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记忆 不平凡的人生--章浩文访谈录

采访撰写：张修忠

艺术简历：

章浩文，男，1940年11月生，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会员。196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工程系电声专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任录像教研室副主任，1983年由电影局派遣赴日本SONY公司研修四个月。1979年参加筹建录像教研室。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录像设备原理和使用》、《电影立体声技术》、《影视技术概论》、《摄录像技术》、《电视制作》、《电视剪辑》等。发表论文有：《电子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关于电影中引进电子技术、视频设备的建议》等。

影视创作方面：1980年，在电影学院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我们的角落》中任编辑、录音与技术总监。该剧在当时对电视剧制作的发展起到示范和推进作用。《我们的角落》在1982年北京市高校电教教材交流会上获“优秀作品奖”。1986年获日本东京SONYICD电视竞赛ICD奖。1984年电视剧《春的信息》（上下集）任录音。1986年电视片《云锦》任录音。1988年电视片《阿毛的故事》任导演。1988年20集电视片《改革中的乡镇企业》任编辑、录音。1991年电视片《胶林新曲》任编导、摄像。该片获1992年日本东京SONYICD电视竞赛ICD奖。1992年电视片《一颗生态农业的明珠——滕头村》任编导、摄像。该片获1993年日本东京SONYICD电视竞赛ICD奖。1993年8集电视片《老年卫生保健》任录音。

　　    科研：参加研制成功8.75mm×4涂磁机（主研人员之一），参加研制成功35mm/16mm/8.75mm涂磁机（主研人员之一）和8.75mm×4转录机（主研人员之一）。发明《微米波谱治疗仪》（与他人合作），该治疗仪于1995年通过北京市科学技术成果鉴定，199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命运让我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

您既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又留校当老师，跟电影学院可算是有缘了，您能不能说一说在这两个人生的重要的阶段，是什么决定了您的选择？

虽然说得上是有缘，但也经过了一些曲折，有时候想起来很像是命运的安排。

我记得在上初、高中的时候，平时是很少看电影的。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只有《乡村女教师》、《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宋景诗》、《林则徐》和《青春之歌》等。我从小喜欢美术，在北京八中上高中时，还参加了学校的民乐队，这个乐队曾在中学文艺比赛中获过一等奖，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对艺术的追求的，不过当时并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跟影视有关系。那时，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当时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曾获北京市中学生学习“优良”奖章。当然也想学理工类专业，但命运安排进了电影工程学院的电声专业。电影工程学院在1960年是第一次招生，是文化部电影局为培养电影工程技术人员建议成立的。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这一生就和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新生报到后去农村锻炼，回来后，学校被宣布合并到电影学院新成立工程系。于是，就这样成为了电影学院工程系电声学专业的学生。电声专业其实就是后来的录音系的主体部分。

您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之前这段时期，当时你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如何？

我们并到电影学院的时候，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当时学院准备冬储大白菜，因为没有汽油，于是乎学生们吃完晚饭后推着汽车到四季青公社的地里去拉，等到推着一车车大白菜回来时，已经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我们虽然累得要死，但情绪却很高，那个时代的学生们就是这样，有那么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不会动不动就抱怨。

工程系初建时，条件不是很好，整个国家物质供应也很紧张，但是，那仍然是“文革”以前最有利于学习专业知识的一段时期，没有什么运动，课程安排得也紧，同学们学习都很认真。记得有一年，教我们《录还设备》课程的老师，是一位来自上海电影机械厂的工程师，放暑假前布置了一道设计作业，数据计算量很大，根据个人条件，可以设计其中一部分，也可以整个设计都作完，我和几个同学愣是用了整个假期完成了全部作业。当时没有计算机，只是靠计算尺和手工计算。

那时国家经济困难，经费也少，几乎没什么设备，所以我们理论学得较多，不像现在，教学经费充足，设备购置也多，学生有很多的实践机会。电声专业是技术和艺术结合比较紧密的专业，既要学习技术方面的课程，又要学习艺术方面的课程，所以艺术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学了不少，比如，导演概论、剪接，还有音乐课和电影音乐欣赏课，我们同学里头不少人会乐器，在学校晚会上很是活跃。

我们的老师都很敬业，他们专业水平很高，除了系里的老师，还有像中国电影科研所姚世荣老师所讲的《录音网络》、新影罗德寿老师讲的《英国GBK录音机》和上机厂薛廷芳老师讲的《录还设备》，他们的一丝不苟、严谨的教学作风令我们受益匪浅，至今不忘，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毕业分配，我留校当老师。当时北京市规定大学毕业生都要下乡搞“四清”，参加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毕业后，紧接着我们去了山西省阳高县，与地方干部一起组成工作队。回来后负责管理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同时兼任物理课辅导教师。学校开办“电影放映中级师资培训班”时，又作了电工学辅导教师，就这样我踏上了为师之路。

筹建录像教研室

从毕业到“文革”结束，从录像教研室的参与筹建到离开，这是您生命中重要的两个“十年”。

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十年”，能干事业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吧。“文革”开始时，我26岁，正年轻，“文革”十年，几乎没有接触工作，否则就是走“白专道路”，就要受到批判，等“文革”结束，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已经岁数比较大了，都快40岁了，当然耽误的不是我一个人，这几乎是一代人的遭遇。现在说起来，还是很遗憾的事。

我还算比较幸运。1969年，为了逃避枯燥无味令人难受的运动，我找到学院车间的钱兴华同志，参加了8.75mm×4涂磁机、35mm/16mm/8.75mm涂磁机和8.75mm×4转录机等电影制片设备的研制工作。说实在的，当时车间条件比较差，大家都是第一次研制这么复杂的设备，经常加班加点至深夜，非常辛苦。但是大家心情很舒畅，团结一心，终于完成了试制任务。我在车间一直待到“文革”结束。1978年9月，这些成果获得了文化部的重大科研成果奖。由于在车间工作了几年，使我获得了不少在电影制片设备制造方面的实践经验。1978年，由于学院恢复高考招生，录音系让我回去，准备教课。

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筹建录像教研室的？然后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1979年8月，吴恩佑同志找到了我，说文化部艺教司给学校拨了一批录像设备，想让我和两个年轻留校毕业生一起接收设备和筹备成立新部门，就是后来的录像教研室。最初是以借调的方式，后来离开了录音系。虽然磁性录音和磁性录像的记录原理基本相同，但毕竟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行当，视频技术是更复杂的新技术。我那时还是第一次接触那些先进设备，但是，在1978年前通过自己业余装电视机多少积累一些视频方面的知识。又通过恶补摄像机、录像机等设备的基础理论，很快就掌握了这些设备的有关知识。当时还有两个年轻人正在跟老师拍电影，没有办法来，所以，原定的筹备小组四个人实际上开始就我和吴恩佑同志两个人。

录像设备进来后，首先要建一个演播室才能开展工作，我们选了一个大的教室，我们自己采购一些必需的设备——从建筑上搭脚手架用的铁卡、铝合金管到地毯、各种照明灯具、调光器、空调，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不顾危险，自己上梁打洞、安卡装灯、接线，整整忙了两三个月，才装备起一个简单的演播室。在车间工作所学到的机加工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没有走一般高校的电化教育路子，而是根据学院具体情况，一开始就与电影专业教学改革紧密结合来设计安装。由于最初设备比较少，只有一套录像设备，开始主要用于表演系的期中、期末的小品考试的录像和配音练习。同学表演小品时，可以录下来马上重放，一看就知道表演得是否到位，非常直观，然后进行改进，这样就可以帮助同学提高表演技巧。当时，外面的导演要来选演员，这些录像也成为很直观的参照资料。有一次，香港拍一部叫《夜上海》的电影，他们来学院挑演员，就是通过看录像带选中沈丹萍的，当时他们先找表演系联系，表演系安排看他们的小品录像作业，还没有见到人，一看录像带就选定了她。大家一下子就看到使用设备的效果了。后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系里主任教员都要求安排用录像设备拍摄学生表演的小品作业。

除了表演系外，我们同时还给导演系学生小品作业实习提供了条件。导演系78班小品实习作业——我记得有陈凯歌、田壮壮、刘苗苗、胡玫、李少红等等。他们的小品作业都是在我们部门的演播室和编辑室制作的，他们自己写本子，自导自演，我们部门帮着拍摄、编辑、合成。印象最深的有李少红的《理发店里的凶杀案》，还有《大木匠》、《向阳商店》等等，这些实习帮助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影视制作基础。他们在学生时期就能拍两个小品，这在“文革”前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像摄影系的同学直到毕业才能正式拍五到十分钟左右的片子，导演系的同学到毕业作业才有可能集体导演一个短片。

看到录像设备在电影专业教学中的巨大作用，是不是这个新部门就逐渐得到重视了？

是啊，录像设备在电影专业教学中的巨大作用也改变了一些人对电影专业教学中使用录像手段的怀疑。从文化部艺教司，到学院领导都对我们部门的工作非常支持。学院领导希望添置更多的设备。但是当时购买设备要外汇指标，而当时外汇指标控制非常严格，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有外汇指标，还要有购买外汇指标的人民币预算。而且进口设备、节目带，有时要文化部批件，甚至要有盖国徽章的批件，然后外贸部去批准，再拿到进出口公司订货，这些困难一般人是想像不到的。

1982年经报文化部批准，这个新部门——录像教研室正式成立，吴恩佑同志为主任，陶清芬同志和我为副主任。之后，部门不断扩大，到1988年，录像教研室已经发展为具有比较完整规模的部门，有制作组，包括摄像、录音和编辑等，还有教研组、影像资料室、音乐资料室、设备维修组等，人员最多到16人左右。成为学院集影视教学、学生影视实习及电视剧制作的基地。

在这期间，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经过我们努力，买来了6套设备，这使得全校各系学生都能在1、2年级使用录像设备。用录像设备拍小品具有携带方便，拍摄时也可以从监视器直接看到拍摄效果，磁带可以反复拍摄使用，不用冲洗直接可以进行后期制作，节省时间和成本等优点，因此，对电影专业学习的初始阶段是非常好的学习工具。拍摄小品，既实际操作了设备，同时也进行了第一次的艺术创作实践。同学们看到自己的处女作，都非常兴奋，有的都要复制一个1/2录像带当作留念。甚至还复制一个送给我作纪念。小品拍摄有时就像各专业同学联合实习，加强了各个专业同学之间的合作，无形之中，培养了各专业之间的合作精神。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了多部电影录像资料，主要是盒式录像带，还有LD激光视盘。我们还进口了一些电影录像带，主要是国外电影。当时，这些资料连中国电影公司和电影资料馆都没有，不像现在VCD、DVD光盘到处都有。到1988年以前，我们已经搜集了1000多部各类电影资料片。录像教研室还增加了看片室，为老师和学生们提供了拉片的机会，这在一定意义上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解放后，学生们学习的是苏联电影，所以老一代主要是苏联模式。为什么陈凯歌他们拍出来的电影跟老一代不一样？因为他们看了很多我们搜集的那些资料片，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

您参与了录像教研室的创建，并在那里工作了接近十年，从1979年到1988年，您是不是对那里特别有感情院 ？

大概正是因为我们参与了这些前前后后的艰苦创业，所以对那些设备就特别爱护，在朱辛庄时，我们把最好的朝阳的房子都用做机房，而办公室放在了朝北边的房间，有一年我们的办公室没有暖气，只有零下三、四度，冻得要命。夏天我们怕机器太热，于是在演播室和编辑室都安装了空调。我们有高度的责任感，觉得这些是全院最贵的东西，所以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特别注意安全。有一次，刚刚进来了一批设备，碰巧楼上录音车间暖气管爆裂，水流成河，我们刚好买了一大批新设备，水从天花板渗到楼下演播室的这批新设备里了，我们果断决定不准通电，把东西全部拿出来，用电风扇吹，吹了几天，看看差不多了，才敢开始通电。还算幸运，机器都没坏。那时我们加班加点，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就是一心想把工作做好，完成任务。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按要求正确操作使用机器，使用后要检查，清洁保养。由于管理严格，从没出过差错，保证了繁重教学任务的完成，机器设备也得到最长久的使用。

             （1997年7月在日本SONY公司厚木工厂培训中心研修时）

1983年4月，文化部电影局选派我和其他单位的两位同志去日本索尼公司研修，在日本，我们努力学习各种有关知识，也见识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磁转胶、整套的高清晰度电视制作系统等，回来以后写了一个研修总结报告及《关于电影中引进电子技术、视频设备的建议》作为电影局领导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参考，以其中介绍电影技术新发展方向的部分，写成了《电子设备在电影中的运用》一文，刊载于学院的学报上，有些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作

您参与了我院第一部电视剧《我们的角落》的制作，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当时制作这部电视剧的一些情况？

当时导演系78班正处于下厂实习阶段，可是那时候制片厂拍电影数量比较少，要接受这么多学生实习有些困难，由于看到录像在教学中发挥的作用，当时院领导开会决定由我们部门协作拍摄一部电视剧作为实习，并拨了一部分经费。

《我们的角落》这部电视剧是实习导演田壮壮、谢晓晶，崔小琴根据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改编的。讲的是三个残疾人的故事，好像发表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上。司徒兆敦作为指导老师，我们部门的曾念平为摄像，我担任录音和编辑，松美龄为美工，吴恩佑、陶清芬为制片主任。

当时我们虽然有一些设备，但是作为拍电视剧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比如，文化部艺教司给了我们一台广播级的摄像机，但没有给便携式录像机V0—4800PS，也没有9英寸彩色监视器，当时我们愣是抬着一台笨重的V0—2860PS台式录像机和一台18英寸监视器，拆掉一辆旧面包车的部分座椅拉着设备到各个拍摄场地来进行拍摄。

由于摄像机电池很少，录像机、18英寸监视器只能使用交流电，我们就自己动手制作电缆线轴，从拍摄场地接到别的单位的电源上，进行交流供电，拉线有时一拉近200米距离。还有一场戏是晚上在后海、积水潭附近拍摄，当时拉了不少灯作为各路口上的照明效果，直接利用附近工厂的电源拍了一晚上。由于当时刚刚开始拍电视剧，大家觉得挺新鲜，都挺支持，所以用其他单位的电，一般都不要钱。如果现在这么用电不给钱是不行了。

当时条件是比较艰苦的，电视剧里有一场戏是四个人在雨中行走的一组镜头，那时已经是11月份，田壮壮从消防队借了一辆消防车进行人工造雨，为了拍摄真实，雨都浇在演员身上，淋得四个演员直打哆嗦，拍完后赶快上澡堂洗澡驱寒，顺便还在澡堂里拍了几个镜头。有些镜头应该使用升降机拍，当时我们没有升降机。大家就想办法，在充分保证摄像机安全的情况下，由三四个人接力，不间断的连续拍摄完成。总之，我们克服了不少困难，全组齐心协力完成了这次拍摄任务。

《我们的角落》拍摄成功，首先是田壮壮、谢晓晶，崔小琴三位同学的努力，但他们班同学也羡慕有众多老师的全力协助，当然，回过头再看这部电视剧会发现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在当时条件下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水平的。

这部电视剧是按照电影分镜头方式拍摄的，对白较少，主要靠形体语言。拍完以后拿到北影放，效果很好，放映之后还进行了交流。大家纷纷询问我们有些镜头是怎么拍的，声音怎么录的，提了不少有关拍摄和制作工艺方面的问题。后来不少文学系、导演系老师出去讲课，办培训班，都带这个片子出去。当时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看了以后，觉得拍得非常好，可引起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于是向中央台大力推荐，中央台作为内部观摩放映，跟我们借了9次。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单本电视剧，比他们制作的《新岸》早了一年，我想它为我国电视剧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我们的角落》是我们学院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后来，荷兰的伊文思夫妇看了以后，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作为第一部电影（电视），这是一颗珍珠”。

这部电视剧创作之后，您还有那些创作？

此后，我又在电视领域参加了一些创作工作。1984年在电视剧《春的信息》担任录音，剪辑也在我们部门完成的，导演是王炎。再有就是在1986年电视片《云锦》中任录音。1987年教材片《蔬菜育苗》任摄像、录音。1988年我拍摄制作的《阿毛的故事》是给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作的专题宣传片，刘一兵写的本子。制作完成后，分行领导同志来审查，一次性通过。那部电视的男、女主角分别是李占文和左翎。

后来又拍过两个电视片，一个是1991年作为编导、摄像的《胶林新曲》，由广东省农垦局出资，作为向贷款单位世界银行汇报如何利用贷款改造广东海南橡胶林的成果的专题电视片，这个片子获得了1992年东京的SONYICD电视竞赛ICD奖。另一个是1992年作为编导、摄像的《一颗生态农业的明珠——滕头村》，为国家环保总局制作的，是为我国生态农业示范村滕头村申请联合国环保500家制作的专题片。该片送上去了后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副秘书长在人民大会堂颁发生态农业环保500家奖状，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上台领奖了。据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同志说，那位党支部书记说我立了功，还邀请我再去他们村作客。该片还被作为国家环保总局办有关生态农业的国际培训班的典型教材片。

        教师要为人师表

后来您离开了参与创建的录像教研室，专任教学工作，在退休后，您仍然在一些学校任课，您对作为“老师”这个职业身份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其实从1983年以来，我一直在教学。1988年我离开了录像教研室到了教务处后，更加侧重教课。我所教的课几乎涉及到学校各个系，如导演系、摄影系、文学系、录音系、美术系、摄影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国际培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夜大。除本院外还有北师大艺术系影视制作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成人教育，还有辅仁大学、海淀走读大学、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和各种培训班，在这个领域中真有点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在退休后，有些学校请我去上课，我也愿意发挥余热，把自己长期从事影视制作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经过多年的教学工作，我觉得“老师”这个称呼是非常崇高的，让人尊敬。也许老师对学生的一次正确肯定，增强了学生的信心，也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

要当好老师，首先对自己应该严格要求，要努力做到为人师表。自己要掌握好所教的专业知识，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才能有深厚的功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正确地、高水平地教给学生。任何投机取巧、浮躁、华而不实、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教学作风，都会误人子弟。在行为举止上应该做到作风正派，在各方面都应该是学生的表率。不要用各种看似正确的理由，为不正之风作辩解。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说的很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只有这样，老师才能真正得到学生的尊重，才能无愧于“老师”这个称号。

每当我看见曾教过的学生名字出现在电影、电视或书刊上时，我心里都感到非常的欣慰，甚至还回忆起他们做第一个录像小品时的情形，我想每个老师都是这样的心情。

您在学院作过学生、也作过老师、也进行过创作，依据你的经验，您能对电影学院的学生提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不论学习电影艺术创作，还是技术，都应该很好地、系统地学习理论，同时积极地参与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刚开始做个小品就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大部头作品，瞄着就能拿个什么奖，而对系统学习理论不重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到学校来，学习理论是很重要的。这些理论是前人的经验总结，也将指导你今后的实践，可以使你少走弯路。对学习制作专业的同学来说，首先要学会影视制作的方法，而不是学会操作一、两件机器。刚开始做小品时，从5-10分钟节目开始，对刚起步的人来说，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不容易。故事要编好，镜头拍摄要规范，后期编辑镜头组接流畅。节目完成后，让人看起来感到叙事清楚、画面流畅，不别扭才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样功底打扎实了，以后再作大一点的节目就很容易掌握。

对于学习电影技术也是一样，1995年学院大放映厅刚建成，我的同班同学李应楷赠送学院一套他自己设计生产的杜比立体声解码器，在试听时觉得声音有问题，找了不少人来试听，听了几次，总觉得立体声设备没有调好或者解码器有问题，我的那位同学因此一直留在学校调试，当时我正在给摄影92图片班上课，接到通知到放映中心试听。发现在放杜比立体声实验片时没什么问题，但等到放故事片时问题就来了，声音模糊听不清。放映结束后，我观察到放映中心的内部建筑结构可能引起建筑声学上的问题，就走到剧场中部拍了几巴掌，又到剧场靠前台附近拍了几巴掌，跺了几下脚，用耳一听，就发现回声很强，这说明不是立体声设备问题，而是建筑声学设计有问题。余下的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改进措施就迎刃而解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在课堂上学的声学理论知识指导我们分析问题所在，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使我们在没有测量仪器的情况下，采用简单的方法来验证自己的分析。我在一些电视剧中担任录音工作，每当在不熟悉的地方录音时，都用这种方法来对录音环境进行评估。一般来说是简单有效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可以帮助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