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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大丰
父亲对我来说意义是多重的，他既是养育我的父亲，也是关爱我成长的师长。他虽长期担任过北京电影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但从来没有直接领导过我。在我分配到电影学院任教时，父亲已经离休。现在我在电影教育战线上已经工作了16年了，父亲也在两年多前离开了我们。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受到父亲作为一个电影教育家给了我这个事业上的后辈很多引导和教益。
我的家庭大概可算得上是个教育世家了。不仅是前辈，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也都在大学任教。虽然走上这条道路是各种机缘的结果，可这偶然中也有些必然。我当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电影学院并不能说十分情愿，可十几年干下来，我渐渐从教学工作找到了生命的寄托和乐趣。这当中，父亲的影响可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爷爷清末毕业于当时著名的新式学府保定法政学堂，曾做过职员和律师，可他痛恨黑暗的官场和社会，回到家乡小镇，用自己所有的家业开办了一所小学。父亲就是一边做着打扫教室和摇铃的杂役，一边在自家的小学接收了最初的教育。
小学毕业后，15岁的父亲就到上海的中华书局做了学徒，在那里他自学了中学的知识，曾进入半工半读的上海劳动大学学习，还考上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学校之一的杭州美专，可因为家里没钱最后末能入学。他在工作中他接收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时还参加了罢工和宣传等革命工作，后来又积极地投身左翼的戏剧和美术运动，成长为一个进步的艺术家。虽然他早就为书局编写过少儿美术教材，还曾在中学任过教，但真正的教育生涯还是在革命的艺术教育战线上开始的。抗战开始时，他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舞台美术家了。他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加入刚刚成立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他一边教学一边在舞台美术、雕塑、建筑等不少领域进行创作。不仅在舞台美术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创作的小八路像是最早表现革命军人的雕塑艺术作品之一，设计的刘志丹陵和参与设计的延安中央大礼堂等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也都有重要的地位。
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但又是一个很有组织观念的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当党要发展电影事业需要他参加时，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在拍摄解放区第一部艺术影片《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时。他担任了美工师兼制片。可这部影片因战局的变化未能完成。从此，他终止了已很有成就的艺术创作生涯，全身心地投身到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里。
1955年夏天，父亲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筹备小组的组长，负责在已有的电影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第一所高等电影专业艺术院校的任务。为此他走访了莫斯科、布拉格等一些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电影院校，在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和其他学院领导一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和管理体制，为此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他也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电影教育事业。
这一年我正好出生，从我记事起就眼看着父亲为电影学院的建设忙碌着。虽然童年的我对父亲工作具体内容知之甚少，可当今天的我对电影学院的历史和电影教育的发展有了较多的知识之后，许多儿时记忆后面渐渐地浮现出了些许深刻的意义，使我从中对父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从很小开始，我就爱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尤其是星期天父亲常要加班，我总是跟着去。办公室里能做我的玩具的东西不多，我最喜欢的是一套校园规划的石膏模型。那是一个一尺多见方的小箱子，打开时两面都是些制作精美的小模型，有楼房、花坛和休育设施等。父亲是美工出身，动手能力很强，模型做得维妙维肖。闲暇时分，父亲会指点着模型给我讲他对学院未来的设想：离校门不远的篮球场那儿要建一座影片资料库(后来这个片库还真建成了，收藏了200多部中外著名影片，可惜很快就毁于随之而来的“文革”)，旁边将是教学大楼，西跨楼旁边将是摄影棚，西边的田地也要变成外景场地，将来要把实习处发展成能拍摄正式影片的小型制片厂……这故事，或者说这梦想父亲不知给我讲过多少遍，以致数十年过去了，那些小小的模型和它们的布局还能清晰地复现在我的脑海里。1964年他带师生下乡“四清”，回校后得知学院为管理方便而建起了院墙，只把已有的建筑圈了起来，国家已划给学院供未来发展的许多农田被甩在了外面。他预感到学院可能会失去这些未来的发展空间，对此十分生气。后来的事实果然应验了他的预感。文革里，原来学院河边的操场成了变压器厂的厂房，西边的农田也被国家收回建了住宅小区。长大后，我又看到过父亲为学院设计的另几份蓝图。最早的一份是解放初期的。当时的领导要在西郊的青龙桥建一座“电影村”，并请捷克专家进行了规划设计。父亲也被要求设计了一份规划图。虽然当时他还没管电影教育，可我发现在他的图里电影大学比捷克专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更突出也更具体了。70年代初，父亲从下放的保定部队被调回参加刚在昌平朱辛庄建立的“五七艺大”的基建。回来时我正好在京探亲。和父亲聊起他的新工作时，他一方面对那种违背规律的建设方式深为不满，可又为已被强令取消的电影教育又有了恢复的可能而高兴，希望能尽自己的力做些工作。他又拖着已开始蹒跚的步履在摄影棚工地上忙碌起来。文革后，电影学院又一次重新选址重建，已重新担任学院领导的父亲又积极活动，想将学院迁回小西天旧址以利用现有设施尽快恢复教学。确定了黄亭子新校址后，他虽已退居二线，可还是很关心校园的基建。可能是因为父亲搞过建筑，对学院的基建一直很关心。直到弥留于病榻上时，他还在关心着当时正在施工的新放映厅的建设。说实话，过去我对父亲对校园基建的特殊兴趣并不太理解，后来才渐渐理解了他通过校园建设的关心所倾注的对电影教育事业发展的毕生理想。北京电影学校校址的几经变迁，实际上是我国电影教育事业历经磨难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在他身上好像见不到艺术家常有的那份洒脱和想象力。今天，我觉得多少理解了他一些。在这一份份校园建设的蓝图里，我深深地体味到了一个艺术家执着的创作梦想。他把北京电影学院当作自己用后半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创作的一个作品，虽然他深知这个作品永远也不会签上他的名字，可仍然情不自禁地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笔，让她更完美。其实，父亲对学院的那份深情，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基建的关心上。虽然在他生命最后的近二十年里，他虽然早已离开了学院的领导岗位，可总是以各种方式关心着学院一点一滴的发展变化。我分配到学院任教时，父亲已经退了下来。我也的确曾象所有年轻一代一样，认为父亲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可父亲总是十分关心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发表的文章他总是尽量的看，
并坦率地告诉我他的意见。对我的某些比较偏激的观点他也直率地提出过批评。开始我并不太以为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更多的是把他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和电影史的历史见证人向他请教学问和历史知识，而在教学方面考虑得更多的是超越他们的经验，探讨新的道路。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他年事已高，又离开工作一线时间较长了，我与他在许多现实创作和艺术思想的新发展等一些方面的确有些无法相互理解和沟通之处。可当涉及到教学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时，他的思想却常常表现得异常地清晰和敏捷，使我越来越多地感到父辈经验的可贵。特别是我担任系领导工作以后，父亲常常能从我的只言片语里敏锐地捕捉到我遇到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并给我很有启发性的分析和帮助。但父亲给我的影响更大的还是在对教育、对学生的那份独特的情感。记得“文革”刚过去不久，有一位“文革”期间从电影学院毕业、现在已很著名的导演在拍摄了他第一部有影响的影片后，在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里提到自己在“文革”最动乱时期为不荒废专业，找到了一套被批判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与同学们组织了学习小组偷偷地学习，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父亲在谈笑中说起这套《中国电影发展史》正是抄家时从我家“借”走的，还拿出他保存的当年这个学生留下的言词激烈的“借条”给我们看。当时《中国电影发展史》还
未重版，非常难得。我那时正在大学历史系学习，知道这套书的历史价值，便极力怂恿父亲去要回此书。可父亲却心平气和地说“在那种情况下，年轻人肯读书就是好事。那书在那个时代还有人读它，也是它的福份。”并要求我们绝不要再提此事了。这件小事，虽已过去多年了，那位导演可能也已忘记了那本书的来历，可父亲的那段看似平常、却包含着深刻哲理的话却使我总是难以忘怀。这事和教学其实没多大直接的关系，可我当教师的时间越长，就越深刻体会到其深意。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递之间的关系，教学
的过程还传递着更为广博得多的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当我看到父亲在延安“鲁艺”和“西北电影工学队”时的备课稿和教材时，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不错的教师。可在电影学院的几十年里，我没听说听说他具体开过哪门课程。但是在接触许多当年电影学院的学生时，我都发现他们是那样由衷地把他当作亲近的老师，而不是相距千里、高高在上的领导。从这个关于书的小故事里，我体会到了教师的伟大。这不仅仅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父亲。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教师队伍里的后来者，我从中领悟到了该怎样作一个对学生真正有帮助的引路人，感受到了老师对学生有着一份多么独特的情感和爱。
父亲管理电影学院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动荡和起伏最激烈的年代。那时，正常的教学常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所打乱。虽然这不是他所能左右的，可他还是尽其所能缩小不良的影响，努力把上山下乡参加政治运动搞成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和深入生活的社会时间活动。在德育方面他也反对教条主义地向学生灌输理论，而十分注意对学生思想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记得“文革”前小西天老校址的小剧场里，门厅正面有八个巨大的金字，写的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文革”中，这也成了父亲的一个罪状，说他篡改了毛主席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从父亲那里我得知这八个字原来是毛主席当年给延安“鲁艺”所题写的校训。毛主席的题词已经散失学院墙上的字是父亲花了很多心血，从他收集的许多毛主席手迹里精心挑选拼集而成的。他想把它们也当作电影学院的校训，成为学生行为的规范和指南。他认为，要使学生成为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不仅要让他们有专业知识和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严肃的生活态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情怀。这八个字就是要学生不懒散、不玩世不恭、努力学习、不狂妄自大，它包含了一个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学校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所谓育人，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这些素质。从事了多年电影教育之后，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八个字对我校学生思想素质方面较普遍的存在的问题的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体会到其中包含着对艺术院校德育教育规律十分精到的认识。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我很少听到他长篇大论地侃侃而谈，我对有关他过去在学院的教育中的许多想法和做法的了解，实际上只都是从日常接触时的一些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了。但我的确从这零零星星的只言片语里得到了很多很深刻的启迪，对我在电影教育道路上的成长帮助很大。在纪念校庆50周年的时候，我把这些零星的回忆和感想写出来，既是为了表达对于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成长作出过贡献的父亲的怀念，也是希望前辈治学、治校的经验能为今后我们推动学院继续发展的新努力提供某些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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