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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流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成立于1951年。它的前身是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它的后身是两年以后(即1953年)的北京电影学校。
学校成立后招了两个班，一个是编剧班，一个是表演班。对编剧学生的要求甚高，必需是大学毕业或是大学肆业的，还必须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文艺作品的。所以，这个班相当于研究生班。
1953年，学校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后，这两个班都脱离了出去：表演班调往新成立的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编剧班全体师生划归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
校址在西四石老娘胡同的一所大四合院内。校长叫白大方，胖胖的，爱唱苏联歌曲。那时条件还差，学校里连一辆小轿车都没有，只有一辆带兜的摩托车。司机叫张克敏，他开摩托车，胖校长就坐在车兜里。
虽然刚解放不久，生活不富裕，但学校就象一个革命大家庭。开学第一天，白校长就正式宣布：你们是来参加革命的，享受供给制。
学校每年发给我们两套单制服，蓝色的，一套棉制服，也是蓝色的，还有两件白衬衫。穿上后，蓝白相衬，特别整齐、漂亮。学校还供给每月10元钱的伙食。那时的钱很值钱，加上我们的行政管理员王庚尧，将伙食管理的特别棒，每顿四菜一汤，到过年过节还有鸡鸭鱼肉。另外，每人还发给5元钱的津贴费，让大家买牙膏、牙刷、肥皂日用品。可是，我们月初领到钱，就结夥迫不及待地去西四华赛园浴池洗个澡，又去东来顺美美地吃上一顿共合火锅，再买些日用品，把5元钱花个精光。熬不到第二个月的同学，听到胡同里“梆，梆”打小鼓的(收破烂的)来了，就把从家里带来的被子抱出去卖了。别看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日子却过得美滋滋的。同学视如兄弟姐妹，老师没有一点架子。
专职老师不多，班主任耿西尽给学生想办法，请当时最著名的专家来讲课，有延安来的丁玲、艾青，有研究沙士比亚的专家孙家秀，有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俞平伯等等。中宣部长周扬和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长袁牧之经常关心着我们。袁牧之的夫人陈波儿(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波儿同志“)原是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所长，现在对我们更是呵护倍之。
9月1日到学校，不久就到了国庆节。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天蒙蒙亮，大家就起床。那时的北京天气真冷，都穿上了棉衣。坐上大卡车，到天安门附近下车，列队等候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天安门，毛主席是大家最崇敬的地方，最崇敬的领袖。在通过天安门那一刻，别提有多激动，多兴奋了！
过了国庆节，遵照毛主席的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的教导，由老师带队，去湖北汉阳县参加土改，到第二年的四月返京，历时半年。我和表演系的教员陈怀恺（陈凯歌的父亲）分配在黄陵矶一个村子里当土改工作队员。在那里发生了一件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情。村子里有一个大地主，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农民白天斗了他，晚上突然说死了。我和陈怀恺去他家看了看，只见尸身缠着白布，感觉瘦小了些。正在怀疑，一位贫农来说，地主没死，跑到武昌躲起来了，死身是花钱买的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县里派我和陈怀恺去武昌接洽，临行前还给我们每人发了把小手枪。到了武昌警察局。他们派警察把地主抓住了，我们两人在旁边看着。我心想，若要我自己去抓，和国民党将军撕打起来，他准会用我身上的手枪把我毙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打过枪，它只会给我带来祸害。
就在我们刚到湖北不久，1951年11月9日一个严冷的晚上，从北京传来不幸的消息，波儿同志在上海工作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了。我们都悲痛万分，就在农舍里，煤油灯下，起立默默致哀。
1952年4月，在经历了半年的土改生活后，我们回到北京，纷纷投入创作。有位同学发表了小说《山前山后》，刊登在当时最好的刊物《人民文学》上。我也写了篇小说，叫《篱笆札得紧》，是表现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地主富农钻不了空子的内容，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免不了带有为政策服务的思潮。
一幌五十年过去了，我总觉得那个时代和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不大一样。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正规了，气派了，但又少了当年的许多东西。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院不像是一所学校，而更像是一个革命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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