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阑西

　　北京电影学院从其前身到现在已经40年了。这是我国电影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40年。也是电影界两、三代人共同努力奋斗的40年。

　　1950年，当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陈波儿同志就以其远见卓识，考虑到要培养新一代的电影人才。这样，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建立起来了；随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影学校也出现了。这就为年轻共和国的电影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我调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工作。那时，电影界面临的问题是：电影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发展的规划；电影教育如何进一步发展，这里包括如何提高解放区来的文艺于部掌握电影艺术的创作，特别是如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培养大批年青一代的电影人才。

　　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系统的经验。怎么办？回答是：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

　　我们都知道，苏联早已建立了全苏莫斯科电影学院，并有了多年的办学经验；我国解放前左翼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都还健在，他们大多受了苏联革命电影的影响；加上当时影院放映的基本上是苏联的翻译片，对广大群众有着较深的影响，等等，基于这些因素，向苏联电影学习，借鉴其中有益的东西，不仅有群众基础，也是我们进一步办好电影教育的可行之路。

　　于是，1954年4月，我组织了11位电影局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到苏联考察。其中特别是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着重考察苏联电影教育的情况。回来后，我们还特别请了苏联电影专家茹拉夫廖夫同志来电影局当总顾问。1955年，我们又请了4位苏联专家在当对的电影学校办了4个专修班，主要的目的是为创办电影学院培养师资，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电影教育事业。那么，办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学院呢？这个问题，我们曾在莫斯科议论过几次。一致的想法是：这个学院要培养有高度政治觉悟、有系统专业知识，并能为党的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电影干部；规模不宜太大，要有必要的设备和实践条件；设置的专业要根据师资条件逐步增设；建院的各项工作都要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艺术系科先行，以及选调师资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这个电影学院于1956年成立了。当时只建了3个比较有条件的系。我兼任了第一任电影学院的院长。但是，我这个院长对学院的工作管得不多，主要是章泯、钟敬之、吴印威和卢梦他们几位负责。1959年，我调离电影局到广东省委、省政府主持宣传文教工作。这以后10年时间，我未管过电影。但是我对电影界、电影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很关心的。 直到1978年，我又调回文化部，担任副部长，还是分工管电影，并面临着重建电影学院的工作，我仍兼任院长（一度算领导小组组长）。当时的电影学院备受"文革"摧残，是劫后重生，因而困难很多，百废待兴。甚至校址都成问题。但是，我在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就又交给了卢梦、钟敬之和成荫等同志。总之，我和电影学院关系密切、感情颇深，但贡献不大，这是我深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电影学院的发展是正常的，先后给我国的电影战线输送了3，942名电影战士，他们中有不少人为我国的电影事业立下了功勋，受到了国内外有关人士的瞩目。可以这么说，没有电影学院培养出来那么多人才，我国的电影事业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美好形势。电影学院没有让电影界的同志失望，没有让党和人民失望。但是我们决不应当因此沾沾自喜。相反，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学院的毕业生具有更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从而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认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入生活，勤学苦练，扎扎实实地学会运用电影艺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武器，脚踏实地地去反映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特别是他们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为此，我深望学院引导师生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设想一下，过去如果没有电影艺术家深入抗美援朝的火热斗争，是不会有像《上甘岭》、《英雄儿女》那样的好影片的。

　　另外，我还认为，外国的东西，特别是外国的电影，我们应当看，不看就会闭目塞听，不可能有所借鉴，但是要做到"洋为中用"，批判地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我们是中国，拍的是中国影片，不是摹仿外国，更不能迎合外国人的情趣。我们的影片要有中国气派，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我的衷心希望。

　　40年的道路是艰辛的，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奋进，未来定会更加光辉灿烂。让我为此而欢呼，并向在电影教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的园丁们致以深切的敬意。

　　王阑西 曾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

　　并兼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