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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篇]最初的历程--谢铁骊 巴鸿 文

发布日期: 2006-05-12 11:13:03

  

                   谢铁骊 巴 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像是迎来了春天,迎来了朝阳,一个古老的民族又焕发了青春。献身中国革命的战士和爱国者们,在无限欢欣之中,又凝神沉思着未来,思考着在自己的岗位上怎样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人描绘的革命和建设的蓝图。陈波儿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忠诚而坚强的战士和爱国者。

  早在40年代末,波儿同志就曾经设想过要办一所中国的电影大学。这一设想的产生,是因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必须连续不断地壮大扩充电影队伍。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那时还不能付诸实践。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就具备了作长远、全面规划的前提条件,波儿同志,和第一任电影局长袁牧之同志谈论规划时,又提起了建立我们自己的电影大学的设想,两人共议共识,并形成了上报方案,很快就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和文化部的批准和支持。继而又拟出了实施方案,由波儿同志执行。顺便说一旬,袁牧之和陈波儿同志是几十年共同奋斗的战友,也是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倾注整个生命,融洽默契的合作者,他们是两相知。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没有一个妥善适度的安排,是成不了事的,从当时的经济能力,教师、干部以及必要的设置来考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成一所高等学校。波儿同志采取了目的明确,抓紧筹划,办班开始,逐步扩展的方针。

  波儿同志成竹在胸,便找我们俩和王赓尧同志一起做筹备工作。我们三个人走在一起,看来不是偶然巧合,很可能是波儿同志有所考虑的:一个刚从部队调来的文工团长,在编、导、演方面都有经历;一个在华南和香港多年从事戏剧和电影工作;一个在北京多年,风土市俗熟悉,又具有行政管理能力。从筹备期间和以后的任职情况来看,也说明波儿同志是有所设想的。波儿同志认为,工农兵已经走上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就需要贯彻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要服务得好,首先就要培养演工农兵象工农兵的演员,因此决定从培养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演员作起,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为对象,通过严格选拔,办一个表演艺术研究所。

  我们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和建设新中国的理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我们缺乏办学经验,波儿同志就和我们一起讨论,从办什么样的学校,教学方针,组织措施,招生条件,直到考试题目,统统都是在她的指导下完成的。1950年6月我们开始了招生工作,7月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登了招生启事。波儿同志当时是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艺术处处长,她兼任所长,又请有多年戏剧工作经验,熟悉电影导演的王逸同志担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很快组织和安排了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投入了紧张的招生工作。波儿同志要求我们,多想办法,保证做好招生工作,要求出水平,重质量。不是专招美男美女,要招各种类型的人才。我们想,有数量才能有质量,报考的人多,才有遴选的余地,要能达到波儿同志的要求,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招生工作做得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请许多名导演和名演员参加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招生考试或是主持考试。很幸运, 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结果,招生工作超出了预料,一共只招三十名,可是无论哪个考区报考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建国初期,能在群众中得到这样强烈的反响,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尽管报名人数很多,由于坚持招生条件,宁缺毋滥、没有招满三十名,以后又招了一次插班生。学习期间实行淘汰制,把别具特长的学员,尽可能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去。

  1950年9月开学,开学典礼组织得很庄重,很严肃,当时电影界的领导人袁牧之、蔡楚生等同志都出席了,还和教职员、学员留影纪念。遗憾的是波儿同志在苏联访问没有参加。

  开学之后,立即开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

  那时我们国家已处在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某些原有的习惯和已经形成的观念都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作为一个即将投身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更必须改变不适应社会要求的习惯和观念。波儿同志要求的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新时代的演员,我们的理解就是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演员,具有时代精神的演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从世界观上下功夫。为此我们决定抓三件事:(1)抓好入学教育,以图有个好的学习态度,和适应严格管理的思想准备;(2)开好政治理论课,请有成就的学者讲课;(3)抓紧、抓好思想教育。经党、政、教一致努力,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果。为了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还组织同学们到湖北汉阳参加了较长时间的土地改革,他们得到了实践的锻炼,获益匪浅。最近为庆祝电影学院40周年,邀请在京师生座谈时,不少同学都说,那时的理论课和德育教育给他(她)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专业课我们选择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作为训练方法。应该承认,当时教员中虽然都接触过斯氏体系,但是作过系统深入研究的不多。为了把课教好,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探讨,集体备课。同学们很可爱,很认真,不是挑剔闹意气而是勤学苦练,紧密配合。当时的师生关系是很融洽的,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结果是教学相长。专业基础课,也占有相当的比重。音乐主要是声乐,请了男女两位声乐老师,分别上课指导,同学们每天坚持练声,形体也请了两位老师,一个是教舞蹈,一个是教技巧;语言也是两位教师,负责讲理论,正发音。此外,还设有影片观摩与分析以及各种姊妹艺术形式的观摩与欣赏。这里我们要对戏曲观摩说几句。

  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的,我们的民族艺术,也是为世人倾倒的,那些优秀的传统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培养新中国的电影演员,必须把她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了,才符合波儿同志"培养我们自己的电影演员"的要求。后来听说,波儿同志的要求是在贯彻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为了学习传统的戏曲艺术,我们一直坚持观摩,并在课外促使自由讨论。可以说各个剧种,包括曲艺,特别是许多享有盛誉的大师们的演出,都看到了,他们精湛的表演艺术,对同学艺术修养的成长,是极为有益的。

  课外活动也纳入到演员的培养轨道,既注意全面发展,也注意业务的锻炼。经常的体育活动和比赛,练和声合唱去电台广播,每次游园也总要组织些小节目,一方面注意发扬长处,一方面文注意启迪和培育创作实践的能力,寓教育于文娱活动之中,我们的体会是很有好处的。

  回想起来,那时办学可真是艰难,没有波儿同志的坚强毅力,是搞不起来的。没有电影艺术教育的经验,更缺乏这方面的教员,专业校舍和设备更谈不到,象形体、舞蹈,经常就是在院子里露天上课,春、复、秋、冬都不例外。

  表演艺术研究所历时一年,因为急需补充各方面的干部,于1951年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校长白大方。又招了一个演员班,扩大专业,招了编剧班。这两个班的招生和前一个班的不同之处,就是到产业工人中去招了一部分学员。

  1951年新招的演员班,教学情况和第一班基本一样,编剧班虽然老师和同学兴致都很高,也同样是十分艰难的,只有一两位专业老师,很多课程是靠外请或到有关大学和学术单位去听课。依然是排队去影院、剧院上观摩课。如此之类的困难,都在饱满的热情下,胜利地克服了。学习不容易,得来的知识就越发使人觉得珍贵。所以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和电影学校初期的同学中,出的人才也是比较多的。如今他们中间,有的是专家、教授,有的是熠熠发光的明星,有的改行成了著名的导演,许多人分别获得了政府奖,金鸡奖、百花奖和电视剧奖。

  当我们回忆北京电影学院的最初历程时,波儿同志的形象,随着我们的笔触,不时出现在面前,已经40年了,但对她的思念反而越来越深了。那时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一刻也不离开繁重艰辛的领导工作岗位,建国初期最早的一批影片,如《钢铁战士》、《八女投江》、《桥》、《赵一曼》等无一不是在她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她正是在繁忙的工作中,带着严重的病痛,领导着我们创办表演艺术研究所的。而且还尽可能的到研究所和同学们见面,讲课,看考试。记得有一次她在讲课之前,嘱咐巴鸿待在窗下,当她冲他举手时,就把窗子打开,果然,讲课不久她就举起了手,巴鸿立即打开了窗子,让新鲜空气进来,使她的心脏舒服些。这真是令人终生难忘而又催人泪下的一课啊!

  表演艺术研究所,从建所,制定教学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招生,配备干部,请授课老师……无一不是在她指导卞进行的。在当时,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借鉴的情况下,表演艺术研究所和电影学校初期,能办成那样,是和波儿、白大方同志的贡献分不开的,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电影艺术教育的奠基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们对党、对电影事业忠诚奉献的精神!

  最近,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希望社会风尚、人的道德品质能够回到50年代的水平。要实现这个愿望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党的事业需要具有高尚思想道德的一代新人,只要上下一起努力,而且持之以恒,相信这一天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也相信有40年办学经验的北京电影学院,将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为党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

                                          1990年2月

                    谢铁骊 著名导演。首届中国电影节,老

                     艺术家奖获得者。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巴 鸿 导演。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已

                    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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