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语

　　夏公（我们习惯地把夏衍同志亲切地称为夏公）是我们早已景仰和崇敬的文艺界老前辈。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曾经写过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影响的《包身工》和大量具有战斗性的杂文，同时在舞台和银幕上为我们留下了象《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祝福》、《革命家庭》等经得起时间筛选的艺术形象。此外，他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治学严谨、循循善诱的教育家。

　　1958年春天，也就是我进入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学习的第二年，由于师资不足，同学们提出了不少意见，呼吁社会上一些有成就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来校授课，以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同志，非常重视同学们的意见，几经动员有经验的电影导演前来授课，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公出于责任感和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便挺身而出，毅然答应亲自前来授课。这一行动对于新建的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对于我们年青学生来说，更是喜出望外，欢欣鼓舞。

　　当时夏公公务十分繁忙，社会活动很多，他竟然能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到学院的课堂上来讲课，实属不易；而且这次授课不仅仅是讲座性的，而是作为一门电影剧作课程，要系统地讲一个学期的，这对一位公务在身、社会活动频繁的部级领导干部来说，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一作法不仅为领导干部开了面向基层单位授课的先河，同时也为许多艺术家们作出了榜样，起到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夏公虽然位尊名大，但讲课从不马虎，而是极为认真严肃。每次讲课，他都备有提纲、经过深思熟虑、作了认真准备的。他讲的课深入浅出．条理分明，既有逻辑的说服力，又有形象的感染力。他从不讲空头理论，而是将他的学习体会和实践经验，结合影片中的例证，非常具体而又细致的进行分析和讲解，既是常识，又是理论。后来这部讲稿出版时，欧阳予倩同志为他作序说。"这是理论，但这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常识，但他把有关编剧的一些道理阐明的非常透彻扼要。"他还特别指出："尤其可贵的是他所举的许多例子都很具体又十分恰切．使人易于理解。"欧阳老的这种评价是非常贴切的。

　　比如，夏公给我们讲剧作的开端，即"电影的第一本"时，特别强调要开好头。他说凡事开头难，开头好坏影响作品整个结构，因此电影的第一本极为重要。假如电影开演了十分钟，观众还搞不清头绪，以后就很难搞清楚了。所以他特别嘱咐我们：在电影的第一本中一定要把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人物，交代清楚，使观众了然于胸。这就需要花力气、下功夫。为此，他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生动的例子。

　　他说，有一部描写爱尔兰革命的美国影片《告密者》，这部影片的开头就很好。"画面一开始，淡人，伦敦的街道，远远的有房子的轮廓，但很不清楚，因为伦敦雾大。那远远的房子象水墨画。画面的一边是古老伦敦的煤气灯，画面的下面是街路，地上铺着古老而发潮的砖，灯光照在地上有点发亮。"这部片子是夏公二十多年前看过的，他仍然记得那样清楚，讲起来历历在目，细微末节都没有忘掉。这一方面说明夏公的记忆力好，另一方面也说明影片的造型魅力，令人经久难忘。

　　夏公把画面的造型讲完之后，接着他又叙述说："忽然一阵脚步声，一个人穿着雨衣跑过来，镜头跟着他进了地下道。这个人靠墙站住，回头一看，没有人，然后掏出一支香烟，擦亮火柴，借着火光照出这个人的脸，照出他背后墙上一条标语：'要为爱尔兰人的独立而奋斗'。这个镜头不过二、三十尺长，但它把要表现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接着他又对上面的开头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他说，"第一，古老的灯，伦敦的陋巷，都很典型，有灯，雾很大，说明这是晚上；一个人慌忙地跑来，靠着墙，回过头来一看，表现他是被追逐的人；借着火柴光照出这个人的脸，也就是把这个人介绍给观众。第二，背后的标语是介绍时代背景，表示爱尔兰的独立运动闹得很厉害。二、三十尺胶片就把时间、地点、人物都介绍出来了，这个开端真可谓高手。"三十尺胶片在银幕上只不过放映四十五秒，还不到一分钟，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表现的内涵这样丰富，编剧和导演如无独到和精密的艺术构思，是难以奏效的。这个例证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也使我们感触很深，对照有些影片的开端，虽然花了很多胶片，拖了很长时间，但观众仍然不得要领，不知所云，结果导致整部电影的失败。所以夏公在剧作课的开头就叮嘱我们要特别重视影片的第一本。同时他还通过一些鲜明的例证，阐明如何才能搞好第一本的方法，以加深同学们的印象。

　　此外，夏公讲课还有一个别具一格的特点，就是把民族戏曲的传统理论，引用到电影创作中来。这要是没有博古通今的渊博知识，没有对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例如，他对明末清初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号笠翁）的研究就颇为深厚。他在讲课中常常把他的写戏经验，古为今用，结合电影剧作的实际，将古人的经验契入到现代创作意识中来。比如在创造人物、布局结构中，如何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独绪、戒荒唐、审虚实等，以及在运用语言、撷取词采时，又如何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这种古典的、传统的理论，一经夏公点拨融会贯通之后，不仅使我们易于接受，倍感亲切，并且感到在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尚有许多闪光的瑰宝未被开采出来。电影艺术是从西方输入的文化，如从入乡随俗这个意义上来思考，难道不能用东方文化将其溶解，赋予它民族的文化精神吗？我看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

　　夏公的课，特别注重应用理论，不仅使我们明白道理，而且使我们懂得如何应用，这对我们以后的创作和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当我留校接手教学工作后，特别注意吸收夏公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注重多讲应用理论。有些人不太重视应用理论，甚至看不起应用理论，觉得它实用性太强，难登理论的大雅之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用理论对学习电影创作的学生来说所以重要，是由于在一般书刊杂志中难以读到。因此在学校中注重多讲应用理论，作到学以致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夏公作为电影理论大家，仍然十分重视应用理论，是多么不容忽视！

　　夏公虽身在校外，但他对学校教学的关心与支持从来不遗余力。记得我在讲授电影改编课时，着重研究了夏公的改编经验，并写成了讲稿。为了证实我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曾给他写了一封求教信，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及时对我的信件作了批复，从而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夏公的课不仅受到了我们学生的欢迎，就是中青年教员也都争着来听课。所以每逢他来讲课，总是座无虚席，而且要加许多座位，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几乎没有插足之地。夏公在教学中非常重视教书育人，他不仅向学生传授艺术创作的技能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在教学中自始至终都贯串着一个十分鲜明的教育观点，就是让学生明确创作的目的性：为什么搞创作？为谁搞创作？总之，就是要学生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他还特别提醒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当时统计数字），其中有五亿农民。千万不能忘记农村观众。至今我对这些话还留有深刻的印象。目前有些影片脱离现实，一味追求超消费生活的豪华场景，镜头只盯住宾馆、酒吧、舞厅、浴场，而农村和农民观众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实际上就是夏公一再指出的缺少群众观点，对为什么搞创作和为谁搞创作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认识。

　　在长达一个多学期的授课过程中，夏公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感情，他的智慧，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我常常想，作为老一辈的艺术家，能够亲自下课堂，吃粉笔灰，为年轻的娃娃讲得口干舌燥，他究竟图个什么呢？我想，夏公这样做，他的眼光一定看得很远很远，决不会只为了传授几个学生，而是为了培养电影事业的接班人在呕心沥血，也许远不止这些，它的涵盖面可能更宽泛、更深远……

　　夏公的这次授课，已成为电影学院走过的历程中的一页重要历史，他的讲稿已成为电影理论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它使广大电影工作者从中受到教益，同时也哺育着广大的业余电影创作爱好者。

　　毋庸置疑，厦公对学院的帮助决不只局限在执教授课上，同时他还在宏观上对学院的办学方针、教学规划、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给予指导和关注。现在，夏公年事已高，但学院每有重大活动，他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每请必到。例如学院的校庆活动，青年电影厂的创作活动，文学系的学术研讨活动等，他都亲自到会给予支持和指导。可以说从电影学院出去的新一代电影工作者，都曾直接间接受到过夏公的教益。他们步入社会后的成长，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和在银幕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都有夏公直接的或潜在的影响。

　　电影学院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如用人来比喻，已到了不惑之年，到了成熟阶段。现在教师队伍和在校学生都比过去壮大了。校园建设，已面目一新，从学院大门走出去的学生，已遍布我国的电影和电视单位，当年接受过夏公电影启蒙教育的学生已成为电影创作和电影教育战线上的中坚力量。春催桃李，有耕耘，必有收获。夏公当年用心血辛勤浇灌的幼苗，已开花结果，遍及中华大地；同时，这些果实又把种子传播下去，延续下去，我想，夏公对此定会感到欣然而露出笑意的。

　　                                         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