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章泯同志逝世十周年

　　钟敬之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当那阴霾弥漫的一个日子，晨间，章泯同志含冤与世长辞了，我和几位亲友万分沉痛地站立在他身边作最后告别，悲感交集，默默无言。而今已经过去整整十个年头了，他的音容遗貌，还历历在目。回顾往事，更觉伤怀。略记数语，以为纪念。

　　章泯同志是个具有良知善愿热爱人民的优秀艺术家，是我们党的忠实儿子。他在大革命时代已经由肖三同志帮助参加了党的革命活动而后从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一直战斗在进步的戏剧阵地上，不愧为一个合格的革命文艺战士。我是一九三五年春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时认识他的，在他先后导演的《娜拉》、《钦差大臣》和《大雷雨》等著名话剧的演出中，我都参与了舞台上的布景工作。那时和他的直接来往虽然不多，但间接受到的教益却是很大的。特别是他翻译的多种有关舞台艺术的著作，其中如约瑟夫·格里歌的《舞台设计的技术》一文(谢韵心译，一九三三年九月“国际每日交选”第33号刊载)就是我印象最深，并对专业有所启发。当我在诞安鲁艺担任舞台装置的教学及设计工作时，从中得益甚多，至今虽然时过半个世纪多的战乱沧桑了，我手中还保留着这个原件。

　　章泯同志不仅整个三十年代战斗在戏剧阵地上，作了大量有关剧本创作，话剧、电影导演、理论译著等方面的工作，而且以他对舞台艺术的深邃造谐，以及对戏剧教育事业和莘莘学子的深切关怀，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几年中，他已经对戏剧艺术的教育工作，作出可观成绩。他先后在万籁天、熊佛面、余上沅等设立的戏剧训练班和剧专学校任教，特别是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里主持了戏剧组的教学工作。他对培养戏剧艺术人才抱着满腔忱，因而积聚了丰富的经验，在艺术教育上成绩斐然。记得在一九四○年间，我们在延安鲁艺戏剧系的同志们，曾听到章泯同志已拟动身去延安，并参与那里的工作，只可惜后来因为时局关系和任务变动，未能得以成为事实。

　　全国解放后的第四个年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我和章泯同志的接触机会逐渐增多。一九五四年，我们随同中国电影代表团同去苏联访问，尤其是在那年的六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和他二人专门同去访问了莫斯科的“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并与该校校长歌罗夫尼亚及各系主任详细座谈，了解苏联电影教育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七一”那天，我们还和代表团同去和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的陵墓和遗容，并在红场上留影，度过了我党诞生第三十三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切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九五五年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将原有的北京电影学校改建为“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化部电影局直接领导下由章泯、吴印咸、白大方、卢梦和我五人组成筹建小组。我作为这个小组的召集人，于五月的某一日，首先去西单舍饭寺胡同找章泯同志，听取他的意见并商谈有关筹备事宜。当时因为他似乎尚未详细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而且那时还有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工作羁身，加之自己身体又不太好，显得面有难色。但在我们各自阐述自己对电影教育事业的一些看法和设想之后，初步互通了思想，交流了心愿，那一天，我们竟谈过午时，我还难得在他家里同食中饭后，始告辞归。这次谈话大大鼓舞并增强了我对这个开创工作的信心。从此，章泯同志和我一直在北京电影学院长期共事。我们共同经历了各种摸索和探讨，也曾遭遇过诸多困难和挫折，在他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二十年间，真正成了我的亲密挚友，也是诤友。

　　在开始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后，他便以满腔热忱认真投入了工作，他经常跑到豁口外新校址去视事办公，亲自主持有关会议，着手议订新建学院的办学规模、组织措施并为创造必需的办学条件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当年秋天有四位协助我们教学工作的苏联专家先后来到学校之后，我们决定先借这些“他山之石”来造就一批自己的电影艺术骨干力量，于是先开办了导演、演员、摄影、经济管理等四个专业进修班，让一部分已有相当修养的各种电影艺术干部进行短期进修，同时又配备了几位素养较高的同志协助工作，从中学得电影教学的经验和方法。面对这些有一定之规的外国专家们，如何加以团结，发挥他们的学识专长为我所用，又如何使我们的学员乐于接受，这些都是随时可能产生矛盾的问题。当时这部分工作是由章泯同志负责掌管并处理的。他以他那渊博深湛的艺术素养，谦虚耐心地工作作风在全面考虑问题并与专家们打交道中，发挥了颇大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九五六年夏，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建制，在党和国家提出总的教育方针和任务之下，我们初步议订教育方案、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学生条件等，先决定设置导演、表演、摄影三个系，开始招收本科新生。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一方面受着苏联电影教育的模式影以及几位专家教师的具体制约，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在进行正规化的电影艺术教育上，实在是缺乏经验与传统，所以凡事只能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在这一点上，我体会到章泯同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他常常能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倡导在电影教育的建设中要贯彻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正确对待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的关系，强调教育的目的必须是培养学生德 、智、体全面发展，重视思想政治及品德教育，重视结合我们自己的具体要求和条件来建立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制度和措施。这些办学思想的影响，对我这个当时只习惯于埋头忙些日常事务的合作者，的确是起了带头和共勉作用的。

　　战争年代我较长时期在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对我党创办艺术学校的教育规律，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经历变革，有所领会，但对电影教育却毫无知识，对如何建立正规化的教学更缺乏经验。章泯同志是有多年从事戏剧教育的丰富阅历的，特别是如何培养表演艺术人才，他具有自己的一定设想。所以在我们筹办电影学院阶段，当时我虽分工主管教学方面的工作，但在有关教学的规划措施，教师队伍的组成以及创作领导等方面，如同在摄影教学方面需由吴印咸同志负责那样，我是完全尊重并听取章泯同志的意见的。章泯同志强调培养学生成为革命艺术家，不仅要学习专业技能，还应该充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强调文艺理论的学习等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党的艺术教育的可贵传统。他关心建立艺术史论的课程，如对聘请教员，坚持设课，都亲自过问。为了深入研究这门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曾经亲自去听“艺术概论”课的讲授，而我则去听中国电影史的课，尽管由于其间还有各方面的许多原因，这些课程一直未能开得十分圆满，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的确花了不少心力。同样，他对学习基础知识的课程，也十分重视，在一次制订教学计划的时候，对艺术教育中是否需要设置外语课的问题，曾经产生过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外语学了也无用，甚至徒费宝贵的学时，主张不必设置。但他是明确表示支持设立这门课程的，使我深感他的教育思想的明智。

　　在专业教学方面，章泯同志是戏剧专家，对表演艺术的研究造诣尤深，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论述和演讲也比较多。五十年代后期正当国家经历了一场大的政治运动高潮之后，急需总结成绩和经验教训的关键时刻，一九六○年二月文化部召开了一次“全国艺术教育会议”，提出并讨论了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制订今后规划等整顿、巩固、发展、提高的重要议题，作为院长的章泯同志偕同电影学院几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去香山参加了这个会议。接着在学院进行修订教学计划，整顿教学秩序的一系列工作中，章泯同志积极发挥了要想办好这个电影教育基地的事业思想和领导作用。他一九六一年秋和一九六二年春期间，先后曾作过几次既有准备又见系统的讲话。如对电影学院教学工作做过三年总结，阐述了电影教育中必须抓好思想工作，端正学习思想、方法与态度，提倡理论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以及知识修养的广兼博览等问题。尤其是他曾不只一次地专门对表演系的专业教师和同学们讲述有关表演艺术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对学员的修养积累和才能发挥，指出必须树立雄心壮志并付出艰巨劳动，着重阐述了生活是表演艺术的源泉，并提出培养演员应注意要有不间断的基本功训练，以及正确处理演员与角色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性，还提到语言性格化是演员创作中的重要任务等精辟论点。所有这些，都是在电影学院的教学指导思想上，起着重要作用的。

　　章泯同志就是这样以全部心力倾注在电影教育上的，他不仅关心电影学院教学方针的实施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关心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品德教育，而且十分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把搞好教学的责任主要寄托在教师身上，因而在组织并提高教师队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这里，使我想起章泯同志曾在教育实践中，有过两次未能达到他自己的设想和愿望的事。其中之一是他认为电影导演和演员两种专业可以联合训练，特别在表演艺术教学上二者有共通之处，这样就在一九五九年曾将学院的导、表两系合并，试办了一个学期，但没有继续搞下去。再是他倡议学院既已成立了实验制片厂，还应有个实验剧场，经常进行教学实践，以创出自己的风格和积累演出剧目。这些想法都因为当时有的是具体条件不够成熟，有的 思想认识尚难统一，以致未能付诸实现或坚持促成，这可说是他在事业设想中留下的“遗憾”了!

　　在狂风暴雨的十年浩劫中，电影学院深遭灾害，章泯同志也是受难极重的。那时，我和他同住一幢楼房，每当我在劳动间隙或下放探家的机会，常去看望他。那时我们除了只能谈些探望病情和“养身之道”外，总是久久相对无语，涸泽而濡。当时我见他虽然体弱病甚，身心交惫，但精神却仍然是显得向上的，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可贵品质。可惜章泯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党的阳光普照大地的今天。如今北京电影学院已在整顿改革声中，开始走上了新的兴旺发达的大道。事业前途，欣欣向荣，教学改革，新意盎然。今日之纪念前人，更足以鼓励后者。谨记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