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做品格高尚的人--葛维墨访谈录
葛维墨艺术简历:
男,1929年2月生,浙江省平湖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书记。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本科毕业。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195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1963年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1978年任美术系系主任,1987年任教授。
教学主要开设的课程有:《素描基础》、《油画基础》、《色彩及下乡写生》等。指导美术专业电影美术基础课教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电影美术基础课教学、素描、油画以及创作实践。在教学同时,1984—1990年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书记,负责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工作:组织全国美术创作,举办全国美术展览,组织各画种艺术委员会开展研究活动。与国外、港台进行美术交流。除发表美术作品外,写过不少美术评论文章,主编改革开放十年来(1978-1988)《中国画》、《中国油画》大型画册,被出版局评为银奖和铜奖。曾荣获北京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
1994年获得学院最高成就奖“金烛奖”。座右铭是:“只要自己摆得正,一切顺其自然”。希望学院在下一个世纪,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电影人才。
我这一辈子只能做老师
问:我们知道您从1955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您是如何与教师这个职业结下不解之缘的呢?请您简单的给我们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葛维墨:我当了一辈子的美术教师,但我起初学的并不是美术,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那时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解放以后,这所学校搬到台湾去了,我也就没有专业学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那时北平艺专到上海招生,就去报考,在那以前我没有正式学过画,考试时画石膏都是用炭笔画,一人发了一小块面包(用来擦画),那时却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心里还想:这么小的一块,也不够吃呀,看到别人用才知道。就是这样,我却考了第一名,是因为我的文化课好。
1953年,我从美院毕业,又读了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系里当助教,后来油画研究班成立了,我又上了研究生班,等于是当了两次研究生。电影学院是1959年成立的美术系,因为美术系的教员不足,院长便到美院去要人,美院就要我来,那时院长对我说:“你上课,还可以画你的画”。就这样我来到了电影学院。
我在美术系一直是教绘画基础课。1978年起,院里一定要我当系主任,其实我认为应该让吕志昌老师当,他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当系主任时正是78班那一年,那时报名的人很多,只有美术设计这一个专业不够,就又设了动画专业,现在我们学校还有好几位教师就是那个班毕业的。
当了几年美术系主任、党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需要人负责,真是勉为其难啊,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心里没什么底。中宣部本来要我正式调过去,我不想离开老师这个岗位,学校也不让我去,所以就没有正式调入。其实要说牺牲自己的业务,为社会多做些工作,我是义不容辞的。我到了美协领导日常工作,主管艺术创作和对外交流。工作很多,但我不拿美协的工资,学校已经给了我工资,一个人不能拿两份工资,所以到我想离开的时候,也能说走就走。五年后,我就又回学校教课了。
我这个人是不吃硬的,脾气很倔。我想,人生只要摆的正,什么都不怕。我们这一代人在运动中成长,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我们自比是“地上石板缝里钻起的小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电影学院出尽了风头,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我自认为没有反动,我带学生参加劳动,下部队当兵,与工农兵结合,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怕,后来开始派别斗争,两派都想拉我去参加,我贴出一张大字报:“加入共产党,我已有了党派,怎么还要加入什么派别?”我哪一派也不参加。有人说我是骑墙派,那我就是骑墙派,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是共产党人,我痛恨那些在政治上捞一把的人。
从大学毕业, 我就没有离开过教学岗位,自觉无能,到了社会上适应不了人际关系复杂,又没有经济头脑,又不会搞创收。也许,我这一辈子只能做老师。
(和同学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画画)
教学要牢牢抓出基础和生活两个根本
问:您一辈子从事教学工作,请问您在教学中最重视的是什么?
葛维墨:教书育人,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为人师表,言传身教,作为老师是责无旁贷的。教学上我是十分严格的,很多学生都很怕我,但也知道我并无恶意,我不太喜欢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切实际的年轻人,有些学生曾受到我严厉的批评。现在想来,年轻人有远大理想是好事,应该更好地加以引导。我在教学上强调扎实的基本功,强调熟悉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六十年代初,我到电影学院任教后,曾和当时的教务长争取到学生每年能有一、两个月时间到农村、部队参加劳动、画画,收集素材。在农村、部队,我和同学一起和农民、士兵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同学一起画画,一起布置团史展览,不仅和工农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加深了师生间的情谊。
记得有一年,到西安去召开青年美术家座谈会,有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毕业生来看我,他是“八三四一”的学生(从部队分配到美术系的学生),跟我讲他的工作感受,他说幸亏当时对他们那么严格,现在才能有完成工作的业务能力。
师生情谊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问:您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的人和事呢?
葛维墨:这些年来,和我感情最深的是两个班。一个是我刚到电影学院时带的64班,那时我年轻,经常带着他们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写生,感情很好。但令我伤心的是,文化大革命时,班上的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带头批斗我,其实我能理解他,年轻人,满腔热血。这位同学在他四十岁的时候,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懊悔当初怎么能那样对待老师,他说到了四十岁,才理解怎样做人。现在每当他在业务上有了收获,总会来电话表示感谢。
(美术系七八班毕业二十周年师生欢聚)
还有一个学生,画画特别投入,是个拼命三郎,有时都晕到在写生中,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待我就像对待父亲,前些年我出差路过他那里,他把我接到家里,晚上给我倒洗脚水,就像儿子一样的照顾我。
和我感情特别深的还有78班,就是被称作第五代的。前两年,78班的同学毕业20年聚会,10点多了,打电话来要我去,因为路比较远,我没有去。他们20多人排队一个个跟我讲话,特别感动。记得他们上学时,霍建起是班上比较小的,他从普通高考进来,专业绘画功底不是那么强,他的心理压力很大。我就让我的助教李书安老师去家访,鼓励他。他们的班长韩刚更是把他当作小弟弟。现在他成了著名导演,有那么多好作品,他每年都会寄贺卡来,他说:“人的一生不会忘记帮助自己的人。”最近几年,霍建起和他爱人苏小卫每年春节都来拜访老师。
关于美术系的导演们
问:从78班开始,美术系出了很多导演,您能给我们谈谈这是什么原因吗?
葛维墨:第一是由于他们的自身努力,第二就是因为学校的教育方针正确。78班的时候,党委讨论怎么办学,确定电影学院是培养艺术人才的。当时系里的起点比较高,以前上课(78年以前)都是有经验的美工师来给上,教的是门窗应该多高,多宽之类的,我认为教这些是没必要的,应该学的是主要设想,人与景物的关系,场景调度之类,就这样我们把绘景班改成了设计班。因为我们不是培养工匠,我们培养的是艺术家。当时国外的电影美术是美术师设计,画出图纸,工匠去制作,而我国却是倒过来,那些电影厂有经验的设计师不会画画,让我们的学生去画设计图,而他们搞制作。美术系培养的是全面的学生。美术系的学生既懂电影,又有造型能力,同样是视觉艺术,懂艺术的人有很大的优势。
艺术需要和社会结合
问:您搞了这么多年的艺术,您是如何看待艺术的?
葛维墨:艺术是人比较高级的反映。从教学发展上看,文艺复兴前后是培养天才,这也就是第一阶段:天才教育。第二阶段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艺术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也不只是欣赏纯艺术的东西,日常生活也需要艺术。我去英国和德国,作为美术家代表团参观了很多美术学院。院长向我们介绍他们的绘画系只招了两名学生,而设计、建筑、广告等专业却招收了大量学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纯艺术已经让位给这些专业,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需要艺术的美结合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三个阶段是人的素质的需要,美术修养,音乐修养,这是培养高尚的人的需要,从社会实践看纯艺术是没有很多出路的,没有一个单位养纯画家,职业画家靠卖画维持生活的微乎其微,而且大都是很贫困的。著名画家的画价值连城,但总有饱和的时候。人类文明的发展分几个阶段,纯艺术的有,但很少,因此艺术还是需要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
(葛维墨老师为学生修改素描)
问:葛老师,您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您最想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葛维墨:做任何事情,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品格高尚的人.
后记:
葛维墨老师的家里挂着很多他的作品,他说那些大多是和学生下乡写生时画的用于教学的,葛老师这些年也画了很多画,有很多很好的作品,但他却谦虚的说:“总觉得画得不好,总想自己以后会画出更好的,大量的作品都因为不满意而扔掉了”。葛老师还给我们看了他的一本作品的相册,他说这是由李书安老师一张张辛苦的整理,拍摄成册的。于是,后来我们又采访了李书安老师。李老师说:“葛老师是老教师,在美术方面很有影响和成就,他美院毕业后又进了研修班,艺术造诣很高,理论修养、文字修养都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因为政治运动和领导工作,作品不是很多。文化大革命后期,画了一些红军长征题材的油画,因为是带着任务去画,画了长征的一路,自然写生与创作素材相结合,题材性很强,也很有历史价值和教学意义。”
葛老师现在正在给美院写回忆录,已经在美院的学报上发表了5期,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些他年轻时的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葛老师当时正是恰当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葛老师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趣事,也有很多辛酸的往事,这些回忆就像一部纪录片,但记录不只是那些事,还有葛老师对人生的感悟和他积极、乐观、正直的人生态度。
访谈:彭松、孙妍、焦舒
撰写:彭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