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春风雨露的声音--徐键访谈录

采访撰写：梁冰冰

艺术简历：

徐键，男，四川省成都市人，1920年生。中共党员。教授。九三学社成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影音专业及电机系。1953年起在学院任教。先后在电影洗印、放映、摄影；电影照明；电影工程；录音等专业讲授课程。曾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主任等职务。学院建院初期曾参加电影教学实习制片厂（今青年电影制片厂前身）的筹建工作，并兼任该厂的技术负责人,负责摄、录设备，摄影棚及录音棚的建设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普通电工学》、《专业电工学》、《电工学》、《电工理论基础》、《整流与稳压设备》、《电子电路》、《电力机械》、《录音设备专业调音台》、《放映电源设备》、《发动发电机》等。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电影放映电工学》、《电影放映的电源设备》、《发动发电机》等，近100余万字。这些书籍被选订为全国电影放映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主要教材之一。

1956年被评为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两次被评选为学院的先进工作者；1992年获得北京电影学院“金烛奖”；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从求学到选择电影教育工作

我的中学是在当时四川最好的学校“石室”中学读的，学校管理很严，学生们都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教育方式，尊师重教的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后来“文革”的时候说起造反，我就想造反怎么可以呢？打老师、打家长，那是不能想象的，这所学校对我整个治学观念和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都有很深的影响。

大学时期我就读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当时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所以我们上课都是用英文，大学前两年学习英语基础，后两年连专业课本都是英文的了，老师也用英语讲课，有一部分外国教师，也有中国人留学回来或者在国内学习过英语的。

   我当时学的是机电专业，国内没有翻译的专业教材，只有英文原版书，所以大家都只能看原版书，四年学下来，英语也就练出来了，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因为受过大学教育的英语水平都可以嘛。现在英语已经成了必修课，也成为非常得力的工具，回想起来还是得益于当年的学习。

那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去学机电的呢？是自己的爱好吗？

我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因为学校不管分配，出于实际就业的考虑，我就想着学点技术类的手艺活儿，以后能找个稳定的工作。我那时候很爱看电影，不过南京那时也没有几家电影院，正是抗战的时候，经济也不景气，也没有什么好影片。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了上海，觉得上海毕竟是个大城市，机会应该会更多一些。

   上海当时的电影厂多吗？

   上海有很多家私营的电影厂，像“文华”什么的。当时也没有现在那种招聘会，但是我是那种有实践经验，直接就可以进入工作状态干活的人，所以一开始就去了一家私营电影厂工作。后来，电影厂就公私合营了，整个上海的电影厂都合并成国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我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新中国的一名电影事业干部，“吃皇粮”的，就跟现在的公务员差不多性质吧。我们那时候很有意思，不发工资，那我们靠什么生活呢？小米！你们这代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我那时候刚成家，每个月发300多斤小米，属于中等水平吧，住房是厂里提供，衣服也是发的，要是想自己买点什么，就可以拿小米去换钱，所以过得还蛮好的。

您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当时我还算是个新手，主要在制片厂里面做后期工作，像《南征北战》这种大片，做配音、拟音什么的，我们当时用的那些工具跟现在电影学院里的差不多，我指的是那些沙子、土堆、木头这样的拟音工具，当然在电影音效方面是没法比了，科技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全国解放后，电影人才很缺乏，只有上海和东北两个地区有制片厂，东北的主要是接收原来日本建立的“满映”。当时老上海的好多人才都跑到香港去了，短时间之内又需要大量的电影人才到中国各个地方去宣传放映，而长期战争造成了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很少，这时候，建立我们共产党自己的电影学校，培养自己的电影人才，就作为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摆在了我们这些电影人面前。

   您是什么时候被派到北京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呢？

   我是1950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的，当时 “中央电影学校”刚刚成立，只有三个专业，是放映、编剧和演员，主要针对各地的干部而举办的。像放映这一方面，主要为的是广大乡村人民能够更多、更好、更快、更方便地看到我们国家拍摄的一些电影和纪录片，还有就是为各地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进行创作排练演出的文艺人才。后来在1956年改名叫“北京电影学院”。我当时从上海带了两个助手一起过来，当时我们也可以叫做战友吧，因为建校就跟打仗也差不多，真正地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你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的后生们真是想不到有多么艰苦。现在，我的那些“战友”们都相继去世了，包括一些其他院系的老师们，很怀念那些创业阶段的同志们。

    那段岁月也是您人生的黄金时期了。

    是啊，那时我刚刚三十出头，正是干事业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任务摆在面前，当时倒没觉得苦，反而很兴奋，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刚建国时国家很困难，学校当时也没钱，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申请资金很不容易，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你想啊，摄影棚是最费电的地方，一个棚至少要有10000瓦的载荷量才行，电源插头就得能负荷得起才行，否则断电了或者烧了引起火灾都是有可能的，而市面上当时都是民用的，买不到这种专门的类似于工业用的插头的，从国外买基本是没希望，没有钱嘛，所以我们就只能靠自己。这时候就看出我这制片厂出身的好处了，在第一线工作没别的好处，就是能积累经验，我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告诉我可以大胆地试一试自己改装，于是我和伙伴们开始动手“修理”国产的民用插座，愣是给整了个“面目全非”，赶鸭子上架地做成了摄影棚专用插座，好在用了十几年没出什么事，当然了，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快成了历史文物了，就在这个院里（小西天家属区）。

还有录音棚，那时候我们只有录音设备，也是最原始的那种，基本可以保证录下真实的声音，但是没有还音设备，不像现在的录放一体机、CD机什么的，一个小摁键就可以录音、还音了，方便得很。我们那时候都是自己改装的，那会儿还是电子管的，都是国产的。我们在上海制片厂里用的还是进口的GBK的电子管的，那是厂里拍片用的，可是现在是给学校用，主要是针对学生学习练习用的，当然条件就差一点儿，我们老师不想办法谁想办法？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我们就生生地把一个录音机弄成了还音机，还要达到跟画面同步的要求，那很难的！不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和你聊天这么轻松，那里面的学问还不小呢，三两句也说不清楚，比如建筑声学，盖摄影棚的时候，我们录音师要和建筑设计师一起商量着办，给他们从录音的专业角度提建议，还有墙壁的吸声材料什么的，都要研究，更要在生活里细心揣摩。盖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棚，那可不是单单地盖一个房子那么容易，要很多人付出心血才行，尤其是那会儿大家基本上都是两眼一摸黑儿，全得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断地试验，反复推敲、讨论、实践，优中选优地选出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案，这里头，群体的团结精神是很需要的。现在我的那些老伙计们都走得差不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还是摆在这里，我时常看到摄影棚、录音棚都会想到当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情形。现在的学生太幸福了，什么都是现成的，机器都是国外进口的，操作也容易，技术嘛，只要掌握了原理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现在的难题倒是艺术创作没有什么大的创新，看来，只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也不能保证电影创作就能出成绩，这是个大问题。

您当时的学生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50年代那时候还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学生首先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关过了才行，以农村子弟为主，他们学习都很努力，那时候实行哪儿来回哪儿去，他们毕业以后基本上都回到地方上去工作，有的在电影界工作，从拍摄电影的基本工作做起一直到现在成为当地电影、电视业的骨干，有的在文化部门也都干得很好，虽然不是都和当初学习的专业有关，但我相信在电影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对于他们以后的学习工作还是有相当大帮助的，他们算是第一批在中国甚至世界上第一个电影学校就读的学生。现在很出名的马精武，那就是我们56班的同学，现在取得的成绩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我对那一批学生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毕竟也是我教师生涯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初学，我们初教，都很有新鲜感，冲劲十足，有那么多的新东西要我们共同去学习，去创造，可以说，他们这一代人还是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相当大的开拓性贡献的，虽然大多数人默默无名，但我们做老师的都清楚学生的努力和他们得到的回报，直到现在，很多外地的同学和我还有联系。

看得出来，您对那些学生的感情很深，您是怎么开始您新鲜的教学生活的呢？

当时有苏联专家来，有教表演的，也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对电影学院表演系学生的影响很大，还有教导演的、文学编剧的，但是没有专门教录音的。他们国家当时的录音设备跟我们这也差不多，而且我们那时候提倡“现实主义”，基本上要求把声音真实地录下来就可以了，还没有注意到运用声音的表现力量，当然也跟机器设备的落后的局限性有关。

我们那时候是一边听苏联专家的课，一边给学生们讲课，是又做学生又做老师，所以我才说是跟着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和电影人才一同成长，我们这一代就好像是一个扁担，挑着两头，都要顾。也可以说，我们那时候还算不上“合格”的老师啊。但是苏联专家很快就撤走了，也就一两年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些学习阶段的老师给撂了，还是那句话，自力更生才行，基本上又是一个重新开始。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又自己摸索了大概10年吧，无论是作为硬件的设备，还是作为软件的师生教学和学习水平，都是处于初级阶段，很朴素也很艰苦，刚刚摸到点头绪方向。教学事业方兴未艾，“文革”又开始了，真是不可思议，对于我这个比较传统的人来说，造反斗争都太陌生、太恐怖了，我更想不到我一个普通教师还可以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就是觉得很可笑，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我被下放到保定两年多，后来被调入五七艺校，要拍样板戏电影，还带了几个培训干部的班，都是从各地选出来的代表，主要是政治靠得住的人，他们也不都是真正热爱电影的人，可以说，在五七艺校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没有成效的，这十年就算是白白浪费了，而且是最能出成绩的十年。

您也是从78年开始恢复教学工作的吗？

是的。78班学生的素质最高，那是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全是优中选优、万里挑一的高素质学生，你看现在电影学院录音系的系主任黄英侠、研究生部主任孙欣、科研处主任姚国强，都是78班录音系的，现在都成了教学骨干，那一届还是出了相当多人才的，至于张艺谋、陈凯歌就更不用说了。我对这一届学生非常满意，而且那是我恢复教学工作以后的第一年，学生也是很不容易得到这个学习机会，就好像当年电影学院开办第一年招生一样，我们师生都是憋足了劲儿心往一处使，所谓教学相长，他们学得努力，我们教得尽心，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教学状态，两方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后来的学生和和78班很不一样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学生都是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的，没有被生活历练过，还很单纯，对人生的酸甜苦辣咸体验不深，在搞艺术创作上就缺乏敏锐的感受力，同时各种基础知识又比较弱，像社会上传言的那样，“搞艺术的都文化水平低”，其实这话也对也不对，78班以后的学生在文史哲、数理化这些基础知识方面确实是掌握得不太好，这跟我们的教育偏见也有关系，有些中学对艺术系的学生在这方面要求也不高，影响了学生对于艺术的看法，以为搞艺术就可以脱离现实技术层面，其实是大大地阻碍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发展。

您如何看待电影的技术和艺术的关系？

电影不仅是艺术，更需要技术保障，摄影机是不是技术产品？录音工作要不要技术支持？这都是肯定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录音师，连基本的数理逻辑、理化原理都没掌握好，那面对日益复杂精密的设备就会无从下手，对设备的性能都无法了如指掌，何谈艺术创作呢？就好像一个骑手不了解自己的马的脾性，他怎么敢夸耀自己的骑术高明呢？一个道理。所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个基础都很重要，不能好高骛远，只看到结果，忽略了之前踏实的每一步。电影是这么一种需要大家齐心合力完成的艺术工作，还是我刚才说过的，群体的合作精神很重要，同时还包含有很大的技术成分，尤其需要通才的出现，作为导演要懂摄影，懂录音，懂美术，他才能通篇考虑创作这个艺术问题，反过来，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都应该互相了解彼此工作的性质内容，才能合作得更好，把本部门的功效发展到最大，就拿我们录音来说吧，我们要懂得各种材料的吸音指数，比如美术部门搭了个木头房子和水泥房子，那我们就要根据木头和水泥的吸音性能来设计不同的录音方案，如果只顾自己方便，而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那最后出来的总体效果肯定是不好的，不仅对影片是不负责任的，对于自己的艺术生命更是不负责任的。技术归根到底是要为艺术服务的，只有摸透了技术的底，才能让它为我们的创作更好地掌握。

您认为在电影教学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80年代的时候，电影学院组织我们老师去美国考察，每个系去一个人，我是系里的副主任，就派我去了。当时走了几个大学，纽约大学和加州大学，参观了他们电影学院的教学和实践，挺受刺激的，他们那边上课就都是讨论式的，师生之间很随便的，老师坐在桌子上或者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讨论甚至还有争论，大家都很兴奋，没有人觉得不好意思啊害怕啊什么的，大家真是很随意。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老师就有意识地不要那么刻板地教学，尽量灵活地和学生多交流。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拍片子的机会很多，学校从资金到技术各方面都很支持，也很鼓励学生创新，走新路子试验新方法，那种教学理念与我们很不同，教学气氛十分活跃，那是我们在国内想象不到的，毕竟我们都是受了老式教育多年的，从来都是强调尊师重道，学生上课要毕恭毕敬的，老师要庄重才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电影这门艺术的系统教学经验，还没把准脉，对于电影教育是偏重艺术还是技术没搞清楚，再说当时“文革”刚结束几年，改革开放也才开始，我们国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电影教育还要摆脱掉“文革”的坏影响，又要迎头赶上培养新时期的电影人才，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啊，所以看到人家的教学工作开展得那么活跃，就感觉到自己是落后了。如果一直在国内是意识不到的，受受刺激也好，承认落后不是丢人的事情，要想办法努力做好才是更重要的事，我们中国人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吃苦精神，现在看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意识问题，包括教育意识、学习意识还有很重要的竞争意识，我认为这个竞争意识非常关键，不只是要跟外国比，更要和自己民族的比，我们民族曾经有那么辉煌的文化历史，怎么到了电影这一条上就不行了呢？肯定不是我们民族没智慧，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在的原因，关键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在电影上欠缺什么能力。

我认为，现在的电影学院教育还是应该注重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提供多的拍片机会，从实践中掌握方法，还要注重与国外的交流，尤其是技术，不能否认我们在电影技术上还是落后的，包括生产器材和运用器材两方面都很弱，很多大导演的片子都拿到国外去做后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尤其是我们录音这个工作，有条件的片子基本上都拿到日本去做后期，是我们的设备不行吗？应该说我们能买得起那些昂贵的设备，但是在使用或者说创造性使用上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电影学院要做的工作的意义了，只有钱是买不来智力的，何况我们还不是多么有钱。

（与斯坦福大学电影专家合影，右二徐键）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学生要敢于实践、敢于创新。在洛杉矶好莱坞参观的时候，正好赶上斯皮尔伯格拍摄《大白鲨》，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是用模型在大型游泳池里面拍的了，一共有三个，每个都有小山包那么大，我听说有1吨多重，制作的材料费就得几百万，还有工作人员的费用，水池等场地的建造费用，还要在水里面左右摇摆前后游动，还要张大嘴巴杀人，都要很灵活逼真才行。真是震惊，想不到电影可以这么拍，这些东西也可以拿来拍电影！我们中国的电影史上从来没有拍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可能也没想过拍。所以说啊，还是得从观念着手，要敢想敢干，哪怕做失败了也不怕，经验多了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想法，总会有那么一些是向着成功的方向走的。我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保持一颗上进、求新、求变的心态，同时也不能舍本求末，要先学好走路再想着去飞的事，基础太重要了，还是说我们录音这一行，基本的数理化原理都不懂，那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怎么用？不会用又怎么能创造？更不要提有什么艺术成就了。所以说，新一代的电影人真的是任重道远，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始终保持求知欲很难也很有趣味，取得成就之前的学习阶段是很艰难的，尤其是我们这一行，这些孩子们都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才行。

我个人只带了一个研究生，然后就退休了，现在他在美国做大学教授，也算是小有成绩了，这说明咱们的学生一样可以到美国去，打进他们的世界。像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为咱们的电影事业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作为老师，我是真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能谈谈您现在个人的生活吗？

我个人没什么好说的，年纪一大把了，平常的生活很简单，散步是为了锻炼一下身体，身体好呢就看看书读读报，了解一下行业的新情况，当然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英文的我也看，这都是年轻时候的积累啊，我还是强调，基础很重要。

您对后辈学生们有什么衷告吗？

我这一辈子了，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人要宽容，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斤斤计较，要目光远大、心胸宽广，这样的人心境平和，没有那么多功利心，做事情反倒能事倍半功！现在的社会压力很大，竞争激励，更应该学会在压力面前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