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纪
如今北京电影学院所在的黄亭子校址，是1986年5月才开始陆续住人的。在那以前，电影学院教学和住宿主要分在三处：朱辛庄是校本部，小西天是教师宿舍和青影厂，文慧园中学则住着二十来个刚进校的85级研究生。
文慧园中学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很小，仅一幢南北朝向的三层教学楼和一块四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我们1985年进校的这二十来名研究生，是中国电影界首次凭自己的学术力量招收的。学校为了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教学和观摩条件，决定将教学点定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心（资料馆），但是，当时中心没有能力解决这二十来人的住宿问题，于是，就租借了附近文慧园中学三楼上的5间办公室，将我们安置下来。其中三间朝北的安置男生，一间朝北、一间朝南的安置女生。
在我这个来自重庆的学生的头脑中，房间的朝向似乎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刚进校时，听来自黑龙江的杨海波嘀咕“这屋冬天够呛”时，还有些不以为然。说话间就到了11月中旬，呼啸的北风挟裹着第一波寒潮从蒙古高原铺天盖地漫将过来，才领教到了冷的滋味。按进校后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在中心看完片子回到宿舍，总得写一则观影笔记才睡觉，可那天晚上却发现手指头不那么听使唤，先是怎么也翻不开笔记本，待翻开了笔记本，又拿不稳钢笔。打开箱子，把所有的衣服全取出来穿上，寒气似乎被抵挡住了，可胳膊肘却无法弯曲。若干年后翻阅当年的笔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天以前的笔记严谨得如航海日志一般，自那天起，则变得时断时续了。
第二天蒙蒙亮我就醒来，睁眼一看，平时清晰的窗外景观变得模糊一片，我以为这里也象家乡一样，初冬的早晨会起雾，不由得高声叫道：“嘿！起雾啦！”睡在下铺的安景夫来自太原，他不相信北京会起雾，急忙起来看了看，然后笑着说：“你把手放到窗玻璃上摸摸。”我下床走到窗前，才发现玻璃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凌。原来，由于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而窗玻璃受外面气温的影响，温度很低，呼出的水气附在玻璃上，先凝结成水珠，再结成冰凌。不到一个星期，冰凌就厚达一厘米。待在这样的屋里，就跟掉进冰窟似的，晚上看书得披上棉上衣，戴上棉帽子，甚至套上毛围脖；夜里睡觉时，除了把所有的棉被、毛毯全盖上以外，身上还得穿着毛衣、毛裤，头上还得包上枕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文慧园中学下午放学以后就没人了，所以，从下午4点起，锅炉就没人烧，暖气自然就没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好一点，遇上星期日，差不多40个小时不供暖，那日子就真是难熬透了。为此，我们向设在中心的研究生部反映，负责研究生部工作的王征老师也跟文慧园中学多次交涉，终因在价格问题上达不成共识而未能解决。为这事，谢飞副院长还专门到文慧园中学来了解情况，慰问同学们，并且当即表态，等黄亭子新校址一旦具备条件，就让研究生最先搬进去。
第二年冬天，全校同学都住进了崭新的宿舍楼。大约是12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从食堂打饭回到5楼，闯进隔壁511房间串门，只见同班的单万里穿一条短裤，上身光着膀子，正捧着一碗面条吃得满头大汗。我问他是不是刚举过哑铃。他说没有，之所以光着膀子，是因为太热。的确，当时房间里的温度少说也在28度以上。想起去年在文慧园中学的狼狈样，真有霄壤之感。
毕业以后分配到峨影，每次去北京出差，除了回黄亭子的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以外，总是想办法抽时间去看看文慧园中学，为的是缅怀自己初入电影之门的那段难忘岁月。
|
© Copyright 2006 北京电影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