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璞

　　 今年是摄影大师吴印咸诞生百岁纪念，在这段日子里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三十多年来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

　　我第一次见吴老是1957年夏，在上海。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我是报考学院的考生。进入口试考场时，我并不认识他，见苏联专家边坐着一位戴眼镜的长者，目光冷浚，话语不多，一付严肃的样子吓得我不敢抬头。出了考场，参加招生工作的高班学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是谁主考吗？是拍《白求恩大夫》照片的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我一听就更紧张了。吴老给我初次的印象是：庄重睿智，但有些仰望山峰的感觉，似乎离得很远。我入学后，他亲自给我们班讲课；毕业后，他又把我留校。从57—94年，三十多年中直接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当年的距离感无形中消失了，感觉到他不仅是德高望重的恩师，而且也是平易近人的益友。他无论是艺品，还是人品，都是我们的楷模。

　　最近，许多人写文章，从他艺术生涯、美学追求和革命道路等方面总结他的成就，我就不重复了，仅补充点滴小事来追念吴老的高尚品德。

　　给人拍了照片，就该给人送照片

　　开学后，吴老带我们去香山拍摄实习。那天，我们就发现他与一般年长的老干部和艺术家不同，尽管已近花甲，却能和我们十八、九岁的学生一样轻轻松松地爬山。他说：摄影，不只是脑力劳动，而且也有体力劳动。不行万里路，不爬山涉水，怕苦怕累的人，是搞不了摄影的。他一辈子就是这样，革命战争的岁月里他南征北战，功成名就之后还是东奔西走，继续深入社会生活。八十多岁时，还上黄山。我们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每当遇到困难时就想起他这种坚韧不跋的精神。

　　在香山上，吴老以碧云寺古建筑为背景，让我们班的三位女同学当模特演示侧、逆光的拍摄方法。吴老说：回去后，我还要把照片洗出来，让你们看看画面上的影调效果。几天后，吴老把照片真拿到课堂上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和弄懂什么是逆光摄影。讲完照片，他把另一套照片送给了当模特的三位女同学。课堂里，大家不约而同向女同学发出了妒嫉的赞叹，当时全班同学都十分羡慕她们能拿到著名摄影家亲自拍摄、并制作放大的照片。这时，吴老也笑了：你们别以为我偏心眼，光给她们照片。我给全班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张照片。原来，他把在香山与我们全班的合影放大了二十多份，让人人都如愿以尝。

　　后来我发现吴老，每次摄影回来都十分留心给人送照片。我的一位亲戚本来与他并不认识，他们同住了几天疗养院，后来也收到他拍的照片，我的亲戚感动地说：真没有想到，吴老这么一位大家，还把我记在心上。吴老认为这是摄影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他常教导我们：搞摄影的不能忘记配合和帮助我们工作的那些同志，尤其是基层单位那里的群众。有些摄影师当时热情地给人拍了照片，回家后就把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而基层单位那些同志和群众仰慕和相信我们，天天盼着我们寄照片。这是很伤害人、很缺德的事。因此，他不管多忙，只要答应给人照片，决不食言。这说明吴老地位虽高，但非常尊重他人。

　　老爷相机，革命的传家宝

　　五、六十年代，电影学院的学习条件较差，老师们用的照相机主要是苏联基辅牌。我们学生用的是苏联的佐尔基或捷克的奥必玛牌的旧货，而且由于数量不多，只能两人共用一个。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胶片也十分缺乏，最困难的一学期每人只能领一个过期的黑白卷。

　　在艰苦的条件下能不能教好、学好摄影？有些教员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学生中有的缺乏自信出现了畏难情绪、有的牢骚满腹，羡慕莫斯科电影大学。

　　在这困难时刻，在平时一般只谈专业和学术的吴老跟师生们做起了思想工作。他不是给我们讲政治大道理，而是结合他从事革命摄影事业的经历，启发我们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拿着三十年代伸缩皮腔的“老爷”相机，说：1938年我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创建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电影团时用的照相机还赶不上今天，但同样记录了大量珍贵镜头，《白求恩大夫》就是用这老机器拍摄的。延安电影团胶片奇缺，而且也是用过期货。那时电影团学员实习，大多数是用空相机比比划划，直到快结业每人才给拍几幅，用土办法同样也培养了大批骨干，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制片厂和新华社的台柱。吴老还展示在礼堂内拍的毛主席演讲的照片：这就是用过期胶片拍的，由于感光度低只得改用1/15秒以下的慢门曝光，当时也没有三脚架，全靠手端稳。……这些活生生的成功实例，使我们明白一个真理：搞摄影确实需要一定物质条件，但人的因素更重要，人处逆境不一定是坏事，往往反而会激励摄影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出更优秀的成绩。

　　后来，我们学院的设备改善了，但每一届新学生来到摄影系，吴老还是乐此不疲地展示延安时期用的“老爷”照相机，1965年我还拍下了他介绍延安电影团革命传家宝的情景（见《北京电影学院40年》一书）。困难时期过去后，吴老仍坚持讲老传统，他并不是片面赞美旧照相机，而是提醒我们在摄影上不能迷信机器的作用，最关键的是看摄影家本身有没有毅力和功力。

　　据我所知，吴老他自己并没有顶级好相机。六十年代，他买过一台苏联基辅牌，后来主要就用它和三、四十年代的老机器搞创作。文革后期，他在国务院文化组当了副部级领导，公家才给他配备了“美能达XD-7”单反和哈苏120型相机。那时，他已年过古稀，就很少使用那比较笨重的哈苏相机。所以，他的大部分优秀作品出自于中高档一般照相机，与当时国家级画报、通讯社记者相比，他的装备也可戏称为：“小米加步枪”。

　　两派都保的“走资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吴老正在日本访问，对国内情况一点也不知情。当时电影学院师生分成两派打起派仗，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院领导戴着高帽子被游街，真是乱了套。不久，吴老回国了，他一进校门迎接他的是造反派学生写的大字报，勒令他对文革和学生造反表态。当时还有一个工人贴大字报，揭发吴老对毛主席不敬，说他把放大坏的毛主席照片随便扔在纸篓里，大有把他置于走资派而后快的架势。我们大家都为吴老捏把汗。

　　第二天他贴出一张“对抗”性的大字报，大意是：办个摄影系不容易，办个电影学院更不容易，你们学生年轻幼稚，不要胡批胡打。最后有句话，我至今都难忘，吴老呼吁：救救学院、救救摄影系，不要掐断这通向中国电影界的输血管。当时许多人看了这份大字报都认为吴老“他政治上傻”，“惹事生非”。现在回想起来，是吴老做人正派，从不随波逐流，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后来，吴老和学院“走资派”一起参加拔草劳动，他又惹出了件啼笑皆非的麻烦。当时劳动完后，管理他们的“革命组织”命令每个人写一篇参加劳动的思想收获。第二天许多人交的所谓收获，无非是写些套话，说劳动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吴老与众不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把如何拔草作为学问来研究，文中他归纳了三、四种野草的长法，应该采用什么手法才能连梗拔净？就像写摄影教材一样认真，并附插图说明。从这件小事中，我既看到他在政治上大智若愚，他这篇劳动心得没有一句话承认自己有政治错误，巧妙地否定了把他定为走资派的指控；同时，也感到他勤勤恳恳的治学精神，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

　　别看，吴老如此“对抗运动和改造”，广大群众心里是明白的，包括有些狂热的造反派，对他的真诚坦言慢慢也由反感到理解，觉得他是最实在的好人。因而1968年冬，电影学院准备成立新领导班子时，两派群众都推荐吴老，谁也没有把他打成“走资派”。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在讨论起吴老一生好运时，有人认为这是他掌握“难得糊涂”哲学的胜利。我倒不怎么看，我认为吴老的思想比较纯洁，尤其他入党之后，一心一意搞工作、一心一意专摄影，他不会、也不懂那些专营升官发财的歪门邪道。还是老百姓说得好，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到头来总不吃亏。

　　还是用着拨号的有线电话机

　　我最后一次去家里探望吴老，是1993年除夕前。一是去给他拜年；二是，那时我正准备去印度参加国际摄影年会发表演讲，演讲论文中还引用了吴老的照片。临出发前，特别想聆听他对摄影理论问题的指教。

　　我和我的夫人（也是他的学生）走进书房，吴老正在伏案工作。他见我们就马上起来，让我们一起到沙发那里坐下。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新作？我告诉他：这几年在学院斗胆开讲《摄影美学》课，根据教学的安排要我把讲稿整理出版。他说《摄影美学》是理论研究中高难度课题，在我国摄影界系统专研的人不多，显得比较薄弱。过去，他办摄影系时，就想设置美学课，由于那时极左思潮干扰，谈美色变，谁敢讲？现在形势好了，他鼓励我一定要把专著写好。……在我们谈话中，不断有电话来找吴老，我发现他接电话不十分方便。他的电话机是个拨号的老型有线机器，装在书桌上离开沙发较远。因此，他必须从沙发那里起来走过去才能接电话。那时，吴老已是九十四岁，体力已不同于以前，每接一次电话都很费力。看到此情此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们很多年轻干部的办公室和家里早就由公家换了键钮式无绳电话，而吴老，这位延安老干部却仍被破旧的电话机折磨着。

　　我说：吴老，您不好意思说换电话，要不我们去找有关领导反映一下。

　　吴老说：不用了，我现在的身子接电话还凑呼。

　　吴老在那年刚出版了《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大画册，还得了些稿费，并不是买不起一个新话机。是因为他过惯了俭朴的生活，就觉得没有必要换。或许有人以为他吝惜钱，其实他花钱也很大手大脚，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他把《作品珍藏》的稿费都买了画册，分头寄送给全国有关图书馆和他的战友、影友和学生等。那天，他也主动送了我一本。那本画册定价就几百元，足够买部新电话机的。

　　吴老为别人花钱不心疼的事并不是第一回，记得六十年代初他出版《摄影造型技巧表现方法》一书，他不仅把稿费全买了书送人，同时还请我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全体教职员上饭馆美餐了一顿。要知道，那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才发半斤肉，大家肚子没有一点油水。吴老给我们改善生活，所以留下特别难忘的印象。结果，送书和宴请两样开支加起来远远超过了稿费，吴老还得自己再贴钱。

　　与世界上所有杰出人物一样，恩师吴印咸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性，我也看到过他做过违心的事或傻事。今天我来怀念他，并不想拔高和神化他，所以这篇文章叫：素描恩师吴印咸。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十全十美。我甚至觉得吴老的优点是伟大的，他的缺点也是可爱的。从他那些傻事的背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天真和善良，使人感到特别质朴。

　　正因为如此，吴老有口皆碑，他虽离开我们多年，仍活在大家的心中。

　　200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