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演的壮志未筹与一个教师的无私奉献--回忆张客老师

　　撰写：郑洞天

    学生对老师的感念，常常不是在跟老师求学的时候，就像孩子那样，对于大人为他做的一切都心安理得；也不是在走出校门的初期，那时踌躇满志，顾不上回头看谁在送你远行；可是天长日久，懂了谋生和做事的甘辛，思前想后，才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所得益于老师的，是那样厚重而无形——1989年12月那个阴冷的日子，张客老师静卧在鲜花丛中。看到从各地赶来的好多老同学都哭红了眼睛，我好像真正体会了这个道理。

    张客老师是我们导演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校志上说， 1956年9月1日，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典礼上，文化部长亲自来宣布任命。当时学院只有三个系：导演系、演员系、摄影系，张客老师一人就兼了导演和演员两个系的主任。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刚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不久。

    张客老师是河北宝坻人，忧患的青年时代读过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南开中学和北京大学，也正是在那里，他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立志报效危难中的祖国。1935年他考进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不久又加入“左联”和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从此，在这些救亡前沿的左翼阵营内，开始了他的革命文艺生涯。在中国最早上演的一系列俄国经典话剧（如《大雷雨》）的舞台上，在抗日救亡宣传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都活跃着他的身影。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的戏剧电影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十三支救亡演剧队，分赴大后方各地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张客老师参加了抗敌演剧四队，一去就是九年，足迹遍及战乱中的大江两岸。其间，他创作了一批激励抗战同胞，抒发爱国情怀的独幕剧：《最后一颗手榴弹》、《游击队的开始》、《回头》、《逃》等。其中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被选入了“最佳抗战独幕话剧集”。作为演剧四队的骨干成员，他还导演了《日出》、《原野》、《蜕变》、《流寇队长》、《寄生草》、《国家至上》、《离离草》、《心狱》、《我们的故乡》等许多剧目的演出。那个年代我刚刚出生，但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是文革中我以“造反派”身份去“外调”演剧队那段历史的时候，当年张客老师的战友们虽然都还在非法的隔离或被监视中，然而提及那段烽火生涯，眼中立刻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激情和自豪。

    关于那段岁月的张客老师，至今留下的最生动的记录，是一位当年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写下的一段文字——

“……在抗战后期的黔桂路大溃退中，蔡楚生同志在十万逃难的人流里，肺病咯血，衣物丢尽，咳嗽病倒在腥风血雨的路旁，饿殍堆边，与呼娘叫爹饥寒交迫的病孩们一起。是你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卡车的主人求援，跪着哭着请求搭救这位电影名导演蔡楚生！蔡老幸而上车，你却被推下车来。当时你也正患肺病吐血。……”（于伶：《〈论电影艺术的视觉性〉暂序》）

如此有血肉的描述，竟在为张客老师的一部学术著作写的序言之中，可以想见那段黔桂路上的往事对于他们那一辈人的意味。而这篇序写于1982年，我们在1983年看到书的时候，已经跟张客老师相处了二十多年，却从来没有听说他和大师蔡楚生之间的故事。

抗战胜利以后，张客老师进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担任过《新闺怨》等影片的副导演，还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兼任教职。1947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参加了为新中国接管上海电影产业的准备工作。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佩带着军管会文艺处胸标的张客和于伶、徐韬等出现在昔日的同事中间。不久，他由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正式任命为导演，执导了新上影第一部以翻身农民为主人公的影片《农家乐》。1951年，他和沙蒙联合导演了革命历史影片《上饶集中营》。1954年，他还导演了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钢铁工人新生活的影片《伟大的起点》。在建国以后的首届电影评奖——“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这两部电影分别获得了优秀故事片二等奖和三等奖。在六年只有十七部影片入选的获奖名单中，就有张客老师的两部作品在内，这说明他正处于多么旺盛的创作状态。

恰恰就在这时，另一种命运不期而至。为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国家要从电影创作的第一线抽调一批懂专业的干部，张客老师被组织选中了。上影领导找他谈话那天，他并没有当场表态，而是沉默了好久之后，说让他考虑一下。第二天，他来找领导说，经过半天一整夜的思考，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接受党给他的新任务。只要求在教学工作之间，能给导演影片的实践机会。

在老一辈教师中，和张客老师一样，正当年富力强，嘎然中止创作而改行教书，从此疏离甚至结束了导演生涯的，我们系还有好几位，因为大家都如此，这似乎已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传统；然而作为艺术家，他们当初抉择这整个后半生的默默奉献时，那种矛盾或者苦闷的内心历程，直到几十年后，我们接了他们班，也遇到教学和创作发生冲突时才意识得到。何况，他们做教师的道路并非顺利平坦，后来岁月里那若干场跟教育事业的神圣职责毫不相干的劫难，更是难以想象。

导演系初创期张客老师的繁忙是不言而喻的，他主持制定了基本的教学建制，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班（导56）和一个导演干部进修班。进修班的二十五位学员来自全国各制片厂，当时的教师都跟着几位从苏联请来的专家，边听课边做辅导员。导56的同学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苏联大导演吉甘来导演系上课，面对这位拍过《波罗的海代表》和《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等经典名作的老艺术家，同学们肃然起敬，只见张客老师走上讲台，介绍说，这位是苏联最有名的导演，他的名字好记，叫吉甘，你们今天要把他“挤干”了才对！同学们哄堂大笑，但立刻就明白，张客老师说了一个大道理，关于学习，关于老师和学生。他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对于学生，他从来是倾其所有，知识也好，感情也好，所以，他虽然没有专门为哪一个班上一门完整的课，但凡是听过他上课的学生都印象很深，究其原因，除了他专业知识的厚实和讲课方法的魅力以外，甘愿被“挤干”的心态也许是更重要的。

张客老师上课一向很活，他讲的东西都不是条条框框，而是用各种生动的方式让你留下印象。记得一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61班上过一段表演，当时好几个同学，包括我，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表演，难以克服心理障碍，怎么也过不了“真听真看真感觉”那一关。有一天我迟到，他已经开讲了我才冲进教室，进门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溜着边赶紧回座位，偏偏一路又撞了桌子……我刚坐下，就听张客老师叫我，说你把刚才这一趟动作再给我们来一遍。我不明不白地走了出去，推开门，沿刚才的路线又走了一遍，可所有的动作表情都别扭之极，无论如何还原不了原先的状态。老师也不说什么，只是叫我再试一遍，还是不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反复，慢慢地，我觉得丢人丢得无所谓了，也就没有了先前的紧张和不好意思，手脚也自然了。然后他说，你们都看见了吧，表演是假的，但要让它变成真的，首先就要克服杂念，这就是相信自我。虽然在我们班，一直到学完表演课我也是最不会表演的之一，但张客老师的这一课却是我终身难忘的。

听谢飞说过， 他们60班的剧作课上，有一次全班被张客老师带到了北京火车站，他让他们分散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中去“观察生活”，然后集中在一起，每人讲述一个自己观察到的人，什么身份？什么性格？而你又是通过他身上的什么特征和细节判断出来的？同学们都觉得这堂课的收获非同一般。后来我们也体验了类似的一次，张客老师把我们领上校门口的22路公共汽车，上车不久就示意我们暗暗地观察一位乘客，车到新街口，他叫我们下车，问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揣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对我们的观察一作出分析，说完了，再一起上车，他的目光又寻找着另一个对象……如果说，由于我们不能去验证观察和想象是否准确，这种上课的效果无法当场判断，而对于这种方式本身的体验，相信已经融进了我们专业学习中导演思维的形成。

不知道是不是张客老师定下的规矩，当年导演系大约每个月都有一次集体的校外观摩，几年间，北京人艺的话剧我们几乎没拉下一部，许多戏曲名家的演出，我们也都有幸亲眼目睹，而只要有空，张客老师常和我们一起去看。有一次，他带我们在北展剧场看完了裘盛戎的京剧《姚期》，他说跟裘先生说好了，让我们到后台去看卸装。我们来到化妆室，正好裘先生在摘盔头，我们吃惊地发现，他的盔头并没有戴在头顶正中，而是戴在后脑勺上，而刚才舞台上那张天庭饱满、仿佛比别人宽大许多的脸谱，原来是额头跟剃净了的头顶连成一片、表演起来又微微朝前俯首的结果。老师又让我们看裘先生穿的靴子，那下面衬垫的白色靴底要比别人厚了好大一截，竟是台上的这位铜锤花脸魁伟形象的奥妙。面对眼前个头不高脸庞不大的艺术大师，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用多少话语也讲不清的道理，那是多么值得留恋的学艺生活！

也许更令今天的学生羡慕的，是那时的老师，包括张客老师这样已经拉家带口的，大多都住在学校的宿舍。据56班学长、后来也在导演系教了一辈子书的王心语回忆说，他们和老师住在同一栋楼，学生在二楼，老师在三楼，老师和同学白天黑夜抬头不见低头见，交流起来特别容易。张客老师的房间特简单，一张书桌，一张床，再就是书，去过他那里的同学总看见他在看书，同学去了，问他一个问题，请他讲讲作业，他总是有求必应。八月十五，他们还被张客老师叫去，每人给一块月饼。有一天王心语拿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写关于电影中英雄人物牺牲的处理，请张客老师帮他看看，王心语写得很认真，文章将近一万字，他非常希望自己花了很多心血的学习收获能得到老师的首肯，但当时整个社会卷入了大跃进运动的热潮，不时传来批判只顾专业不问政治的白专道路的声音，没想到张客老师不仅很耐心地看了，还说，写得可以，应该投出去发表。在他的鼓励下，王心语把文稿投到了当时最权威的电影家协会刊物《中国电影》，后来文章全文发表，在校园里引起了震动，那可能是导演系历史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生论文。

在文革前的导演系，张客老师几乎给每个班都上过上课，但他却没有做过任何一个班的主任教员。最初，他当着两个系主任，行政工作脱不开身，可以理解，而其实系主任只当了三年多一点，后来作为一个普通教员仍然没有带班，这就有更复杂的原因了。

那个年代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对于学生常常是讳莫如深的。1959年12月以后，同学们只是意外地发现，平日随和亲切、常带着笑脸、有时还跟学生一起上场打打篮球的张客老师，突然变得严肃和沉默了。两年以后我们班进校，看到他上课时总爱点一支烟夹在手上，又一口不抽，任由那缕轻烟徐徐飘逸，直至白灰散尽。好奇地向学长打听，才知道他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犯了错误，被撤了所有头衔，而他因为早年得过肺病，原本并不吸烟。

一支燃而不吸的香烟，也许透出了老师当时的心境，而随后在报刊杂志上开始出现的张客老师的学术文章，和在一些影片座谈会上的精彩发言，也许更能让我们认识一位患难中的艺术家。在那些饱含学理而又文采鲜活的文字中，一篇将近两万字的关于影片《青春之歌》导演艺术的评论——《余音绕梁》，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当时读到这篇文章时的兴奋感觉。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二期《电影艺术》，时距《青春之歌》的上映已经过了将近两年，这个时间差，除了不言而喻的微妙原因以外，还印记了作者的缜密思考和字斟句酌。今天再读华章，与其说那是一篇影评，不如说是张客老师对于中国电影导演艺术的一些带有体系性的看法。文章最后说：“如何创造具有中国化，中国民族特点，为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艺术，正是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重大的艺术创作任务。”想一想，给自己的艺术思考如此赋予责任感的，当时只是一个正处于精神桎梏中的普通教师。

张客老师在五九年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由于文革，一直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当他终于恢复了教授职称，再次主持导演系工作，被任命为副院长，电影学院已经搬到了离开原址十七公里的北郊。每天，教师们天不亮就要从城里的小西天宿舍乘班车去学校，住在小西天的张客老师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他突发脑血栓又奇迹般地重新上班之后，却依然拖着不太灵便的腿脚挤上了班车。有一天下班回城，我问他为什么不坐小车，他笑而不答，班车到了北太平庄，离小西天还有三站地，他却下去了，我奇怪地要叫他，被别人拉住——车窗外，我看见了人行道上张客老师步履蹒跚的身影。他执意要用这种方式跟脑血栓赛跑。就这样，一直坚持走了几年，当他居然走成原先一样的健朗步伐，却已经到了离休的时刻，那是一九八三年。几年间，拨乱反正的万千头绪；文革后的第一届本科班、也就是后来出了大名鼎鼎的第五代的七八班的教学组织；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接班和建设，不知又让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张客老师离休时的心情了。但是后来，看到我们可以既做导演系教师，又不必像当年的老一辈那样，必须做出为了教学舍弃创作的牺牲，看到我们可以在教学间歇拍几部电影。这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客老师发自内心的关心和激动。差不多我们的每一次创作，从选本子到拍完，他都说过中肯的意见和勉励的话。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顾问委员会，每次开会哪怕只到三、两个人，其中必有张客老师。我想，这种带着情感的关怀，也许是他把一个导演的未竟意愿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表现。在他逝世前十几天因心脏病突发住进积水潭医院，我跟谢飞去看他，他一边输着氧还大声地问我们有没有新的剧本准备上，只要谈起创作，他眼睛里还是闪着那种难以言喻的亮光。

在我的老师当中，张客老师是最早写完无私奉献着四个大字最后一捺的一位。作为导演艺术家，他一定有许多没有实现的遗憾，而作为教师，这奉献的价值，深深刻在了他的每一个学生的事业和人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