”感觉真实，摸黑进电影院以极大的兴趣看银幕上的表演。江苏姑娘沈丹萍的一首民歌，真情地唱出了江南的大好风光，从而赢得了老师们感情上的共鸣。一位身高长方脸的陈国星，表演了“党费”中的一个片断，想象力非常丰富。当时我们既认为他将是一位培养导演的好苗子。他们在众多的佼佼者中如愿以偿，从而走上了艺术之路。
回顾二十二年，看看今天。像张丰毅、周里京、谢园、陈国星、张铁林、沈丹萍、方舒、袁牧女、刘佳、刘东等，这些同学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和艺术实践，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的在艺术上塑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有的成为人民喜爱的喜爱的喜剧演员，还有的在国内及国际上获奖，也有的已成为中国电影界很有成就的年轻导演。更使我欣慰的是他们在成功之后，始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教师。一九九七年我因病住院期间，张丰毅、陈国星、袁牧女等学生先后来医院看望，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鼓励我战胜疾病。出院时张丰毅还将我送至家中，我很感动，这是几十年来用金钱也买不到的师生情啊!
看今朝，忆往昔。甜酸苦辣历历在目，不由得让我回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文革”期间，有许多知识子蒙受耻辱，学校被迫停课，视一切文化为洪水猛兽被彻底砸烂。
记得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校教职员工奉上级指示，下放到河北省固安新县，在那里接受再教育。当时我们被编成三个排，而女同志被编为一个排。那时，正值种水稻季节，我们的住所离稻田有五里路远。每天早饭后，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田埂边。当时北方的初春还带有一丝寒意，稻田表层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我们的领队崔营长让所有的人脱掉鞋子，赤裸的双脚踩在冰冷的田埂上，坚硬的稻田深一脚浅一脚的，有些老师尤其是年龄大的，脚上划破了皮流出了血，伤口在泥浆里阵阵作痛。午饭后稍作休息又接着干，直到下午收工。
经过一天的劳累后，晚上夜点名（晚饭后睡觉前）崔营长满面笑容“夸奖”我们说：“同志们，你们今天收获很大。从前你们在大城市北京，穿高跟鞋走柏油路，你们知道吗？你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邪路，可是今天你们虽然走在坚硬的小田埂上，脚上流了血，但你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阳光大道。”崔营长一番话后，我们谁也没说话。因为当时我们是下放被教育的对象，敢怒不敢言。事后，有一位在三十年代很受人民喜爱的老演员黎莉莉背后悄悄地说：“我们是老牛破车疙瘩套，等待处理。”当时我们是不自由的，因此，黎莉莉才讲这句话的。有一天我的痔疮病又犯了，只见红色的血水泛出在秧田里，当时我咬紧牙关仍然坚持在田里插秧，直到收工。
一晃五个月过去了。在秋季收稻时，崔营长组织的劳动真是“天衣无缝”。使我们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大家都已超负荷劳动。当时有一位延安的老同志冯慧德，年已七十多岁，又是女同志。“文革”中被打致残，行走十分不便。在秋收时，她一手人拿小板凳（当拐棍），一手捡稻穗，走路一拐一拐的。一天的劳作下来，她和身休瘦了很多，海音老师在给她缝补裤子时，将她的腰围缩小了四寸。这位年老体弱的老知识分子和我们一样，一熬就是三年多。
我们从一九七○年下放安新县，直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甜酸苦辣尽在其中。由于形势的变化，九月份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全体同志由安新县转到保定，一夜行程九十里路。此时我们的食宿已有所改变，途中有辆救护车一直跟着队伍，但没有一个去坐，那种知识分子的傲骨精神显示了大家的自身修养。经过一夜的颠簸，黎明前抵达保定。夜点名时我因一路疲劳，双脚麻木，眼睛发黑，即刻倒下来了。而后又有两位同志休克。因当时我们的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以上，大家的身体难以承受一夜的劳累。
原以为到达保定会有学习的机会，岂料“5·16”运动开始了，厄运降临到年轻教师的身上了。在那时有多少好教师，好演员因此而荒废了学业和事业，有的却成了终生的遗憾。三年多来我们在生活上倍受艰辛，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最宝贵的教学机会，心里又多么想念那些可爱的学生啊！虽身处困境，但我们始终坚信那种不要知识的局面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美好的理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访美期间，还特意抽出时间去看望他的老师。在第四届全国文联大会上，江主席和我们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王昆、吴运铎、彭丽媛老、中、青三代歌唱家同演唱了三十年代的儿歌。
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下旬，我的爱人莫朴（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因病在杭州去世，当时江主席正在菲律宾访问，此间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得知莫朴去世，江主席致电浙江省委，并让秘书打电话望我节哀，同时为莫朴赠送了花圈。
作为国家领导人，如此关心知识分子，使知识界人士尤其是老知识分子非常感动。莫朴作为一名普通的教授和画家，得到了江主席的关心，这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说明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知识分子，使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感慨万千。
我因近几年重病缠身，行动不便，故不能参加学院的各种活动，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学院。作为一名老教师，我衷心地希望大家珍惜这经过许多人的努力，甚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取得了全国团结的大好形势。努力学习江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按照党中央指示的航向，我相信北京电影学院一定会办成世界一流的学院，为我国的电影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经过的事已经过去，青年一代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报答祖国。
在这里我谨向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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