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等电影教育的开拓者--记章泯

撰写：任杰

                                一

1953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l99次政务会议决定：“文化部电影局应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四、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以负责培养电影艺术人才，首先是电影编剧、导演与演员，……”。中央政府的这一决定，对于我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这之后，文化部电影局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分赴各电影事业发达的国家学习；组织了中国电影赴苏考察团，这其中，章泯、钟敬之等同志则重点考察了苏联的电影教育。

    1955年初，中央文化部党组决定，为在初创的电影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建立高等电影教育体制，组成了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以及当时的北京电影学校校长白大方、副校长卢梦等五人组成的“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文化部党组的这个未来电影教育最高学府筹建班子的决定，正是当时电影界人士的众望所归，也是当时在校学习的几百名各专业学员的热盼。

1956年7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章泯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代院长主持学院工作，兼党委书记，后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从此，章泯等同志承担起开拓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的重担。

                            二

章泯，四川省峨嵋县人，l906年生，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l926年在北平大学读书期间，由萧三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当时的陈毅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同张寒晖、王瑞麟等组织进步文艺团体、演出进步戏剧，多次演出过熊佛西编导的《一片爱国心》等舞台剧。章泯当时还特别关注戏剧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经常从图书馆和熊佛西老师处借阅戏剧理论书刊，还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李大钊前辈的关怀和指导。李大钊同志借阅一些进步书刊给他看，还常让他翻译外国的进步戏剧理论给中国读者，章泯在校期间就翻译并出版了西里·杜克的《戏剧论》。

章泯因为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和爱国学生运动，l927年被捕入狱，曾由北平大学校长林风眠等人多次活动、出面保释，章泯得以出狱。由于党组织已分散转移，章泯失去了党的关系。

    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曾在一次会上说过：“上海刚解放不久，在陈毅同志召开的一次会上，陈毅同志和我谈起谢韵心，陈毅说：他应该是我的老熟人了。当年，我在北平中国大学领导北平市共青团的工作，谢韵心可是北平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哩。”

    1929年，章泯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他的毕业论文《论梅耶阿特的剧场观》，深得戏剧系系主任熊佛西的赞赏，并收入该届毕业生毕业论文选，予以出版。

    之后，章泯去了上海。l931年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l932年，经中共中央上海文委批准，章泯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又满怀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为党的事业的使命感和为党的工作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了左翼戏剧运动中。

这一时期，他奋力写作，深入底层，创作剧本，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并最先导演了陈鲤庭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章泯在这出戏里，不仅创造了一种演员和观众相互呼应的演出形式，特别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年代里，更加激起了人们爱国抗日的热潮。之后，他又先后导演了他自己编剧的《弃儿》、《儿归》、《东北之家》、《战斗》，以及《黄浦江边》等的演出。这些剧目的演出，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各种黑暗势力勾结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压榨和剥削，无情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章泯以其对劳动人的民无限深情厚爱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刻骨仇恨，勇敢地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中间，反映他们的疾苦，表达他们的心声,为饥寒的劳苦大众呐喊，替贫困的劳苦大众控诉，从而鼓舞起劳苦大众的奋起抗争，砸碎这个旧世界。这些，都表达了章泯的艺术道路从一开始就扎根在人民群众这个丰厚的创作沃土上，并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心心相印。

    随着白色恐怖的日益加重，左翼剧联的党团书记被捕，章泯和于伶、张庚坚定地担负起左翼剧联的领导工作。此时，左翼剧联的演出活动，频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反革命特务们的残酷迫害。演出组织在演出章泯导演的《锁着的箱子》时，国民党特务一次就抓走了12位同志，在上海南市为工人募捐活动演出章泯编导的《黄浦江边》时，戏还没演完，国民党特务冲上来把剧组全部人员抓走。演出中，国民党特务们不让观众看，有时观众遭到毒打，有的演出人员几次被抓，有的被囚禁于监狱，有的同志则被杀害。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在工厂、广场、集会等地演出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左翼剧联的领导核心认真研究、分析了形势，认为：党既要坚定地团结一批革命的进步的艺术家，也要保护这批艺术家，也还需要团结一批观众，争取壮大进步力量，也更需要占领上海这块文艺阵地，以便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形形色色的没落、腐朽的文化做斗争，出于战略目的考虑，左翼剧联领导核心决定建立左翼的剧场艺术，凭借左翼剧人政治上，业务上的优势，引进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反帝、反封建的外国古典剧目占领剧场，扩大观众队伍。于是在左翼剧联领导下，于1935年初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演剧队伍——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支演剧队伍建立后，闪耀出的光芒，成为中国话剧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后，演出的第一个剧目就是由章泯导演的《娜拉》。章泯在排《娜拉》的过程中，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来指导和启发演员的。他给演员阐述剧本的思想、人物的性格，并要求演员给角色写出性格小传，指导演员以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克服形式主义的以及文明戏程式化的倾向，他特别启发演员以生活为依据，找到和体验角色的思想和性格基础，体验角色的心理情感，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章泯在导演艺术创作上的这些方法和运用，是他对斯氏表演艺术体系的研究分不开的，也是他对斯氏表演体系研究的成果。《娜拉》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左翼剧联建立剧场艺术奠定了基础。这之后，章泯又导演了《钦差大臣》、《大雷雨》、《罗米欧与朱丽叶》等。这些演出，不仅一次次的创造了新的表现和演出形式，也一次次的轰动了上海的观众。章泯大导演，也名噪上海滩。

    这些演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上海话剧界、文艺界，而且使左翼剧场艺术赢得了更多的观众、朋友和同志，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著名演员赵丹就讲过：“我就是在《娜拉》的排演中，学习和运用起‘斯氏’方法的。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完全是以一点直感在演戏罢了，能有这样一次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贵如宝，……”。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些剧目的演出，创造了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一次辉煌。

    章泯1929年7月于北平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同班同学毕业时合影。

左起王瑞麟、韩廷让、张鸣琦、谢兴（即章泯）、张蓝仆（往上是张兰璞）、匡直

    章泯在这一时期，对戏剧理论的建设，也做了大量工作。他研究了从古典喜剧到中世纪以及近代喜剧的特征、表现形式、处理方式、对喜剧演员的要求、艺术效果等，从而撰写了长篇论文《喜剧论》。他认为：“喜剧是对那些王公、贵族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人公的无情鞭挞，是惩邪戒恶的一种很有效的工具”。之后，他又撰写了《悲剧论》、《戏剧的法则》、《导演艺术论》、《表演艺术论》等长篇论文，并同郑君里分工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演员的自我修养》的部分章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章泯和于伶、张庚等同志一起组织了十几个抗日救亡演剧队，他自己也从书斋、舞台走向了战地。他参加了《保卫卢沟桥》的导演委员会。八·一三后，他在桂林导演了他创作的剧本《我们的故乡》。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演出，配合和动员了人民群众参与抗日斗争的热情。之后，在重庆他又导演了他创作的剧本《黑暗的笑声》。

在大后方的日子里，章泯步入了艺术教育界。这是他受党的委托，开始把他的戏剧理论研究和导演艺术工作的经验向青年学子领域传授的开始。他先后在成都省立戏剧学校和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戏剧组执教。在执教过程中，他多次对学生讲：“学戏剧，不能追求名利，既不是当‘戏子’，又不是当‘明星’，要当人民的艺术家，要到劳苦大众中去，要献身艺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他还对学生讲：“戏剧是战斗的武器”，“戏剧是教育的工具”，指导学生学习苏联革命的戏剧理论和排演革命的剧目。章泯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进步的人生观和进步的艺术观的教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迫害，周恩来同志不得不特别安排章泯到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去主持戏剧组工作。l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更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迫害，周恩来同志决定将大后方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迅速转移到香港。章泯在香港与宋之的、司徒慧敏等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并由章泯导演了《希特勒的杰作》(即《马门教授》)、《北京人》及《雾重庆》等的演出。据司徒慧敏《旅港剧人协会与香港话剧运动》一文（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辑》第3辑）中说，1941年秋，章泯为旅港剧人协会执导了德国进步作家沃尔夫的名著《马门教授》（演出时改名为《希特勒的杰作》），“由金山饰演马门教授、由舒强饰演纳粹党徒，在排练过程中曾得到宋庆龄和不少外国朋友的帮助。当年10月12日，以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名义首次演出，在香港形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示威，在当时当地，尤其是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跃跃欲试的时候，这个演出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在艺术成就上，《希特勒的杰作》这出戏也可说是香港的话剧演出中最受国际友人注意也最得到称赞的一出戏了。演出以后，中外报纸一致推崇，有些外文报纸评说这个演出非常认真，揭露了希特勒摧残文化、教育和科学的野蛮行为。剧评还说，不仅剧本写得好，更重要的是，导演和演员的有说服力的表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香港在即，旅港剧人协会奉命迅即向我东江游击区撤退。在撤退、转移、越封锁线的炮火中，章泯所带的书籍、笔记、文件，连简单的日用品等，全部被弃于战火，唯有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的英译本的内页(为便于系在身上，把封面、封底的硬纸板撕掉)，带了出来，辗转四个多月到达桂林。到桂林后，他立即连夜重新赶译这部巨著。当时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潮湿阴暗的房子，夜晚又仅有微弱光亮的小煤油灯。由于日夜赶译，以至于在即将译完脱稿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

 此后，他应聘去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2年底根据组织的安排，章泯、舒强、沙蒙、凤子等人，由桂林赴重庆，参加由于伶、金山等组织的“中国艺术剧社”。章泯先后应邀在重庆、昆明等地导演了《北京人》、《家》以及郭沫若著的《孔雀胆》、阳翰生的《天国春秋》等舞台剧。《家》先后由金山、张瑞芳、黄宗江、叶露茜演出，在重庆共演出约八九十场，轰动了当时的整个山城，     日本投降后，章泯在香港导演了《阿Q正传》，并将自己创作的多幕剧《苦恋》改编成电影剧本《红尘白璧》，并由程步高搬上银幕。1948年后，他先后执导了他自己编剧的《结亲》、《静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等故事影片。创作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榨、民不聊生的剧本《虎》、《村中之夜》、《饥民》等，同时还撰写了《导演与演员》一书。1951年，章泯执导了由茅盾先生翻译的《俄罗斯问题》，其宣传小册子前三篇文章分别由郭沫若、茅盾、欧阳予倩所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章泯担任了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文联及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这期间，他还应中央实验话剧院和青年艺术剧院之邀，先后导演了《俄罗斯问题》、《在新事物面前》。1955年后参与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

                               三

章泯，是一位有着坚定的政治理想、政治热情的共产党人。在国难当头时，他不怕威胁，不怕坐牢，他是一位勇敢的敢于冲锋的战士；当劳苦大众在各种黑暗势力的残酷统治下饥寒交迫、弃儿鬻女时，他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中为他们呐喊、替他们控诉，鼓舞他们奋起抗争；当他从事艺术教育时，他则是那么耐心地教导学子们树立进步的(即革命的)人生观、艺术观，教导学子们学戏剧不是为了去当只会唱而不知为什么要唱的“戏子”和逐名追利的“明星”，而是要把艺术用来服务于人民群众；当他作为戏剧理论家、艺术家时，他对艺术事业又是那样的执着、勤恳和刻苦地追求，……。这一切都说明章泯是把他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文艺领域内一个共产党员有所理想、有所追求的事业。

1957年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表演进修班演出的《十二夜》后，到后台看望演员，并与演员和学校领导合影留念前排左一章泯 

章泯在1940年白色恐怖猖獗的重庆发表的论文《演剧是怎样一种武器》中，公然阐明了“演剧这一武器，不但是理解现实的武器，也是创造现实，改造现实的武器”，他在文章中指出：“不逃避现实，更不怕现实发展，进而热烈地去迎接现实发展的艺术家们，无疑会把握那种能充分、正确地表现社会现实的创作方法——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不仅是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现实，而且是指示将来的现实。它在对这样的发展过程的把握上，过去助长着现在，现在揭示着将来，这样，艺术就不仅只是对我们说明社会现实，它将进而鼓舞我们有意识地为更高的社会现实奋斗。因此艺术就成为创造或改变现实的武器，就能起着更高更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感染和斗争的作用。”这就是章泯——一个共产党人的演剧观、艺术观，也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观。

章泯的这一艺术观，是由他的艺术道路决定的，而他的艺术道路，则是由他的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的。我们看一看他各个时期所有的剧作，会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他：

——对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劳动人民的有着至深至厚的感情；

——对反动统治阶级和各种黑暗势力以及他们的统治，有着刻骨铭心的痛恨；

——对一个新社会的向往和鼓舞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决心，使他无所畏惧；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艺术事业都在执着的追求：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把艺术看成是“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武器，“是有意识地为更高的社会现实奋斗”的武器，也是他追求的艺术事业的理想。

四

    从1956年起，章泯承担起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领导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十余年如一日。以他对党的艺术事业的理想和忠诚、渊博的学识；以他一贯的对艺术事业的严肃态度，实事求是的严谨作风；更以他艺术教育的经历和对教与学的严格要求，在电影教育初创的基础上，带领全院师生，向着全面培养高层次的电影艺术人才的目标，跨出一大步。

在艺术教育方面，我们探讨和研究章泯的办学和治学的教育思想，绝不能离开他对党的艺术事业的理想和态度，也离不开对他的艺术道路的实践和认识。实际上，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办学、治学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正是他对党的艺术事业的理想及他的艺术道路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反映。章泯对艺术教育的办学、治学的教育思想，绝不是在他担任了电影学院的领导和主持全面教学工作后才形成的。早在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严酷的政治形势下，他受党的委派，先后在几所艺术学校从事艺术教育时，就已经形成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青年学子进行艺术教育的理念，并且是按着这一理念去做的，这是其一。

其二，他多年担任导演职务的艺术实践。章泯在主持电影教育领导工作之前的二十五年中，曾先后导演了一二十部的大型剧目，创作、撰写、译著的戏剧理论等著作近400万字。他导演的每一部戏，无论是名著、巨著，还是他自己创作的剧本，都是运用先进的戏剧理论、先进的表演体系指导演员的，是用新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阐释剧作的深刻的内涵并启示演员进行表演的。严格来说，章泯执导每部戏的过程，都是在指导演员和培训演员，不仅是在当戏剧理论教师、戏剧导演教师、更是戏剧表演的指导教师，而且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凡是同章泯一起工作的演员、青年，工作人员，都无不感受到他对艺术事业的兢兢业业的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严谨、严格的要求；也都无不感受到他传授的丰厚的艺术理论的知识财富以及人生道路的真谛。多少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称他是“良师”、“益友”、“严师”、“诤友”。

   夏衍同志说过：“章泯有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不讲空话、干实事、做切切实实的工作，任劳任怨，不争名利、埋头苦干。他是一个性格上很严肃的人，不论是写剧本或是排戏，都一丝不苟。他为人平易可亲，可是对闹无原则人事纠纷的人、排戏不严肃的人，他都会大发脾气，……”。

    上影的老演员李纬曾回忆说过：1940年，沙蒙、王苹、顾而己等邀请章泯导演舞台戏，章泯当即同意前往，但他根据剧团当时存在的一些风气，提出“约法三章”；其一，该戏必须排一个月，少一天不行；其二，排戏时，有戏的演员必须到场，不迟到、不早退，中午饭送到现场；其三，排戏必须严肃认真，不许开玩笑。后来，排戏时果然有人出现这种问题，章泯发现后，立即起身离开了现场。之后，几经道歉，写保证书，章泯才又回来继续把戏排完。李纬说：“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那么严肃认真的排戏。”戏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戏排完时，章泯对每个演员都作出了评价。章泯对李纬的评价是：“李纬的舞台经验少，表演的路子是正的，是认真的，没有走邪门歪道，要坚持下去。”几十年过去了，“排戏要认真，戏路要走正”这两句话，一直牢牢地铭刻在李纬心中。他非常感谢他的艺术生命的引路人——章泯老师。

    演员赵丹，曾多次讲：“章泯导演是我表演艺术的启蒙老师之一。正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瓦赫坦戈夫、梅耶阿特等演剧大师和他们的表演体系，……也正是由于章泯导演的教导和启发，我才立下了宏愿，要终生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表演体系而奋斗”。赵丹是一直把章泯导演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的。

赵丹还说：“我在章泯老师导演的《大雷雨》中，表演获得了一些成功，曾得到某名人的夸奖，但我始终未敢把那些赞美之词告诉章泯，因为我知道章泯老师最蔑视一个人沾沾自喜的低级趣味。”赵丹还说：“章泯导演不止一次的告诫我们：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一次探索，一次重新的起步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可讲。”

章泯1962年在友谊宾馆参加北京市委党内会议时留影

    由于章泯对演员金山的表演艺术，直言不讳，使金山得益非浅，深受感动，金山一直称章泯是“严师、诤友”。

    与章泯在电影学院一直共事的钟敬之副院长，也把章泯看成是“亲密的诤友”。钟敬之讲：“我是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中认识他的，也曾参加过他导演的    《娜拉》等几出名剧的舞台设计与装置工作”。对我更为重要的是他翻译的《舞台设计技术》一文(约瑟夫·格里欧著，谢韵心译，l933年9月《国际每日文选》33号刊载)，“对我的印象很深”、“对我的专业启发很大”，以至于后来我到延安在鲁艺担任舞台设计的教学及一些演岛剧目的舞台设计中，“也还得益甚多”，“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虽几经战乱沧桑，而我手中至今还保存着这篇译文”。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战斗剧社”的同志，听说章泯和郑君里翻译的有个斯坦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的书，又听说延安鲁艺有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部分章节的简易本)，于是剧社领导特派朱丹、成荫、严寄洲三位同志专程去延安，找这本书。他们三人在延安鲁艺把这本书手抄回来，又刻印成小册子，发给导演和演员学习。之后他们就用“斯氏”表演体系排演了话剧《命令》，收到很好的演出效果。当时，这个戏的导演成荫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收获很大。至此，对戏剧才有了新的认识和心得。”

    正像左翼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同志对章泯的评价那样：“章泯是个戏剧界的全才，行行懂，行行精通”。当然这是他对文艺事业执着、刻苦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戏剧理论界、戏剧艺术界、艺术教育界、电影艺术界受到人们的敬重。

 五

    章泯在主持电影教育工作中，坚定地执行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文艺方针、文艺方向；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重视学生、青年教师深入工农兵群众，向工农兵群众学习；重视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章泯要求各专业教师不要老讲大道理，而是要认真学习、研究思考这些方针、方向、方面等重要的问题，真正提高认识，才能把这些认识切实地贯彻到教学工作中、体现在教学的各个方面，才能收到实效。他认为：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不是空讲出来的，而是教师的教学行为带出来的。

    章泯非常重视教师、尊重教师、爱护教师、依靠教师，并注意培养教师，同时，他对教师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他经常深入教室，坐在那里像学生一样，听老师讲课和看老师指导艺术实践，把这项工作作为他领导教学工作的任务来对待。他听的多了，看的多了，对每位教师的了解也深了，工作起来针对性也就强了。在他听课(老师们说他“看课”)后，除了发现必须即刻改正的问题及时提给教师外，他都把掌握的情况、发现的问题，集中起来，进行研究，理清楚哪些是教学方法问题；哪些是教学经验不足带来的问题；哪些是属于学识不足没能说透或不完全对甚至是错误的；哪些又是对社会生活认识不深、对人与人的关系、对人物性格等认识上分寸不够等等问题，经过思考，然后在教研组会上有意识有目的地一一讲给教师们，一一指出克服和改正的办法。章泯非常反对教师呵斥学生，他认为，对青年学生的问题应耐心，认真教育。同样，他对教师特别是年轻的教师，也像长辈和兄长那样，耐心帮助他们成长。

    为培养留校的青年教师，章泯于l961年，每周抽出来半天时间专门为首批留校的导演系，表演系青年教师授课，提高他们的艺术理论水平和导、表演教学工作的水平。先后讲授了：表演艺术的实质，演员创作中体验与表现的结合，演员艺术的特征，表演艺术要遵循艺术的共同规律，演员的创造，演员的训练与创作等专题。据现在的教授、当年的青年老师林洪桐讲：“……我当时对他的真知灼见并不完全理解，但觉得深奥、重要，因而我都做了笔记。今天二十五年过去了，不论是备课，教学，还是写理论文章，我都经常翻阅这些听课的笔记。我不仅怀念他对我们的爱护，而且还觉得他的艺术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对新一代电影工作者更有启迪。……”

    表演艺术教研组教师们开会，总希望章泯同志参加，他也不负众望，只要能抽出时间他就来。每次听了他的讲话，无论是新、老教师，都感到受益匪浅，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

    章泯多次对青年教师讲：“对于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来说，学校毕业，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有待终生努力。”他经常提醒表演艺术课的教师：“做一个有作为的演员，有出息的演员、艺术家的演员，基本训练是一辈子的事，除非他不想再当演员了。”

    章泯说：“为什么有些演员不重视基本训练呢？这是因为演员掌握的创作手段，语言、动作，和我们生活中的相同。表演艺术中的演员是人，他所创造的角色也是有关的人，有的演员就以自己代替角色，不努力，不刻苦，这是没有出息的演员。艺术家绝不应该把生活中的自己当成艺术品摆在观众面前。演员的艺术道路，应该像爬山运动员那样，一步一个高度，演员的艺术生命应当是永葆青春，永无止境。”

章泯对有机会参加艺术实践的教师讲：“进行艺术实践，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的，艺术实践是在自己严肃、刻苦的酝酿、思考、反复练习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是等着站到镜头前再说，那是没有出息的演员，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演员只有平素坚持刻苦的基本训练，把平素的修养和艺术实践的要求结合起来，才能在创作上有所提高。”

章泯1962年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友谊宾馆院里同电影学院部分院、系、处领导合影。左起：干学伟、章泯、吴印咸、邸力、陈洁、田风、钟敬之

    章泯重视执行教学计划，严格要求各教学阶段的教学效果。章泯认为：我们无论是培养导演、演员还是摄影师、美工师、工程师都必须使学生掌握专业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并能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为此，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对教师的要求。章泯对表演艺术课的教学强调提出：“必须明确各教学阶段的教学任务。无论是片断阶段、独幕剧阶段还是多幕剧阶段，都要有各教学阶段的教学要求和教学目的的。教学是通过各教学阶段的作业，使学生掌握各教学阶段必须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并且各阶段之间又必须是有机的、连续的、统一的，以便最终使学生达到掌握全面和驾驭整体的能力。”章泯说：“表演艺术课的教师，不是剧院的导演，不能用‘排戏’，代替教学；不能形成一种倾向，认为表演艺术教学就是排戏。表演艺术课教师，不仅要具备一个优秀导演的素质，他还必须是一位引导学生全面成长的导师。他不能仅是完成导戏的任务就行的，戏导得再好，如果没有完成各个阶段的教学任务，没有使学生达到各教学阶段规定的学习任务，没有使学生在各教学阶段收获到应该收获的知识和技能，就是没有完成教师的任务，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章泯特别强调：“演出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是重要的，但它绝不能代替教学阶段中应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关于电影导演系学生要不要开设表演艺术课的问题，部分学生和个别教师有不同的想法，章泯在导演艺术教研组会上明确表示：“导演系的学生应该和必须学习表演艺术课，但要与表演系有区别，因为他们将来要做导演，要指导演员排戏，他们必须要懂表演艺术。他们也一定要进行表演艺术的实践，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懂得表演艺术和表演方法，也才能和演员合作好。否则，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似明白又不明白；对演员的表演方法，似懂又不懂；对表演艺术理论，似知又不知；对演员的表演，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想说又说不清楚。这样的导演，怎么能和演员合作好？怎么能要求演员和处理演员的表演？当然，对导演系学生开设表演艺术课，重点应该放在表演艺术理论、表演方法以及演员如何运用动作、语言等塑造角色的性格等方面，对他们的表演技能和水平，不应苛求。”

    章泯也很重视教学剧目的选择。在电影导演和电影表演两个系的表演艺术课教材剧目选择的讨论中，在“究竟是现代剧目好？还是古典剧目好？”的争论中，章泯也明确表示：“在青年学生还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握和控制以及支配自己的(身心)的情况下，还是以现代、当代剧目为好。持别是训练电影演员，更不要用外国的古典剧目。排外国剧目，不能让学生直接面对生活，只能从书本的描写中去想象。所以我不主张排外国大戏，至于表演系高年级学生，如条件允许，适当试排点名剧的片断，也不是不可以。”章泯还说：“我们还必须通过教学实践、总结，经教研组讨论，为各教学阶段确定一部分必修剧目。”

    在电影各专业的教材建设方面，章泯既重视借鉴，更提倡向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和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学习。六十年代初期，章泯主持学院的教材建设工作，动员各系各专业教师编写教材，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安排和计划等工作。在几次布置编写工作会议上，他都反复讲到：“我们学院导演、表演、摄影等专业的教师，大都是听过苏联专家的课的，苏联专家讲课的教材，应该说，是苏联电影教育近三十年来教学的总结和结晶。有些教师在教材编写上很自然地会以它为蓝本，甚至在某些方面会照搬，必须注意这一倾向。我们的教材建设，必须和中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和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以及作品相结合，必须有自己的特点。”他还特别指出，不能认为苏联专家讲的话，每句都是对的。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观来阐述问题。

章泯对于外语课也很重视。有人提出说，艺术院校学生学外语是“徒费时间”，章泯认为这是一种“短见”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一定要学外语，能多学一点更好，以便为到工作岗位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在章泯看来，能掌握一门外语，就是多一条汲取知识的路子。他经常讲，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必须“广兼博览”，他说，“要有求知欲，没有求知欲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是精神空虚症”。

在全院性的课程建设方面，他更重视史论课的建设。他认为史论课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艺术史观必须的课程。为建立中外电影史课程，他亲自出面邀请专家来院授课。《艺术概论》开课后，他几乎每课必听，课后就和教师谈心，根据他多年研究戏剧理论的体会，与教师交换意见，供教师参考。

在与学院建设有关的大事方面，章泯总是积极支持新鲜事物。1958年，为能解决教学实习的影片作业、毕业作业及教师的艺术实践，学院有的领导提出建议：学院建立实验电影制片厂，章泯积极支持，他同时提出还应建个实验剧场，他说：艺术教育没有实践基地。是培养不了人才的。但同时他也特别提出：“学院建厂拍片，要防止制片厂化，实验剧场的演出，要防止文工团化。”他要求主持这一工作的同志，“必须立足于学院是教学部门，拍片也好，演出也好，都应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不能为拍片而拍片，为演出而演出，更不能为其它别的目的。”

章泯在导演系的表演艺术课教学方面，曾有过设想，让导演系、表演系在一起上表演艺术课，既共同学习，又彼此提前进入合作过程。这一设想在导、表59班试行了一段，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坚持下来。不仅章泯，包括两个系的师生都深感遗憾。

章泯积极主张学院建立学术研究机制，以便组织、领导、推动教师的科研工作和艺术实践。在还没有建立学术研究机构之前，章泯讲：可准备先举行有规模性的学术研讨会，邀请电影、戏剧、文艺理论界人士参加，这对于我们的电影教育乃至电影事业的发展都会有影响。

1960年春，表演系教师在总结几个班的教学经验时，深感对演员的培养，应该从更年轻的学生中培养起，认为年轻人可塑性强些，于是提出建议试招初中毕业生，实行包括高中文化课在内的六年一贯制，达到本科毕业水平。以章泯为首的学院党委和学院领导积极支持试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排措施。于是在1960年度，招了两个六年一贯制的“小班”(本科班招生照常)。原打算，该两个小班的教学结束，认真进行总结之后，决定此后的招生办法。遗憾的是，这两个班的教学刚接近结束，“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打算皆付之东流。

                             六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影坛上，先后摄制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也曾受到国际间电影界人士的关注。这些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受过章泯老师教诲过的一代电影家。

    几十年来，章泯为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开拓的这块基地，早已是一片沃土，硕果累累，我们在怀念章泯同志时，首先想到的是，他为我们留下的确实是很多、很多……。

章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戏剧事业、电影事业、电影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原本身体就不好，“文化大革命”带给他的磨难，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一位当代诗人说的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章泯正是这样的野草。但是，春风吹又生，他是永生的，永远活在曾经蒙受过他教诲的人们的心中。

参考及采用的资料：

江韵辉、海音：表演艺术教学工作笔记。教研组工作会议上章泯讲话纪要。

周伟：《左翼舞台艺术的奠基人》，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1。

封敏：《勤奋的学者、卓越的艺术家》，载《中国戏剧艺术家传》。

林洪桐：《他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2。

钟敬之：《人民电影初程记迹》。

《章泯戏剧选》、“章泯年谱”，江韵辉编。以及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