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耕耘的艺术人生--陈荣琚访谈录

陈荣琚艺术简历：

男，号阿左，1938年8月出生于广东龙川县，祖籍福建永定县，民革党员，中共党员。教授。1964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美术系，现为北京电影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民革北京市委常务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同时兼任电影学院书法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山书画社副社长及艺术委员会主任，中顾委文律书画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楷书初学颜真卿，复学欧阳询和柳公权。行书学“二王”（王羲之父子），草书法孙过庭、智永和怀素，经过三十多年的刻苦钻研、潜心学习，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结构严谨，内紧外拓，笔法多变，气势雄伟，且左右手运用自如。

除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讲授绘画课和书法课，还应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冶金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中共中央老干部原中顾委文律俱乐部（从1983年至现在）、中央统战部、解放军三总部等部委讲授书法和绘画。1984年应邀在中央电视台《书法系列讲座》中主讲了“颜”“柳”书法特点两讲。1987年应邀在国家教委主办的“全国书法教师讲习班”上主讲行草书特点等。

独立写成了《书法教程》一书，参加以启功为主编的大中小学书法教材《书法概论》及其《参考资料》的撰稿和编辑。2000年编著出版了《汉字书法通解》一书，该书由启功策划，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教学之余，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书画展览，并多次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聘为评审委员。1991年在广东惠州市、河源市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览。1992年在台湾的台北和台南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览。1994年在北京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当时中国书协领导、专家、中顾委部分委员，其中副部级以上的老领导就有5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启功教授、刘志坚老将军讲了话并剪彩。

两次被评为北京市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奖。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活动中心授予“书画荣誉教授奖”，被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育工会、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授予“为人民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三十年荣誉表彰”，并荣获“电影教育特殊贡献奖”。

启功教授对陈荣琚的书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荣琚原来习惯用左手执笔写字作画，为了临帖，并试用右手，于是左右俱能，行笔自然婉转，无论字迹巨细，行笔却能符合传统法度，结字规模，毫无故作奇形异态哗众取宠之处。在当代书法流派极受日本前卫派影响下，陈荣琚独能坚持晋唐以来优良传统，实有推陈出新之胜。这在他的一次自己的作品展览中，凡有一定功力的书法家，都有不约而同的评论如此。”“陈荣琚擅长绘画和书法，一向教授这两门功课，自己有深厚的功力，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可以说在传统艺术方面，有全面的修养，又从教学经历中丰富了不少创新经验。他的作品也能从继承传统中，开拓一种较新的风格。他的水粉风景写生作品有相当深厚的功夫，很有新颖的情趣。他的水粉画效果，绝无堆砌沉重的流弊，而能运用水粉不逊于水彩的清灵透彻的感觉，并不比某些水粉画名家有什么逊色。此外，他能用左右手写字作画，而左手所写的作品，反倒富有生涩古拙的趣味，这常是清代金石书画家所想追求的。”

少年坎坷，奋发图强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画生涯的，又是如何学习的呢？

陈荣琚：我出生在一个爱好书画的家庭，从小就对字画很感兴趣，特别是对行书、草书。但是因为我出生在广东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小镇里，再加之幼时父母相继早逝，兄弟姐妹又不在一起，独自一人，过着自理、自立、自强的日子，生活非常艰难，有时候，我实在没钱吃饭了，就偷偷去喝凉水“充饥”，这样下来，经常饿得头昏眼花。有时还要遭人白眼，受人欺负，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奢望去接受专业而系统的学习。在上大学之前，完全只是凭爱好，看到某个人写的字好看，就照着临些，看到街上某个招牌字写得好，也学着写写。由于路子不对，结果一幅习作所写的字，有的像“王”、有的像“颜”，简直就是“大杂烩”。

不佳的家境迫使我从小就勤奋学习，成绩也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说实话，那会读书的目的和理想并没有多么高远，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走出这个带给小时的我很多痛苦经历的贫困之地，能凭自己的双手吃饱肚子。我的付出终于换来了回报，1960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但因为经济困难，负担不起学习用品的开支（绘画的颜色、笔、纸张、作画用具等），只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后来听说当时的中国戏曲学院美术系缺学生，要在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同届生中招。又听说上中国戏曲学院美术系，不但有助学金，而且学习用品费全包了。我就申请去考，还真考上了。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时，我平生第一次得到了著名书画家王遐举先生的引导，开始逐步走上了正路。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选派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十年动乱期间相继得到启功、郑诵先、张伯驹、王森然等名家的教诲。一直坚持刻苦练习书画。

问：您能再给我们详细谈谈您在大学时候的经历吗？

陈荣琚：1960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习话剧、歌舞舞台设计专业。入学后我们绘画课学的是油画。对于油画我在考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在当时广东偏僻的山区小县，不要说油画原作，就连印刷品我都没有见过几幅。与班上大多数同学相比，我一开始学习的艰辛状态可想而知，第一学期我的专业设计和练习成绩仅达及格，但到了第二学期后我的各科成绩则能达到了5分左右。

当时我每月能够领取15块钱的助学金，但每月固定的伙食费就需要12元，一般情况下我一拿到助学金便赶紧奔向王府井，去买那种论斤秤的纸头、纸边（印刷厂裁剩下的边角废料），然后买几支油画颜料，当然也只能是买最基本的几种颜料，多了就买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伙食费经常就会交不起，只好拖欠，食堂门前的欠费“红榜”上也总是少不了我的名字。这个时候，我偶然知道了中国戏曲学院正在面向其他艺术院校的在校生招收新生的消息。当时的中国戏曲学院隶属中国戏曲艺术研究院，时任院长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因为在一、二年级的教学中实施淘汰制的方式，需要从其它艺术院校的在校学生中招收新的学生，以补充淘汰后的生源空缺。它的招生简章里有这么一条马上就吸引了我：学生入学后除了有助学金外，所有学习用品由学校提供。这样的条件对于生活上正捉襟见肘的我来说是多么的诱人。

于是我马上报名参加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招生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我终于被中国戏曲学院录取了。于是我被转到了这所学校。这样，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只待了一年零十个月，等我离开戏剧学院的时候，总共拖欠的伙食费已经有二百多元了，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最后中国戏曲学院帮我支付了这笔不小的欠帐。

我在中国戏曲学院攻读戏曲舞台美术设计，而绘画学习便从油画转到了国画。经过近三年的学习，1964年我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但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展开戏曲革命，也要排演现代戏，在此种形势下，刚刚留校的我又被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绘景。文化部在那里举办的“全国绘景进修班”，每省一名指标，基础绘画课是水粉，这样我又开始改学水粉。就在进修班快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全国各所大学先后被迫停课闹革命，戏曲学院也没能幸免。这时，我接到一纸调令，于是被调到中国京剧院，参加革命现代戏《红灯记》舞台美术设计的修改工作，除了戏中主要演员可以在演出说明书上署名外，我们这些其他主创人员都不留名，只署名为集体创作；后来我又陆续参加了现代戏《平原作战》、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舞台美术设计工作。1970年，我作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昌平小汤山的“红艺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在实践中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因为属于大学生参加劳动锻炼，所以我在种水稻、砌猪圈等各种体力劳动之余，还被允许有一定空闲的时间画画，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很幸运的。                  （与著名书法家王遐举先生合影，1981年）

干一行、专一行、爱一行

问：我们知道现在电影学院的校牌名是您给题写的，您后来又是怎么和电影学院结缘的？能给我们谈谈这段经历吗？

陈荣琚：1970年10月，当时还在干校劳动学习的我，一天正在班里讨论生产问题，中间休息时队部突然派人来将我找去。原来队部里来了一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干部，当场宣布，根据中国京剧院领导小组的决定，即日起我被借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工作，时间为四个月，并且要我马上上车出发，不能带任何行李，也不要向班里请假。从此我这个人就从干校里突然消失，以至于班里的人都认为我失踪了。其实这一借何止是四个月，时间一拖再拖，最后决定将我留下，就这样，它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后来我才知道，借用我的目的是当时中央决定要创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而首先以电影专业作为切入点，从中央警卫团（也就是8341部队）里抽调125名干部，仍然按军事化建制，先成立“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电影连（后来又恢复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因此就一直留在了电影学院任教，电影学院的校名也就是我那时给题写的。）学习电影专业知识，为的是进入电影界“掺沙子”——改变电影界的阶级成分，掌握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大权。

电影连下辖三个排：美术排、摄影排、照明排，每个排的正副排长均由8341部队的干部担任，此外还设有两名教员，我就担任美术排的教员。由于美术排的另一名教员迟迟未到，实际上的教学任务就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当时教员的任务是上课时是教员，负责教学；下课后则要和学员一起劳动，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继续改造自身的思想。并且明确要求在讲课中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要政治挂帅。所以怎样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上好课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心思。比如说静物绘画练习，从来都是以“先画方，后画圆”的石膏几何图形入手，但现在上头不让画这些了。为了既应付上头的检查，又不违背教学规律，我就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还是“先方后圆”的练习方法，但 “方”画的是毛泽东著作四卷，“圆”画的是《红灯记》中的红灯。有一次，在画红灯的时候，正赶上学校的一位政委来课堂检查教学，他问我为什么画红灯，我连忙回答：“红灯是革命的传家宝，画红灯可以牢记革命传统”，这样的回答其实我心里早就做好准备。

尽管是这样小心谨慎，我还是在教学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了解这些学员入学前都是部队的军人，都没有接触过绘画，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为了使他们绘画上尽快的提高，我特意挑选了电影学院美术系留下来的以前学生的一些静物和风景作业（当时电影学院已停办），供他们画画时参考；在挑选中我还专门留心挑那些在格调上明亮、阳光、灿烂的作品。但这件事情被巡查教学的一位主管政治的副校长发现，她大为光火，说我是用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产物”毒害学员，指示要对我进行批判斗争。但当时主管电影教学方面工作的吴印咸副校长主动站出来为我承担责任，说这是他的意思，责任不在教员。学校的另一位军代表也站出了替我解脱，要求不要批斗我。由他们二人写检查，承担错误。这个时候，学员们也替我说话，总算使我逃过了一劫。事后吴印咸副校长和军代表又主动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不要因为这件事而背上思想包袱，和我一起想变通的办法，以后每次上课的时候才把范例拿出来，下课的时候立即收回。根据这些学员的自身的状况，我还就绘画教学编了一套顺口溜，将绘画要求分为三个阶段、十个要点，语言通俗、琅琅上口。我还将它写下来，每个学员发一张，每次画画的时候可以对照着看。实际证明我的这些教学方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就象一只小船，被文革的风浪吹来卷去，无意之间和电影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四十多年，虽然不断的变动，但我还是做到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讲价，干一行、专一行、爱一行。作为教师教学上我总是针对教学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虽然变换了岗位，但在每一岗位中我都努力履行我的职责，把自身的工作搞好。

和启功先生的不解之缘

问：您是怎么有缘师从启功先生的？

陈荣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电影学院美术系的素描、彩画和速写都是由我一个来教，后来原电影学院葛维墨老师等人被陆续调回，基础课就有两个人来承担。这时，根据到各电影厂生产一线调研的结果，美术系决定增开两门新的课程：书法和建筑，又安排我兼任书法课的教学。我深感水平不够，向系负责人提出进修书法专业的要求，但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水平够了，就这么教吧，”我只好又硬着头皮服从了安排，但在思想里一直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书法的念头。有一次我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去查找资料，发现有一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些瑞士风景照片，还同时刊登了林散之、费新我、沈尹默、启功等四位书法家的作品，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在翻阅时我就同一位编辑攀谈起书法来，我说我们学校也有写书法的老师，他说欢迎投稿。几天后我就把自己的书法习作拿去，这位编辑看后说，“写的不错，看得出作者是看过不少的碑帖，但是现在写的是个‘大杂烩’”。我有些不好意思承认是我自己写的，希望他能给与指点，他说我还是给你介绍个老师吧，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找启功先生，说实在当时我不太喜欢楷书，就顺手将便条塞到画架的托箱里。 （与启功先生在其北师大寓所一席谈，1982年）

半年后，有一天我偶然想起这件事，于是将便条找出来，看到启功先生的住址离我住的地方很近。于是便带上我的楷草练习作业，骑上自行车一路寻问。终于在一条僻静的胡同的小院中见到了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地向启功先生求教。启功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把我迎进门，认真地看了我带去的书法作业，悉心地给我一一指点。启功先生的讲解非常的生动，很善用类比，化繁为简，让人通俗好懂。比如，在说到草书中的每个笔画都有自己的自然轨迹的时候，他举了个公共汽车例子，说，有些公共汽车虽然只停大站，不停小站，但并不代表它不经过小站，草书也是一样，虽然有些地方只是一笔带过，或者笔墨不到，但运笔时还得要有它的轨迹。还有，在说到一个字的笔划结构的时候，他又举了个盖房子的例子。说，一个字的笔划位置不准，就如房子的梁柱一样，其支点放在什么地方是决定这房子的牢不牢固的关键。如果支点不对，即使是石头钢筋的柱子，也支撑不了房子。而支点找对了，即使是竹竿，也能支撑起房子……

我马上就被启功先生这种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讲解深深的吸引住了。

从此以后的几十年中，我逐渐和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的悉心指教下，我不光在书法上的进步很快。此外，先生淡泊名利，宽厚、平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也给予了我生活的启迪。先生在教学上很有方法，我也将这些先生教我的方法运用到我自己的书法教学中，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问：您现在还与您的恩师启功教授经常保持联系吗？（注，本访谈进行于2004年，2005年6月30日启功因病逝世，享年93岁。）

陈荣琚：还是的。启先生是我的恩师啊！我记得1974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见面很有意思，每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都一样。每次去，他都问我“钥匙带了没有？”那时我住的房子很特别，别看房子不大，却有两个门。那时候，晚上九点左右，我从家出去，把外面门一锁，我爱人把另一个门一锁，双保险。我回时自己开门就进去了，不用惊动爱人。启先生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带钥匙了，他就可以放心教，放心聊，到晚上几点都可以。

那时候我们经常聊到清晨两三点钟，他教我，教我字画，教我鉴定，教我写诗，教我为人处事。启先生品德真高，为人很好。说句老实话，如果我没碰到他，就没我今天。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啊！这三十年间，见面是第一句话也在变化，开始就问我“带钥匙没有！”那时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还是经常去，但不像以前去的那么多了。见了面他就问我“忙什么啊？”那时我经常要带学生出去上风景课，有时自己也要出去进修，提高业务水平，所以就不能老去了，但每次去向他请教，启先生都一样认真，我总有收获，而且还特别关心我的工作和进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中，有时我去，有时启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和他聊天，那时一见面就说：“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真想你！”互相思念。说心里话，我真想象以前那样，经常的，长时间的在启先生身边，听他的教诲，那怕是听到他的一声咳嗽。可是因为他太忙了，休息得太少了，真不忍心打扰他，但又非常想念他。一切请教，一切思念，大都靠电话。最近几年呢，启先生年龄也越来越大，行动也有些困难了。加上我身体不适，心脏动了大手术，搭了三根桥，颈部血管做了支架。因此一见面我们就开玩笑说：“咱们都该节约用电了！”“老兄保重呀。”我也一再祝愿启先生健康长寿！

在学习上，启先生经常鼓励我，30年来只批评过我一次。记得有一阶段，我一直学他的字，整天看他写字，他用什么笔，用什么纸，怎么写，我都模仿学的很像，写了他的字，给他看。他很严肃地批评说：“你别学我的，你这样写是没出息的。”他说：“我教你方法、规律，不要学我的字。退一步说，你跟我写的一样，有我启功在，你永远起不来。”这样的教导对我受益匪浅。          （与启功先生在“荣琚书画展览”上留影，1994年）

恩师在当时处境极为艰难的岁月里，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却能如此大度的真诚教导我作画习字，为人处事，口讲指划，孜孜不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恩师以心血浇灌了我，至今已三十年了。三十年来，在启功恩师循循善诱和言传身教下，我从技艺到做人都日臻成熟。恩师的教诲与恩德，使我受用不尽，终生难忘。

勤奋耕耘，用心育人

问：您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

陈荣琚：为了学好楷书，我长期遵照启功先生的指点，以摹为主，反复选择颜、柳书法中结构、用笔都较完善的“字”进行学习，一天攻克一个字，至今不辍。为了学习行书《兰亭序》，便常在晚上十点以后，待孩子都休息了，便开始摹写。边看、边想、边摹、边对照、边领会，一通下来就需要两个多小时。就这样坚持了数月，把整个《兰亭序》摹了一百多遍。而对于草书《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等，也是如此，反复影摹。为了节约纸张，有时先用红色墨水摹一遍，后用蓝色墨水再过一次，最后用墨汁对临。

今天我在书画方面能取得一些成绩，主要归功于启功、王遐举、张伯驹、王森然、郑诵先等老一辈书画名家的谆谆教诲和精心培养。尤其是在启功恩师门下、收教最长，得益最深。在那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启功先生忍受着自己心身所遭受的摧残，严格而又认真的在书画等方面系统的给我讲授了规律、方法和实践经验并亲自动笔为我批改摹临习作。为了启发我，启功先生便常指点到深夜两三点才休息。

问：学习书法有什么“诀窍”吗？

陈荣琚：诀窍倒没有，只有些教训和成功的感受。

书法讲究“意在笔先，字再笔后”。要学好书法，必须做到“六个结合”；一、学楷书与学行草结合；二、以“摹”为主与对临，背临结合；三、学习与研究结合；四、攻一家与学百家结合；五、基础练习与创作实践结合；最后就是字内功夫与字外功夫结合。我很欣赏柳公权的话：“心正则笔正”。书以人重，古今皆然。学书法除注重“字内功夫”外，还要注重多读一些古今中外优秀的诗词歌赋作品，经常观摩历代著名书家的珍品以及绘画，戏剧，音乐，舞蹈等，从多方面丰富和提高文化艺术水平，并加强思想品德修养，这是不断提高书法的重要保证。此外，一定要勤奋，要有一颗执著的心。

问：谈谈您在教学上的感想和经验？

陈荣琚：书法课的教学在美术系里就成了我的教学专项，以至于很多不了解我的人至今还以为我只会写书法，而不会画画。其实色彩（静物、风景）的教学一直是我教学工作中的主项，我也是风景教研组组长，因为电影美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需要，我后来在绘画上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水粉画的创作和写生上。我非常喜爱风景画，俄罗斯风景画大师列维坦、希斯金的作品深深的触动了我，对我的影响很大。

在朱辛庄的时候，我经常到学校附近的树林里去，一坐就是半天，有些时候甚至围绕着一棵树反复地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的生长规律；有时又躺在林间的草地上，看林间和天空光色的变化。朝起暮落，风雪阴晴，四时、四季之景皆有不同。就这样，我从自然奇妙的光色氛围的实际变幻中去寻找艺术的规律，并且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边学边教。带学生下乡写生时，我一般都是带着学生先进行一两天的实际调查，熟悉环境和风土人情，注意不同光线条件下不同景物所呈现的情致，在写生时要求学生不要简单地照抄对象，强调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对景物进行大胆的取舍，同时注重各种不同光线气氛的练习。从电影美术设计的专业出发，以“创作带基础”，使专业基础绘画的教学同专业设计紧密的结合，围绕专业设计课的中心，突出基础教学的专业性。在静物绘画教学中，我也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从尽量多的角度出发布置静物作业，在一组静物中可以形成多个主题，学生可以根据不同角度需要对静物进行构图和取舍，最终按照画面的效果给学生打分，培养学生的主动能力。这种基础绘画教学方法效果不错，也得到了专业课老师的赞同。在对学生的教学评价上，在同学生的交流中，我总是先肯定他们的优点，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功先生在教我书法的时候，也总是挑我写的好的先评说。这样下来，我也常常喜欢以作为学生的心态反过来思考我的教学，换位思考，使自己“教”学去围绕“学”这个的中心，在很多具体的教学的手段和方式上我都尽量去体现这一特点。我感觉“换位思考”对于教师来说，在教学中是特别重要的。

一直以来，在教学上我干得都比较顺利，除了得益于我在教学上的主动性和换位思考外，在学习上的不断钻研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虽然是教授基础绘画课，但我对专业设计课也进行钻研。我本来就是学舞台美术设计出身，深知培养一位设计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绘画基础和知识，而电影美术设计和舞台美术设计均有共同之处。

一般来说我的文娱生活相对比较刻板，时髦的东西和我不太沾边。但我虽然不喜欢跳舞，却会常常去看，从舞蹈的韵律和动作中去研究它和绘画、书法的关系；对于不同风格的音乐，我也总是注意去倾听和欣赏，从中去寻找音乐节奏和书法绘画情感表达的关系。在写生中我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灵活的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和工具，如南方的建筑和山水比较清秀就适合用“薄画法”进行表现，北方的建筑和山水比较厚重就适合用“厚画法”进行表现，而且我将油画中使用的刮刀也运用到水粉的表现中，同样一些国画的表现方法也被我运用到水粉的表现中，“字”里“字”外，“画”里“画”外，相互交融，触类旁通。

（2006年春节，留影于家中，墙上书法为启功先生1979年给陈荣琚从师学艺15年纪念题词）

这么多年来，我教授了很多的学生，专业的、业余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名演员、老干部各种层次都有，从十几个人的小班到五、六百人的共同课，对象不同、场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每一次教学我都是认真准备，针对不同的对象准备不同的教学大纲和教案，因材施教，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从长期以来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反馈中也证明了我在教学中所做的工作。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作为一名教师，几十年了，我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访谈撰写：夏晓春 刘小世 张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