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人生--尹一之访谈录

访谈：徐辉  赵珣

撰写：赵珣

艺术简历：

尹一之，男， 1925年11月生于湖北洪湖。笔名洪帆。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新诗歌社社长，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理事，《新国风》诗刊名誉主编。世界华人文化院研究员。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文工团、炮兵文工团、总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总政文化部干事等职。

1950年赴朝鲜作战，并立有战功。开始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诗、歌词、说唱文学、报告文学等作品。1956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结业后留所教学。后调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任作品组组长。1976年调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文学系任教，参加第一个编导进修班的教学，随后编导分开，成立文学系，任编剧进修班的班主任，文学教研组组长。讲授《莎士比亚的戏剧》、《曹禺的戏剧》等共同课。

1979年开始写小说、影视剧，出版了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著作十余部。长篇小说《蜜月》获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佳作提名奖。名录收入《中国文学家词典》、《中国作家词典》、香港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第二卷、英国牛津出版的英文版《20世纪世界名人传记》，并授予世界名人文学成就银质奖章和奖状。全部著作和部分手稿，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部分作品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曾应邀赴马来西亚、新加坡讲学半年。写作电视剧连续剧《难忘洪湖》、《盛世青天》，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播放。

自强不息

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经历？

简单地说，就是自强不息。我生于穷苦和战乱之中，上小学，学校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了，我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上中学。国民党有一个128师，师长王劲哉，是很有名的抗战英雄，他不听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坚持在湖北天门、沔阳、汉川、监利一带抗日，沔阳县立中学就在128师的统治区。我在那里上了一年的中学，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为平地，我只好回到日伪统治下的家乡，一边种地，一边自学。有一天，在县城里遇到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当了日本人统治下的沔南县中的校长，我认为那位老师实际当了汉奸，他要我去上学，我拒绝了，我宁可自学，也不上日本人办的学校。八年亡国奴的生活，我给日本侵略军当过劳工，被狼狗咬过，多次挨日本兵的打，受尽了屈辱，除了种田谋生以外，自学完成了中学的课程。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培养了我的民族气节，也培养了我坚硬不屈的精神。

家乡解放后，作为一个失业、失学的青年，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北上，开荒种地，参加战争，在军队这个大学校的熏陶下，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作家，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苦的道路，这中间始终有一种精神支持着，那就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是受着深刻的民族仇恨心理支配，日本侵略军铁蹄留下的伤痕，还在我的心中作痛。尽管在战争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对牺牲是心怀坦然的。这个时期发表的诗，表露了我的心理。           （在朝鲜战场作战时留影）

上世纪50年代初，业余学习的条件比较好，文学艺术的专业报刊、北京图书馆办的文学系列讲座，帮助我系统地学了古典文学，文艺理论，语法修辞等大学的课程。那时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文，因此被总政文化部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文学讲习所，现为鲁迅文学院，是培养作家的摇篮。由于从小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爱好文学、艺术，在学习期间，可以说如饥似渴，如鱼得水，学习后没有再回部队，留下任教，担任讲授关汉卿的《窦蛾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的艺术分析课程，这是我和戏剧的渊源，也可以说在潜意识中留下了爱好电影的种子。

我毕竟还是写诗和歌词的，不久调到了老诗人臧克家主编的《诗刊》编辑部任作品组组长。编《诗刊》七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七年，这是我人生不平凡的经历。在《诗刊》工作时，接触了不少上层知名人士；在干校劳动时，体会到了下层的疾苦。特别是干校的七年，对人生的思考，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尽管没有写作，但对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写在心上的东西太多了，尽管受尽心灵上的压力，体力上的消耗，但从人生经历的角度看，可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七年。事后写的两首词，概括了这段历史：

梦江南

               梦江南，风雨泥泞路，割麦插秧盖房屋，检讨批判又

忆苦，只读一本书。   幽兰香，躲在阴暗处，明月有光不

能现，摘来乌云紧遮住，难忘向阳湖

乌夜啼

            脱粒机器吼，月如钩，一身汗水深夜锁清秋。  白天干，

黑夜战，是丰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向阳湖就是文化部干校所在地，五七干校的生活，基本就是这样。像中国作家协会，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军宣队只是几个文化不高的低级军官管着这些人。只能是“明月有光不能现”，如果一现，就得挨批。文革期间，各种人物都以毫不掩饰的方式在表演，是人性最直接表露的时期。也是文艺家观察人，观察生活、了解人最好的时期。所以，人的才干，往往是在压力下、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人，只要具备自强不息的信念，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有收获，有成就。环境对人来说，无所谓好与坏，在最坏的环境中，往往会有最大的收获。

                    同赴朝慰问团一起在朝鲜大德山阵地上右一为尹一之

适应形势的教学

您是怎样与电影结缘的呢？

    从干校回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已不存在，有两个单位可以去，一个是北京出版社，一个是电影学院，我选择了电影学院。因为我在文革前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北影已经通过了，正按照文学部的意见在修改，被文革的风暴卷走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在电影学院教书。

电影，在我经历中，只是一种朦胧的爱好，实际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刚到电影学院时，也是百废待兴，那时只有编导系，没有文学系，于是编导合招了第一个进修班，其中编剧11人，导演4人。由周伟老师负责，我从招生到教学都参加了，生源主要是各制片厂文学部。应该说，第一期编导进修班办得是成功的，要求来学习的人很多。办第二期时，编导分开了，成立了文学系，由吴国英老师负责，我任班主任，这是文学系进修班招生最多的一期，共录取了46人。当时各制片厂文学部新进的人很少是电影科班，急需进修，进修班正是适应了这种形势。

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也是一种进修性质，主要是外请老师讲课。基本是讲座，没有系统的专业课。但是，设什么样的讲座，请什么人讲，有一个指导思想，我是比较重艺术的，除了请著名的编剧、导演讲课以外，文学、戏剧界有丰富经验的学者，也都请来讲过课。除了课程安排以外，就是观摩影片，创作实践。制定观摩影片的计划，一是当代的，二是电影史上的代表性影片，当时要完成学员观摩影片的计划是很难的，不像现在，看影片很容易，那时候有时一部影片要经过电影局的批准，才能看到。现在回想起来，那样艰难的日子也算过去了。在结业之前，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一个剧本，由老师评讲。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一般都能完成创作实践的剧本，而且经过修改，有的搬上了银幕。完不成剧本创作的只有个别学生。办第三期进修班的时候，王迪老师任系主任。

从1976年第一个进修班开始，一直到1989年，十多年的时间，共办了七个班，学生有183人，连我在离休前办的最后一个改稿进修班，共有200多人。最长的有两年，短的只有八个月，其中我还记得名字的有：王吉成、钱道远、李彦雄、祁海、贺恒祥、黄虹坚、肖矛、李康生、翟俊杰、孔良、张子良、王浙滨、李云良等，都是较有成就的学生，有的人不仅写剧本，写小说，还当导演，甚至多次获奖。不能说他们的成就完全来自电影学院的学习，但是，通过学习，使他们在专业的道路上，提高了一大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凭我在学生中的了解，他们一般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有的是业余作者，他们普遍感觉各种讲座和影片观摩，使他们开阔了思路和眼界，了解了电影的特点，尤其是从编剧角度讲的影片分析课，对他们进行电影创作和电影编辑帮助很大。

当时办进修班的时候，学院领导都是很支持的，提供一切有利的条件，使文学系的进修班能够存在那样长的时间。但是，办进修班，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王迪老师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文学系招本科生的计划。当时争论很多，本科班是否能培养出剧作家，最后经过院领导的支持，批准了招本科生的计划，进修班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第一个本科班仍然是我当班主任，这是我最后一次带学生。

回想当教师的经历，我感到充实而且幸福。我生病了，几次有学生到医院去看我。离休后，有一次在街上走，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我身边，从窗口伸出头来，我一看，是进修班的学生，“老师，您上哪儿去？我送您去。”我心里一阵热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去成都开一个学术性的会议，李康生从报纸上知道了，专门到宾馆去看我，这时他已经是峨影的副厂长了，我却是一个离休的老人。八一厂的一个学生，每年春节都要打电话给我拜年，持续了十年之久。有个学生对我说：“您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几句话永远记得，甚至终身受益。”这就是当教师的回报，这是比金钱、荣誉更加宝贵的回报。

艺术观与创作

能不能谈谈您的艺术观？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艺术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如现代主义，新浪潮，意思流，信息论、系统论等，我还是主张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是通过作家对生活的提炼、概括而成的。杜甫的诗也是现实主义。

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艺术总是经过艺术家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现在有的影视剧，片面地理解影视艺术的“逼真感”，把所谓生活的真实强调过分，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自然主义”的道路。一个凶杀的场面，血淋淋的镜头，丑陋、凶恶的镜头，在观众面前停留很长时间，其它如赤裸裸的上床，长时间的接吻等就不用说了。这些说是生活的真实也可以，但这不是艺术。艺术总要给人以想象，要有艺术的空间，有些事越真越不真。

中国电影，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是世界的。我们的目标，首先是中国的观众，中国的老百姓，其次才是奥斯卡。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文学艺术有深厚的民族传统，说得偏激一点，电影蒙太奇，其实来源于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等，不就是蒙太奇。

您认为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有人认为电影就是电影，“综合艺术论”似乎有点陈旧了，我觉得“玩意儿”的观点也陈旧了。有一个香港导演在电视采访中说，“怎么好玩就怎么拍”，似乎也有市场。甚至有人提出“电影是记录客观世界连续运动的机器”，这种理论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文学也是记录客观世界，不过不是机器，是艺术，既然是艺术，就有艺术家主观世界的因素在其中。

文学、戏剧不能不在电影的发展中产生影响，反过来说，电影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及著名电影剧作家扎瓦蒂尼的理论，就对新现实主义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事物，电影也不能例外。

也许艾迪生、卢米埃尔、格林只想设计出一种“能纪录客观世界的连续运动现象的机器”，但是这种科学技术的发明，恰恰推动了电影向艺术的方向发展。就像文字的发明，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一样。正是这种原因，过去文学系的教学，设了文学作品分析课，这是为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

您觉得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艺术素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不是从学生的考试成绩上看得出来的，只能从艺术的成果，从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来看。一部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能够流传，说明这个艺术家的艺术素质高。怎样达到这一点？无非是艺术性和思想性，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要和人民的命运血肉相连。卓别林一生创作了80多部影片，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完全在于喜剧效果，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始终站在城市贫民的立场上，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您能不能联系自己的创作来谈一谈？

我在职的时候，主要忙于教学工作，写讲稿，看学生作业，没有写什么作品，写书、出书主要是离休以后的事。电视剧不算，我一共出版了15本书，长、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诗都有，还有发表在刊物上的中、短篇小说、诗、论文，数十万字没有成集。有两本书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被邀请出国讲学。虽然有作品获奖，但获奖的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我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传记文学《罗健夫》。因为罗健夫的经历，触动了我的思想，写这本书是我感情的宣泄。

我的写作，比较注重群众性，书的发行量都比较大，惟独《罗健夫》这本书只印了5000册，我选择一个英年早逝的科学家，并没有选择轰动一时的名人，尽管发行量小，但我不后悔。罗健夫是航天部的科学工作者，他的成就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做出的，他顶着各种巨大的压力，埋头于科研，终于为火箭升天作出了贡献，尽管自己倒下了，却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罗健夫顶着文革的潮流，国际的封锁，受批判、打击，他仍然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具有何等巨大的爱国热情！在航天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不只一次为他面对逆境，奋勇前进，坚强不屈的精神落泪。

艺术，主要是表现人，表现人的感情，人的感情只有在不平凡的环境中才容易表现，所以我为罗健夫的事迹所感动，是否能感动读者，这是我写作能力高下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本书。

中国电影的未来会更灿烂

请谈谈您对电影事业前景的看法。

应该说，我国电影事业面临新的挑战。由于影视媒体的普及，美国大片的引进，使过去我们的本土电影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同时，各综合性大学都办了影视相关的专业，使电影学院的垄断地位也受到冲击。过去我在职时，在校的学生只有四、五百人，现在则有数千人，除了课堂讲授以外，我想实践教学会受一定的影响。文学系学生的实践只是写作，其它系则要困难得多。电影学院的学生，如果不从实际操作中去训练，是很难出人才的。我想学院领导一定会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的。电影学院和其他综合性大学相比，毕竟具有不可逾越的优势，培养电影的高级专业人才，还是靠电影学院，不是其他大学可以取代的。

我们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方向，我觉得不是与美国的大制作、大投资相攀比。美国的电影市场是全世界，如果我们也把眼光瞄准世界市场，那是很不明智的。我们目前的电影的艺术水平，制作的经济实力，和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这是我们的弱势；不过，我们也有优势，那就是我们有十几亿人口，有广大的电影市场，有深厚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百年电影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优势。

如果我们走民族化、群众化、现代化的道路，在电影艺术上狠下功夫，会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的。讲艺术性，不等于专拍艺术片，也不等于不拍商业片、不拍“好玩”的片子，不论拍什么样的片子，我觉得应该牢记电影是艺术这一条。搞大制作，动辄花数亿元的资金，破坏景区环境，这不是我们电影的方向。

总之，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我是充满信心的。

我参观电影博物馆以后，在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词，是我对电影事业前景的展望：

                        霜天晓角

电影百年，栩栩又重现，前人心血浇灌，与民族，共患难！   中华百花园，五洲共争艳，且看未来银屏，比朝霞，更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