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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篇]周恩来同志对培育演员的关怀--荒煤 文

发布日期: 2006-05-12 11:10:07

  

                     荒  煤

  在人生的长途中总有些无法泯灭的记忆,或者如暴风雨前的雷电,在你心灵大海里一闪而去,却永远留下灼热的烙印;或者如寒峭的冬天忽然轻轻掠过一阵春风,不断萦绕在心头,总感觉到有一股难以排除的温暖。

  我刚刚打过电话,建议负责编辑北京电影学院40周年纪念文集的申伸同志,一定要找几位同志写点周恩来总理关心电影学院的文章。可是,当天晚上我却在床上反复辗转,无法入睡了,我总感觉有一阵阵热流涌上心头,回忆一些往事,又终于情不自禁地写下这些片断的回忆。 周恩来总理常常讲,他不过是文艺界的一位朋友。但我也的确听到有些演员天真地夸耀周恩来首先是演员的朋友,甚至还说周总理因为青年时代在南开大学演过话剧,自己当过演员,所以对演员特别有感情。但这的确是事实,总理非常关心演员的成长,而且不论是话剧、戏曲、电影演员。因而他也非常关心对演员的培训工作。 1959年4月23日他因病在北京医院卧床休息一天,却在上午约了参加全国政协的沈浮、陈鲤庭、郑君里、赵丹、张瑞芳等几位同志到病房谈话。详细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写了文章,这里就不谈了。我这里只是想介绍他一个关于演员培养的重要思想。

  周恩来总理在和我们谈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及一些其他问题时,用辩证的观点,以形象的两条腿走路的比喻来论述演员学习的时候,他首先强调了除了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生活的实践相结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外,还要强调业务学习:

  "演员要有好身体,要有基本训练,要练嗓子,包括语言发音;从身体动作到会唱歌。同时,要加强文艺修养。"

  周总理当时还特别问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

  我告诉总理,表演系除理论学习外,还进行基本训练,学舞蹈、音乐等。

  紧接着,总理又于5月3日在紫光阁召集北京文艺界一些同志谈文艺工作中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时,对业务学习又有所发挥,他指出:

  "在业务上,首先要有基本训练。同时要有其他文艺修养。既要精通一行,又要多方面修养,精通一行是主要方面,艺术家可贵的就是专一行。但演员的才能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演员很少全才,特别是年青的演员,更要努力学习。文艺修养方面是多方面的,文学、音乐、美术等等,都需要懂一点。比如搞戏剧的也可以学学绘画,作作诗。当然不能一律都要求如此。但艺术修养多一些,总是好的。"

  可见,总理对演员的要求和期望是很高、很严格的。

  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也证明这一点。

  我记不得是看完哪一部影片了,总理忽然问我,影片那一位男演员开汽车的镜头有些虚假,是不是不会开汽车。总理接着就对我谈起来,认为,如果拍摄需要,演员就应该学会开汽车,要骑马,就得学骑马。

  我突口而出:

  "电影学院哪有钱买汽车让演员开汽车啊!"

  总理想了一下,说道:

  "可不可以送到部队里去进行一些短期训练呢?或者设法从部队里调一点旧车给学院?你考虑考虑。"

  但不久,文化部整风开始了,我也就离开电影界了。

  特别是1961年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我听到总理和长影导演王家乙的谈话,我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

  总理在会议期间约了二十多位同志到他家里谈心并共进午餐。饭后,在纷纷告别时,总理突然叫住了家乙,指着家乙笑道;

  "家乙同志,我可是替你向别人道歉了。"

  看到家乙和我都有些惶惑时,总理才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周总理访问缅甸时带了一个艺术团同去演出,他发现一位白族女员演唱《五朵金花》的插曲,唱得和影片中一模一样。然后和演员谈话,才了解到:导演嫌她形象不好,没有让她演主角,然而却让她配音唱了那些插曲。

  总理批评家乙道:

  "你看你这个同志,真糟糕!为什么做工作不从政治上考虑呢,你这样做多伤兄弟民族自尊心啊;还有办法补救吗?"

  我和家乙都说,影片都已经上映商年了,没有办法补救了,不过影片里还有不少演员是白族同志,但是戏不重。

  总理说:"那还好,不过今后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首先从政策上考虑。"

  周总理认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文艺一定要努力去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还应该有这样的责任,为少数民族培养他们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演员。"这样的工作做好了,就会使各兄弟民族感觉到,他们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多么受尊重,多么温暖和幸福,而且为他们培养了自己的演员,他们也会以此感到自豪嘛!"所以,总理代替导演向那位白族演员表示道歉。

  周总理最后还一再嘱咐:

  "今后再拍少数民族影片,一定要注意政策,一定要注意大局。"

  家乙走后,总理又告诉我,他也发现《五朵金花》的女演员,普通话都说不好。后来和演员杨丽坤谈话,才知道她的对话也是配音的。

  总理批评道,这不能责怪演员,主要是领导问题。他说:

  "我到处都讲,演员要有基本训练。要有基本功,你们拍电影,导演选演员,又不会唱歌,又说不好普通话,都叫人配音,你们这样做 是什么样的培养演员的方向啊!"

  我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周总理于是习惯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凝视着我,微笑地问道:

  "那么,刚才有同志提出来,导演要到马路上去找演员,你又怎么看呢?"

  原来,今天上午在总理家里座谈,总理一再强调,请大家来家里随便谈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大家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谈心,畅所欲言,无所顾虑。后来在谈话会上,也的确是谈笑凤生,不断在客厅扬起一阵阵响亮的笑声。记不清是哪位同志提出来,电影演员不仅要依靠电影学院培养,还应该容许导演到社会上去物色一些有社会生活经历的演员。另一位同志就插话,说美国好莱坞,有的导演就是经常在马路上去找演员的。这还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欢笑。不料总理却注意到这个意见。

  我说,适当地到社会上、到文艺界物色少数非职业,业余演员,是可以的,总理过去也讲过,电影可以吸收其他各界专业和业余演员参加拍摄电影。至于到马路上去逛,寻求导演想物色的特殊演员,这恐怕是极个别的例子吧,这恐怕不能提倡。

  总理爽朗地大声笑道:."哦,你这个看法,倒和我一致。导演拿到剧本都去逛马路找演员,那么,还要办什么电影学院,不过,我听说,你也支持一种观点,要组织编剧专为某个演员写剧本。"

  我也不禁笑了,一方面心里想,总理对电影界情况了解的真不少,也想就此说明一些想法:我们有的演员一部戏演红了,常常因为没有合适的剧本,不能接二连三地拍影片。在西方电影界就有这种情况,专门派人组织编剧,根据演员的特点和风格来写剧本。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这么做过。但有些同志认为未尝不可以试试。我倒也倾向可以试试。

  总理听了之后,沉吟了一会。说道:

  "这个问题你们再研究吧。不过,我还是主张演员应该是个通才。他们能适应剧本的要求去演各种角色,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都能演。不应该要求剧本去适应演员……"

  也由此可见,总理对演员的基本要求,始终还是坚持要求基本功,力求是个全才和通才。演员的才能应该是多方面的,能适应剧本的要求,演各种角色。

  1961年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发生的这一段小插曲,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到1964年才真正结束,而且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束。

  1964年为了国庆十五周年献礼拍摄的影片中,有王家乙同志导演的《景颇姑娘》。王家乙接受了总理的批评,在这部影片都选了景颇族的演员担任了主要角色,而上海拍摄的《阿诗玛》,仍然起用了杨丽坤担任主角。

  1978年在我写的一篇《阿诗玛,你在那里》散文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当她(指杨丽坤)谈到周总理对她的关怀,她笑得那么纯真,明亮的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当她说到周总理说她:'你说话怎么还是奶声奶气,象个孩子似的,她脸红了,泪珠留在脸颊上,神态十分严肃,一个字一个字说道:'那时候,我心里难过极了,讲不出话来。可是我心里向周总理作了保证,我一定要把普通话说好'。"

  我记得,我在审查部分样片的时候,我也特别注意她的对话,并问过导演,是否她本人讲的普通话。 "不料第二天晚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同志就打电话给我,说总理听说《阿诗玛》样片来了,特别让她打电话问问我;杨丽坤的普通话讲得怎么样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们日理万机的总理,他还关怀着一个青年电影演员的普通话讲好了没有……许明听不到我的回答:又问了我一声,我才赶忙告诉她,这次是杨丽坤自己讲的普通话,我们觉得可以。我笑道,要是总理愿意;可否抽点时间来看一下样片?许明也笑了,说总理现在这样忙,哪里有时间,但她还是说等到把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之后再说吧。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也真有点紧张。一方面,对总理这种无微不至地关怀电影艺术创作的热情非常感动,可又觉得时间紧迫,万一总理还是不满意杨丽坤的普通话,那么这部影片也可能就不能在国庆上映了。

  结果,第二天许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总理没有时间,不看样片了,说你们觉得可以就通过吧……

  可是,文化部很快就开展了整风运动。我1965年也就调离了文化部。《阿诗玛》影片被江青一伙扼杀了,被埋没了10多年,直到"文革"之后才和广大观众见面,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杨丽坤同志却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以至精神失常,流荡在街头。

  我至今也不知道周总理是否看过《阿诗玛》这部电影,更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他十分关怀的杨丽坤,却会落到那样悲惨的命运,也从此结束了她的艺术生命。

  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10多年了,但是回忆这些往事,还历历在目,印象十分清晰。特别是深夜想到他讲那句话的神情;

  "如果导演拿到剧本都去逛马路找演员,那还要办什么电影学院?"

  我觉得我似乎还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我的心情不能不感到异常的激动。

  我希望在纪念北京电影学院建立40周年之际,我们学院的教职员工应该缅怀周恩来对电影学院的深切关怀,很好地总结经验,把北京电影学院办得更好,为我国电影事业培养出更多的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又精通业务的全才和通才来!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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