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编剧班给予我的启蒙教育

　　陈瑞晴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几件历史证明是走对了的事。大多是走错了，甚至遗憾终生，不堪回首。而进入编剧班学习，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1951年的春天，我十九岁，在上影美术片组(现上海美影厂前身)从事上色工作。因为在文工团时喜欢瞎写，写个什么歌词呀、小秧歌剧之类的、配合革命战争需要的宣传品，因而组织上就分配我在创作组工作。于1949年全团调至长影后，又因为我喜欢美术，就要求调到美术片工作。不久、长影美术片即调至上海电影制片厂。此时又重操旧习，瞎写起来。利用业余时间，结合美术片特征，写些童话剧本什么的。当时我写的《骄傲的大萝卜》，竟意外地由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当时全国统一的剧本审查机构)审查通过。于是领导和周围同志们，也都认为我应该往创作道路上发展。领导让我担任了美术片组艺委会委员兼秘书 (相当于现在的编辑部)。但当时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中学还没上完的毛孩子。仅凭小聪明是不能成器的。但究竟如何提高自己，如何把握自己的前途?全然不知。就在此时，运气来了!我偶然在报上看到一则招生广告——北京电影学校由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主办的电影编剧班招生。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剧本创作所”这几个字，因为那里曾通过我写的剧本，因而对那里十分向往，十分崇拜，那里必有许多前辈和师长可以请教，便萌生了去学习的愿望。

　　凡事之所成，都有个机缘。当时上影厂厂长是于伶，行政副厂长是钟敬之同志。他因做过美术工作，对美术片分外关心，经常到美术片去看望大家。否则一个厂长距离我这样一个小萝卜头，不说遥远，也还有一段距离的。上影厂是分散的，当时就有六处分厂，若想见厂长，到哪儿去找都不知道。

　　一天，钟厂长又来美术片看望大家。当他即将离开时，我拿着那张报纸走上去，指指那招生广告，有点顽皮地说：

　　“钟厂长，我想到这去学习。”他看了看那招生广告，立即毫不犹豫地说：

　　“好啊，我支持你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呀?!”

　　“这是好事嘛，年青人应该去学习。我们还没想到，你自己提出来了，当然要支持了。”

　　不久，他就让我到人事科去办理手续，事情就是这样顺利而简单。走时他通知行政部门给我买了票，我简直就没费什么劲。临行他托我把他的儿子带到北京去清华大学报到。其实小钟才比我小一岁，但我觉得比他大很多。实际上是两个孩子结伴同行进京上大学。

　　记得上火车时，高维进同志拿了一包吃的东西交给小钟，还嘱咐他要听大姐姐的话，不要乱跑、不要中途下车等等。

　　火车徐徐开动了，送行的美术片同志们带着羡慕、带着祝福，频频招手。我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青春的欢乐，踏上进京的旅途。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都充满了亲切的怀恋，和无限的幸福感。我就是这样以三年以上文艺工作资历，由上影保送至编剧班学习了

　　入学后我才知道，还有个招生简章：入学条件是大学肄业或具大学文化程度者。因而编剧班学员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上过大学的、以及大学毕业后从事编辑等工作的。可见对学员文化素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同时根据当时建国初期的特殊情况，领导也考虑到在革命文艺队伍中，没有念过多少书的小鬼们以学习深造的机会。因此也吸收部分调干学员。这部分同学中有的从其它大学转来，或在剧本创作所工作的，文化基础都比我好。相比之下，入学前四年的文艺工作经历，只能说给了我革命的集体生活的训练，而对文化仍然处于无知的状态。

　　记得在上影美术片时，一位从白区来到解放区的儿童文学专家金近同志，在会议上说了一句：“小陈的性格很可爱……”我和坐在旁边的东北解放区一起调来的姑娘们耸耸肩，作个怪脸；会后我们凑在一起喜喜哈哈笑起来：“还性格?什么叫性格呀……”可见当时对“性格”一词都很陌生。因为当时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是：“革命觉悟高啊、思想意识纯正、工作表现积极呀……”对性格如何，还是头一次听说过。

　　因而编剧班的学习，对我来说，具有启蒙的意义。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系统的学习，就没有较为集中的时间，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学校首先在我面前打开了文化知识的大门；拿到了艺术宝库的钥匙。使我在日后的生活道路上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当然，由此也使我进入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这个范围里的人生百态，自然与干部、工人、农民有差异。最不同的是它所受的磨难，几乎个个都有他(她)的“苦难历程”。尽管我不例外，我也无怨无悔。因而有幸上了第二个“大学”——北大荒的右派改造队。那里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或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及干部们的流放地。“同学们”无论在年龄、资历、才力、成就等方面大多胜过我，于是在这所“大学”里，我又得到了许多老师——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摄影、舞蹈、新闻等各文化艺术门类，学习了许多东西。这是一批多么宝贵的人才啊!因此我对他们寄以极大的爱恋和惋惜。同时北大荒右派改造队也是一个向社会学习的大学校。于是我写了“北大荒散记”(出版时题为《北大荒的呼唤》这基础是在编剧班时打下的。

　　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其间并不是每天每日都开会或劳动。尤其在开始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及干校后期，有许多闲着没事干的时间。此间我读了很多在编剧班时来不及读、或早已闻名尚未读过的世界名著。这看来是自修，但也是由编剧班学习时拿到的那把艺术宝库的钥匙而获得的。否则我将是盲目的，无思考的阅读。

　　编剧班的学习，使我成为一个专业的电影文学工作者，最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想一个人的一生，不管遭受多少挫折和磨难，只要最终成为一个明白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没有白活的人。

　　在这校庆五十周年之际，首先感谢我的恩遇钟敬之老院长，愿他在天之灵欢喜。并以此文感谢编剧班校内及校外的所有老师们所给于我的启蒙和教诲。

　　谢谢教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