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走进电影学院的--余倩访谈录

采访撰写：付琦

艺术简历：

    余倩，男，1927年11月生于四川万县。教授。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现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学校电影编剧班。先后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处做电影剧本编辑工作。1957年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教研组任教。1976年底以后，参加电影编导进修班教学工作；任电影文学系筹备组副组长，文学教研组组长；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研究中心合办电影历史及理论研究生专业领导小组成员。

    先后讲授的课程：《中国文学（古典，现代，当代小说）作品分析》，《西厢记》，《元人杂剧选讲》，《创作方法》、《电影艺术理论》、《电影和文学》，《电影和戏剧》、《电影文学的语言》、《电影剧作》、《电影评论》等。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文学，电影艺术和电视剧方面的理论及评论文章。

我的童年生活

……在这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到另一家住，可以说我小时候的生活是颠沛流离的。看了高尔基的童年生活的书，映照自己的生活，其中的反抗精神触动了我……

能不能谈谈您小时候的事情？

我出生在四川万县（现属重庆市万州区）的一个小镇。我在童年就爱读书，爱好文学。这和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我们余姓家族中有不少读书人，其中有到外地念大学的，出国留学的。我的父亲是四川省立师范毕业。一个姑母是万县女中毕业。他们都是小学老师。我的家乡小镇，当时除一所公立小学外，还有一所家族在祠堂办的小学。这两所小学的老师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多数是念过大学或是师范毕业的。这两个学校我都上过。我在七八岁念初小的时候，就开始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那时像我这样年龄爱读书，能读书的小孩不止我一个，我有一帮这样的小伙伴。互相传看从大人那里弄来的书。

       在小学高年级时期，我的兴趣转向新文艺作品了。这有我姑母的影响。她爱读五四新文学，我就是在她家最早接触到新文艺作品的。而那时小学高年级的国语课本中，也选有不少五四作家的作品。如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叶绍钧的《小蚬的回家》，冰心的《寂寞》等等。这个时期读的冰心的诗集《春水》，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其中的一些诗句……

       在这些书当中，有没有什么书对您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在小学高年级时期，我读到关于高尔基的童年生活的书，由于我很小的时候，父母都离婚了，是在各个叔伯及其他亲戚家轮流住，在这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到另一家住，可以说我小时候的生活是颠沛流离的。看了高尔基的童年生活的书，映照自己的生活，其中的反抗精神触动了我。以致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伯母家，她打我，我就使劲的用头撞她的肚子。我平时从不这样。

       中学阶段，我进的学校是万县简易师范，这是个吃住都不花钱的公费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还可以得到政府发的奖学金。我得过这种奖学金，我还得过家族祠堂的奖学金。当时我就用这些奖学金买了不少爱读的文学书籍和文艺刊物。

       您怎么会接触到这么多的文学作品呢？

那时的万县城，因为是抗日战争大后方，又是川东重镇，是入川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文化相当繁荣。一个小城却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不少大大小小的书店。有辅成法学院等几所大专院校和近二十所公，私立各种中等学校。我们简易师范的学生大都爱读课外读物。我这时读的书的范围更宽广——文学作品而外，还读了不少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那时的各种文艺刊物，包括秦似编的杂文月刊《野草》，也都每期必读。有些书刊无钱购买，常是礼拜天进城在书店站着翻阅，有些是从同学处借阅。这时读的外国文学，最喜欢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国文学，五四以来的各家各派的都读，最喜欢的是鲁迅的作品。这包括他翻译的东西。抗战文学中，有一本曹白的《呼吸》，是由胡风编辑出版并作序的，是战地纪实的。给我印象很深（此书对以后我在朝鲜战地写日记，有一定影响）。那时读的法国卢梭的作品《忏悔录》，对我也有影响。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如果有我不爱听的，便低头在课桌底下看自己爱看的书。一次上数学课，我也在低头看课外书，被老师发现了，就把我的书收走了。可是过了几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她把书还给了我，还问我有没有别的书。让我借几本给她看看。其他老师特别是国文老师，对我看课外书都很宽容。这些老师都很爱护学生。以后我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们还帮我找过工作。

       您这么爱读书，有没有产生过自己动手写一些东西的想法呢？

       那个时候常常有自己想写一些东西的冲动，十二三岁的时候，写过冰心那样的小诗。我们老家竹子多，一下雨就听到竹子上的水滴滴答答响，我就写两句，来一首。一听到阳雀叫，阳雀你知道吗？杜鹃，我们老家叫阳雀。听到杜鹃叫也来几句。后来年纪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就尝试着开始写一些散文。有一篇散文叫《河》，发表在徐州的一家报纸上。当时在万县的辅成法学院，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在教书。我有一位简易师范的同学是法学院的学生，于是托他将我的这些小文章拿给那位作家看，希望得到指教。很快，作家回信点评了我的文章，有赞扬，也指出了不足。我很感动，也受到了鼓舞。然而以后我却没有坚持写下去，真是遗憾！

奔赴朝鲜战场

……经过那个抗美援朝的战地生活，对生活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也更珍爱生活。

       从您的一些资料中，我知道您好像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

       1949年底，我参军到了部队。而我喜欢的一些书也一直带在身边。我一直在部队的文工团里从事创作。现在广州的诗人张永枚，当时和我是在一个创作组里。我们文工团主要是在部队巡回演出。我们创作的只是一些演唱节目。1950年底，我随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部队过了鸭绿江不久，军宣传部要从军文工团抽调几人到前线工作。我是被调人员之一。我到了宣传部后，得到的任务是到连队采访战斗事迹。收集英模材料。也写战地通讯。这时正是三次战役的前夕。没几天，我就随着部队突破“三八线”了。过了“三八线”我写了两篇通讯，一篇叫做《战斗英雄于世财》，一篇是《突破“三八线”的两挺重机枪》。

       那时跟着部队在前线打仗，心里害怕不害怕？

       没去之前害怕，事到临头就不害怕。那时根本就不想怕不怕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看别的同志怎么做，就跟着做。我在部队采访的时候，还参加过一次搜山，抓敌人散兵叫“翻毛”，“翻毛”抓到的敌人，主要是南朝鲜的兵。美国兵我也见过，有时候在山上看见一群美国俘虏给押着过来，他们也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士兵，其实想想他们也挺可怜的。

那时候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吧？

生活条件，休息的时候要稍微好一些，当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那真到了战斗的时候一天也吃不了一顿饭，我们当时过三八线的时候，身上带的就只有馒头，可是天寒地冻的，馒头早就冻得跟石头一样硬了。冻硬的馒头，根本没法吃，于是就把馒头拿到军大衣的棉里子去捂软了，这才啃几口。

有一次，刚刚打完仗，同志们都在救助伤员。我虽然是上级机关下来的，也不能闲着。听说山上牺牲了一个战士，于是我和团政治部的几个干事商量，要求去把战士的尸体抬回来。于是大家就在路边找了两条粗树枝弄个绳子绑一绑，做成个担架就到山上去找，看到那个战士牺牲在一个山沟沟里，我去摸他的时候已经僵硬了，跟我一块去的几个同志害怕，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一些，于是我就一个人上去，把身上皮带解下来，套住他的脚，他的身上僵硬的，就这样一直拖到公路边上，那两三个同志躲在边上，炮弹到处飞来飞去，后来才一块儿过来帮忙把这个牺牲的战士放在担架上，三个人抬着走，那一回是比较危险的，不过好在有惊无险。大家都平安的把尸体抬回去了。

还有一次更惊险的就是过南汉江的时候，敌军的炮弹打的十分厉害，我当时在团里跟着团走，大概在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给我们领路的朝鲜老乡的眼睛被突然飞来的炮弹片打瞎了。我们原地休息。炮弹密集爆炸，心里面感到非常害怕。当时心里想的就是跑。可是又不能跑，因为部队有纪律呀。你一跑，不就成了逃兵了吗。实在害怕极了，后来我看见团政委过来了，他骑着一匹马，神态非常镇定，一过来就问大家怎么样了，伤了几个人？我一看见他，心里马上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立刻就不再感到害怕了。一方面是因为他镇定自若，另一方面是看到熟悉的人来了，心里也就镇静下来了。他是我在军干校学习时的教导员，曾经给我们上过课。

经过那个抗美援朝的战地生活，对生活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也更珍爱生活。

                     走上电影之路

……当时来到新中国首都北京，自然相当兴奋，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虽然朦胧，却是满怀了希望……

那您是怎么走上电影之路的呢？

我是这样走上电影之路的：1952年8月，我作为一个志愿军文工团员，正在平壤附近的一个几乎每天都有敌机威胁的村子里编写说唱节目，准备到连队演出。忽然团里通知我到军政治部宣传科去。我以为又是科长吕彬同志要和我谈一些关于节目演出的意见或创作问题。不料到了政治部，吕彬同志却说是总政来了通知，要从文工团调出一名创作人员。现在决定调我去，至于调到什么单位，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当时觉得调到上级部门，自然是荣幸。然而就要和在战火纷飞中同甘共苦的文工团战友们分开，又很依依不舍，对未知的新的陌生单位也感到茫然。到了志愿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说，是要调到北京，到电影学校去学习。从此我便离开了部队。

    当时来到新中国首都北京，自然相当兴奋，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虽然朦胧，却是满怀了希望。坐在由军队有关部门的同志雇来送我到中央电影局的三轮车上，我还从未坐过这样舒服的人力车呢。经过两旁都是绿树浓荫的幽静地街道，目睹一些时隐时现的红墙绿瓦，这对一个由前线归来准备走上新的革命工作岗位的文艺战士来说，会有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想象。

    电影局安排我在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里。同住这个招待所的，还有从其它部队调来的人。除搞文字创作的外，还有演员和乐队人员。大家都在此等待分配工作。每天有组织部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和文艺专业，电影专业干部等人员来对我们进行考察，或个别谈话，或集体座谈。以后便和其他一些同志被分配到电影学校，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进了电影编剧班。中央电影学校的这个电影编剧班，设立于1951年，三年制。学生入学后不久即到湖北参加土改。我到此班，可以说是插班生。报到时，正值原来的同学土改归来做了总结之后不久。这些同学见到我们这几个部队来的新生，都有些好奇，也都对我们很热情，友好。

    电影学校和电影编剧班都是从无到有，新中国建立初期，百业待兴，当时又还在抗美援朝，这种情势下的电影教学自然不会很正规。学校是因陋就简设在西四石老娘胡同，就是几个旧的四合院，据说过去是大军阀张宗昌的房子。编剧班，表演班上课都是在一个教室，即礼堂，也是电影放映室。或在一起听课，或错开时间各上各的课。

那时由于师资缺乏，编剧班学员常常是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和那里的学员一起听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课。编剧班也请了部分研究中外文学及戏剧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家来讲课。那时我觉得，能听到国内第一流的文艺家，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理论权威的讲课，真是幸福。

您那是第一次到北京，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

那时我刚从前线归来，又是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无论是在校内校外，都感到一种新的气象，心里真是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希望。刚到编剧班不久，我写了首一直没有发表的诗《白鸽在蓝天里飞》，就勉强说是诗吧。

白鸽在蓝天里飞

鸽哨在蓝天里响

鲜花在田野上开

泉水灾高山里淌

处处工厂冒浓烟

千里春风翻麦浪

我的心在蓝天里飞

我的心在蓝天里唱

我要飞过鸭绿江

我要对战友们讲

祖国处处是春光

祖国一切都无恙

不管写的怎样，这可以说明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我当时的心境，是对生活充满来了美好的希望的。

一九五四年在编剧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工作。一九五五年又调到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部。这两个创作所都各有一批著名的作家和电影剧作家。上海创作所的所长是夏衍，副所长是柯灵。那里的编剧如师陀，杨村彬，北京的如骆宾基等，都是我在少年时代就仰慕的老作家。我原以为在这两个创作所工作，可以获得丰富的艺术营养，可以发挥自己所学的专长。容易得到自己实现创作愿望的机会，却不料这一切都成了一种妄想。

为什么这么说？

在这两个电影剧本创作所——特别是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面对的，是政治学习，批判俞平伯，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创作所竟成了与艺术创作无关的运动所了。不久，这两个电影剧本创作所也就解散了。我又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也还是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颠颠倒倒，而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即将开始反右的时候，被挤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夹着尾巴做人了。

谈谈您到电影学院之后的情况吧。

我到电影学院，是在文学教研组工作。那时教研组长是许之乔先生，我在编剧班学习时的老师。许先生对我很好，在教学上对我热心帮助，也很放心。但我一直是循规蹈矩，诚惶诚恐；即便如此，也还是难得平安。而在一场空前浩劫中，竟被打倒，成了“黑帮”，“反革命”。

好不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被砸烂的电影学院也在恢复，重建。这时候我有幸参加了筹建培养电影编剧人才的电影文学系，并兼管文学教研组的工作。筹建文学系的时候，连续开办了几届编剧和理论进修班，我也参加了进修班的教学工作。筹建文学系开办进修班的师资，主要是文学教研组的老师。而这时教研组原来的成员在“文革”后期大都调出学院到了别的单位。新来的老师担负全院文学，电影史等共同课的任务又很繁重。因此，到进修班讲课的老师主要是外请的各方面专家。

这时我的几十年不能自由说点什么的嘴巴，和封存了的笔杆，也得到了可以表达些什么的机会。只是年华似水，迷迷蒙蒙不知“天命”却又快到“耳顺”了，不免有些力不从心。

文学系建立之后，我参加了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研究中心合办电影历史及理论研究生专业领导小组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退休后，返校参加了一起双学位的教学工作。

到此，我在电影教育的路上，便打上句号了。

回顾一下在这路上的几十年，没有什么成果，平凡得很。但在风风雨雨之中，虽不免有所迷蒙，却尚知，做了自己能作的一些事，如此而已。

                     回首风雨人生路

……我们对宇宙人生，对万事万物的认识，能有一种绝对不变的真理吗？什么事情都能一次彻底解决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新的问题，都能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吗……

您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再来回顾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吗？

我在北京大学来的一些双学位学生的讲课中，说过成都附近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这是上联；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做什么事都不了了之，这当然不好。然而值得注意，值得想想的是：我们对宇宙人生，对万事万物的认识，能有一种绝对不变的真理吗？什么事情都能一次彻底解决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新的问题，都能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吗？这副对联可以启发人不迷信什么权威，要独立思考，同时也要虚怀若谷，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说的做的都是无可挑剔的，绝对正确的。我在几十年教学中，有不少缺陷，至今也未能编写出一种教材，上课也没有合乎规范，连正经八百的讲稿也没有。我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在可能范围内，尽量讲自己体会过，理解了的东西。少说些人云亦云的东西。

我也有点自知之明，不以为自己说的什么都正确，所以从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听我讲的什么。这里还有我的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对学生是宽容的。幼年读过韩愈的《师说》，一直记得他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话。因此我很赞赏前面说的宝光寺那幅对联，我以为从那幅对联得到的启示，对做人做事，研究学问和教书育人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