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文静
柳青
艺术简历：
甘泉 ，男，1934年8月生。安徽芜湖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协会会员。
1943年随父母到延安，入抗日子弟小学念书。1946年参加革命，在华北文艺工作团当演员。1949年由组织送入学校学习文化。1956年考入电影学院摄影系，196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83年至1989年任摄影系副主任，1989年至1995年任摄影系主任。
教授的主要课程有：《摄影造型技巧》、《纪录片创作》、《科教片创作》、《影视照明技巧》等。
作为摄影拍摄的故事片有：《穿山巨龙》（合作）、《我们的田野》（合作）、《成吉思汗》（上、下集）、《神凤威龙》、《烟雨晴》、《徽商情缘》、《红嫂》。其中《我们的田野》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提名，《徽商情缘》获最佳戏曲片华表奖。作为摄影拍摄的科教片有《文冠果》、《磷肥》，作为编、导、摄、拍摄的科教片有《保护牙齿》、《画家叶浅予》、《浅予画舞》、《预防流感》、《尼罗罗非鱼》等，其中《尼罗罗非鱼》获1983年国家政府奖、第十三届西柏林国际农业电影节金穗奖（最高奖）。另外，作为摄影拍摄的电视剧有《魂归母亲河》（上下集）、专题片《人艺的艺术家们》等。
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电影艺术词典》有关科教和新闻部分词条、《用纪录片方法拍摄科教片》、《随浅予先生在藻铿堂》谈采访、《瞬间即逝——<我们的田野>摄影创作谈》、《关于尼罗罗非鱼》、《用形象率先揭开秘密》。
必须先当好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当好先生
能谈谈您当时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情况吗？
1956年我高中毕业，本来打算报考人民大学新闻系，正巧北京电影学院在当年成立，并开始招收本科生，我想学电影摄影也蛮有意思，而且是提前招生，多一次高校的录取机会，于是就报名参加了考试。后来我就被录取了，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首届本科学生。
我们班共31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近一半的同学和我一样是从普通高中招来的。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很多地方都显得和中学不同，有一种新鲜感。学院由于是初建，招的学生也不多，表演、录音、摄影三个系加起来还没有一百个学生，没几天就互相认得了。当时条件还是挺差，我们的教室、宿舍都挤在了小西天的北楼，同时楼里还有教职工的宿舍，教务处、总务科也设在那里办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们显得很忙碌，工作很紧张，几乎都没了上下班的概念，他们在为开学上课做着各种准备。
我们摄影系当时算是个大系，说大主要是指老师比别的系多些。另外，在院里还有几间小平房，是我们的实验室、暗房和照像室，其中有一间是库房，里面放着几台老式摄影机和其他摄影器材，还有老师们自制的教具。在我们的老师中有几位是了不起的专家教授，吴印咸是全国有名的摄影师，杨霁明是著名故事片摄影师，孙明经是全国电影技术方面的专家、教授。我们能得以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得以受到老师们的栽培，相信能圆自己的成才美梦。
1957年，当我们上到二年级时，政治运动就开始了。我们参加了反右、大炼钢铁，还到农村搞文化革命、诗画满墙，浪费了不少宝贵时光。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教学恢复了，我们进入了专业课的学习，手中的照相机换成了16mm摄影机，用胶片做个人作业，很快就完成了摄影技巧单元的学习。我觉得，这段时间的学习收获还是很大的。到四年级的下学期，摄影系、导演系、表演系的联合作业开始了，全院成立了四个摄制组，我和我和顾文垲、廖家祥分在一个组，共同完成《穿山巨龙》的摄影制作。影片拍摄完成后，受到学院领导和社会的关注，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收购，全国发行。
大学的四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当我们坐在食堂的长板凳上静静地听着领导宣布分配名单时，心中七上八下，那时虽有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但仍暗暗地盼着能分到制片厂。结果我、张伟英、鲍萧然、顾文垲、廖家祥，被宣布留校。心中虽有遗憾，我们五个人仍高高兴兴地跑到王府井大北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服从组织分配是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觉悟。我们班分配最远的是到新疆，当时乌鲁木齐火车还不通，这位同学二话不说卷起行李就出发，用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从学生到老师。前排从左至右：甘泉、鲍萧然。后排从左至右：廖家祥、张伟英、顾文恺，1960年）
我7月份毕业，9月1日就分到刚入学的摄影60班工作，给曹作宾老师当助教，兼该班的政治辅导员。
每天我要在上课前把讲桌收拾好，把黑板擦干净，老师用的水瓶要打满开水，预备铃响了之后，要求学生都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待老师进入教室能有一个好的教学环境。为了能更好的对学生进行辅导，我坐在后排也和同学一起听课。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沟通的很好。我理解他们的求知的需求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领着他们做动向表现单元的实习，把各种运动镜头的拍摄技巧、持机要领和持机姿态，都详尽地一一做出示范，并要求他们每人都要拿着机器按要求反复练习，直到掌握为止。在教学中和同学们的贴近，我感到是一种互动。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更促使我把实习准备得更好。
这话说起来已经四十年过去了，他们班在庆祝四十年的聚会时，还邀请我也参加。其实，我和他们一起的时间不长，但还能想起我，让人很激动。更令人高兴的是摄影60班，不但出了不少优秀摄影，而且还出了一批厂一级的领导干部。
请谈谈您初次下厂的情况。
我记得我们系最早对教员的安排也是三三制，就是一年授课，一年备课，一年下厂实习。我当时是助教，可能不在此安排之列。我开始在故事片组，跟曹作宾老师当助教。后来定位在纪录片教学组，任务是跟韩健文老师教纪录片课，没有课程时就拍片实践。可当时你要能到正规的制片厂去帮助干点活，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电影学院的名声还不大，也没有和制片厂建立这种关系。但学院自1958年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制片机制，当时的名字就叫“北京新闻”。它是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提供经费、审定题材和对完成片的审查。影片的制作由学院党委负责实施，由学院新闻片组完成，其成员大部都是摄影系的教员。任务是每半个月要出一本，每本由三到五个主题组成，当时是北京市各影院在放故事片前观众必看的“加片”。除拍新闻片外，我们也拍摄发行了《密云水库》、《她们在高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颇有影响的纪录片，还曾获得市委的表彰，“北京新闻”也可以说就是学院第一个教学实习基地。
我到“北京新闻”就给了我独立工作的机会，我很珍视，也很激动。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采访的第一个主题，是北京汽车厂的一位劳模，一位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他除了本职工作外，每天都是早到厂，晚下班，目的是到各车间的垃圾堆里找回那些被倒掉但仍可用，或稍加修复就能发挥作用的各种金属器件。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深入采访，细致观察，力图把这位工人的精神面貌用镜头表现得更好。晚上，我要把我所看到的、想到的都记在我的采访本上。比如，一天清晨，师傅推着小车从他的库房出来，一束阳光从他身后射来，他呈半剪影，逆光把他的轮廓勾勒得如此清晰、生动，由远而近，逐渐清晰，很有韵味！后来，我在镜头里就拍出了这种意境。
我把要拍摄的十几个镜头经反复推敲确定了下来，为排除技术性干扰，不断地背诵着自编的发条、光孔、焦点、取景框的顺口溜。因为我们用的是苏联埃姆摄影机，头上装有不同焦距的三个镜头，是发条驱动，拍摄使用的镜头要和其取景框相对应，否则就会出技术问题。尽管方方面面都准备得很充分，但到真拍摄时仍是很紧张，毕竟是自己第一次独立操作，第一次拍正式影片。
几天后我坐在放映室的一角，心里七上八下，和系的领导一起等着看这期样片，银幕上先出现了字幕“红管家”，我知道这是拍摄的新闻主题的名字，接着放了我拍的廿几个镜头，只听坐在前面的老师说：“素材够了！”我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意味着不需补镜头了！再看第二遍样片，我还比较满意，第一，曝光正确，影调清晰；第二，充分利用了光影，使画面结构优美，人物情绪自然、真实；第三，1：2的片比没超，还节约了近五十米胶片。我自认为是旗开得胜，更增加了我对纪录片教学的信心。
其实，现在想来当时的条件很差，35毫米的摄影机要自己扛着上公共汽车，到了乡下就全靠自己的肩膀和两条腿了。我曾被派到房山和平谷住站，又正值困难时期，有时跑一天连顿饭都吃不上。当时，农村吃的都是瓜菜代，粮票已无用武之地，可我并不觉得苦和累，完全以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要求自己。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一面做教学辅助工作，一面拍摄新闻，一面总结、备课，同时我还抽时间不定期的在人民大学旁听“新闻学”，也把人大老师请进学院为同学讲课，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到1966年，61班的同学面临着毕业前的毕业作业，我领着学生下到山西农村采风，忽然就和学校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天才知道“文化大革命”来了，学院已无领导主事了。
回到学校，接着就被送往部队接受改造和再教育。一晃就是六、七年。
什么时候你们才回到学校呢？
我们在部队农场成天劳动、批判、检查，不敢去想以后的事，而且从部队也传出风声，说我们这批人将就地安置，就更令人感到茫然了！
1970年，江青从8341部队选派了一百名战士，来文艺界掺沙子，交给中央五七艺大进行培训，一百名同学分到了摄影、美工和照明三个专业学习。由于缺少教员，我于1971年从保定农场调回，分在了艺大的电影连，和刘维汉老师一起带摄影班的30名同学。他们大多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贫下中农后代，人憨厚老实，特别是在校园劳动时更显出了他们的劳动人民本色。我们在一起过着半军事化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结下了深深的师生情谊。
他们的不足是文化基础低，但却很努力，很用功。为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刘维汉老师决定要因材施教，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重新为他们写讲义。我们俩一人分了两章，便日夜地忙碌起来。到了三年级，该是真枪实弹地玩真活了，我带着他们驻进了南城的量具刃具厂，进行集体采访。我要求他们在我提问之后，要注意厂方的回答，从回答中找你们感兴趣的新闻线索，再到有关部门深入了解。一旦主题成立，就先交上文字作业，待通过后就可以分组进入拍摄车间了。这是提高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好办法，最后厂领导看到拍的片子很满意，欢迎他们再来。我一直跟随着他们，直到把他们送上工作岗位。紧接着我又带着73班学生，到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去完成毕业作业。
您怎么由新闻片又转到科教片？
这是领导的决定。我记得那是1977年4月，我送走了8341新闻班，又正值73班做毕业作业的时候，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73进修班的毕业作业问题已有着落。科影的生产工作刚刚恢复，缺少人手，愿意接受学生实习，但需以老师为主，帮助完成厂里的两部生产任务。系领导为确保二部任务的完成，派了四位老师，分了两个组，每组要各带六名学生。系领导对我说，你和杨恩璞一组，这个拍片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要把片子拍好。现在科教片教学小组的葛德老师病了，另一位老师有其他任务，科教片教学小组已没人了，从现在起你要做好准备，要承担起科教片的教学。
就这样，我带着学生去了科影，编导室把“保护牙齿”选题交给了我们。后来我们完成了《保护牙齿》的拍摄任务后，四个老师却被科影留了下来，继续为厂拍片。依厂里的意思，要把我们四人的人事关系都转到厂里。最后陆续调去了三位。系里没有放我，仍让我继续在厂拍片，把科教片课备好。
小时候很多人都在电视里看过《保护牙齿》，我也看过，印象很深，看完后就更正了自己的刷牙方法。
大概就是我们拍的那一部。这是针对儿童、青少年摄制的一部保护牙齿的科学普及片，宣传有关牙齿的生长的科学知识，以及如何把它们保护好，不让它长龋齿，这就要注意口腔卫生，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
我们这部片子是从儿童心理出发，语言叙述、画面都处理地生动活泼，很有趣味性。比如一幅正在刷牙的小朋友的大幅照片，突然就动了起来，变成了真的小朋友。小朋友看了很惊喜，很高兴。影片的科学道理讲得很通俗，用的又是小朋友的口气，让小朋友一看就懂，一看就能学会，一看就能记牢。
《保护牙齿》是我和杨老师带着学生拍摄的第一部科教片作品，之后就在科影厂不断地拍片，越拍兴趣越浓，觉得特有意思。每拍一部片子都能使自己增加知识，使自己进到科学的海洋中，然后再以适当的电影表现手段，把科学道理讲出来，而且要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我觉得您拍的《尼罗罗非鱼》很有趣，拍鱼的时候，前期必须准备大量的资料吗？
《尼罗罗非鱼》不仅有趣，有观赏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科研价值。搞科教片是很有意思的。开始你和普通观众一样，什么都不懂，或者一知半解，可你的任务是要把其中的奥秘介绍给观众，要当他们的先生。所以，这就决定了你必须去学习，必须先去当好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当好先生。我拍《文冠果》，到呼和浩特市林学院去听过课，拍《画家叶浅予》时到美院国画系听了近半个月的课，拍《感冒与流感》到石家庄军区医学院也和同学们一起听过课，当然也要阅读大批的资料，更要向专家学者请教。
“尼罗罗非鱼”这个题材特殊一些，它不是国家引进项目，只是由援外人员回国时顺便带进来的，在暖瓶里装了22条小鱼苗，交给了国家长江水产研究所。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一篇有关这种鱼特性的报道，便立项采访。我到了湖北沙市的水产研究所，看到带回来的鱼已长到半斤，同时也正式从国外引进了鱼种。据研究人员称，这种鱼成长快，食性杂，肉质好，繁殖力强，特别适宜在南方地区饲养。为解决当时吃鱼难的问题，国家打算在全国推广。我去湖北时已是11月初，鱼已移居到了室内，加热水温饲养，是为了适应尼罗罗非鱼怕冷的习性。这个题材很特殊，有关它的资料很少，有些论文还是从它的同属莫桑尼克罗非鱼推导而来的，特别是它的生殖习性，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观察到过。因此，尼罗罗非鱼的生殖习性就成为了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课题。第二年的春天，我带去了大批摄影器材，包括科影厂最大的水箱以及显微摄影器材。我们在水产专家指导下，写着同一篇论文，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用笔写，我们却是用镜头写。
看资料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但要得到所需要的镜头却经历了千辛万苦。这种鱼性格凶猛，却又很胆小，对择偶要求严格。我们把拍摄场地设在研究所的旧餐厅里，堵严了门窗，把水箱支在了食堂中央，放水排水都比较方便的地方，按拍水箱要求布置好灯光，水箱中的景也按设计搭制完成，开头的工作似乎进行的还顺利。我们每天四点钟要起来，把水箱里所需的两吨水注进去，铺好沙石，把鱼塘中性成熟的雄鱼和雌鱼捕来放入他们的“新家”，谁知这些“演员”们却不受调遣，它们“大打出手”，相互追咬，直到分出胜负。于是，我们立刻改变了两三对鱼同时放入水箱自由择偶的做法，而只是放一条性成熟的雌鱼，然后将一条条的雄鱼分别放入水箱，只要打斗立即捞出，就像数学中的排列组合一样，一条一条的试，用了好几天的时间，终于有一条雄鱼被雌鱼看上了，真让我们喜出望外。这时，两条鱼的鱼体已呈鲜红，这是将要排卵的标志，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却看不出有产卵的行为。我们一边观察，一边分析影响产卵的因素。为找出问题，我们解剖了即将临产的雌鱼，发现腹中的卵粒已经融化，而且自己吸收了。这使我们想到这可能是与它胆小的特性有关，于是我们把能影响到使它惊吓的因素一一排除。首先，我们把换水的方式作了改进。湖北沙市七月份的气温常在40度左右，拍摄现场的温度要更高，水质会很快变坏，所以，我们每天要把能在一起相处的鱼捞出，排掉水箱中的水，将水箱玻璃擦干净，再将挑来的长江新水注入，把鱼再放回水箱，这每个步骤都可能引起对鱼的惊吓。我们坐下来分析研究想办法。先把水箱中的水设计成循环活水，让它一面进水，一面排水。既保证了水质，又不会让鱼受惊。
（《尼罗罗非鱼》拍摄时的水箱摄影部分，1982年）
我们还时而把照明灯打开，时而关闭，让鱼能逐步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在高温的拍摄现场日夜守候，每天都在水箱旁吃睡，一直等到第七天的时候，后半夜了，突然听到水箱中有铲沙声，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看到两条鱼正在挖产卵窝。它们用嘴把沙子吸入口中，然后再吐到别处。我赶紧把灯光打开，开动了摄影机的开关。它们在挖好的一个直径有40公分的浅窝里，雌鱼在前，雄鱼紧跟其后，一边游动，一边排卵受精，然后雌鱼掉回头来把卵和精液一起都吸入嘴里，卵产完了，雌鱼便扒在窝里不断翻动嘴里的卵，鱼体表面红色的婚姻妆立刻就“脱”去了。摄影机的镜头一直对着雌鱼，盯着新情况发生。又过去了三天，雌鱼突然张开嘴，一群小鱼就象焰火似的喷了出来，情景十分壮观。摄影机即时开动，拍下了这难得的一幕。
就这样，我们拍下了尼罗罗非鱼生殖的全过程，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夸我们用摄影器材帮他们完成了科研课题。
拍科教片首先要考虑它针对的对象，也就是说你拍的片子是给谁看的，这决定你给予知识的多少和深浅。我在动笔写剧本之前也在反复考虑，究竟是把这部片子拍成科研片，还是拍成科普片，是给专家们看的，还是面对普通观众，不明确就容易使将来的片子一般观众看不懂，专家看了不满足，两头都够不着。经过了仔细分析，还是把它定位于科普片。将来科研人员会满意，因为给他们留下的完整的形象资料。又由于它的观赏性很强，一般观众也是会被吸引的。
大多数人认为科教片、纪录片的创作比故事片好上手？
这是一个误解。我的体会是，每种片种，你要把它搞好、要出众、高人一筹，不下功夫是绝对上不了手的。每座高峰都等待着有心人。我认为，持这种心态的人可能有两种，一是自己没动过手不知其深浅，二是除故事外有点看不起其它片种，科教片、纪录片在他们看来，靠它成不了名，当不了艺术家。如今，更强调个人价值，谁还能去选择收入少、吃力不讨好的事干呢？
我进入科教片领域，是领导的安排，教学的需要。既然领导为我做了选择，我就必须热爱它，钻研它，不仅要懂得怎么拍，而且要比别人拍得好。当老师，要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要对学生负责。其实短片犹如短文一样不好写，当你真拿起了笔，才知道它并不好上手。我拍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的需要，从没考虑它好不好上手。
这些广泛的实践经验和特殊的教学环境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体悟？
我的感受是，能有机会把不同的片种都摸一摸，是很有好处的。一是你要了解不同片种的不同的特性，它们在创作上各有必须要遵守的规律和法则。比如纪录片的灵魂是它的真实性，包括其摄影手法也必须遵守真实性原则。我当学生的时候，在和导演系同学联合拍摄纪录片作业时，整个是套用了故事片的手法，当时辅导我们的老师也不是太懂。我们的片名叫《九兰养猪》，有九个姑娘为我们表演，还有一群猪相配合，其中一头猪不会表演生病，我们就给它吃安眠药，由于把握不住剂量，差点让它丢掉了性命。从写剧本、分镜头，到拍摄，整个摄制过程，都丢掉了纪录片的灵魂，结果片子出来就成了四不像，看不出是一部纪录片。现在说起似乎是笑话，可当时就真不懂它的特性。就拍摄手法来说，纪录片重在抢拍，重在记录，故事片是摆拍的，是以被拍物来适应画框，纪录片是用画框来找被摄物，如果生硬地在拍纪录片时不加分析也来摆拍，肯定是会失败的。只有透彻地认识了个性，才能深刻地理解其共性，才能把不同的拍摄手段和各种摄影造型方法融会贯通地运用在摄影创作中。
二是各片种也有共性，因为他们都姓“电”，都是用画面、用色、用光来叙事，来表情达意。我们认识它的共性，就是要看到它的可融合性，这样才能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段。比如我拍画家叶浅予的科教片，是表现他笔墨技法的，但在表现他深入生活，向舞蹈家们学习众多种舞姿的部分，我端着机器把场面和人的情绪以及他的笔墨技法都抢了下来。结果这组镜头把人物表现得亲切、自然、真实、可信。
您以前的创作经验对您的教学特别有帮助？
当然有了！系里为什么要强调下去实践，就是为了老师在课堂上言之有物。我拍了六、七部故事片，近20部科教片，也拍了数十条新闻片，每拍一部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的宝贵财富。这些例子都实在、具体，而且富于启迪性，学生爱听。作为教员，随着实例的不断累积，就能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理论不断丰富、上升。
摄影系不会忘记传统
您当时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是什么标准，要具备什么素质才可以考虑？
首先是人品！人需要憨厚、正直。当然也要有艺术细胞，热爱文艺，具有较广的知识面。体质也很重要，我们培养的毕竟是摄影师嘛。考试的各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我更重视口试，通过和考生的对话，能直接了解到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他的观点和思想。
今年摄影系好像有重大举措，分两种方式选择学生。一个是看专业知识，另外一个就是跟普通的高中生一块考，他可能完全没有专业素养，但只要他有这个志向，按文化课排名招收进来，两种学生并行教育，比较看哪个好?
（《成吉思汗》任摄影师）
其实过去我们一直都在尝试新的招生办法。在我做系主任以前，那时考试特别强调绘画的水平，认为它是学好摄影的基础。这一部分生源多来自美院附中、美术专科学校，他们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计分时就占优势。但又有些考生来自普通高中，其中很多人文化素质较高，读书多、理解力强、知识面广，计分时却不及美术基础好的。但多年下来，从发展看，似乎让我感到前者后劲不足，发展空间小，后者似乎后劲更大些。不过录取是按专业分排队，所以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录取率就很高。我当系主任后，做了些改变，更强调了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只要考生专业考试达到要求，就算专业通过，最后录取谁，要按文化课的高考分排队，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我觉得这样似乎既公平，也不易漏掉人才。俗话说“百年树人”，不可能在几十年时间就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结果，现今的举措可能会更科学。
在教学楼四楼摄影系门口有吴印咸老前辈的塑像，是摄影系特意为他树立的吗？
是。吴印咸曾是我们学院的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是摄影系最早的组建者。我们系稍老的一些老师，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从真枪实弹里扛着摄影机冲出来的摄影师，绝对是一流的新闻纪录片的创作者。他们来到系里，也带来了好的风气，好的革命传统，好的同志关系，老师们相互依靠、提携、帮助。直到文化大革命，在那种大环境的压力下，系里也没出现老师之间相互地整来整去的现象，即使在“阶级斗争”最激烈时刻，见到“挨整”的同志，相互之间也流露出纯朴、友善的眼神。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我们的老主任的领导。他的大将风范、求实精神，皆为人之楷模。
吴老年轻时，就是有名的摄影家，拍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是三十年代著名影片《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他原来想去延安看看，一看便成了革命青年，并且全身心地融入革命洪流，为解放战争留下许多珍贵资料。我小时候在延安生活过，生活的确艰苦，我们受到照顾的小孩一个星期才能吃到一次馒头，一年才吃一次大米。吴老能放弃安逸生活、投向革命怀抱，实属难能可贵。他当系主任时不图虚名，而是一手抓教材，一手抓师资队伍建设，亲自上课，写教材，即使是到了老年，每晚睡觉前总要精心地放一张照片，就像他教导我们的那样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不忘基本功。
抗战时期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来中国拍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后来他把带的一台摄影机和胶片都送给了解放区。很多年后，一次伊文思来校访问，吴老接待了他，伊文思这才知道，接受摄影器材的人就是吴老。《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都是由这台摄影机拍摄的。
总之，无论从政治、专业、影视教育、做人等各个方面，吴印咸主任都堪称是表率，是我们晚辈崇敬的偶像，学习的榜样。我们要感谢现任的穆德远主任，为他塑了像，让我们一代代的摄影人，不忘我们的恩师，不忘我们崇拜的偶像！
摄影系的同学们，当你被录取了，当你踏上四楼，当你第一次看到塑像，就应该知道，吴老的精神要你们继承、发扬光大。塑像的意义在于，摄影系不会忘记传统，并要代代传下去！
您带过78班吗？那一届为什么能出那么多人才？
他们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在学校，而且参与了招生，这班学生素质不错，印象最突出的是在我考场上的一位考生，图片分析时，他不仅分析水平高，而且能指出图片是在哪届图片展展出的，随即打开他的速写本，把他当时认为好的照片，好的构图都画在了本上。他还会画国画，知识面也广。
他们班在三年级时，有一个月的科教片创作课，那时我正在北京科影厂，我就利用科影的条件把他们带到科影上课。他们要一早起来从朱辛庄学校出来赶到厂里，弄得他们很辛苦。但我把科影厂里最优秀的编导和摄影师请出为他们上课，调出了科影厂最优秀的科教片给他们观摩，整整一个月的学习还是很充实的。
这个班确实出了很多人才，最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当然，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人才的青黄不接等等，也给了他们机遇。
您怎么要求学生，让他们去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今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要竞争就得有本事。你的思想和技能达到了招聘单位的要求，别人就聘你，否则就不要你。现在好像很少有端铁饭碗的单位了。没有真才实学，就难以适应社会需求。
请您给学生提一些建议，他们最需要补充的、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首先，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把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学好、学深、学透，不要浮光掠影，徒有虚名。
其二，在校四年，观摩影片近千。看片是规定课程外的最重要的课程。看片既用眼，更用脑和手。要边看，边用脑分析、找问题，边记录。每部影片能有一点收获，或是看出破绽、败笔，把它记录下来，天长日久，就能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其三，每门专业都有自己的基本功，四年时间要着力于基本功训练，把基本功打夯得扎扎实实，同时，也要关心、学习和自己专业相近的学科，才能盖起万丈高楼。
最后，生活面要宽广，眼界要开阔，要把镜头对着生活，对着生活中的人。拍东西不要太自我，更不能成为自我发泄的工具。要补就要补生活的一课。
（校庆四十周年甘泉（左）与孙明经教授（右），1990年）
在校是师生，离校是朋友
教师要为人师表，您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慕虚名，不求回报，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您坚持这样一种做人原则？这种精神跟那个英雄时代、跟您的家庭背景有什么联系？
你把我说高了，我只是努力地这么要求自己。
要“教书育人”，这是我们做老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知识要传授给学生，同时也要教会他们做人。当然，老师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完人。我们也要学习，要提高，要不间断地完善自己，道理很简单，高师才能出高徒。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的，老师必须首先做到。举个小例子，我们要求学生不迟到，我们老师首先要要做到按时上课。我从教近五十载，没有迟到的记录，总是在打铃前走进教室。我们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我们当老师的就必须认真备课，认真授课，认真要求，以身作则，一切从我做起，身教的潜力不容忽视。同事之间也是同一道理。我主持系里工作时，要求老师有教学任务的都要安心教学，不受外界干扰，我首先必须守在岗位上，专心为系里工作，为老师们服务好。个人可能会因此失去机会，但要以大局为重。我以为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苛求别人。
学生毕业离校前拿着他们挑选的精美的小本子，要老师们给他们留言签名。他们的心态是希望在走出校门前，仍能听到老师对他们的教诲和鼓励。我常写的一句话是：“在校是师生，离校是朋友”。其用意主要是想表达师生之间的一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情谊。我认为，育人是以爱为基础，要满腔热情地去爱我们的学生。
一次我被邀到深圳电视台，为他们拍一部电视剧，他们约来的副摄像恰好是我们系的毕业生，分在了上海工作。我知道这次机会对这位同学来说是多么地重要，我毫不犹豫找了个借口撤了回来，让他当了主摄像。还有一次我被峨嵋电影制片厂请去拍《布达拉宫秘史》，这部故事片摄影组的成员，不论是副摄影，大助、二助全都是摄影系的毕业生。我做好了影片摄影的筹备工作后，因血压不符赴藏要求，只能留在了成都，通过样片给他们把关。影片完成后导演要给我上名，被我婉言谢绝，目的也还是要把机会留给学生。
我不太喜欢自己的性格，太内向，不愿张扬，怕出头露面，和不熟的人说不出什么话来，也不愿和人争辩。可遇到不公的事，立马火冒三丈，为人打抱不平。总之，我觉得平平淡淡、踏踏实实更为充实。我时常把佛学大师李叔同的半句对联记在心中，“人到无求品自高”。我告诫自己：不是你的决不粘，是大家的先大家。切忌争名夺利。我从未因个人的事麻烦过组织，也没有为眼前利益和同志反目，即使是职称，也是先人后己。我是临离休前一年，才提出高级职称申报。
我从三岁起就跟随父母四处奔跑，我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住过，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住过，还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住过，后又转到红岩村，最后到达延安。1945年，从延安随中央家属队撤出，在行军途中被华北文艺工作团招去，参加了工作，那时我只有十三岁。以后跟着文工团在阜平一带搞宣传演出活动，我们主要演秧歌剧，也演出像“唐吉珂德”之类的大戏，我主要是跑龙套，在“红军就要回来了”里也当过主角。随着战事的发展，我跟团下农村闹过土改。总之，我一直是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长大，在贫下中农身边成长，人们的坦诚，相互的关心，为革命工作不惧劳苦、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潜移默化地印在了我的心里，特别是人们朴实、憨厚，待人热情的品质，是我学习、追求的榜样。
说到这儿，不能不想起我的父亲，他平时少言寡语，很少谈及自己，他坎坷的一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但他给我们讲得很少，有些还是从别人的回忆录里读到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坐牢七年，遭受严刑拷打，坚持信念不动摇。再有就是革命的担子总拣重的挑，地上、地下，他做的是地下工作；前方、后方，他总争着到前方，到面对敌人的第一线，就是驻外当大使，抗美援朝时在朝鲜，阿富汗局势紧张时，又驻阿富汗。哪儿有困难他就愿在哪。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作为，这些不会不影响到我。
您在学校呆了50年，1995年离休后跟学校还有联系吗？
要让我写履历，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1956年入学，60年毕业留校工作至1995年。我的后半生就是在学校度过的，怎么会因为离休就和学校断了联系呢，心总是和学校相系。学校的每一点进步、改革、发展，每一点的成果，都为我们所关心，使我们高兴、激动。学校也时刻关心我们退下来的老师们，退离休的工作是由我们学院的第一把手亲自抓，生活上有学院的“退离休管理中心”照顾关心，而且在生活待遇上年年都有所提高。每年籍书记还要两次向我们通报学院的工作，征求老同志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再有，各系的领导，也惦记着下来的老同志，逢年过节也常来看望，每次还不忘带点礼品，我们摄影系是年年如此。而且我们党的关系还在学院，党委还直接领导者我们，而且对退离休总支的工作抓得还挺紧，很有成效。我退下来后就被选到退离休党总支，当了一名支委，兼第三支部的支部书记。今年三月总支换届改选，决心不再连任了，但万万没想到又把我选了出来，而且还升了“官”，当了总支的书记。面对党员同志的信任，党委委托，我决心和总支一班人把工作做好，把党的工作接起来，而且要为大家服务好.
现今，我们已改建了党支部的组织形式，以“四就近”原则自愿组建，为的是老同志们组织生活能更便捷，更灵活，相互间能有更多机会关心和照顾。组织生活也将采用鲜活多样的形式，最终目的是要使同志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少生病，不生病，尽量不给学校添麻烦，不给儿女添负担，这就是现今我们能给国家、给学校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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