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从艺 慈爱为人--王淑琰访谈录

采访撰写：赵珣

艺术简历：

王淑琰，女，1938年2月生，四川重庆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1957年至1961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留本院任教，主要担任表演艺术课教学，承担表演系60班、61班、76班、84班、88班、90班、92班、96班、97班的表演艺术课。曾任表演系党支部书记，院党委委员，北京电影学院演员交流培训部主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表演艺术课的教学工作。于1997年评为北京电影学院优秀党员。

已发表的文章、著作共约三十多万字：《演员的培养——谈表演基础教学》、《表演小品集》、《影视演员表演技巧入门》（合著）等。为促进教学水平，还积极参加话剧、电视剧、电影的艺术创作，并在其中分别担任演员、导演、副导演、艺术指导等工作。1983年参加影片《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的拍摄，担任副导演，影片获文化部特别奖。1985年参加电视剧《艰难的诉讼》摄制，担任演员。参加的其它电影、电视剧有：《竹》、《剑魂》、《相逢在北京》、《东方女性面面观》、《龙珠》、《紫色的回忆》、《危险的交易》、《幽谷情怨》、《海南女杰》、音乐风光剧《小白菜》等。参加的话剧有：《柜台》、《最后一幕》、《三姐妹》、《雷雨》、《日出》、《原野》、《灵魂出窍》、《绿房子》、《于无声处》、《新的篇章》等。

王老师说，她珍藏着她教过的几乎每个学生的照片，果然，在满柜厚厚的相册里，我们看到了王老师难以计数的学生，有的已是名家，有的尚是新秀……我看到了一位教师用悄然流淌的岁月谱成的乐章。

从喜欢文艺到进入北京电影学院

您对文艺的兴趣是怎么开始的？

我出生在四川重庆一个小山镇。小学、中学都在那儿上的。1950年，我也就十岁左右吧，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以后，来了一个文工团住在我们镇上，镇子又不大，他们唱歌、演戏，我就特别喜欢。我受他们影响特别大。我的嗓子不错，小时候是四川民歌嗓子，我想跟他们学演戏唱歌。我当时差点就参加那个文工团了。我母亲说你现在才十一岁，我跟文工团说说，让他们多关照关照你。这么一说，连长确实觉得我太小了，就不忍心带我走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一直爱唱爱跳。从小受部队文工团的影响，到了中学慢慢就有机会演戏、唱歌。初中的时候，学校选中我出演歌剧《白毛女》。我太小，演前半截，我老师演后半截逃上山的那部分。

1952年初中毕业以后，我考上成都的四川西南二十九航空学校，是一个由空军管理的中专。我们学生和空军一样，一应的吃穿都是空军配给的。去那所学校的时候我只有14岁，记得离家的时候，我透过狭窄的车门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送我——那时的汽车没有窗户，我只透过门缝看到母亲，没想到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么多年了，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还是会落泪。

1954年我从航空学校毕业。直接分配到湖南株洲331厂工作。我去的时候还不到16岁，戴着红领巾。别看当时我的年龄很小，但算是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工人，马上就评定为三级工人。很快，我又兼任全厂的团委委员，几万人的大工厂，一个还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被选为团委委员还是挺突出的，而且兼任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就脱产了，专职做团支部书记。我还参加了的业余文工团，叫做山鹰文工团。不知道那时候每天怎么就那么多的精力，中午干完活吃完饭就教工人们唱歌。

报考电影学院是在那个时候吗？

是。我当时觉得自己年纪小，特别想去上学读书。这个时候机会眷顾了我一次，碰上北京航空学院要找一个小女孩演黄梅戏《打猪草》，全厂里就挑上了我。这个戏在株洲市、湖南省分别得了一等奖，最后参加了全国调演，得到甲等演员奖，成绩相当不错。这是1956年，这个戏当时在全国调演的成绩不错，又获了大奖，湖南省歌舞团想要我去，但是我拒绝了，主要是想上学。

1957年，我看见北京电影学院要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招生，于是我正式向厂里打了报告。打报告之前我心里也没底，试探性的把我的照片寄到电影学院办公室。办公室的老师很快回信说照片都看见了，觉得挺不错的，信里告诉我怎么办手续——要工厂同意、要介绍信件。这样我才正式提出申请。一边申请着，一边准备。要参加高考，但我念的是理工科的中专，没有念过高中，所以自己找老师复习历史、外语、语文，把知识点全抄下来背诵。每天下午四点多下了班，啃着一个馒头、窝头就去上课去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申请厂里没有批。当时我表面上好像还是挺镇静，其实内心跳得很厉害，没批准，我就还是好好工作吧，其实也并没有死心。过了十天半个月，工厂的党委领导又找我谈话，说你的请求批准了，那种兴奋真是难以言表。因为株洲离广州近，离北京和上海远，我决定去广州考点考试，到了广州，我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也在广州招生，但他们报名的日期已经截止了。我首先把北京电影学院的手续办好，上海戏剧学院在我的请求之下也同意我报考了，给我补办了准考证，错开时间两边都考，两边的成绩考得都特别的好。记得当时上海戏剧学院广州考点考到最后剩两个女孩子，我最后演了一段雷雨里的四凤对母亲起誓，演的很富激情，最后的成绩是第一名。电影学院这边也不错，单人小品也演得不错。那时我挺朴实的，穿一条蓝裙子、白衬衣，头发短短的。工厂去的工人都很朴实，那时的追求就是朴实美。八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

1957年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老师们看到我的档案上做过团的工作，很快就指定我做班干部，那几年里头我不是团支部书记就是班主席。那时的学习方法和现在不一样。1958年大跃进大练钢铁，学生组织办了一个红专钳工厂，车螺丝。因为我从工厂里边来，对这一套比较熟，便让我当红专钳工厂厂长，带领大家一块干活，边学习、边干活。也到农村去深入生活。1958年我们又到房山，去深入生活，和农民交朋友。四年的生活中不断有这样的活动，从来也没时间回家。

1960年，那时正念二年级，快到三年级了，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母亲病危让我回去。我找到欧阳儒秋老师，对她说我真是想回去看看父母。虽然经济上很困难，但是克服一下想点办法还是可以回去的。老师已经批准我回去，我正要走时又接到一封电报，说你不要回来了，父母很快就没了，都过世了。这样的打击太沉重了，我一个人去中山公园呆了一天。那时候照片上的我都非常忧伤。我在北京没有亲人，现在又失去了父母，原本我盼着等我长大了、挣钱了，一定好好报答父母。但是那时觉得一切都破灭了，没有了，心里很忧伤。这个时候很多同学、朋友、老师他们都对我很体贴，想办法安慰我。慢慢学习也紧张，虽然情绪好些了，但是埋藏在心底里那种痛苦是不会消退的，这种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情感就像音乐一样，永远伴随着我。

                            （在电影学院学习时与欧阳儒秋老师合影）

那段日子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努力的学习上。毕业大戏《北大荒人》是个东北猎户的故事，只需要两个女演员。一个是猎户的女儿叫燕子，脾气很冲，火辣辣的性格，另一个角色是下乡知识青年。班里七个女孩子，四个同学演燕子，三个女孩演下乡知识青年。四个燕子就有ABCD角，这个角色和我本身的性格距离是比较大，我是沉稳安静的人，性格内在，但是燕子泼辣外在，和我距离太大。再加上我的语言是四川味道的，和角色的东北特征也不相符，刚开始，我被排在C角。但我依然很用功很努力去揣摩人物，到最后毕业演出40多场，我一下就变成了A角，一个人演了很多场，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当时有人写了文章，从王淑琰到这个烈女，怎么从演员过渡到角色。

严谨而慈祥的老师和导演

您是怎么留校任教的呢？

学校里头特别讲究又红又专，思想好业务也好才能留校。由于我在毕业大戏中表现很好，1961年毕业我留校任教。很快当助教，慢慢地开始带班。60班是实验性的一个班，初中毕业学六年，我跟着欧阳儒秋老师参加了60班的教学，任助教。后来又把我调到61班，任表演教员和班主任，大导演陈家林就是这个班的。65年四清运动我和这个班学生及很多老师去了山西，回来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文革爆发，学校里就停课了。造反派要砸烂电影学院，欧阳儒秋、黎莉莉等老师一下就被揪斗成资产阶级。我们脑子有点接受不了，这些好老师怎会一下变成封资修？怎么都去扫地、关牛棚？作为我们学生，完全有条件批斗老师，但是我们做不了。我们从来没有去斗争老师、贴大字报、揪斗。到68、69年，所有人都被赶下乡了，北京的艺术院校统统上山下乡。我们去到白洋淀劳动锻炼好几年。这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我有一个孩子了，66年出生的，我们要下乡时他刚刚三岁。领导说你们俩都要走，孩子就投亲靠友吧。我们在北京哪有什么亲友，只好把孩子送去能全托的六一幼儿园。当时幼儿园都饱和了，园长特别好，让我们写一个申请，给我们加一个名额。全托，就等于把孩子全交给幼儿园了，周六周日，孩子生病也都没有办法去接。送走孩子的时候眼泪是像线一样的流，孩子也哭，可没办法，一狠心就走了。

很快就到了部队农村，劳动锻炼，每天要走二十几里路。在白洋淀，每天唱着部队的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到20里以外劳动，到了就插秧，一直到中午累得不行，靠在土地上睡一会儿。有很多老师脚都被划得一道一道的，出很多血。那真是艰难的岁月，瓢泼大雨突然落下，水很快涨到齐腰，还是得干活，到晚上又走路回到村里头。就这么过了一两年，知识分子政策有点松动了。我们被调回到保定，离开白洋淀进城。记得那次让我们夜行军，下午四点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将近一百里路就那么不停地走。到保定以后，有的老师都晕倒了。

您是什么时候又回到教学岗位的？

1973年成立中央五七艺大，学校搬去朱辛庄才把吕志昌老师先调回来。我很快也调回来了，因为怀了第二个孩子，已经要生了还大肚子在保定，确实太困难。大孩子这个时候也该上学了。1974年生完孩子，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表演系合并必须回去工作，小孩也没办法，只好请了一个阿姨照管，我就在戏剧学院上班。孩子小，又要顾事业，那时候收入也很低，就是50多块钱，还得请一个阿姨，真是很艰难。1975年，和戏剧学院合并一段时间后两校还是分开了。组织上分配我教电影学院文革后期第一个班，就是76班。蔡明、黄小雷、李岚、宋业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侯克明都是这个班的。当时教书也很不好教，我们学的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要砸烂。这个书也是冒着危险教，弄不好怕戴帽子。76班指定我是表演老师兼班主任，任教的还有江韵辉老师、黎莉莉老师、张岱宗老师、于文仲老师。我们四个作为主要表演教师，我是又要教表演，又要当班主任。家呢，在几十里外，大孩子在朱辛庄找了一个小学上学，小儿子只好又送去幼儿园。那时候他三岁，我周一早上把他送去幼儿园，送去以后电影学院的班车已经走了，我再赶车去朱辛庄上课。我们去上班，大儿子脖子上挂一个钥匙，吃的东西放在炉子上，自己开炉子热饭，有时候也请邻居支学勤老师帮忙照顾，中午就这样吃，因为我们到晚上才能回家。76班读两年，大专文凭，我曾带他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入生活，这个班78年毕业。76班毕业以后我就有一点空闲时间，我觉得自己不实践不提高也教不好书。

后来您从事了不少创作

从78年开始，我投入拍片。这个时候已经40多岁了。80年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导演是来自香港的李瀚祥，我做副导演。编剧、导演，摄影，都集中在北京饭店开始搜集资料、选演员。故宫第一次给一个剧组开绿灯，我们把故宫所有看个遍。这个片子是第一部大陆和香港的合拍片，两个副导演，一个是我，一个是现在导演系许同均老师。他主要负责服化道，协助导演安排计划。我主要负责演员——主要演员、次要演员、武打演员、外国演员、群众演员……任务相当重，这个片子太大了，前前后后动用了十多万人。最后确定刘晓庆演西太后。片子最后获得成功，在大陆也获得了特别奖。我们到香港、澳门参加首映式，也受到很隆重的欢迎。1983年在香港参加首映式回来以后，我紧接着参加了导演系的老教授汪岁寒、司徒兆敦老师从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竹》的拍摄，这是部挺有点新意的电影。我还参加了峨嵋厂的电影《剑魂》。1984年我回学院带班，到成都、西安招生。这个班现在比较有名的演员有王志文、常戎、胡亚捷等，还出了一个名导演张建栋，我带了他们两年。

（与表演系90班同学在一起）

1985年我和北影厂导演张铮联合导演了电影《危险的交易》，反映改革开发初期劣质商品的问题。这个片子拍完了以后，开始拍电视剧《紫色的回忆》。《紫色的回忆》，运用意识流手法，在当时还是很有新意的。七八班的梁明、李建国担任摄影。这部电视剧我有生活，当时表演系就在我住房楼下，从窗户就能看到底下发榜，考生考上了当然很高兴，考不上的孩子极端痛苦。我看多了，特别同情那些没考上的考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得鼓励这些没考上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自学成才，于是拍摄《紫色的回忆》，常戎主演。这部戏，在北京台播放。87年我导演了《小白菜》，同时在电视剧《艰难的诉讼》做演员，这部片子在河北省获了奖。86、87年还拍了几部单集或者双集的电视剧。1988年我又投入到教学里边来，88班我参加了招生，教了一年基础课，这个班出了许晴、蒋雯丽、扈强。1989年，我改编了《黄色录像带的覆灭》，任编剧、导演、演员，主要表现黄色录像的危害性，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发行量也挺大的。接着，筹备90年招生，我和齐士龙老师在南京、成都、哈尔滨、青岛、北京招生。90班出了不少人，比如黄磊、姜武、王劲松……90班一直带了四年，花了不少心血，排了不少小品、独幕戏。《三姐妹》在人民剧院演出。中间穿插着教93班，就是刘孜、徐静蕾那届，两边教，很忙。同时我又是表演系支部书记，直到1994年90班毕业。95年我和王迪老师去四川偏僻地区深入生活，筹备一个丝绸题材的电影，剧本写得很好，由于经济原因没有投拍。96班我和崔新琴老师作为表演主考教师负责招生，本科班和进修班同时招，这届招到了“小燕子”赵薇、陈坤、何琳、黄晓明、颜丹晨等一批优秀学生。后来带进修班，毕业时在电影学院演出，深受欢迎。进修班浓缩基础教学，基本把要学的专业知识都给他们揉进去了，别的课少，专业课比较多，从最基础的教学元素训练，小品、片段等等做起。现在看也出来不少人才。接着是97班，又带一个进修班。到1998年，我已经到60岁，组织通知我退休。所以98班带完我就退休了。

退休后您都干些什么呢？

从1995年开始，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研修学院、东方电视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等处兼课，98年正式退下以后，北京研修学院聘请我当副院长，后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名人学校等单位兼课，一直没有离开教学岗位。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带了14个培训班，将近100人考上各艺术院校。这几年湖南艺术学院表演系、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招生请我担任主考老师。他们也想聘请我到那边去教书，可我真离不开，因为北京的学校一直带着课，好几个学校上课去不了。我身体不太好，这么忙碌下来，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后来每带一个班，基本都是表演老师一个人带下来，因为每个人教法不一样，要保持连贯性。学校要求老师有威信，教学时间短，教学效果好，一年多的时间把两年多课程教完，是浓缩性的教学。一个人带班，每个礼拜要上好几次课。我上全天的课体力拿不下来，就得四个半天去教课，这样上课一直到2004年。我感觉这个班有点带不下来了，每次下课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同学们很热情，问这问那，邀请老师和他们一块吃饭，我说不行，头疼得厉害，背也疼，血压很高。后来大夫说你不能再上课了，你这种情况应该住院了，血压有时候冲到180。这样我才告别了整班的教学，我对同学们说我也很舍不得，每次带完一个班大家都是流着泪告别，到现在那些学生老师还说：“王老师带的所有的班，尽管只是半年一年，最后分别的时候，都是痛哭流涕的。”我舍不得他们，他们也舍不得我，学生送了又送，全都哭。

离开学校，按理说应该闲一点，但我这个人闲不住，有时候写点东西、看论文，给戏剧学院的博士论文提提意见、参加答辩，参加一些研讨会……因为身体不太好，也想稍微缓一点，但是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或朋友推荐来，推不掉，就在家里上课。

从2004年到现在，家里不断的有学生，每年电影学院和其他艺术院校招生之前，我这个小屋子里八九个学生。到最后考试的时候，连家长也坐满了，我就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他们一点帮助，有时上午两小时或者下午两小时上短课，这样的学生经过强化训练基本100％考上。有的学生考上戏剧学院，有的考上电影学院，有的去了上海电影学院、湖南艺术学院、北京城市学院……我感到很安慰，没有白使劲。

您不论在教学上还是创作上，都对后辈特别关照。您为什么特别注意这一点呢？

我这个人首先本性比较善良，能理解人。我想借此机会来会议一下我在学院上学期间以及工作后，老前辈以及我的老师。他们的老革命、老延安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从他们对工作对学习的态度，特别是对学生无私关心爱护的做法，他们的为人、他们的作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没有他们的细心国关怀和爱护，没有他们的严格要求、以身作则，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从我内心来讲，我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他们，也非常的感谢他们。我能成为一个教授、一个党的干部、一个好的党员和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每当想到在当学生的时候，思想、生活、学习有了问题，他们那么细心的帮助。生病了老师叫我去他们家吃饭，困难时期有的同学饭量大吃不饱，他们拿出自己的粮票来支援学生……想到这些细节至今仍感动不已，常常热泪盈眶。想想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对工作、对学习的态度，我的为人，我对学生的态度和做法，很多方面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像是很大的。以前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对我，我自己也是党培养起来的，所以特别能理解学生的心情，很能体谅别人。凡是跟我上过学学生，我除了管他们的业务，也管他们的思想，管他们的生活。我也帮助了不少学生，经济特别困难的孩子在我家上完课，我绝不让他们大风天饿着肚子这么走，多多少少留下他们吃点东西走。我不愿意看到他们一来穿这么少，就把我的衣服给他们。有时候在学校排练，我就把家里东西都拿过去，把衣服给他们。就是很疼他们，希望他们成才，思想要好。就这样，我和很多学生都成朋友了，师生感情很深，学生很感激。这些学生一方面很尊重我是老师，另外觉得我有一颗母亲的胸怀，他们写来的很多信使我很感动，我自己觉得他们能够这样尊重我，这么信任我，心里也很感激这些学生。

（与表演系90班同学在一起）

情系母校

请您对现在电影学院的学生提一些建议吧。

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学生们大多很苦，但是考上了大学以后，有的学生很用功，有的学生就不是很用功了，觉得自己已经上大学了，各方面要求自己不是很严。我希望他们要更刻苦一些。

现在的学生在深入生活方面，不如以前。想象力怎么来？想象力怎么丰富？一个是生活的阅历，一个是书本的知识。年轻人生活阅历本身不高，所以要注意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另外是书本知识，要多看书，只有多看书，不断地丰富自我，想象力才能丰富，文化修养才能提高，要不然知识比较浅薄。所以我希望他们更好地读书，更好的深入生活。要走出校园去，过去我们这方面耗费时间太多，但是现在又太少，要知道，走出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创作的财富。不感受工农兵的生活，不理解人，怎么反映人呢？

另外，我觉得学校对学生管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学生在宿舍，晚上想稍微早一点休息都很难。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有很好的精力来完成全天的学习任务。

我建议图书馆晚上应该开放，应该提供更多的自习教室。否则没有地方自习，屋子里又闹，让学生怎么弄啊？好学生想学习的都给带坏了。以前，我们到晚上十一点，是要到教室、宿舍检查的，现在思想工作好像没有那么深入了。

我们总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校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专业和思想方面都能够很好的受到教育。以前的这些老传统——严格的生活制度、思想教育、业务勤学苦练，还是应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应该严格才行，不严格绝对不行。

您对于表演系的专业教学有什么建议吗？

虽然已经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对表演系还是很关心的。

   先说学生吧。表演理论的学习非常重要。表演有很多元素，信念、注意力集中、交流、节奏都有一套理论。什么叫动作，什么叫规定情境，什么叫真听、真看、真感觉，所有这些在理论中都是有解释的。不能只是会拍戏，要做得更好就必须有理论来指导。我们最开始学习的是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用这套体系来指导我们的表演。我在戏曲学院进修时听过英国一个表演专家的课。他们非常好地用形体动作帮助演员松驰下来。弥补了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的不足。把这些理论系统的掌握，这样才不是稀里糊涂地演戏，只分析剧本和角色是不够的，还要从理论层面知道怎么去分析才是正确的。明确表演艺术的任务和特点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

一个人的素质一定要提高。一个演员文化修养差、艺术素质差，在塑造角色上必然不会是很深刻的，顶多运气好碰上个好导演启发启发，自己还是没有墨水。靠点小聪明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我主张要不断地学、不断地来提高。我们考试看一个演员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当然看他的理解力、想象力、表现力、感受力，光是这样还不行，还必须较高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

我们常常希望中青年教师能够很好地赶上去、提上去。表演系现在也有一批骨干力量，但是去年又退了几个非常能干的老师。这些老教师退下来以后，外面很多聘请的，干得可火了，教学效果非常好。那为什么自己系里，自己学校里不用呢？60岁一刀切，教学资源就这样流失了。现在学生这么多，教员负担很重，一些本科刚毕业的学生就带班、担任主任教员。过去我们都是从助教开始干，多少年以后升讲师，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到副教授才能带一个班，表演老师一个班配备三、四个。那时候学生少，只有本科班。现在又是本科，又是高职，又是成人大专，又是成人本科，表演系增加多少学生，但是老师并没有增加。年轻老师们也很用功，压力很大，但是有一个客观的现实摆在这儿，那就是他们教学经验不足。教学这个东西经验太重要了。有时候你看一个小品，由于有教学经验，能有很多种方案出来。这个学生什么毛病，应该怎么教，有多种方案，这都是教学经验的积累。

我也希望教师们能尽快提高业务水平，一是靠学校安排他们进修，或者派出国进修和教学考察，另一方面还得自己多实践、多学习、多读书、多努力地钻研。表演系要坚持进行教学研讨。过去的方法是一个班的作业都要来看，看下来以后开教学研讨会。现在听说也有改进，但是这方面的教学研讨会，还是要加强。老师们要加强教学的研究，不要我自己这个班教完就走。现在班次多、工作忙，我觉得教师们确实是很尽职尽责，很辛苦也压力大，有的教学效果也很好。但教学质量还要再进一步，只有不断地研讨，不断地进修，教学质量才能更提高。年轻老师们有新的东西、有独创性，这些比我们要好。但是我们希望基础教学搞得更扎实。

您喜欢一些什么样的电影呢？

我不太喜欢看武打和破案这类形式，比较喜欢情重的、有情的艺术片。我自己拍的东西也比较讲究有情。我喜欢内在的东西比较丰富，能够挖掘的，不是浮在表面的一些作品。上次看电视剧《搭错车》，李雪建演一个哑巴，表演上看他不能说话，完全用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把人物内心世界刻画得非常深刻，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在电影电视剧中观察我的学生表演是不是有进步，许晴以前比较本色，现在有很大的进步，最近居然能演阿庆嫂了，这是对她自己性格和表演的突破。王志文不论是语言还是表演，在角色创造上都有他的深度，他在理解剧本和角色上有独到之处，很有脑子也很用功，所以塑造了很多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我喜欢有深度、有特色的，情感比较丰满、体验和体现都较好的表演。

您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观众重新带回电影院呢？

观众喜欢观赏性、趣味性、艺术性都好的作品。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因此各种题材都要拍。当然艺术片要坚持，我认为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观众的胃口会有变化的。

收获人生

这些年您对教学和创作投入了很多，您的人生有没有遗憾？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的表演没有很好地发挥。就在我风华正茂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去演点更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我自己专业素质还不错。但是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挥。毕业以后，上山下乡、四清、文化大革命、八年样板戏……后来电影、电视多了，我也已经四十多岁了，改了搞导演，偶尔演演老师、妈妈。现在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写一个母亲或者一个老师，我有时候心里还想，我一定要把她演得很好，来发挥我自己的优势。但是还是没有这种机会。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是学表演的，但我没有很好的演上一些比较重要角色的戏。

这些可能是由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您对此有过抱怨吗？

我不抱怨，抱怨一点用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也有收获。上山下乡、四清去和农民接触，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工农兵的思想、生活、内心世界。从理解人、理解生活这个层面来讲，我就有收获，这些对我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丰富了人生，让我积累了很多生活素材，对于我的教学和我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