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梦

　　我在离开北京电影学院近20年后，于1978年4月又回到电影学院。当时，正处于电影学院的恢复与重建时期，面临着复杂而繁重的任务。

　　（一）在十年浩劫时期，"四人帮"停办了电影学院，将学院的校舍和一部分设备给了别的单位。后来办起了电影学校，占用了距城区约20公里的原北京农业劳动大学（"文革"后改为北京农业学院）的校舍。这个校舍，只适合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不适合培养电影人才。就在这教职工离家太远，学生观摩、实习、请教师上课很不方便的条件下，原电影学院保留下来的教师们，仍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干劲十足，接受了文化部交给的任务：1978年夏季招收本科各系新生。

　　经过严格的考试，当年录取了177名新生，其中包括19名表演师资进修班学生。

　　原计划今后每年招一些新生，但由于教学力量不足、特别是北京农学院决定从1979年起每年招生，两个学院占用一处校舍，校舍又不大，因此，与北京农学院达成协议，他们每年少招一些学生，北京电影学院1979、1980年不招新生，1981年少招一些新生。

　　一百多名新生进校后，虽然能按教学计划开课，能按时上课，但学生们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为自己能在那么多报考青年中被录取进了自己喜爱的学校、学了自己喜爱的专业，而感到十分高兴；一方面进校后看到如此简陋的校舍、设备与许多的困难，又感到并不满意。大学生们对国家大事是比较关心的，今后中国往何处去？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这些问题存在于许多学生头脑中。为了学好自己心爱的专业，大家还是努力学习着。

　　（二）学校为了让教师与学生们增加知识、开阔思路、吸收"营养"、面向世界，放映了不少西方60年代、70年代的影片，以及30年代、40年代的外国影片。这些影片，特别是60、70年代的西方影片，大部分是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同时，学生们课外看的业务书，也多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些影片，很多是过去不允许师生们看的、也不在社会上放映的。现在大家看了，自然而然的，受了其影响；自然而然的，认为中国不如人家，中国的影片不如西方的好。虽然课堂上讲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但是许多学生不听你讲的那些或怀疑你讲的那些。在学生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做了一次文艺思想调查，是用测验的方法进行的，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于是，请吴国英同志经过准备后给学生讲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课，又要求专业课的老师们"教书又教人"，即结合专业教学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学生们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

　　（三）教师的实践少与学生的实习条件差，是从电影学院建院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为了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整顿与充实担负学生实习任务的学院学习处，使它具备一部外景不多的故事片的制作能力。同时，我们分作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与各制片厂联系，由学院派出各系专业课教师去厂里摄制故事影片，如到峨影拍摄《竹》、《舞恋》等；这个办法，在创作人员很少的厂，如天山制片厂与内蒙制片厂，更容易解决。一方面，我院导演系的专业教师自己写剧本或者找剧本，自己导演，学院各系专业教师参加，由学院实习处担负制作任务。这样拍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1979年生产的《樱》。《樱》拍出后，正式成立学院附属的青年制片厂。

　　至于学生的实习，也主要是拍片。重建学院后学生实习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是《百合花》。为使表演系学生更早、更快地参加拍摄影片工作，我们曾决定，表演系学生在校学习一年半或二年之后，就可以到制片厂去当演员拍摄影片（当然，只有少数由制片厂选中的学生才能去）。这些办法，对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是学得更好。行之有效，坚持下去。

　　（四）1978年学院重建时，是由以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的。我从山西省调来后，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是党、政、教，各方面的工作都管，因而免不了顾此失彼。到1980年，人员比较齐备、条件比较成熟，就选举、建立了党委会。从此，实行党政分开。但初期，有时候是"分而不开"，党委还是不能把党的工作做好，把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以后，才逐渐改善起来。

　　（五）1978年至1983年的几年中，在继续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搞清查、搞整改后，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进行教学改革和学院各方面工作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学院的前进方向正确、管理科学化与教学内容及方法的不断改进。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长时期的努力。这中间，要牢记的一点是：一定要坚持不折不扣的实现我们学院的培养目标，不能动摇，不能含糊，不能放任自流。

　　                                   1990年4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