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写: 梁月芳

艺术简历：

田金夫，男，汉族，1939年7月生，北京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学院校友会理事。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1978年9月起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1979年任导演系党支部书记、副系主任。曾任78级导演系本科班表演课、台词课教员及教学组组长、主任教员、班主任等职。1982年任导演系少数民族进修班班主任。曾多次荣获学院的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党员等称号。

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表演、台词、影视制作、MTV制作、实践课等。特别是在课堂教学的同时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拍片工作，同时也注重在实践教学等领域进行科研，已发表著作约十几万字，论文多篇。主要著作有《电影戏曲片的导演工作》，主要论文有《论MTV的导演创作》（1999年发表于《中国音乐报》）、《〈徽商情缘〉的艺术构思》（1997年发表于《银屏内外》杂志）。

参与导演电影《白龙剑》、《徽商情缘》（于1996年获华表奖、优秀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红嫂》等。并导演电视剧《留给大地的痕迹》、《小店》、《绿雨》、《井岗英魂》等多部集。

说真话 干实事

请您谈谈是怎么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

调到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在北京歌舞团担任管弦乐队队长，当时的管弦乐队，就是现在北京交响乐团的前身。

我1964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当时卢梦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我在那里学习了四年。1964年毕业以后，到了文工团。可以说，文工团就是党的先锋队。我们上山下乡，是真正为工农兵服务，根本不考虑酬劳的事，不像现在有些演员，钱少了就罢演，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没有。相反，如果不让你去服务，你就会觉得那是莫大的耻辱。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们正在农村演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就回到北京，立足本职闹革命。中央有个指示，解散北京文工团和京剧团。文工团解散后，我们就下到铁路，当了养路工。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些宣传队，搞了一些技术革新。在铁路上干了三年零两个月。其实就是让我们下去接触工农兵，改造思想。直到现在，当时写的思想汇报我还保留着。拨乱反正以后，恢复文艺。北京市文化局从铁路抽调16个人。就这样，我回到了北京文化局。当时北京要招一个音乐训练班，最终找遍了北京的各个角落，招了40多个有音乐素养的学生。但是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初中，有的高中，有的甚至是小学刚毕业，至于文化的修养只有慢慢提高了。这样，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管弦乐学生的培养。

您是他们的老师？

代课老师，另外负责管理工作。当时我们从铁路回来的四个人：段春启、王存力、刘晔加上我，在老团长车乃刚的带领下，决心带好这支交响乐队。我们教文化课，更主要的是管理工作。学生住团里，晚上，老师轮流值班，看着学生。这些老师真是垦荒牛。谁家没事？谁家的孩子不需要人照看？但我们几个人全把个人的事情放在一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加班费，没有补助，多年没长工资。但是，强烈的责任心要求我们甘愿付出。我们什么也不争，一心想着把这帮孩子带出来，建立歌舞团，填补北京没有交响乐团的这个空白。

后来北京歌舞团成立后，我就留在团里任乐队队长，因为我已经带了他们五六年，各个方面我都了解。演出、训练，我们是朝夕相处啊。当时我39岁，也年轻，觉得能跟自己的专业有联系很好。那时我刚入党。我是1976年入的党，可以说在平辈人当中是比较早的。是歌舞团的党支部书记陶策，还有刘行，发展我入了党。我非常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我政治生命，使我能抬起头来决心做一个让党信得过的好党员。无欲则刚，这是我的信条。多少年来我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直认为，图虚名不如不要，要做就做个自觉遵守纪律的模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事都是小事，有什么不可以舍弃呢？既然我决定要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么无论干什么我绝没二话。那时号召学习革命的螺丝钉精神，作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亮，绝对不生锈，我们就有这个决心。扪心自问，说每一句话，我都是对着心说的。

您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定？

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出身。他们有时候也说，田老师怎么这么一种性格呀！我说，我父亲是审判长---断案的人。几岁时我就看过监狱，就知道什么是犯法。父亲带着我看过禁闭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小窗户，一个铁栏杆。父亲告诉我：那是圈犯人的。他教育我说，站得一步地，如何不为人：有一块地方能够让你落脚，你干嘛不为人呢？记住了，犯法就得蹲这小黑屋。是父亲的正面教育告诉了我，什么叫犯法，也是父亲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法庭。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当堂不让父。在法律面前，要坚持公正。受父亲、受环境的熏陶，我从小就懂得了为人要行得正，坐得直。我母亲常对我说，“人要实，火要虚”。所以直到现在，我没说过一句瞎话，一句违心的话。这种教育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坚持说真话，事实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后来带78班的时候，我也是住在学校。那时我儿子两岁，但是为了班级工作，这些我都舍得出去。有大家才能有小家，我先有28个学生，然后才能考虑我家里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说你怎么就能那么大公无私啊？在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像我这个情况，能入上党，党能相信我，我什么舍不得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我父亲原来在国民党司法部工作。和平解放北京时，司法部留用两个人，其中就有我父亲。后来父亲到党校学习，当时的校长是聂荣臻。结业后，父亲被提升为审判长。我父亲直言不讳，刚正不阿，后来被打成右派。他常说，因为自己被划为右派，所以影响了孩子。后来我父亲得以平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勤勤恳恳，公而忘私，刚正不阿。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劳改20年，那段时间里，我处处小心，谨慎做人。但是我很要强，也很上进。我觉得，自己多点受苦，走在前头，难事多替别人担点，没什么。那阵儿学雷锋，号召每人一天做一件好事，我就非常自觉地做三件，而且绝不留笔记。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不管相识不相识，人间相遇就有缘。作为老师，我尊重学生，爱护学生，严格管理学生，更严格要求自己。一辈子讲那么多课，没拿过一次杯子上讲坛，没在教师位置上抽一支烟。有人说，我把自己管傻了。我觉得我不是傻，我知道该怎么做人。

                 当老师就是要付出

除了您的父亲，这一生中对您影响较大的人是谁？

小学和中学的老师，对我一生的做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我高中的班主任支慧民老师。我为什么对待学生特别认真，而且只要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做到？这都源于老师的言传身教，是他们的人格力量深深影响了我。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家里天翻地覆。我家6个孩子，生活极为困难，我上学就更困难了。那时候我十六七岁，因生活所迫，周末我就去给人搬砖、卸砖，当小工。我还去拆过房，到工厂打过工。后来实在困难，我差点儿就上不了学了。那时右派子弟是不能被同情的，我有一个好同学，他跟我说，因为你的出身想帮你都不行。就在我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我的好班主任支慧民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他当时还是北京七中的校长，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支老师找到我，他首先怪我不把家里的困难告诉他。他说，困难是暂时的，只要你想考大学，你考中哪个学校，我就负责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哪个学校，让大学的学校给你助学金。这样，支老师把我的助学金由原来的每月5块钱提到了一级，每月8块钱，8块钱什么标准呢？在学校吃饭，中午饭和晚饭一个月够了。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他的言谈举止，对学生的影响力太大了，支慧民就影响了我的一生。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艺术学院。我是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我很知足，对支老师打心底里感激。上大学以后，生活还是困难，但我谁都没说。当时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呢？衣服就一身，补丁摞补丁，脏了晚上赶紧洗，第二天晾不干也得穿着。有一次，我的班主任许淑娥老师找我，让我给学校写补助申请。从她那里我得知，是支慧民老师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北京艺术学院。这样，许淑娥老师让我打了报告，帮我申请到助学金每月15.5块钱。当时我们有观摩课，看演出的地方离我们学校比较远，为了节省车票钱，我就提前一个小时连跑带颠地赶到那里。当时我就15.5块钱在学校的三顿饭就全用完了，哪来的钱买车票？不过，当时我觉得能有吃饭钱已经很知足了。但是许老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又帮我申请到每月4块钱的生活补助费，我内心的感激真是道不尽啊……那时的老师，一看你病了，就说“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不说“学生”，让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所以从中学到大学，什么叫老师？怎么叫为人师表？是我那些老师的一言一行告诉了我答案，也在我内心深处打下了坚实的烙印，他们就是我做人的榜样。

您是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后来怎么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呢？

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一次，电影学院管理系的王承廉找我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需要一个中层干部，要求是党员，得懂得表演，并且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我这人比较全面，跳、唱、拉，地方戏也能唱，文艺方面难不住我，所以就有点心动。但是团里不愿意让我走。一听说我要走，他们都炸了，说那哪成啊，歌舞团刚建立起来，你又是乐队队长，这事绝对不成。当时我负责的是80多个人的乐队啊，哪有那么好管哪！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调，要真正统一起来，很难！因为当时乐队还没有接班人，找不出一个合适的队长，所以团里有个条件，在走之前，我得用半年的时间，培养一个人来接替我的位置。就这样，我调到了电影学院，正好带78班。那时我每周一、三、五在那边上班，二、四、六在这边，持续了两个月时间，一个人干好几样工作，担子又重。但是我想，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一定要把工作踏踏实实做好。            （伊文思给78班讲课，中间站立的是78班班主任田金夫）

您当时担任的是什么工作？

调到电影学院，我是五个身份集一身。一是导演系副主任。二是系党支部书记。三是任课教员，教表演课，因为当时表演课很重，锻炼构思，又得锻炼导演的场面处理能力，人物关系的处理能力等等。从专业的角度，得给他们打一个扎实的基础。四是教学组组长，组织研究教学改革。最后一项也是最重的一项工作就是班主任工作，同学们说，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田老师。班主任得了解学生的思想，了解学生的动态，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生身上。其他方面，我也积极要求上进，严以律己。当时我的思想就这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自认为没愧对别人，应该得到的我也可以不要。

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绝对服从组织领导。党那么信任你，你还能放下学校里的工作出去拍片子？那不行，我得留在学校带78班，等到送他们上了工作岗位，自己才能出去拍片子。我对领导说，78班不毕业，我有片子也不拍。从1978年开始，我一直把78班带到毕业，然后我又带了一个进修班和一个少数民族进修班，一直到82年、83年。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我都让每一个人看到，我永远不会失掉党员的本色。

老师要培养一个人才，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要看、要仔细观察，不要拿过来就说这是精英。首先要看他是不是有发展的潜力。从思维到反映，一说起点子，有的人总是比别人多那么一两招。然后你再继续观察，从而发现他的优点和缺点，这样，在教育教学方面才能因材施教，扬长避短。这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要观察他真正的为人，如果连起码的做人都做不好，那不行。为人应当正直，有诚信，起码的是非观念必须具备，这是衡量一个人才最重要的砝码。

78班的同学拍了好多作品，可以说78班以及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您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主要原因是什么？

说起78班的成才，我觉得应当总结总结，也可为今后学习影视的学生以及有志于为中国影视做出贡献的人，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这个问题，媒体谈得很多，哪个说得对，哪个说得不对，我不进行评议。一件事情，10个人看可能会有10种评议。但是应当公正地说一句话，这帮学生很幸运。我们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机遇也很重要，对于搞电影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怎么看待78班的成才问题？勤奋、用功，这是前提。但是也应该看到，时世造英雄，“文革”期间没有正常的招生。所以，作为“文革”以后的第一届，是时代赋予78班的机遇，他们是幸运儿。就因为这种机遇，这种平台，再加上天赋和勤奋，他们成功了。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到电影学院来，如果没有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成大腕，成明星，妄想。

      （电视剧《留给大地的痕迹》拍摄现场，主演王学歧，首次演电视剧）

另外，把第五代导演培养成人，老师们立下了汗马之功。当时的院长、书记，卢梦、张客、成荫等，确实是下了很大工夫，也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张客、汪岁寒、王心语、文伦和我，都是系里的干部，汪岁寒、王心语不仅担任系里的工作，还担任主课教员，张客、汪岁寒、王心语、文伦负责他们的主课，徐谷明主要讲蒙太奇，司徒兆敦主要讲视听语言，王运辉讲调度课，陈文静主要负责表演课教学，其中还有孙敏、许同均、徐燕和我。教研组要求老师从教学方法到课程的设置，都安排培养小导演的工作，要求学生自己排演小品，编写短剧，从而有意识地去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老师们把学生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学生的事比自己的事还着急。由于学校距城里较远，条件不理想，所以为了让同学们学到真东西，老师们真是绞尽脑汁。大家都很有抱负，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应该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所以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

有人说，您是78班的班主任，78班成才的很多，您对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很了解的。我不否认，自己对78班下得工夫要多一些，但这方面我很不愿意谈及。但是我得说，成才是因为学生们的刻苦努力。在那个年代，学习条件很艰苦，如果不是勤奋努力，是很难取得成就的。

您当时是78班的班主任，能谈一下您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经历吗？

在班级管理中，我非常注重发挥党团员和班干部的作用。什么事都要求党团员和班干部带头，不讲条件。班干部每年换一次。几届班干部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但他们从不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信条。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出点成绩。当然，选了班干部，并非什么事都由他们去做。我当时有个原则，使用班干部，就要关心班干部，爱护班干部。我经常问他们班上的问题和个人问题，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天能解决的，决不拖到第二天。        （电影《白龙剑》拍摄现场，为演员说武戏）

在确定班干部人选问题上，我先着手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每学年选一个能起带头作用的班长。第一年由田壮壮当班长，例如打扫卫生，我让他带领几个男同学清理最脏的垃圾桶，等卫生打扫完了，别的同学可以走，他不能走，得负责把卫生工具还了。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带头人、榜样的力量。再有，田壮壮是党员，是党员就得起模范带头作用。我要求田壮壮、要求班干部起带头作用，但我作为老师首先是以身作则，我就是个排头兵。我让你负责清理垃圾，可还有更脏的活，那是田老师在干。所以，老师的言传身教，就在这里。第二学年是陈凯歌当班长。也是因为他是党员，得起带头作用。我管不了他，我就管不了78班其他人。所以那阵儿我不抓别人，就抓你陈凯歌，就抓你田壮壮，你们做得好了，我认可。如果你不起带头作用，我绝不会找你当班长。

第一年，田壮壮不容易，一学年下来，整个班级很稳定。第二年班里难管的学生没有，没有听说导演系有管不了的学生。我跟他们说，我是爱学生的，我拿你们就跟哥们儿、弟兄一样，但是我不允许文过饰非，为什么？就因为在艺术界、影视界，有些人拿着家长的牌子，张牙舞爪。可是78班他们正好碰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田老师，这些现象我决不允许出现。第一、二学年让田壮壮、陈凯歌当班长，有些同学有意见，说是世袭，意思是说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是电影演员或导演什么的。我知道他们两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而且对78班的管理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是功不可没的。到了第三年，不都说世袭吗？好，现在该给田壮壮和陈凯歌时间学习了。后来，权衡各方面的意见，林大庆当上了第三届班长。林大庆不是世袭，他不是名人子弟。我跟同学们说，班里有什么事由林大庆解决，需要我出面到学校解决的，你们放心，田老师一定会向着你们。第四届班长是退伍军人张军钊，他等于说是外漂户，四不靠，找北京没家，找朋友没有。谁都认可张军钊为班长。分配工作的时候，张军钊来我家，我跟他促膝谈心，说的都是掏心窝儿的话，谈了三个半小时。班级管理工作就是要求老师忠心耿耿，一片红心，多手准备。舍得出去，你才能跟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代一块学习，一起提高。

另外，当时班上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我经常和他们聊天，告诫他们要珍惜青春，莫使青春付东流，鼓励大家把时间用在学习上。我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就是摄制组的头儿，一切都得向你们看齐。做导演如果没有信誉，你怎么去要求别人？所以我不允许说话不算话，不允许没有时间观念。在学术上，我鼓励他们要做海绵，技不压身，尤其是导演，各个方面都要有渊博的知识。同学们也很努力，哪个同学落下了，班干部会主动帮助。年龄大的以身作则，年龄小的也不甘落后。同学之间比的是学习成绩，比的是正气。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了学习至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班风。

学生实习，学校没有条件，我就联系中央台、北京台，前后联系了40多个《广而告之》，四、五个专题片，长专题片20分钟，短的5分钟、10分钟不等。为了让同学们多一点资金实习拍片，我往返北京台和中央台，靠的都是一辆自行车，从没打过的士，或者用学生经费做过其他的事，为的就是经费能全部用在学生的实习上。经过实习，学生们不仅在导演能力方面得到锻炼，而且在制片、摄影、美工等方面都能得到实际的经验。学生高兴地说，自己一毕业就能拍片。

这当中确实有许多困难，但是，说难，这就是党的事业，要不然找你干吗？所以，给学生找机会实习，多困难我也不说。包括少数民族进修班，好几个民族，生活习惯、文化水平、思想情况都不一样，带起来更困难。但我仍然努力克服困难。我更没有要求党委为我解决任何私人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

78班这帮学生是幸运儿，他们遇到了好的机遇，包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如果你在电影制片厂，从一个普通的副导演到导演的位置，没有十年八载的行吗？但是，电影学院这块宝地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所以应该感谢电影学院。

您在导演系担任教学工作又担任管理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影响了您搞创作，你对当初离开歌舞团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过？

这话不能这么说。甘蔗没有两头甜。我调到电影学院的时候，领导告诉我，调我到这儿说明是党的需要，需要我在这儿解决困难。我倒不是说无怨无悔，即使有怨，我也心甘情愿。中国革命，三大战役死了那么多人，和他们相比，我们算得了什么呢？

                       先学做人，再去做事

后来您还从事了不少电视剧、电影的创作？

我先是拍了《白龙剑》。拍这部片子是很艰难的，因为之前我没拍过片子，所以有好多人在看着呢。我觉得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压力。虽然我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但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不服输，我一定要咬牙争这口气。我就拍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当时武侠片还没有，《少林寺》正在酝酿着，还没拍，我得抢先一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拍这部片子只用了42天，时间很紧，而且投资也特别少。当时我是咬着牙，补助不要，酬金不要，除了努力拍好片子，我什么也不要。

后来我又导演了电影《徽商情缘》、《红嫂》。其中《徽商情缘》在1996年获华表奖、优秀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我还导演了电视剧《留给大地的痕迹》、《小店》、《绿雨》、《井岗英魂》等。并参加了电影、电视剧、电视大型专题片的编剧、策划、撰稿等工作。

（电视剧《井岗英魂》拍摄现场，田金夫任导演）

参与了这么多部电影和电视剧的创造，能不能谈一下艺术创作的体会？

搞电影的，一部片子可以说给你“定军山”，一个是定你的位，一个是看你的能力。一部片子拍不成，可以说从此下马，这就是电影界的严酷。所以，一定要看准了，走好第一步，走好每一步。

您认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应当具备怎样的艺术道德？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什么事情都应该以德为先，先学做人，再去做事。因为文如其人，一部作品往往反映一个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品味。艺术创作得对观众负责，对社会负责，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社会上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缺乏社会责任感，要不得。

您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或电视剧？

我比较喜欢正剧，比如说《鸦片战争》，片子让人一看就知道，英国那时候就是欺负中国人，林则徐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他那种强烈的民族尊心和自信心深深感染了我。有些片子，看完以后挺有感触，我觉得看一部片子，要从它的剧本到它的分镜头，到它整个的剪接，包括美工、音乐，都要认真、仔细去研究。

请您给我们在校的学生提一些建议，好吗？

首先，要服从学校和老师的教学安排，不能说我想干吗就干吗，那不行。如果大家各行其事，最终只会徒劳而返。除了完成学业之外，同学们需要加倍努力，在上学期间争取拍出一部不错的片子，这很重要，这叫捷足先登。现在说捷足先登可能都有点落后了，应该叫抢位置。只要你有了自己的片子，别人就会对你另眼看待，这就是名人效应。

搞影视的，讲故事，不合理的要说得合理，要把故事说圆了。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可以什么事都瞎说。艺术的感觉，各种元素，最后合成一个合理、动人的故事，绝不是说把肮脏的东西变成自己生活中所追求的，如果这样长期下去，渐渐地人们就会远离你。那么，你失去的就不仅仅是朋友，更可贵的是信誉。所以说，你得有诚信。

此外，在学习上要灵活一些，要多能，争取多驾驭一些文艺形式。比如说，张艺谋除了搞摄影、拍电影，还能来个舞剧。再比如，过去的艺术大师陈怀凯，可谓多才多艺，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艺术是相通的，要让自己多才多艺。如果你连起码的锣鼓音都不懂，那你就等于瘸腿。在电影界你得知道自己去多留意，多下功夫。比如说，对音响、对声音的处理总是欠缺，那你就得多了解一下声乐，了解录音，包括各种不同的音响效果。这样，你可能就比别人又多了一项技能。要善于积累，量变产生质变，很可能有一天你就做出一个大部头的，一鸣惊人。

另外，要有自己的艺术主张，有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是真有把握的事情，那就值得去做。否则，即使你做了，结果只能是时间耽误了，精力也白白耗费了。咱们有多少精力、多少时间经得起耗费啊！一个作品，那是经过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推敲才完成的。

现在讲体现人生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正确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每走一步都要三思，哪步错哪步不错，也要经常反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桥梁三个桩，搞影视创作，同学们一定要互相帮助。

采访结束后，田金夫老师拿出了他保存至今的学生作业，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田壮壮、陈凯歌、谢小晶、吴子牛、李少红……清晰地印在每一份保存完好的作业上。对学生来讲，或许那只不过是许多次普通、平常的作业中的一次，但田老师却将它们仔细地装裱在精致的笔记本里。那不仅仅是一张张作业，更是田老师一份份真切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