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震

　　1980年10月，国务院任命成荫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这是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以来的第八任院长。

　　成荫同志是新中国电影的著名导演，是新电影艺术的开创者之一。他早年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投身革命戏剧活动，解放战争时期随大军到东北，在炮火纷飞的岁月中，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了他的电影创作活动。《钢铁战士》1950、《南征北战》1952、《万水千山》1959……这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使他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着一席令人注目的地位。他的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杰出的创作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具备担任院长职务的资历。任命成荫院长，表明了上级领导旨在加强新时期电影教育事业，恢复和重建被“四人帮”摧残破坏的电影教学基地的深谋远虑。

　　但是，1980年冬到1981年全年，成荫同志正在紧张地投入历史巨片《西安事发》的拍摄。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酝酿已久的影片，是他投身革命战争、沉思良久、融贯于心的人生体验，也是积累多年拍摄革命战争题材的一位导演，全面、广阔的反映一个时代画卷的宿愿。《西安事发》问世之后，获得广泛影响，引起海内外华人世界的一致好评，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大气之作，是中国电影“历史主义之觉醒”的一种表现。

　　由于拍摄《西安事发》的原因，成荫同志到电影学院上任行使院长职权，实际上是1982年4月份的事情。

　　成荫院长对电影学院的教学规划和长远建设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经过文化革命十年浩劫的破坏，电影教育事业既要恢复，又有重建和发展的重大任务。他首先非常重视教学建设的规范化和教材的健全，重视教师队伍的基本建设，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培养。他预见到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将面对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创作发展，人才的需求是迫切而高标准的。他提出要为了适应明天的电影发展需要来制订教学规划。他深入实际，到各系的课堂上去听课。尤其是导演系、表演系这些他有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系科，他更能言之有物地提出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切实有效地培养人才的中肯意见。

　　由于江青和“四人帮”对电影学院的破坏，文化革命期间，学院被迫从原来的小西天院址迁往远郊朱辛庄农业劳动大学寄人篱下。1982年，正是我院向上级领导申请，经文化部批准在学院路黄亭子重建新院，计划从朱辛庄迁回城里，为新校舍设计和选择总体规划方案的时刻。建设新校址，举家回迁，也是结束文革动乱，真正恢复教学秩序，重新回到教学轨道上来的一个重大举措，使新时期电影教育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物质保证。成荫院长跟院党委、院领导班子，对新校舍九个总体规划方案进行反复的、详细的比较研究，并广泛听取各系、处意见后，确定了第九个方案，在对之提出修订意见之后，上报文化部和北京市规划局，经上级批准破土动工。这就是现在矗立在学院路黄亭子的北就电影学院新址。

　　成荫院长十分重视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成长。当时，文化部任命孙月枝、谢飞为副院长，他们属于正当年富力强，矢志教育的年龄。尤其是谢飞副院长还不满40岁，具备了专业知识丰富、创作精力旺盛、思想开放敏锐的特点；而孙月枝副院长虽然年纪不大，却具有长期的党政工作和教学管理经验，是电影学院广大师生都依赖和了解的干部。成荫院长放手让他们独立工作，提出自己的管理主张。在分管教学和行政和工作中，这两位副院长都表现出独挡一面，勇于负责的工作作风和创造精神。成荫院长有自己的施政计划，但又充分发扬民主，发挥一个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的个人创造才智。孙月枝同志回忆起来，深有所感地说：“我开始时候只以为成荫同志是一位有才能、有思想水平的电影艺术家，一起工作了以后才发现他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才干，能够指导别人把在计方针很好地落实。即使是他因病离任了以后，我们有重大的决策和重大的事情也都是要找他商量，继续听取他的意见。”

　　成荫院长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善于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他刚来学院的第二天，我作为一个年青教员就向他反映本院图书馆房舍不够，有些外文电影调查不够，需要增加经费的问题。他当场接受意见，并表示第二天就去图书馆调查了解。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第二天他果然到了那里并详细问询了各种情况，答应尽量满足增加必要经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投入。他还深入食堂了解情况，具体研究改进学生伙食，提高伙食质量问题。学生宿舍水房和厕所卫生问题的改进，也在他细心的关注之内。

　　1982年7月，文化革命后第一届各系齐全的本科生毕业。这就是后来被社会上称为“第五代”的78班同学，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就要离校奔赴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和影视单位去工作了。成荫院长在毕业典礼上亲自发给他们毕业证书。他们中间有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顾长卫、侯咏、冯小宁、尹力、陈国星、张丰毅……。当他看着这一个个容光焕发的青年人高兴地从他手中接过一张张毕业证书时候，他内心里充满着喜悦和希望，他相信他们都将一展身后、奉献影坛。但他决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从他面前走过的年青人后来竟然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

　　出于成荫同志久患心脏疾病，因此，他在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任上，只坚持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因为病体不支的原因，不得不请求退下来治疗宿病，悉心疗养。他极其负责也极有远见地提请文化部领导尽快任命新的领导班子来接替他的工作，以使顺畅而连续性地展开学院教学建设工作。1983年7月文化部任命沈嵩生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谢飞、孟海峰为副院长，接替成荫院长的领导工作。

　　在1984年春，学院领导下达任务，指令我对成荫院长进行录音访谈，将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和创作生涯慢慢细说，徐徐道来，记录一份详尽的访谈资料。当时成荫院长和他的夫人申伸同志很同意做这件事。但申伸同志叮嘱我，每个星期谈两次，每次不要超过一小时，因为他的心脏不胜重负。尤其当心不能让他激动。我表示一定遵嘱行事，确保他的健康。

　　不想1984年4月，成荫院长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个访谈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成了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