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忆孙明经

撰写：沙占祥

孙明经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籍山东掖县。父亲孙熹圣和母亲隋心慈是中国早期大学生，毕业于著名的齐鲁大学之前身——登州文汇馆大学部。文汇馆大学部初办时为吸引中国学生大力宣传其独具的三项办学特色：照片、望远镜、显微镜。这三样东西引起孙明经父母的强烈求知兴趣，从而报考了登州文汇馆。

文汇馆的课程中有光学，洋教员在光学课中讲解照相原理，并在其他课程中用照片做教具介绍世界各国风光、人物、国情等内容，从而使孙熹圣、隋心慈对照相产生了很大兴趣。

孙熹圣是最早与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第一次看电影和使用电影机是1898年，他成为第一个把外文“CINEMA” 译为中文“电影”的中国人。1903年，他成为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中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他也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的“校园电影”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孙明经1911年10月31日出生于南京，儿时令他可在同龄玩伴中引以自豪的便是家中有很多照片。父母也经常带回许多有趣的照片给他看，这不仅使孙明经大开眼界，还激发出他对照片和照相术的浓厚兴趣。孙熹圣经常到各地讲学和考察，每次出行都带孙明经同行，以增长儿子的见识，并告诉儿子“多看照片和电影对增广见识大有好处”。因此，儿时的孙明经不仅比同龄孩子有更多看电影的机会，而且有了在南京、北平（今北京）、济南、上海、汉口各地图书馆中翻看各种画册和画报的经历。

孙明经早慧，5岁入南京四根杆子小学，10岁入华中公学初中。孙明经的父亲有一陆姓世交，两家同住一所大院子中，陆家有一长孙明经8岁的男孩，自幼对照相特别喜爱，时常带领少年孙明经出去拍照，并教他学会使用照相机拍照。

1926年孙明经15岁，在华中公学读高三年级。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他坚定了学业、事业的方向——做一名研究电影的学者。当时中国并无专门教授电影的高等院校系科，父亲带他求教金陵大学任文理科长（1929年文理科分别发展为文学院和理学院）陈裕光博士，升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方能成为“研究电影的学者”。陈裕光听后十分高兴，他告诉孙明经∶“电影本是科学成果，融光、机、化、电的成果于一身。如有志未来终身研究电影，声、光、机、电、化、文、史、戏、美、音、教育、宗教、政治、外交各科知识都需涉猎。但电影的基础是FILM，是电机、是光学和声学。我建议小弟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在读正科之同时，可选修文学、戏剧、音乐、教育、宗教、政治等专业相关课程。小弟毕业之日，我将聘小弟于本校文理科中开设电影课程，我的建议小弟以为如何？”这席谈话坚定了孙明经一生的学业、事业走向。

1927年，孙明经考入金陵大学化工系，学满该系学分后，为了深造又转入电机系继续学习，学满电机系的学分后再转入物理系学习。直至1934年，历时七年学满三系学分后始毕业。这期间他还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美术等课程。毕业后孙明经先生留校成为魏学仁博士的助手，并于当年协助魏学仁博士拍摄了南京金陵大学的第一部教育电影——“苏州名胜”。

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委员会成立，孙明经以大学生身份被聘为该委员会勤工俭学的书记员。孙明经自1930年开始即遵从恩师魏学仁院长所嘱，几十年不间断地收集大批有关中国电影教育、中国电影科技、中国电影经济的资料、史料、官方文书、实物。（不幸的是这些宝贵的史料，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工宣队全数以“黑材料”收去，当时仅文字资料就装满七个半麻袋。1976年工宣队突然撤离时，工宣队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操场上一把火将这些文字资料烧毁。孙明经先生时年己65岁，闻此悲讯，终日叹声不绝，泪流洗面。所幸事后发现尚有少量漏网之史料幸存，但也因暖气漏水而被浸泡过了。） 

1933年，孙明经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物理及化学联合年会上做《光电管在电影电视中的应用》的报告时，引起金女大优秀学生吕锦瑷的极大兴趣与关注，由此二人相识，并于1937年结婚，从此成为学业、事业相伴一生的伴侣。1934年孙明经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光电管及其应用》中首次把电影与电视相提并论，并获当时中国物理类论文最高奖——中山文化馆物理类论文甲等奖。1936年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正式设立“教育电影部”（后改为“影音部”并设置了“影音专修科”），由魏学仁院长兼任主任，孙明经先生任副主任并成为该部的实际负责人（后升为主任）。教育电影部在孙先生的领导下开展电影、播音、电视、摄影教育及科学研究、电影摄制、影片放映、影片引进与译制等工作。1936年至1938年该部与教育部合作办了3期训练班，共培养了220余名电影与播音人才。电影部成立后引进译制了66部国外教育电影，在学院内外及社会农村放映，并于1934年开始批量自制教育电影片。当时参加拍摄教育电影的金陵大学教师有孙明经、潘澄侯、邱锦义、段天育、蒋慈寿、范厚勤、区永祥等先生。1938年南京金陵大学设立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学制二年。学生的有关文化课由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负责讲授，专修科只负责讲授专业课。当时由孙明经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了《电影摄影》、《感光与胶片》、《剧本编审》、《电影录音》、《电影音乐》等课程。

（1937年7月孙明经在绥远科考路上,所乘之车参加过百灵庙战役，车身布满日军弹洞）

1940至1941年，孙明经先生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与纽约美国影片中心社等地进行电影教育考察，并积极筹集款项购置了一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适用于电影高等教育的配套电影器材。回国后他写道“我感触最深的是纪实电影（Documentary Films）所采用的独到的技术和洗印技术的新发展。” 孙明经先生在美国期间被美国MSPTE ( 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学会 )接纳为会员。

1942年孙明经先生在影音专修科主持创办了《电影与播音》月刊（后改为《影音》），并亲任主编，前后历时7年，出版了63期杂志。该刊物对当时我国电影、播音、电视、摄影的科研与教育事业的普及、推广与提高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可贵的是，孙先生在该刊第一卷第5期上刊登了译文《电视对电影的挑战》，并自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开始亲自翻译并连续九期刊载了《电视》一书，还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之“电视摄影机”作为第二卷十期之封面，由此可见孙先生作为主编的敏锐学术触觉与博大前瞻的学术远见。

对于电影，孙明经先生早在1947年5卷10期的《电影与播音》月刊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 “电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电影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电影是促进国际和平的桥梁，电影是促进国际大同的媒介。”“这种媒介可以直接记录形象，动作和声音，彩色电影还可以直接纪录彩色，立体电影还可以纪录立体的感觉。因为电影能够记录的范围如此广博而且直接，所以它最便于记载事实，传递思想，发挥情绪。”的名言。孙先生认为电影最大的功能在于教育。为此孙明经先生1942年在他主编的杂志上，亲自撰写了《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到农村去》等文章。并且身体力行地携带自己亲手拍摄与编辑的《还我河山》等电影片到农村去放映，甚至远赴青海河西走廊等地，普及作为大众教育的农民教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44年，孙明经先生受聘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教课组副主任，负责设计筹划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电影教育的课程设计。

在三四十年代，孙明经先生怀着对祖国工业现代化的满腔热忱，用他的摄影镜头大量对准了当时的民族工业与手工业，摄取了众多劳动者的工作场面与劳动过程，记录下了劳动时工人的优美形象。孙先生累计所拍摄的这类工业题材的影片竟多达三十三部。如《开采煤矿》、《长寿水力发电》、《机械制造》、《电机制造》、《灯泡制造》、《电话制造》、《淮北海盐》、《自贡井盐》、《井盐工业》（动画片）、《交通》、《水泥》、《造纸》、《印刷》、《底皮之制造》、《景德镇》、《象牙器》、《烟台花边》、《发网》等。与此同时，孙先生还将大量摄影镜头朝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讴歌祖国山川、建筑的壮美与秀丽，以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影片《首都风光》、《故都北平》、《万里长城》、《云岗石窟》、《连云海港》、《西湖风光》、《青岛风光》、《徐州风光》、《黄山》、《峨眉山》、《醉翁亭记》、《书法奇观》等。

为了配合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孙先生拍摄了宣传国防教育知识的科教影片《防空》、《防毒》，此外孙先生将自己拍摄的部分影片综合后重新剪辑出了一部《还我河山》影片，并亲自拿到民众中间广泛放映，以鼓舞、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打回老家去”的昂扬斗志。其中《防空》一片中首次采用了动画与特技字幕技巧，以进行形象生动的通俗讲解。为了抗战救国，开发、建设祖国西部，孙明经先生于1939年6月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前往四川（西部）与西康两省，拍摄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国情调查的纪实影片，如《西康一瞥》、《川康路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雅安边茶》、《喇嘛跳神》等，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民俗、风情、风貌影片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1942年至1945年孙先生又参加了云、贵、川科考摄影。1936年孙先生策划和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彩色日全食的摄制。1941年又筹划了我国第一部航拍日全食电影的摄影制作技术准备。1946年孙先生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有声电影《民主前锋》。该影片记录了国内13所基督教大学的师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向大后方撤退的颠沛流离又从容自信的教学日月，以及抗战胜利后返回原校园开始新教学生活的欢愉、激动历程，讴歌了人民民主正义事业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孙明经先生独立摄制了63部记录片、科教片一人兼任影片的编剧、导演、摄影师、剪接师等工作。此外孙先生还组织参与拍摄了47部影片，总计110部电影。

自1930年开始，孙明经先生参与了我国最早的电影译制片工作，1936年至1948年，主持译制电影，前后共参与和完成70部电影的译制工作。

孙明经先生还创建和推动了我国电影留学生教育事业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急需大批电影摄影师，于是决定从军中的图片摄影师中选派一批人突击学习电影摄影。为此在1942年至1944年的两年中，在华美军多次派图片摄影师到地处成都华西坝的南京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学习电影摄影，孙明经根据自己多年拍摄电影的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对美国学员进行施教，使美军摄影人员大大受益。为感谢孙明经对美军电影摄影人员培养做出的贡献，美国国务院电影部电函孙明经有何需求，他们愿意提供帮助。孙明经在回电中告诉对方：“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目前有一亿多儿童为文盲，当今的中国特别需要适合农村儿童教育的电影节目。”为此，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6月底访华时，专程到成都华西坝，代表美国国务院电影部向南京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赠送了14部电影，并表示所选影片是根据美国“为儿童拍摄的电影（film for children）”的标准确定的。

（1942年11月2日孙明经（第二排左一）与其中外弟子在成都合影（为孙明经自拍），左二、三、四、六为向孙先生学习电影摄影的美军摄影师）

由于孙明经先生卓越的学术水平与崇高的学术威望，194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后，孙先生受聘为该组织首届中国委员。

孙明经先生既是开创我国电影高等教育与电化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与泰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才，又以其拳拳爱国之心，及他在电影事业上的辛勤耕耘，为祖国留下了一批又一批极其珍贵的历史视觉文献。孙明经先生的电影理论与作品也使得当时的中国记录电影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之中。当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南京时，国内一些学术精英纷纷迁至美国或追随国民党迁至台湾，而孙先生却放弃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选择留在南京迎接解放，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知识与力量。

1952年随着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孙明经教授积极响应祖国召唤，率领南京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的部分教师与弟子，并携带他多年苦苦搜集经营的全部摄影、录音、洗印、放映等教学设备，及解放后在南京招收的部分学生，自江南鱼米之乡来到很少吃到大米的北京，参与了我国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创建工作。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鲁明同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当时，陈波儿创办的那个电影学校，只有表演系，就是演员，没有摄影专业。孙明经先生来了以后，就开始在电影学校创办了摄影专业，这样，这个电影学校有了摄影专业，电影学校才真正的叫电影学校！”

电影学校为满足新中国对新闻电影事业人才的急需，成立的当年即经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创办了“新闻摄影专修班”。孙明经先生作为资深教授虽然自三十年代起即开始长期从事科教与纪实电影创作，至解放前已独立摄制了63部科教片、记录片，还参加了47部电影的制作、剪辑工作。但他顾全大局，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摄影创作专业，以致终生再也无缘拍摄电影。他全心神地独立挑起了当时无人能胜任的全部摄影技术课程及相关教材的建设工作。初期他先后开设了《摄影物理》、《电影摄影机》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首任技术教研室主任，以满腔心血亲自带领并团结自己的弟子与同仁共同奋斗，精诚教学。孙先生本是攻读物理专业的高材生，但为了团结同仁，发挥他人的积极性与仅有的专长，他主动将自己早已讲授过的有关电影光学部分割舍给其他教员讲授，而把连国外也没有现成教材而难于开设的《曝光控制与影调调节》、《照明技术》、《电影摄影机及其操作技术》等课程留给自己亲自开设。同时带领大家编撰出了一套科学、适用、完整的高校摄影技术教材。此外，他还协助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终生伴侣吕锦瑷副教授，开设了《感光材料及其加工》、《彩色原理》等课程，二人相得益彰、紧密配合，带领全教研室的同志根据摄影艺术创作与教学的需要，逐步创立并完善了摄影专业的一系列摄影技术课程，为北京电影学院在涵盖电影、电视、照相等影像领域立足于全国高校之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由于孙明经先生在国内外享有的极高盛誉,1956年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接见了电影界的孙明经等同志。

（1947年秋孙明经为我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电影《民主先锋》编写解说词）

遗憾的是, 1957年孙明经先生在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期间，在其最信任的弟子引导下被错误打成了“右派分子”，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并遭受了降职、减薪等一系列的委屈长达二十二年之久。1960年摄影系的孙明经先生刚刚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时并未平反），就被学院指定立即为学院工程系首届学生开设两门新课程——为机械专业开设“电影光学”课，为化工专业开设“电影技术”课。我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聆听了先生的教诲，并有幸担任了他所授课程的课代表。在此期间孙先生做学问的方式、方法，他的敬业精神以及他治学的勤奋精神、博学精神、严谨精神、学以致用精神对学生们影响极大，先生亲切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优雅的举手投足至今时时浮现眼前，令人缅怀难忘。

当时，全院也只有博学的孙明经先生能够临时受命胜任这些新课。孙先生日夜苦干，迅速编撰出了两本各约一寸多厚的油印讲义，尔后又编撰了一本厚厚的参考资料。讲义印出后，他又立即亲自逐页逐行逐字地进行了认真校阅，并立即编印出印刷勘误表发给学生。先生的这种敬业、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深深地震撼着每个年轻学子的心灵。他的敬业与治学精神，以及他授课中聪慧的思维、严谨的逻辑、睿智的语言、生动的语调，在同学们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成为最受同学们欢迎、也最受敬仰的老师。

记得期末考试前，孙明经先生突然来到工程系机械专业的教室，让同学们帮忙用皮尺实际测量了一下教室的长度，当时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第二天考试时发现有一道题是：要在教室内放映35毫米电影，教室的长度为某某，放映机的放映镜头焦距为某某，请计算出银幕的具体尺寸。学工的同学们看到题后，迅速把电影画幅尺寸、教室长度、镜头焦距值等代入光学公式中，很快就求出了结果。可发回试卷后大家发现几乎全算错了。此时孙先生告诫同学们说，千万不要机械地学知识，教条地用知识，要考虑现实情况。现实是要在教室内放电影，放映机就要占据一定纵深空间，因而教室长度一定要减去放映机所占长度才行，否则难道为了放一次电影就在墙壁上凿一个洞，然后把放映机放在教室外面进行放映吗。虽然这道考题大多数同学答错了，但同学们仍然非常感激孙先生，他通过考试过程本身又使学生们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在六十年代初，为了使摄影师在北京拍摄外景时了解北京一年中地面照度的变化规律，孙先生曾坚持在小西天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前，进行了一年的测量试验——每天早、中、晚各测量一次地面照度，而且是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坚持了整整一年，最后绘制出了一幅北京一年中地面照度变化规律的曲线。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这种执著做学问的楷模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学子。

自1960年始，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先后接受了越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等国学电影的留学生。孙明经和夫人吕锦瑷先生承担了用英语授课，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外国电影留学生的任务，为新中国和北京电影学院带来了电影教育的国际声誉，并深得留学生爱戴和赞誉。

（1947年春孙明经（右）指导学生吴光拍电影）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拨乱反正时期，曾错误强加于孙明经先生头上的“右派分子”冤情得到了彻底平反。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平反之时，孙明经先生丝毫不谈落难，不计前嫌，不吐冤屈，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却是跑到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找任创作副厂长的原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鲁明同志，请求帮忙说：他解放前拍摄、制作了很多科教电影，可是后来多年无缘看科教电影，因而特别渴望看一看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历年来较好的科教片，希望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为此，在反右期间也曾错误参加过批斗孙先生的鲁明同志写道“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被改正的孙明经此时心想的依然是他苦苦追求的电影事业，而淡忘了他那漫长痛苦的岁月。”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遭受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正是孙明经先生一生最崇高、最感人肺腑之光辉磊落精神的写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排斥，孙明经先生未能重回摄影系工作。六十七岁高龄的孙先生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了我国电影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在自己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极度衰退的身体情况下，利用自己英语、德语、俄语、法语与日语等极好的优势，积极主动为我院教员们翻译了二百万字的国外最新电影电视资料，以及有关影视高等教育的资料，并陆续装订成一本一本的单行本，赠给全院教师们阅读参考。孙先生主动请缨、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为当时学院教师们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建立了不朽功绩。至今许多老教师仍保留着孙先生当初刊印的那些小册子。

自七十年代开始，电子影像逐渐渗入电影制作之中，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孙明经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趋势，立即积极搜集、编译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及时提供给学院教师们参考。当电影学院78班入学后，年届七十岁的孙先生主动为摄影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磁带电影》，并认真编写了讲义。他授课时博大精深的知识，严谨的逻辑，翔实的实例，抑扬顿挫的话语，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这一切获得了78班莘莘学子的热烈欢迎与极大尊重，至今仍令他们难以忘怀。

1981年，当孙明经先生听说我院有教师要首次代表北京电影学院出国访问，访问对象是加拿大高校时，他主动带领吴铮同志共同突击翻译了几十万字有关加拿大高校影视教育的资料，并装订成一本厚书——《加拿大电影委员会及其思想》，送给出国人员参考。当这本书被带到加拿大后，加拿大高校的领导与教师们深感万分惊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对他们是如此地了解与熟悉！

孙明经先生一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电影、电视、摄影、播音领域的高校教师和高级人才。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老教师们几乎都是出自孙先生门下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他培育的学生中，除了大批成为著名电影摄影师、著名导演外，有相当一批人才担任了国家电影局局级、北京电影学院院级与系处级的领导，也有的担任了电影制片厂、电影洗印厂、胶片制造厂的厂长、总工程师、车间主任等领导职务。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孙明经先生的弟子，北京电影学院前任院长沈嵩生教授写道：“敬爱的孙明经先生……，您作为先驱者之一，为推动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您作为一位老教授，为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满腔热血。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每一篇章，都留下了您的印迹。”孙明经先生的弟子，北京电影学院现任院长博士生导师张会军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一频道《见证》栏目采访时说：“孙老师是我们国家电影教育的开拓者，也是电影摄影技术的一个奠基人。作为我们七八班的一些同学，能够在他的教诲下，能够对电影技术有一个全面地了解，实际也是我们第五代能够成长比较茁壮，能够对艺术创作做出贡献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由于孙明经先生一生对我国电影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荣获了国务院颁发的首届“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夫人吕锦瑷，成为第二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至1992年逝世，孙明经先生在他的一生中，用他的智慧与勤劳及其报效祖国的满腔激情，创建了我国的电影、电化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之林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同时孙先生用他手里的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自1934年至1948年的14年间，拍摄了大批独具个人风格与迷人色彩的史诗般的民族电影与图片，既开创了中国纪录与科教电影的新纪元，使之步入了世界电影的前列，又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网页上至今保存有孙明经先生当年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如今，他和他的恩师们已经作古，但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电影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目前孙明经电影已经进入了中国电影史与记录电影的教程，南京大学已开设了有关孙明经电影的硕士、博士课程与学科方向。

孙明经先生为中国电影事业与电影高等教育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参考文献：

1、孙明经：“1937年  战云边上的猎影”

2、孙明经子女孙建三等提供的孙明经的笔记等资料。

3、鲁明：“流长，柢深——我看中国电影教育”

4、张同道“格里尔逊与孙明经：介入社会的电影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