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学无止境--钱学格访谈录

采访撰写：张满

艺术简历：

钱学格，男，1937年生于北京，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60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同年留校在表演系任教，教龄四十年。

1978年起，担任表演78班主任教员四年，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著名演员，如：张丰毅、周里京、谢圆、方舒、沈丹萍、刘佳、陈国星、张铁林等。1982-1984年担任系党支部书记。1985-1988任系主任，在此期间负责85表演进修班、82班、84班、87班、88班的招生、教学、实习、毕业论文指导及答辩等和教学研究工作。1991-1994年作为研究生导师，带表演硕士研究生。先后在95表演训练班、表演96本科班、96培训班任课。此外，还为导演进修班、电影理论研究生班、摄影专业证书班、美术动画班等上表演课。

主要开设的课程有：《电影表演艺术》、《影片赏析》、《电影艺术概论》等。指导表演艺术专业电影理论与研究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在电影创作、电视剧创作和表演理论等领域进行科研，并参加创作实践。

著作主要有：撰写表演艺术课教材《演员的创作》；主持编写表演系二级教材《表演艺术基础理论》。出版理论专著：a、《明星之门——电影表演艺术论集》（1994，7学苑出版社）b、《电影艺术辞典》（1987电影出版社）编委和表演分科主编、条目作者；c、大型面册《中华影星》（1996新华出版社）顾问委员会委员、编委和撰稿人。1986-1994年间，发表理论文章二十余篇。

导演电影故事片三部：《百合花》(1981)；《笑比哭好》(1982)；《敬礼，我的教官》(1980)。电视剧十二部（1983-1994）,其中电视剧《包公》获电视剧“飞天奖”；连续剧《红配蓝》获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黑骏马奖”。1996年到2002年担任演员参加十余部影视剧的拍摄。

无悔的抉择开启人生成功大门

您于1956年到1960年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是什么使您选择电影作为自己的事业？

我学电影说是偶然，也不偶然。偶然是因为我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来考电影学院的，不偶然是因为我曾在一个很好的中学里学习。从1950到1956年，从初一到高三，我都在北京101中学。这个学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优点，就是课外活动开展得非常好，非常丰富。现在不都强调素质教育么，我觉得当时那个中学就已经比较全面地重视素质教育了。体育运动和文艺活动都开展得很好，另外还有一些课外的生产劳动，有自己的农场和小工厂，组织大家养鸡，种果树等等。在中学的时候我自己就偏向于喜欢文科，历史、语文等科目很优秀。另外就是经常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尤其是文艺社团活动，我还担任过中学舞蹈队的队长，经常要参加一些演出什么的，我还记得曾根据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编成单人朗诵剧在全校表演。学校每天都安排一定的社团活动时间，另外还定期举行一些汇报表演，或者参加一些北京市中学生的演出。当时我们班的文艺活动开展得尤其好些，曾经在全北京市中学生的文艺汇演里得过奖。所以自己对文艺就很感兴趣。

不过，考电影学院就比较偶然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电影学院要考试，因为那个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这么竞争激烈，另外，1950年代主要是以搞工科为主，因为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国家大举进行工业化的建设，所以对于理工科比较重视，理工科的学校就相对比较热门，我考的时候大家都偏向于这方面。但是我的一位同学听说电影学院招生，就来考。当时他在学校也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学校唱印度那首《拉兹之歌》影响挺大的。他要考，还要拉着我一起来考。于是，我就抱着陪他一起来考一考的心情来了，没想到最后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没有被录取，倒把我给录取了。

不过，当时却很犹豫，因为同时接到了两个通知书，一个是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还有一个就是电影学院。当时家里面都挺反对我上电影学院的，认为演员不是一个好专业，觉得要学还是要学理工，反复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出于对文艺活动的喜好和对文学这样一些东西的爱好，我还是决定到电影学院来，就是这样一种既偶然又不偶然的机缘巧合下，让自己到了这样一个行业。当然这对整个人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直到今天，我还是对我当时的决定感到很庆幸，觉得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您上大学那会儿的学风是什么样的？

我们56班是电影学院建院以来第一届本科生。虽说是4年的本科生，但是我们真正在课堂上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好像只有大概两年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两年。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一直处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当中。1958年大跃进，在校内是大炼钢铁，用砖砌成土高炉，炼钢的原料就是把好好的铁锅、铁盆砸了，再就是到索家坟首钢院内捡些铁块来，用木头炼出一坨坨废铁。当时还编了“炒钢舞”演出。紧跟着就是参加劳动，上山下乡，修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去西山植树，到房山县吉羊村同老乡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住在老乡家，每天跟着生产队下地劳动。毕业之后又是参加山西阳高县的四清、北苑农村工作组，在门头沟区斋堂公社搞“开门办学”，带领学生组成华北演出队，到河北省阜平县老区巡回演出，之后就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下放到白洋淀部队“锻炼”。虽然我们安安稳稳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不多，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热火朝天地参加这些运动，对我从事的专业还是大有助益的。我是在城市比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根本不了解农村，这么多的经历不仅让我学会了各种农活，种稻子、种麦子、种玉米、种白薯，还放过羊、喂过猪，更主要的是对我的生活积累、工作作风和思想情感带来很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虽然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必然会有各自的优势和弱势，这一点是相同的。

听说你们入学时是苏联专家给上课，能谈谈那时的情况吗？

第一学期，表演系当时的苏联专家是莫斯科喜剧院的一位导演卡赞斯基，他来给表演班上课，同时他还带了一个表演进修班，于洋、陈强这些老演员，他们就是当年表演进修班的。这一年的教学是挺正规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形成的那种学习方式，到了艺术院校这么一个迥然不同的学习环境，觉得非常不适应。上课就是做练习，做小品，自己就好像很不适应这个专业

那些苏联专家，他们给您留下的什么印象比较深？

他们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所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一种打心里面来说很强的崇拜和尊敬的心情，所以是很虔诚地接受他们的教育。不过以后的教学已经不完全是苏联专家的那样一种教学方法了，根据我们自己教学实践积累的经验，在教学上不断有所改进，形成自己的教学特点。比如他们在教学上，否定的东西比较多，他们对学生做的作业要求十分严格，大多数很难得到通过，很难调动和开启学生创作的积极性和独创性。所以有时候上课会感到有种畏惧感，总是带着一种很紧张的状态来上课。可是表演课本来应该是一种非常轻松的，非常愉快的教学氛围，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法把大家的创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当时就过于严肃一些，而且比较强调的是一定要有非常正规的、完整的、按照教学计划来进行的这种课堂教学，所以学生在四年中间都不允许接触观众，并且必须在课堂上完成你的作业等等。不过他们也有很风趣，幽默一面的东西，也愿意给学生做一些示范，做一些表演，来增加大家的兴趣。

您是怎么克服学业上的困难的？

开始第一学期的课程，我自己的感觉不是挺好的。因为那时候实行淘汰制，学校要求很严格，我们那个班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有40多个学生，等到毕业的时候就剩了31个人了，将近1/3的人都被淘汰了，我那时候是属于淘汰边缘的一个学生。

当时我们自己要想单人小品，有的学生想象力很丰富，有的却想不出来。我最后想了半天，做了一个在冰天雪地中间发现有一个人僵卧在雪地里面了，最后怎么把他给救了。为了表现的真实，我自己还去做了一个木爬犁，结果这爬犁做得非常笨重，因为非常实在，毕竟自己是费了很大的劲，找木头，自己去钉，去弄的。好不容易想了这么一个单人小品，最后苏联专家却说，我希望你不要在课堂上为我们来盖房子，搞这么复杂的建筑工程。就一下被否定了，对我打击很大。后来又演了一个，很大胆，我想让自己放开一些，就演一个跳大神的巫婆，当时给人家跳大神的都是又比划又手舞足蹈。我还拿着一把刀，没想到这个刀带着一个刀鞘，刀一挥，刀鞘就飞出去了，一下就砸到老师那边了，还差点把老师给砸到，所以这个作业也被批评了。实际上作为演员来说，我的外部条件比较受限制，一个是个子比较矮，再一个我的五官比较紧凑，不是很舒展，所以形象不理想。另外由于我在中学的课程很好，各门课都是5分，所以老师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理性，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但是感性的东西比较少。虽然过去也参加过一些演出活动，也表演诗，朗诵，舞蹈，歌剧等等，但是毕竟学校里正规课程相对多一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国家大事，世界局势很关心。到了电影学院以后，觉得好像一天就是吃喝玩乐那种感觉，不像一个正规的上课的环境，学习的环境。

后来老师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当演员的材料，不过可能是一个当老师的材料，毕竟我各方面的功课比较好，而且喜欢看书，逻辑思维比较强，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况且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好，非常符合当老师的条件。

听说您的毕业汇演排演的是《雷雨》？另外还拍了哪些毕业作业？

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是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当中，不过在困难时期以后，又有一个调整的时期。那个时候，课堂教学秩序一定程度得到了恢复，恢复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的毕业作业，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主要我们要完成两方面的作业一个是舞台演出。舞台演出排了话剧《雷雨》，我演周冲。还有一个《普拉东·科列契特》，那是苏联专家给排的，另外一个女专家给排的。

再就是搞联合作业，我觉得那个时候联合作业做得比较好，当时学校也是比较注重实习，就是把导演系、摄影系、表演系、美术系等几个系毕业班的同学联合起来完成几部短片。像我参加的就是导演系江世雄他们导演的《父与子》，我在里面演个小角色，另外还主演一部短片《目标向前》，是演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的故事。

这些作业都是由老师作为指导，由同学们来当摄影，当导演，做演员。拍摄《目标向前》时，我们就是在清华大学，那时清华大学正在盖楼，所以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到现在这个剧照我还保留着。我觉得我们也就是一头一尾这两段时间有比较完整的课堂教学，尤其全校的联合实习作业这种方式非常好，一方面就是和电影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另一方面也加强和各个系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当时因为学院可能人也比较少一点，在小西天这个地方，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比较熟悉，现在可能学校也大了，人数也多，相对来说各专业之间隔膜就多了一点。但是同学相互之间这种交流，我觉得应该在电影学院来说是一个优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课堂教学达不到的一种作用，各个系同学之间的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交流，和他们这种相互的合作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

（毕业作业短片《目标向前》剧照）

您上学的时候，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是谁，或者您印象特别深的老师？

我上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一位就是已经去世的邸力老师，她当时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还有一个就是张昕老师，现在也离休了，这两位老师给我印象是最深。邸力老师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觉得他们深深影响着我，还不完全是在学术上或者是在艺术上，主要还是在人品上的一种言传身教，让我获益匪浅。

鼎力相助，铸就演艺辉煌新星

您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在您任教40年中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

我任教这些年，最主要的就是带78班的教学，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全国公开招生。1976年到1978年还是工农兵大学生，采取推荐的方法，还没有采取社会公开招生。到了1978年，正式恢复国家高考，能够敞开大门，全国性地进行招生。正好那一年我有幸被学校任命为78班的主任教员，表演系长久以来实行专业课主任教员制。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校方想培养年轻的老师，希望年轻教员能够接上来。本来按资历应该是老一辈的老师来做这个主任教员的，可是这一回却让我做主任教员，而我的老师，欧阳老师、张昕老师、孙铮老师、海音老师、李慧颖老师，这些过去我上学时教我的老师，来辅助我进行教学。当时一个班只有30多个人，但是光是主课的教员，就有六七个，孙铮、海音、张昕、文伟，加上我，大概五六个表演老师，而且还不算基础课，不算台词、形体、声乐课，所以那时候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比例远比现在要高，因此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教学，更细致、深入一些。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区外景地）

当时招生的情景是盛况空前，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第一次招生，所以光表演专业大概就有近万人来报名，当时在小西天窄小的院子里，报名的人几乎快把院墙挤塌了，最后没办法，我打电话请派出所的警察来协助维持秩序。几乎是千里挑一，从这么多学生中间，我记得最后录取了37位。

从1978年一直到1982年他们毕业，整整4年来我负责这个班，这个班的人才是出的比较多的，像张铁林、张丰毅、周里京、王玉璋、刘东、沈丹萍、张朝、赵雍、刘佳、谢园、方舒等很多演员，直到现在仍然活跃在电影电视剧中。

通过对78班的教学，您在专业教学上有什么体会？

针对这个班，在表演教学上我还是进行了比较大的一些改革的。原因就在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十年中间虽然没有教学，但也引起了我们每个人对以往我们走过的路进行一番反思。对一个演员来说，他是以实践为主的，他只要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就可以。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表演专业是一个实践的专业，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学生，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实践少。其实各个专业都有这个问题，比如摄影系的同学，毕业以后，他也学了很多基础理论，基础知识这方面比较扎实，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来说可能就不足了，比如说怎么装片子，怎么样跟焦点，像这样一些东西他不熟，但是毕业了，分配到了现实的生产岗位，你就必须会这些工作，你这些东西都不会，人家就觉得你这大学白学了四年，什么拉皮尺、装片子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都不过硬。演员也是这样，需要实践。

另外，演员本身是比较被动的，演员他总是要靠别人来挑选，但是为什么选你来演，人家必须要了解你，他才来选你，他不了解你，他怎么敢来用你呢，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学生，当然也因为经过了很多运动，很多被积压在那没有演多少戏。不过我觉得在教学上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要加强课堂教学与表演实践的结合，就是在学校学习的阶段，要加强他们的电影实践，加强他们在镜头前表演的实践。另外，我就希望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把学生推出来，可以参加演出，能够崭露头角，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样他们毕业以后，就会马上有人抢着来要他们，而不是不熟悉他们、不了解他们。所以，我当时在78班教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我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大胆的突破，我就想尽办法给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

第一学年基本上是小品作业。其后我利用当时学校里摄影班要进行16毫米的拍摄的机会，积极争取和摄影系同学合作，希望尽量用我们的学生做演员。另外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就进行成品教学，创作实践，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蔡晓琴，还有女作家张洁，和导演许欢子搞了一个电视剧叫做《有一个青年》。因为这是写年轻人的，他们来找到我，希望全部演员都用78班的学生。当时他们入学也就半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所以就全力以赴跟他们合作。应该说这是中国电视剧第一部采用单机分镜头拍摄的电视剧，用电影拍摄的方法单镜头拍摄，最后进行剪接。

这个电视剧出来以后，在当时影响非常大，主演沈丹萍、张铁林、方舒等一下就出来了，张铁林后来演《大桥下面》就是因为演了这一部戏。这头一开就有点不可收拾了，不过那时演员也是缺，青黄不接，年轻演员尤其少，于是很多的学生就出去拍戏了。一个学生叫颜世魁，他几乎就没有上多少课，就被制片场约去拍戏了，这在学校当时引起的反响比较大，院里也引起很大重视，当时院领导就专门为这个班的教学开了一次会，记得我当时正在积水潭医院，带着学生在医院拍外景，就接到通知说让你赶快回去，紧急开会。院长、系主任等都在办公室等我，对我的做法提出异议，说是打乱了教学秩序，没有按照严格的课堂教学秩序进行，自己另搞一套东西。当时我感觉到，我当时的做法有对的地方，一个是强调课堂教学和表演创作实践相结合，第二个强调成品教学的作用，让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在学校就能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能够打出来，这样不但使他们能够适应将来毕业以后的工作，而且毕业以后，工作的几率就很大，但是我确实有点冒进，过早地让学生出去了。现在表演系的教学，把学习和实践的关系折中了一下，两年以后才让出去。大一、大二把基础打好，我觉得这样就完全够了。

（与拍摄《夜上海》的同学在一起，由左至右：沈丹萍、周里京、张铁林）

除了从事表演教学工作，您还写了一些表演艺术课的教材、表演艺术基础理论等等，又和别人合著了一些书，发表了很多论文。请您谈一下教学工作与这些表演理论研究的关系？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要搞教学，老师必须把知识系统化，知识面也要更丰富一些，另外还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老师是很不容易的，老师要不断地学习，一辈子都得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否则就会落伍。教学本身就要求你在理论上要加强自己这方面的修养，要多看书而且要提高自己在理论方面的能力。在教学当中，面对学生的作业，老师要进行评判，进行分析，来诱导学生如何正确地进行思考，所以很多情况下，应该说理论分析这方面的工作量是比较大，促使你要在这方面下工夫，所以老师要注意多看这方面的东西，注意新的著作、新的文章、新的理论。同时自己也要多动笔写些东西，总结自己在教学实践和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体会，溶入自己的见解、观点。

您在教学的同时，就拍了《敬礼，我的教官》等一些东西，作为表演系的老师，一直在从事表演教育，怎么突然去当一个导演？

这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表演教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肩负着导演的工作，他不是自己来亲身去表演，而是指导学生来进行表演。而指导演员进行表演，本身就有很大的导演成份在这里面。第二个因素，是跟我个人有关系，前面我说了，我做演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是自己的思维能力，组织能力方面比较强，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导演的方向发展，比起做演员来，可能对我来说更好一些，更实际一些。再有，就我自己个人兴趣而言，也更喜欢从事导演工作。另外，作为老师，你要求学生要实践，自己也不能脱离实践，如果作为一个表演老师只是从课堂到课堂，从理论到理论，自己什么实践经验都没有的话，一方面学生也不服气，另一方面，没有实践的切身体会，你也很难在教学上面做到设身处地地来想，演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来做，所以我一直主张青年教师应该有更多投身创作实践的机会，多积累创作经验。但这最终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不能主次颠倒了。

从1996年开始，然后你就转回来一直在从事表演了，是什么使您从导演又回到表演呢？

第一我感觉到自己在导演方面缺乏点才气，第二随着年龄增大了以后，导演也干不动了，我觉得电视、电影的确是年轻人的事业，没有很充沛的精力不行，所以就不想再去导了，也导不动了，而且导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好的作品。演戏就不由自己了，有点幸运的成分。比如说演《雍正王朝》，忽然胡玫就找到我，让我演李绂这个角色，可能是出于比较了解，因为都是78届的学生和老师，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是都是一个时期的，都是比较了解一些的。所以作为演员来说，他无非感觉到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合适，我作为老师，有一种学者的气质，有点为人的正气感，于是演一个清官，演一个清流领袖比较合适。因为这部片子确实很好，多次反复播出，影响很大。所以有些朋友说：“你怎么老了才开始演戏。”后来还演了一个，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就是《走向共和》。《走向共和》里面我的戏也不算太少，角色也很重要。

格物致知，追求永无止境

您的座右铭是“格物致知，学无止境”，您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您的座右铭呢？

因为我的名字吧，就是从格物致知这中间取出来的。我作为老师，对这个感受比较深，当老师的，他的学识是没有止境的。不能说我有了一套东西以后，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再学习就够用了，是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去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去了解电影创作新动态，世界电影发展的状况，电影理论发展的状况，学术界热衷的热点问题等等，不断地要去了解这些东西。而格物致知就是要从研究现实出发，去获得新的知识。但是我目前的兴趣有了些变化，我现在比较不务正业，我的兴趣好像从研究表演理论转向了学习国学。

您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您认为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哪个更重要？

我喜欢的片子很广泛。凡是深刻揭示人性的，有思想内容的，故事强，节奏紧凑的，或是娱乐性强，赏心悦目的各种风格、题材、样式的影片，我都喜欢。我觉得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不是对立的，美国影片的商业性最强，可它也在歌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舍己救人的精神等等。而这些片子，商业价值上也很高。像得奥斯卡奖的片子，我看了看，都是艺术与商业的共赢。那些在艺术性上很差的片子，也得不到奥斯卡的，所以为什么奥斯卡有这样的影响也就不奇怪了。奥斯卡的片子，它的票房价值也是很高的，像《拯救大兵瑞恩》等，它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商业性都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并不矛盾。

我们国家的电影，我认为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创作者的问题也不少。前段时间看的一部电影，英国一个片子《朱莉亚》，演员演得非常棒，剧本也写得非常非常好，对于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的刻画得深刻，相当棒，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就是拍不出这种片子？你说是因为追求商业化，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整个创作水准不够。

对于现在的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同学，如何真正意义上地去深入生活？

我觉得并不难做到，事在人为。你们从客观条件来说，没有像以前那样，组织上强行做出什么安排，把学生赶到乡下去什么的。但是自己可以来做，过去我们有的同学就是这样，假期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沿着白洋淀走一圈，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不过现在一些学生，有了时间也懒得去深入了解这个生活群。实际上现在周围是一个处处有生活的环境。这个口号曾经被批判过，但我觉得这个口号按理说是没有错的。生活是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你要真正关心生活，了解生活，先要关注你周围的生活。比如说，北京市各个层面的东西有很多，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就看你肯不肯花时间去接触这些东西。现在有的同学即便有了时间也不去做这些事情，那就没办法了，如果他真的感觉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我就创作不出来东西的话，他就应该去这样做。第五代为什么能成为第五代，这些人都是从底层爬上来的，当过搬运工人，吃过很多苦，炼过钢，掏过大粪，他们确实是有这样一种生活基础，才能够拍出反映生活的一些东西来，才能拍出来像《红高粱》这样一些作品来。                          （在香港拍片）

所以如果真正地把艺术创作作为一生的职业，就应该深入体验生活。我感觉，艺术理论的确没多少高深奥妙的东西，翻来覆去就这几条。所以说来说去，生活就是艺术的源泉，因为你无论写什么东西，你都要去生活，你要去了解人，熟悉人，周围那么多人都可以接触，可以去研究，可以去观察，就看你做不做。所以我经常给学生说，你最好搞两个笔记，一个就像屠格涅夫那样，有自己的一个观察生活的日记，就是把生活中间看到的一点一滴有趣的东西都记下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积累大量的素材；另外一个就是观摩笔记，不管是看书也好，看影片也好，看戏也好，一定要有观摩笔记。要养成观察生活，写日记这种习惯。可能开始你不觉得有多么宝贵，等到若干年以后，那就是极其珍贵的一笔财富，你一辈子看过的每一部片子都有你的分析，都有你的观感。现在我当学生那时候的读书笔记还留着。我看过的书，我基本上都要做一做笔记，今天再翻一翻，觉得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

您曾经当过表演系的系主任，对于现在的表演系有什么建议？

表演系现在的学生，是不是应该更加重视基本功的训练，更加重视和更加加强对于表演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对于学生的台词、形体的表现力、声音的表现力这些方面的训练应该更多一些，这是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要能够保持我们表演系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建立一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对我们来说的确像父母一样，而有的时候又像朋友一样，关系非常密切，绝不仅仅是把课上好就行，基本上是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因为学生也住校，老师也都在附近。一天24小时，除了回去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和学生在一起，所以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老师由衷地爱护学生，喜欢学生；由衷地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好。我觉得这个传统对于表演系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现在的教师要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这对于教学是非常有利的。学校还应该很好地解决老师的艺术创作和投身于教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谓名师出高徒，作为老师应该让他出名，让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有一定的社会威望，但是同时，老师又必须把心思和主要的精力用在教学上面来。对于教学，老师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满腔热情地去关心学生，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