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做事 真诚做人--马松年访谈录

采访撰写：苏娴 

艺术简历：

马松年，男，1939年3月生，天津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感光学会理事，中国电影电视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电影技术》期刊编委，中国感光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1961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先就教于电影工程系化工专业，1972年起在摄影系任教。1984年起任摄影技术教研组组长，兼任过北京电影学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他参加、主持创办了“影像工程专业”。

主要开设的课程有：《摄影化学基础》、《电影胶片的原理与应用》、《感光材料应用基础》、《颜色视觉与色度计量》、《感光测定学》、《彩色摄影技术》等。1993年开始招收“电影技术”专业的“影像质量评价与控制”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在彩色摄影技术与摄影过程中的色再现方面进行科研工作，并主持和承担了广播电影电视部资助的科研课题《摄影过程中色再现研究》。

主要著作有：《感光胶片的原理与应用》（合著）、《感光材料应用基础》，在具有相当权威性的《现代影视技术词典》中，撰写了关于彩色学方面的词目。编写了电影学院教材《摄影化学基础》、《颜色视觉与色度计量》、《感光测定学》等。此外，还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约二十余篇。其中《感光胶片的原理与应用》（合著）1990年获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教材一等奖，1991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教材二等奖，《感光材料应用基础》1996年获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教材二等奖。

生活的选择让我来到电影学院

您大学考取的是河北师范学院，是不是很早就立志作老师呢？

我没有一开始就想到会做老师，在我们那个时代，正是全面建设新中国的时期，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大都更愿意做一线的实际建设工作，比如搞经济建设或到工矿企业做技术工作。那么考大学自然也更愿意报考理工科学校和专业。理工科是最热门的，至于学校，以北京为例，就是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此外还有像钢铁学院、石油学院、航空学院这样的专业院校。我也不例外，高考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但当时由于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继续上大学都很难确定。我们家兄弟五个，我是老大，全家就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家，而父亲身体又不好，工资一直也不高，我作为老大，觉得有义务替父亲分担养家的责任，所以，我也想去工作。当时也没好好复习，最后虽然高考成绩不理想，还是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而且，上师范学院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原因：当时别的理工大学吃饭都是要交钱的，上师范学院管吃管住，这样就会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所以我就上了师范学院。其实我更希望去理工科的院校和专业学习。不过，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已经上了这个学校，那就必须好好学习，完成学业。我在在师范学院学的是化学专业，之所以选择化学专业，是因为个人兴趣，加上我的化学成绩一直比较突出。

您是怎么到电影学院当老师呢？

我是1961年毕业的，当时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好多工厂、单位都在精简裁员，安排毕业生很困难。直到8、9月份学校才拿到毕业分配方案，拿到方案后就让毕业生填志愿，因为父母身体都不好，我第一志愿就填了天津，希望能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但是天津名额有限，我填的是服从分配，就让我来到了电影学院。至于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我到电影学院，我真的说不清楚，大概和学习成绩、家庭出身、个人的表现等等各个方面因素都有关系吧。对我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起初我都不敢相信。我还记得，当时是9月20号左右吧，我们去石家庄市里开会，就在开会回来的路上，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走到我身边悄悄跟我说，你可能要去北京过十一了。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真的吗？太出乎意料了，总觉得是不是听错了。以至于我后来虽然很兴奋，但脑子里还是不太敢相信。

您当时想到去电影学院干什么了吗？

当时我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消息一传开，好多人都很羡慕，尤其是很多想当演员的漂亮女生，听说化学系有人被分配到电影学院，真是羡慕极了，大概她们都想去电影学院。至于为什么分配我去电影学院，我想很可能是跟摄影有关，摄影中有很多化学问题，我在大学四年级时曾经学习有机化学结构理论、高分子化学等课程，知道而且还到保定胶片厂去参观实习过，重点是片基生产车间，因为片基原料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这些都和化学有关，也许这就是电影学院要一个化学系毕业生的原因吧。

在创业的日子里

您最初是到了电影学院的工程系，这个系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存在了，您能介绍一下这个现在听起来很陌生的系吗？

我是1961年10月6日到电影学院报到的，当时学院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只有表演、导演、摄影、美术和工程系。电影学院成立之初就一直办一些跟电影工程有关的专业及培训班，但当时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系科。1960年，文化部决定成立一个电影工程学院，不属于电影学院，而且跟电影学院一样，是个单独的学校。文化部抽调了申伸老师（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孙良录老师（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录音师、后来的工程系的副主任）、魏曼青老师（后来是学院实习处处长）等几个人，一起筹建这个电影工程学院。但后来正赶上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一些院校下马了，更不用说这个还在筹建中的新学校，所以这个电影工程学院也被撤消了。但是，当时工程学院的三个专业，电影机械、电影化工和电影电声都已经招生了。学校可以撤消，但不能让学生们回家。于是电影工程学院并到了电影学院，成了电影学院里的电影工程系。工程系下属还是那三个专业，机械、化工和电声。我是学化学的，自然到了工程系的化工专业。

我1961年进校时工程系刚刚成立，第一批学生也才刚进校一年。毕竟是一个新成立的系，设备条件还是很差的。当时只有两个实验室，一个是化学实验室，另一个是很小的专业实验室。真的是什么都要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实验设备和用品都要我们自己去联系、购买，而且好多实验器材甚至还要我们自己动手设计制作。尽管如此，但师资力量还是很雄厚的，当时工程系汇集了一批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吕锦瑷老师、金驾东老师、黄兆昆老师、李丽麟老师、陈慧英老师等，他们都是从原来金陵大学过来的，还有刘敦老师，再有就是我们这些新毕业分配来的年轻的大学生。金驾东老师是工程系化工专业的负责人、化工教研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电影学院被撤销了，金老师被调到了洗印厂去作技术工作。七十年代末，电影科研所恢复了，又被调到科研所。他是科研所里资格最老的老师之一，在电影洗印和感光科学领域具有极高的造诣，是感光学会副理事长，教授级高工。我一直把金老师看作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在工程系的时候一直是他带领着我们青年人从事教学工作的。当时工程系化工专业还有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刘敦老师，上海人，考到了清华大学，在清华读二年级的时候就被抽调到苏联去读书，直接插班大学二年级。要说天才，我接触过的人中只有他是，他记忆力极好，精通五门外语，法语是他坐公共汽车时自学的。后来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也是感光科学领域的领头人。这些人当时都在电影学院工程系任教。在老教师的带领下，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思想还都很单纯，都觉得既然有了这个专业和这批学生，就要全心全意的当成党的事业来完成，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个班的学生带好。

那时我刚进学校，也就22岁，是老师里面最小的，主要工作是助教。当时助教就是要给学生上辅导课，老教师讲的课我是要和学生一起听。课下，主讲老师留的作业有什么问题，我就要给学生们作辅导，也要讲一些辅导课。那时候班里有的学生比我还大，他们也叫我老师，我还有些不适应呢。此外就是编写实验教程，每个实验的实验目的、实验器材与药品、操作步骤和实验结果分析等，都是由助教编写好讲义发给学生们。虽说条件艰苦，但当助教的那段日子还是很充实和愉快的。尤其是听老教师的课，让我受益匪浅。我从那些老教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老知识分子治学和为人的态度，非常严谨、认真。这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对待任何的教学工作、学术问题，我都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是我的原则，对待学生和学术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

您怎么又到了摄影系呢？

说起来话长。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1966年以后电影学院就不再招生了，开始了十年“文革”的浩劫。1970年江青成立了一个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就在现在的北京农学院的校址上。这个大学有四个系：京剧系、舞蹈系、音乐系，再有就是电影系。这样，电影学院就变成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一个系，电影系主要专业就是电影摄影和电影美术。

1970年从部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整个学校都在保定38军接受再教育，搞斗批改。“五七艺大”电影系摄影专业的师资主要还是来自原电影学院摄影系。抽调的大部分是中青年的老师，组建电影系摄影专业，1972年又调了第二批年轻老师，比如，张益福、鲍肖然、廖家祥等一批老师等，其中也有我。这样，我就进入了电影系，也就是摄影系。进入摄影系后，我的讲授课程的内容自然也有了变化。摄影系有一门技术基础课，叫“感光材料”。这个课程对摄影师是很重要的，主要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胶片的使用方法和规律，拍摄出技术质量完美的画面，可以说对感光胶片的应用技能是摄影师的基本功之一。

刚到这个新环境，又像当初我们创建工程系一样，从头再来。我们不仅是老师还是实验员、洗片员，当时的学生虽然学了一点专业知识，但真动手操作还是有问题的。那些学生拍出来的作业都是由我们老师亲自动手冲洗的，这对我这个初步接触摄影专业的人来说倒是很有好处的。我本来在工程系教基础化学课程，关于摄影方面的专业课接触的还有限。在新环境里，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不停地去听相关的专业课，搜集专业资料，翻阅专业书籍。1974年开始讲“感光材料”课，不仅是给自己学校讲，还给其他学校和工厂讲。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很多人还是很想学好专业课程，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的。不过，当时的形势不允许，一会儿这个运动，一会儿那个运动，一会儿这个老师挨批了，一会儿那个老师挨批了，非常动荡，所以这些学生的专业学习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但作为老师来讲，我们是对得起那些学生的。只要该我们上课了，我们就尽可能把知识传授给他们，该实习了，认真地指导他们完成作业。这些学生最终还是大体上掌握了基本的专业技能，毕业后大都从事摄影工作，有些人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很多人说，人生要走很多步，但其中一、两步的选择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能选择的机会很少，我总是被选择——被选择进入电影学院，又被选择去了摄影系，开始进入摄影的专业领域，这影响我以后生活的每一步。

为摄影78班上课

“文革”后您在摄影系继续教感光材料这门课吗？

是的。1978年我参加了摄影系的招生和专业考试工作，这个班就是摄影78班，我是看着这些学生迈进校门的。那时的电影学院还在朱辛庄，我还是继续教“感光材料”这门课，这是摄影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电影不仅是艺术，也是技术，作为摄影师，要掌握足够的技术知识和基本技能才能创造良好的摄影作品。

当时，摄影系除了有艺术课程，还有一系列的技术课，比如摄影机械、摄影机镜头、照明技术、曝光控制等，包括感光材料，这些都是他们在大一的必修课。我记得摄影78班当时感光材料的课程是上一学年的，每周7学时，上午四个学时上课，下午三个学时进照相室和暗房。他们当时的课程学习还是很扎实的。

（给学生上课）

您还对78级上课的情形有印象吗？

1978年之前多年没有进行高考和招生了，这一届能考上的人是百里挑一，千里选一的。我当时看到这些学生，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能从这些人身上感到强烈的学习欲望。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稍微对自己有些放松的人，就不可能在1977年、1978年考上大学，能考上的一定是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对自己抓得比较紧的人。他们既然能考上大学，能力自然不容置疑，而且他们都看过不少书，文化基础是有的。他们中有一些是应届毕业生，也有不少非应届生，年龄比较大。比如张艺谋，他比他们班的同学要大六七岁，情况比较特殊。这个班年龄较小的，相互之间也就差个一两岁，都是1977年，1978年毕业的，算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进校后的状态，比较接近现在的本科生，可能是年龄小，都比较听话，很遵守纪律，认认真真听课，成绩也都比较好。年龄大一点儿的呢，数理化基础有些薄弱，所以学习起这些技术课程，可能没有年龄小的那些人来得轻松。但他们都有一个基本认识，无论什么课程，既然设置了这门课程，就尽可能努力学好。他们知道这门课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学的还都不错。我的印象中这个班的学习成绩是很不错的，分数有高一些的、有低一些的。这是很正常的，否则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您手下留情了？

那倒不是。对待教学我向来是认真的，对待学生也从不马虎。我能感觉到他们都是很努力的，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才会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对于考试，80分和90分肯定是有差别的。不过将来出去作摄影师，考80分的一定比90。比如说，胶片的感光特性曲线，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就要用这条曲线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用好胶片，这些成为他们摄影中运用自如的技能也就够了。77、78班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大都比较成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一个课程我学到什么程度，下多大的工夫，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考虑。比如这门课程我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就不用在这方面花更大的精力，利用一些时间去看一些别的书，学一些别的东西。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没什么可指责的，甚至是可以鼓励的。

78班进校的时候，电影摄影专业还分故事片、新闻片这些方向吗？

没有。当时就是电影摄影这一个专业，在专业之内也没有再分成什么故事片摄影、新闻摄影、科教摄影等，基本上就是故事片摄影。他们进校后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是第一个班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班，直到1981年才又招了第二个班。所以学校的摄影器材、胶片等等都是只为他们服务的，拍摄实习作业用的胶片比较多，这是后来的学生所没有的条件。他们当时只要一说拍片实习，一个大摄影棚就给他们了，摄影器材都提供相当充裕，譬如照明用灯就是用筐装，坏了马上换。四年里就这么一个班，自然教学资源是只供他们独享的。

与以往的班这个班比在其他方面还有些优势。比如那个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外国影片、书籍和理论，尤其是外国电影的观摩，那个年代里想看外国影片远没现在这么方便，但电影学院每周都会放映国外的资料片。他们之前的班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条条框框比较多，所看到的资料影片就很有限，而78班在校的时候就不同了，所以当时就能感到他们这批人思维很活跃。在学校里也看过他们的一些摄影作业、图片作业，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顾长卫等，张艺谋就更不用说了，他进校前就已经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了。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学过美术的，他们的作业就能看出强烈的形式追求。那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已经显露了艺术的潜质。

我把学生和科研看作自己的孩子

您不仅参加编写了摄影系的教材，还开拓了摄影的色彩再现领域的研究，能谈谈吗？

“文革”前，摄影系有过一本关于“感光材料”的教材，但是内容有些老了。78班上课的时候用的还是油印教材，大家就考虑没有正规教材教学很受影响，几个老师就决定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最后由四位老师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的撰写：赵凤玺老师负责第一章胶片的制造和第二章胶片的冲洗加工；李丽麟老师负责第三章黑白胶片的感光性能；我负责第四章色的基本知识和第五章彩色胶片的洗印加工；陈慧英老师负责第六章彩色胶片的性能和第七章电影胶片的加工工艺。这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感光胶片的原理与应用》。在编写第四章“色的基本知识”一章时，涉及了关于颜色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我觉得不能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弄懂，不能仅仅停留在写那本书的水平上。应该更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和掌握色彩领域的理论问题，我发现对于色彩领域内容其实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颜色视觉，就是颜色怎样产生的，人眼如何区分颜色及一些重要的规律；另一方面是色度学，就是颜色的测量问题。虽然对于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来说，主要学习的是颜色视觉方面的问题，色度学几乎不大会涉及，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一部分弄清楚，于是我自己翻阅了很多书籍和刊物。发现其实色度学涉及面相当广，应用范围也非常广泛，与颜色有关的涉及色度学，比如染料、印刷、纺织、印染、照明、交通、日用化学，甚至于植物学等等。色度学在摄影、电影和洗印领域里的应用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但当时学校里还没有相关的课程，一直也没用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跟洗印厂的人交谈时，他们得知我作了相关研究并且也写了出来，就让我去洗印厂讲这门课程，把我的文章当作讲义印在厂里的刊物上，一共十几万字，叫做《颜色理论基础》。大家听的很有兴趣，觉得讲的很清楚，比师傅带徒弟式的讲授要系统。

这个课程后来延续下来了吗？

断断续续地讲过，1986年刘国典院长和金驾东老师招收第一届电影技术的研究生时讲过这个课。学校里单独印了一个教材，把名字改成了《颜色视觉和色度计量》，明确地包括了两部分内容，这是在学校里面第一次讲。后来给电影洗印88专修班、影像工程94班等班级讲过。

能谈谈您填补空白的科研项目吗？好像这还是您多年的宿愿？

1980年代中期，随着对色度学的问题研究的深入，就想把这个学科理论和方法引入到电影技术的研究领域中。但是要想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就遇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经费的问题，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设备材料很复杂，也很昂贵，当时学院没有科研经费，所以我也没办法做下去，只能放在那里。90年代，柯达公司和富士公司在其胶片资料中都直接提供了相关的色再现的色度图，色度学的应用已经是很具体、很直接了，但我只能看着干着急。直到1997年，广电部给学校下拨了一些科研资助经费，于是我把这个课题以“摄影过程中的色再现”为题目报上去，后来就批下来了。这个科研项目，对我在电影学院整个生涯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前在电影技术界一直没有人将色度学作为一个基本手段引入到电影摄影技术的研究中，很高兴我有机会作这样一件事。当时我已经58岁了，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非常珍惜这个项目的研究。虽然之前我就进行了一些研究和准备，但真正立了项，着手进行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作为一个完整的方案，只有经费是不够的，有很多技术准备工作要作。比如，你要研究色度学的问题，就要有一个基准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很不容易确定，就说肤色吧，你不能随便拉一个人就作为参照物，大家的肤色都不一样，凭什么这个人的肤色就是标准呢。后来又多方面的研究和工作，最后找到一个标准样品来代表人脸的肤色。

在整个科研中，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对于自然科学与技术性的科研项目来说，数据是最重要的，没有数据就没有技术性的科研，更谈不上科研成果。还是说那个肤色的问题，肤色从色度学的角度来讲，它的指标是要有严格规定的。而且数据要严格精确和准确。五年前测的数据，现在就不能用了。学摄影的人都有这个常识，拍摄胶片时，光线的颜色是非常重要的，上午8点拍摄，中午12点拍摄，下午5点拍摄，画面颜色都不一样。选择什么样颜色的稳定的光线作标准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是洗印，也不是随便按照一般生产中的洗印条件进行的制作，也是要严格的按照一定数据进行控制的。当时我还要继续在学校上课，带研究生，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最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项目。2001年完成了这个课题即《LAD条件下摄影影像的色再现》，获得了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至于“填补空白”是一些专家的看法，而我自己是不敢这样高看自己的。

请您谈谈对这些年电影学院的技术专业教育历程的看法？

我在电影学院工作了四十年，见证了这个时期学校工程技术专业教育的历程。电影学院有过电影技术教育的经历。建校初期就设立了多个技术专业及班级。1952年就招收了“电影洗印专业”的大专班和中专班，之后陆续招收了多个“放映师资训练班”等，为电影技术和电影事业的早期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1960年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电影工程系”下设了“化工专业”、“机械专业”和“电声专业”，招了工程系60班，开始了电影技术专业的本科体制的教育。通过学校和工程系全体教职员工的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1964年送出了第一批技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们中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成为有关单位的技术骨干或主要管理人员。之后相继招收了工程系64班、65班。不幸的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使北京电影学院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几乎被撤消停办，校址被占用，设备、师资严重流失。工程系遭受的打击和破坏最为严重。直到“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电影学院1978年恢复招生时，工程系都无法恢复。

在电影学院的人才的培养及专业设置中，缺少技术专业永远是一个缺憾。电影界的工程技术专家们、学院的领导和学院技术专业教师们始终没有忘记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能没有电影技术的支撑。新的高端的电影技术，特别是数字电影技术的进入，使电影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大大的丰富了电影创作的手段，甚至对创作观念、创作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电影技术的掌握和了解已不仅仅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情，电影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对电影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越来越重视，有关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这样的形势下，电影界的技术专家们对技术专业教育的必要性、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及专业名称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院逐步恢复了技术专业的设置和教育。1988年招收了“电影洗印大专班”，对各洗印厂和制片厂在职的技术人员进行大专体制的教育，他们1990年毕业后回到原单位，不少人都成为主要的技术力量。199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我院设立了“影像工程专业”，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即“影像工程94班”。由我任主任教员，主持、管理该专业的教学工作。影像工程专业是以传统的化学影像技术和现代的数字影像技术并重作为其专业方向的，在实施过程中数字影像技术方面的课程进行了强化，现代影像技术在专业课程占据了更大的比重。使专业教育更加适应电影及影像技术发展的需要。1998年该班学生毕业后都很快找到了就业岗位，且大都在相关的技术领域中找到了理想工作。事实证明这一专业的设置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是有发展前途的。作为这个班的教学是具有探索性和开发性的。全体老师为圆满完成教学任务都克服了诸多困难，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我作为该班的主任教员，也感到无限的欣慰，可以说它也是我生活历程中的一个难忘的、值得回忆的部分。

您对我院技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应当珍惜已经做过的工作，应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把有关的技术专业继续办好。首先应对这方面专业的工作给以足够的重视，在现代电影技术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技术工作对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毋庸质疑，可以说技术在现代的电影创作中已经是不可缺少一条腿，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自然是不可忽视的。而我院在电影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人才、设备优势，这方面的资源优势是应当很好地去开发和利用的。其次是对相关专业的设置应当有准确的定位，专业方向应当明确，它应当是掌握了现代电影技术并对电影艺术和创作过程有足够了解的技术人才，培养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复合型的。另外，对技术专业设置和发展应当有长远的、全面的考虑和设想，有相对稳定、完善的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材，有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有必需的、基本的教学设施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办学必备的基本条件。

我期待着我们学校的技术专业能够扎实、健康、稳定的得到发展，为高科技时代、数字时代的电影事业输送更多的高水平的技术人才。

您是2000年退休的，能总结一下在电影学院走过的四十年吗？

我是1957年入大学，1961年毕业，这段时间政治运动很多，给很多人带来了灾难。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也进行很多批判，这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有重要的影响，在过往的人生历程中，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得到了体现的。

我是学化学出身，学化学要有严肃的态度，一不小心就会使人致伤、致命，所以治学严谨是必需的。我没有什么座右铭，这么多年来，我坚持的就是：认真和真诚，做事要认真，做人要真诚。

从进入电影学院至今，我教过的学生大约有4000人了，可以说我没有一节课不是认真准备的，从未马虎对待过。我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父母怎么对待孩子，我就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除了我的这4000多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孩子，就是1997年做的那个科研项目，这是我非常珍惜一段人生经历。这两方面也算是我对电影学院作了自己的贡献。我虽然是个很平庸的人，但入校40多年来，无论是学校的教学，还是建设，我都尽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回顾过去的足迹，没有什么令我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