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写：付琦 张赞波

艺术简历：

吴国英，女，1921年11月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及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开始从事电影工作，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组副组长、编辑、导演，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入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55年9月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并留校工作。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导演艺术”等。曾任导演系副系主任、党支部书记。

1993年获北京电影学院“金烛奖”。1955年她参与编导的《和平万岁》获文化部1957年优秀影片奖，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

为了抗日去延安

您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了，然后又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鲁艺学院及中央党校学习过，是吗？您能不能和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我是湖北红安人，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前还在上中学。当时我们学校里已是战时教育，有军事教官，学生组成童子军，每天有军训课，有军训操练，也有很多的革命刊物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延安，延安那时候是最革命的地方，全国四面八方的年轻人都向往到延安去，大家都抱着一种革命的热情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我就和一个中学老师、一个小学老师参加了革命队伍，目的就一个：为了抗日。

当时也没有对家里人讲，就说要到武汉上学去，家里人并不知道武汉已经是战时状态不能上学了，听我说到武汉上学，又跟老师（我的舅舅）在一起，母亲当然就放心了。这样，我们瞒着家里，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人董必武，董老当时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他非常赞成我们去延安参加革命，就给我们开了介绍信。于是，我们拿着董必武的信，先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西安特务多，你们不要上街。我们三人从西安出发，沿途碰见很多三五成群的年青人唱着《救中国》、《到敌人后方去吧，把鬼子赶出去吧》等当年流行的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大伙结伴而行。沿途吃住在老百姓家，只要简单说明来意，老百姓就接待我们，没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难以到达延安。

当时，我们从西安出发徒步走到洛川——延安跟西安之间的一个县。洛川有一个抗日军政大学的分校，就问我们说你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说到延安抗大去，他们说这儿是抗大的分校你们就不用走了，就留在这儿吧。我们一听以后觉得也不错啊，抗大分校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就留在了洛川的抗大分校。

    分校原来没有女生队，这次来了十几个女青年，成立了女生队。我们当时的校舍是老百姓腾出来的房子，大家都睡那种土炕，小则三四个人睡一个土炕，大则十几个人睡一个土炕。我们主要上两门课，一门是政治课，讲马列主义，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再就是军事课，我们有军事训练，教我们带枪，每个人都有一枝三八步枪。

后来是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我们女生队在洛川分校呆了不到一年，大概是八月份的样子，我们到的洛川，到11月整个女生队就从洛川的分校调到延安总校。男生队要到敌人后方去，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北，当时都是敌人占领的，男生队开到敌人后方后，做的是围剿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我们到延安后编入总校女生队八大队第六队。我们的大队长是张秦秋，政委是苏华，女同志，她俩都是老红军，当时也没人叫她们队长、政委，都是叫张大姐、苏大姐。她们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就在这儿呆了一阵子，恐怕不到一年，后来延安的女同志逐渐的就多了，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有各种不同年龄的，也有各种不同文化水平的，各种各样的人；有大学生，有职业妇女，有搞艺术的，有长征过来的女同志，有农村女青年，她们没有文化的，但是她们很会打仗，到了延安以后她们也要学文化。也有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什么的。总之人越来越多了，后来就说要成立一个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

那女子大学主要是学什么？您能谈谈在女大的经历吗？

女大成立初期，根据学员不同的文化程度，分班上课，分班学习。当时有两个高级班、六个普通班（我在普通班三班学习），一个地方干部班（以学文化为主），没有统一的毕业时间，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分配。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主席著作的学习课，以及军事课，是当时的两门主课，此外，还有中国近代革命史、党的建设等课程。

    在女大学习一段时候以后，我就分配到农村。抗战胜利后调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学完以后就分配到电影团了。

去电影团是您自己要求的还是组织上安排的？

是组织上分配的。因为此前我在基层主管过宣传教育工作，加上那时候我爱人在电影团工作，组织上尽可能地照顾我们，我们就分到了一起。这时候才开始搞电影。

那之前对电影都是没有很多接触？

这之前电影都看得很少，没电影看。我在延安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夏伯阳》，我和同学坐在操场的地上看露天银幕。离开武汉之前，在武汉看了一部电影《八个壮士》，是讲抗战的，主要演员是袁牧之和陈波儿，这两个人都是我们建国初期电影局的主要领导人。建国后，这些老前辈就在那里尽心尽力地抓电影业务、培养干部，工作非常有成绩，只是他们早就去世了。

条件艰苦拍电影

您是1946年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吗？

1946年开始，我在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的全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

那个时候电影团是个什么状况，主要是做些什么工作？

电影团人不多，电影团的团长是吴印咸，一位老前辈、摄影家，在延安拍了好多珍贵的照片。那个时候你都想象不出穷到什么程度，哪有多少胶片拍电影，就是少得可怜的一点黑白片，拍党的七次代表大会都是精打细算，恨不得每一个镜头都是有效镜头。哪像现在，我觉得头一个镜头拍得不怎么好，再拍第二和第三个或第几个，那会哪舍得，这头一个镜头就得百分之百的好，必须一条过。

那时候胶片都从哪儿来啊？

那时候就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从大后方回延安的时候带一点，也不是大批的。还有对我们友好的国际友人送一点，比如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对我们很友好，送给我们一点。那会儿根本就没有钱来买，我们多少年没见过钱啦。

电影团当时都拍什么内容？

电影团拍过的东西，一个是党的七代会，现在好多时候还用那个资料。还有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这个片子由袁牧之带着到苏联去，后来苏德战争开始了，再后来也跟国内断绝联系了，很多复杂原因就没出来。纪录片《南泥湾》看过没有？就是电影团拍的。而照片比纪录片拍得多，但拍照片也都要做计划，比如说我们俩正在谈话，这个谈话拍几张照片，拍三张还是拍两张，要计划好，不能超出这个计划。超出这个要多用胶片，一个格都要当作一个镜头来考虑，就要那么省，哪像现在“咔咔咔”随便拍多少张再来挑，没那回事，一个格都是宝贵的。这样保存了相当大量的珍贵照片资料。现在都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电影团也拍了很有价值的纪录片，像我刚才说的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些，再就是拍了大量的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参加生产建设这些照片。

您后来就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1946年3月，我们浩浩荡荡的大部队从延安出来，徒步到东北去，走到太原附近，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就打我们。

    我们在路上就找了个“向导”，引路的，那时候叫“向导”，当地农民。农民听见子弹在脑袋顶上飞，害怕了，跑了。我们就自己走，反正知道有个大方向，一夜走120里，简直就是跑啊。跑到累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挨一个站着，我站在你的背后，稍微停一下，我脑袋往你后背一靠我就可以睡着，就能累到这种程度。所有的人都那样，不是哪一个人。等到天亮了，四面八方的都碰上了，哎呀你还活着啊，都问，不知道谁死了谁活了，搞不清楚，见了面才知道你还活着啊。完全没怕死这个观念。活着就得干，还得继续战争，因为你不打敌人，敌人也要打你，对死就不惧怕。大家一见面还都挺乐观的，哈哈大笑说你还活着，尽管鞋都跑掉了，脚都磨起泡来了，也没人诉苦，很乐观。

     （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与前线摄影队合影，前排左六）

到东北以后，我们就到了兴山，日本人办的那个满洲映画协会，是在长春，我们办的是兴山，兴山没有电影，是个煤矿矿区。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大后方也就是刚刚解放的地区，并不稳定。长春当时是我们已经拿下了，但是长春还不能说它是稳定的后方，从整个的形势来讲，它没有巩固，还有沦陷的可能。接管了长春以后，各种器材就运到兴山，煤矿有房子，用他那些房子就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除了接管长春满洲映画的器材，有一部分日本的电影专业人员，按照政策来讲，他们不算战犯，他们是电影从业人员，技术人员，搞技术的。他不属于军队，像什么搞摄影的、搞洗胶片的，搞声音的，这一部分人共产党也接管，他们就到了兴山。在兴山就开始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可以说全厂上下都在想，都在忙着如何快出片，可以说脱下行装就派摄影队到前方，到农村，主要拍前方打仗，后方支援，全厂上下拧成一股劲，为出片克服种种困难。

这个时候应该说条件也好很多，在技术、设备与人员上？

就算什么都有一点吧，摄影机，黑白胶片，那时候没彩色片，都是黑白胶片。当时我们也有一些人才，像搞摄影的，在延安搞电影摄影的人也都来了，就一起弄吧，那时候主要生产新闻纪录片。现在要看那些片子会觉得技术水平太差了，很粗糙，可是当初它就是那个条件。比如当时录音怎么录？就是我们两个人你的普通话讲得清楚一点，你来当解说员吧，你就是解说员。你想想看，是你说的话我听得懂，因为你是普通话，你就当解说员。音乐是什么呢？找一张唱片，放唱片那就算音乐，就是那个水平。当时《民主东北》拍了很多集，其中有一个节目叫《民主联军军营中的一日》，就是写那个军队一天的生活。

那个时候在电影院放吗？

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电影院，主要是流动放映队，就是一两个人组织一个放映队。哪都去，农村、工厂、部队哪儿都去，带上那一套东西，结果四面八方党政军民给电影厂写的贺信和感谢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大家都高兴极了。

    战士、老百姓能从电影中看到自己，看到胜利，而这原来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于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谁还管技术水平，看到自己就特别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给电影厂的贺信感谢信就像雪片飞来。可惜我们当时离开东北的时候，因为当时流动性太大，这些宝贵的东西都没保存下来，现在来讲多珍贵。现在回想起来，回顾历史、写历史，这就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可是都没有了，都失散了。现在我跟你说，都只能说出个印象了。

您那会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做过好多种工作。我刚刚到东北的时候，就在秘书科保管电影厂的所有印章，做了一阵秘书后，后来觉得形势好了，印章另外有人管，说宣传工作没有人，现在需要有人做。有了电影，得有人搞宣传，说你去做宣传工作吧，于是我又到了宣传科做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做了一阵以后，又说，你年纪轻、年纪小，应该开始搞专业，于是又学编辑。那个时候的观念，什么需要做什么。

那时候的人都这样，不是某一个人，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才逐渐形成了专门搞编辑的，专门搞摄影的，慢慢专业化了。

您学编辑、导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教我们的剪接是一个日本老师，叫民野，他自己是剪接方面的技师。能将几句中文，在交流时有些时候语言不通，但做的中间也就明白了，比如剪片子、接片子、转片子等等，做的中间就明白了。这就跟那个篮球运动员一样，也能互相配合。这个人挺好，他实心实意地教我们剪接技术、编辑工作，我们受他的启发影响很大。在我们的观念里，没有觉得他好像是从战败国过来的，因为他人本身很诚恳，教我们无所保留，怎么接片子，怎么使用机器，毫无保留。我们一直跟他有联系，到前几年他去世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络。

在东北电影制片厂，1947年或1948年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电影交流的机会，名称当时也没有人跟我们明确地讲，反正不是电影节，电影节是后来的事，那个年代还不知道。那时世界大战刚结束，中国的八年抗战也结束了，组织上（东北局）通知说叫派拍电影方面的人去，带自己拍的片去，那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可以走到世界上去。就打算派当时的副厂长吴印咸去。吴印咸当时是副厂长，厂长是袁牧之，吴印咸高兴得不得了，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可以出去，而是觉得中国电影可以出去了。于是袁牧之亲自到我们剪接车间去剪片子，就从那个《民主东北》里选我们认为最好的，他剪了以后，我们替他接，给他做助手，接了以后他又放着看，看了以后哪个地方不满意，他又剪，完了我们又给他接，就是接了剪了，剪了接。接完以后，我们就跟他一起看，看的时候他也讲，我们有时候也问，说你为什么把这个剪了，他一讲就等于上课了。

袁牧之就在我们剪接工作室细致地做这些工作，他对这件事非常严肃，要求很高，因为他觉得应该给国家做争光。这个给我们印象很深，袁牧之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至今还给我们很深的影响。

跟着党走来北京

后来您又是怎么调到北京的？

1949年北平解放的前夜，形势已经很清楚，北平肯定是和平解放。因为四面八方的呼声要保护北平。四面八方、各阶层的呼声，傅作义又是比较开明的军事将领，他的女儿据说早就与我们党有联系，肯定是和平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都在做准备，哪些人留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继续工作，哪些人早一点进去接管北平，这就定了。我们是第一批，第一批跟着接管进来的。进来以后就到了现在新街口的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原来是中电三厂，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第三电影制片厂。我们就接管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小，现在变化很大了。

   那时候的接管工作统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要办一系列的手续。因为手续没有完全弄好，我们还不能进厂，于是在北京南池子，离中南海挺近的地方，我们又找了一个地方住在那儿，《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北平》这部片子也在那儿剪。在那儿就呆了一阵，没有条件也要上。比如今天你在这儿，我们俩在这儿谈话，可是需要车间，那就变成一个工作车间了，能用的都用。

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一开始接管以后还是叫北平电影制片厂，但很快就改了，叫北京电影制片厂，也生产故事片，也生产纪录片。故事片需要剧本，生产过程很复杂；而纪录片反正是到现实去捕捉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生产起来相对快一些。所以纪录片在中国电影事业里面它是开路先锋，所以纪录片的功劳很大的。故事片是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积极筹备，能投产就赶快投产。好像是1953年，我记得不一定准，开始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这才将故事片和纪录片分开。故事片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就留在新街口老厂那儿。

那个时期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有影响的纪录片？

我后来就做领导工作了，搞创作的机会少了，偶尔弄一弄。弄了一个纪录片《和平万岁》，是反映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国家都参加。亚洲所有的国家，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旗帜下，也都来了。

您当时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会议的主题是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虽然是会议，可是那个片子拍得很活跃，会外有各种活动，连歌带舞的多种多样的会外活动，里面也穿插了一些。还拍了很多空镜头，表示对一代人的重大牺牲的怀念、哀思，比如说在中南海开，拍了中南海会场上面很多的红灯笼，空镜头，没有人的，表示对一代人的怀念，静静的，一点音乐也没有，解说也没有，人也没有，但唤起了人家的共鸣、哀思。。这部影片在当年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放映的盛况，《人民日报》有过报道，它还在罗马尼亚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一等奖，在国内获文化部1949－1957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我是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做新闻纪录片编辑工作的。在新影，后来我就是专门抓业务，做管业务的领导工作。由于在业务上领导别人，自己就经常感觉到力不从心，就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希望理论上能提高，迫切感觉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把它熟透。正好1955年的时候国家从苏联请了表演专家、导演专家、摄影专家、还有制片专家，都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教授，目的就是为了创办电影学院培养师资，同时也能够给制片厂多培养一些人。但当时没有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名额，因为那是故事片的一套，但我就特别想学习，所以我就主动要求到电影学院学习，就去了。去了以后，本来说学了以后又回去的，后来又留校了，留校以后就当了老师。   

请您说说您应国际妇联要求拍摄的故事片的一些情况，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电影呢？

这片子叫《五只歌》，中国、巴西、意大利、法国、苏联，五个国家，一个国家摄制一个小故事。

    是国际民主妇联策划的，想表现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妇女。总导演是伊文思，国际民主妇联委托他，组织这五个国家的创作人员来完成这个片子。文化部派我参加了中国部分。当时伊文思是在德国，各个国家的主创就在自己本国。电影局组织了杨沫、颜一烟、柳溪三位女作家写剧本，由伊文思最后来统筹。我国选的导演，不只我一个人，还有洗群，他是故事片导演，我们两人联合，但这个片子的摄制过程中他病逝了，我一直做到最后完成。这个故事片不是特别讲究艺术性，还是带着很大的纪实性，就是中国劳动妇女走的什么路。这个故事不复杂，只是人物经历的一段小故事。

薪火相传干教学

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苏联专家讲学的情况。

我们天天直接接触的就是伊凡诺夫，导演专家。现在我回想起来，他实际上是把莫斯科电影大学四年的课程压缩到一年半通过讲课、作业传授给我们，这时间多紧张啊，中间还加了翻译，就占了一半的时间，一个钟头的事，就得花两个钟头，所以专家很累，他要把四年的课程压缩给我们这些个人讲，他能够压缩到一年到一年半讲，作为专家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事。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来讲，也是很辛苦，怎么消化，天天上课，每天上午是给我们学生上课，每天下午就是给准备做老师的人上课。这些个准备做老师的人上午跟着全班一起听课，下午还要单独听。师生都很累，脑子里装得满满的，找不到机会消化。没有人12点钟以前睡过觉，因为作业一个接一个，这个作业还没有完，那个作业老师又布 置下来了。

    但我们都学的非常高兴，特别高兴，觉得天天在提高，天天有收获，天天就觉得那个客观的东西跟我主观的感觉结合起来了。这个有实践跟没有实践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有实践经验的人，理论上只要一点有些东西就通了。这段学习经历对我们后来的教学也影响很大。

    我们导演系的第一份教学大纲，就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产生的。苏联专家当时真是全心全意地教我们，毫无保留的。非常热心、非常耐心。苏联专家的这种教学态度也传给了后来干教学工作的我们。

（与苏联导演伊凡诺夫在一起）

后来电影学院怎么突然就停办了？

1966年，我正在农村，在河北邢台农村里，那时候搞四清，就带着64班的同学，他们进来以后没怎么上课，就到河北邢台去搞四清，就带着他们下去了。到1966年，说要招生，把我先调回来，他们还在下面。正在招的时候，正在考场招生的时候，工宣队、军宣队已经进学院了，突然就有个人来了，进考场了，说“考试取消了，你们考官滚蛋”。这是原话。当时考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当时的副院长赵明，我们两个人在那主考。我们一下子都蒙了，都不知道进来的是谁，在场的同学也蒙了，可那时到哪里去说呢？当时我们离开考场，到了操场，那些青年学生很想过来问问我们为什么不再考试了，但又不敢过来，都在那儿转来转去，我们也不敢过去和学生说话，给人的感觉很紧张。这是1966年的情况。

一直到1978年才恢复招生，这个损失就大了，这个损失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教学的连续性被打断了，有志从事电影的青年被关在门外，耽误了。原来我们觉得跟同学们没有距离，但事实不是这样。中间隔了那么多年没招生，1978年猛一招生，他们大都是知青，年龄也偏大，跟我们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和他们也有些生疏，他们不像高中刚毕业的同学那样朝气蓬勃，他们有话要考虑半天才说，说到“文革”的事情痛哭流涕。他们之所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们许多许多的人生感受，他们想用艺术来反映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报应。这在过去的考试中是未曾有过的——学生们痛哭流涕，边说边哭，已经不能自控，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大部分考生都是如此。我们就要特别仔细地去了解他们、发掘他们，所以这次考试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中也有高中毕业来考的，但是更多的是知青，因为有生活了，所以他们抽到表演题目后反映特别快，表演得很生动很生活，入学以后也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次考试一是1966年，一是1978年，两次考试是正、反不同的两种经验。

我教学的主要阶段在“文革”之前，主要传授我在苏联专家那儿学来的最基本的知识。

艺术的学习跟其他的学习还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特长的地方，那你们在教学当中怎么去挖掘这个学生的潜力？

形象思维很关键，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他不是没有想象力，而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样形成形象思维，以使他产生艺术形象。这条路没打开，所以作业总是显得干巴巴的，不生动、不形象，那你就想什么办法，来解决。课堂上也能解决一部分，但是我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跟学生个别辅导的时候，起的作用更大。并且有的学生作业，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作业，如果他的形象思维、他的想象力打开了，他的形象思维慢慢形成了艺术形象，那他表达的就比我已经看到的作业要生动的多，但是他没有做到，没有做到那不是他没有这个可能，是他还没掌握，不懂，那就得把它找来，启发他，让他慢慢地，往形象思维这个路子上走。这个效果再跟课堂里教学结合起来，对学生的影响就更好一些，但这个要花大量的时间。

    我们很少说下课以外就没事了。晚上经常找学生，有时候学生也到家里来找我们，互相找，所以很多课外的时间也成了正常课内的时间了。那时候学生很刻苦，但他得慢慢掌握，所以要让人走上艺术道路，要替他想很多办法。你比如说苏联专家，那么具体的作业都让我们做了，就是从文学作品里找电影镜头，哪一句话找来就可以用，不用改，就是电影剧本里的语言，很形象的，可以直接变成你分镜头里面的某一个镜头，不用改。这得好好认真地做，你粗枝大叶的，能发现这样的镜头吗？你看苏联专家给我们布置这样的作业，现在想起来也许很普通，但是非常有用。我们慢慢就有一种习惯，看文学作品就好像同时看电影，很容易就找到电影镜头感。所以有时候简单的东西别瞧不起它，最基本的，常常对谁都有用。我觉得像这样的作业，现在的学生做都是应该的，可以训练自己的修养。

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必须一点一点的解决。我们那时候的教学大纲里有大学四年必须读的文学名著，还有中外经典电影。要真懂，要从这里面吸取营养。

您觉得进行纪录片创作对导演有什么特别要求？

要学会捕捉。观察生活要很敏锐，在现实生活中要毫不犹豫地捕捉镜头，一边拍一边就要想怎么剪，还要考虑补充哪些材料。

战争时期胶片很难得，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用的工作样片是再生胶片，就是把原来的东西洗掉后经过再制作。编片子用再生胶片，等出片子的时候才用好的，省了又省。当年延安电影团的同志拍照片要事先计划好拍几格。今天的物质条件好了，我们更要从多方面来提高影片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