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电影艺术的一生-回忆我的父亲赵明

撰写：赵更生红

我的父亲，赵明，又名赵炳章。1915年1月出生江苏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时即喜爱绘画，喜欢模仿戏剧演出。1931年，在舅父余钟骆的资助下父亲来到了上海，遵照父命和舅父的安排，他到一个储蓄会当练习生。夜间，他就到一家白鹅绘画研究所学习西画。在那里父亲结识了两位进步同学，看到了左联的《文艺新闻》和南国社的《南国》杂志。尤其是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与田汉先生的偶然接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2年，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一个“人本剧团”招收学员，他就这样涉足了戏剧，结识了金山等人。此后他们几个人由于不满意“人本剧团”的剧目编排，自己组织、排练反映上海工人斗争的《工场夜景》。自此他们另行组织剧社，开始从事进步戏剧活动。

1933年，父亲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也就是从这时起，父亲正式开始参加党所领导下的左翼戏剧活动。

1934年，随着父亲参加左翼剧联担任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业余试验剧院团的舞台美术设计，他的这些行为遭到了校方的多次警告。最终，在他参与了一次有严重左倾倾向的演出后，被警方抓捕入狱，虽然由于警方没有抓到他与左翼剧联领导有实质性接触的证据而被释放，但学校还是勒令他退学。可以说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段正规学校的学习经历。此后的一年有余的时间里，父亲全身心的投入左翼戏剧活动，在南京他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生活了几个月，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了与当时政治犯和进步知名人士的近距离接触。他结识了田汉、阳翰笙、林伯修，同他们关在一间牢房。这段监牢的生活，无疑对父亲此后的人生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在已是上海知名律师的舅父鼎立相助下，且因为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找到父亲与共产党认识、接触的有力证据，最终父亲获释出狱，被爷爷“押解”回到家乡。

1936年夏，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第二厂成立，父亲获悉后，在得到应云卫的允许下，再度离开家乡，重返上海，以美工助理和应云卫的秘书的身份参加业余剧人协会在大剧场的演出和在一些电影中充当临时演员的工作，直到“八·一三”淞沪战役开始。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上海成立了戏剧救亡协会，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父亲被编入了第四队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历任秘书，编导，演员，美术设计等工作。导演话剧《胜利进行曲》、《愁城记》、《水乡吟》、《杏花春雨江南》等。在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父亲经历了徐州突围；冲破了长沙大火；出没在江赣湘做慰问抗敌一线战士的战地演出，最终随抗敌演剧九队到达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和郭沫若，参加西南剧展，那已经是1944年的2月了。可以说，八年抗日烽火的历练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修养》，是他们唯一的教材。

随着校场口事件，抗敌演剧队的主要任务从宣传抗日转为宣传民主运动，演剧九队奉命离开重庆，重返武汉，直至无锡，最终到达上海。在这一路上他们主演的《孔雀胆》和《丽人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47年4月24日，上海大公报刊出的一篇署名为何满子的文章《演剧九队于丽人行》中说：“田汉的新作《丽人行》的首次上演在无锡，那演出不仅是演剧九队的大事件，也是中国话剧艺术史上的大事件之一。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型演出，演剧九队，以她的奋勇而严谨的尝试给中国的剧艺跨进了新的一步。

当《丽人行》在上海公演时，父亲开始进入了自己的艺术转型期，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是这样的写道：“我是怎样离开演剧九队转到电影方面来的呢？因为：一、在无锡期间，我曾带了一部分九队同志参加、协助陈鲤庭导演的电影《遥远的爱》的拍摄工作，并参加、协助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工作；二、在三十年代，我曾在电影工作场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导演应云卫可以说是我的在戏剧和电影上的启蒙导师之一，我们有历史关系；三、我爱戏剧，更爱电影，我觉得电影有更广阔的创作天地。”

对于父亲的电影生涯，我想应该分这样几个时期：

一、学徒期

说来父亲与电影导演专业的渊源还要从1932年沈西苓导演的电影《十字街头》说起。有人把影片《十字街头》称为是“开设了一个电影导演历练场。”在那部影片中，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父亲扮演了一位老年乞丐，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那张老年乞丐造型的剧照。

1947初开始，父亲就作为应云卫的副导演和一名群众演员，参与了应云卫导演的电影《无名氏》，和陈鲤庭导演的《遥远的爱》，以及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云和月》。随后他参与了陈鲤庭导演的二部电影《幸福狂想曲》和《丽人行》的拍摄工作，任副导演，直至1949年初。父亲把这一时期称作为自己的电影导演学徒期。

对这段学徒生涯，父亲在自己的自传中有这样两段记述：“从跟应云卫到跟陈鲤庭，这就是我跟专家当学徒的经历。这里我不想对两位前辈导演作简单的评比，因为他们的情况不同，境遇不同，修养不同，趣味不同。前者使我初步了解电影生产工艺的全过程，对电影导演业务有了一个全面的初步的接触，而且经受了一些实际工作的锻炼（主要指某些不重要的过场戏而言），打下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基础；后者使我在艺术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两者作为我进修导演业务的阶段是不可分割的。

二、处女作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父亲与严恭导演一同完成了他们的处女作《三毛流浪记》。这是一部至今还不时地被电视台拿出来重播的儿童片，那种漫画式的人物造型，形象夸张，趣味浓厚；那样的喜剧式的表演，有幽默感，有讽刺性；这一切使这部作品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在父亲的自传中他对当年的创作过程有这样几段诉说：“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剧本和未来影片怎样漫画化？也就是赋予它一种什么样的喜剧形式？”“我们当时都缺乏对漫画和喜剧片的研究，但从实际中所看到的电影如卓别林的戏剧片和劳莱?哈台的滑稽片，对它们的优劣高低是有所认识的，我们自然选择了前者，作为我们剧本和影片的基本格调。”“其实，张乐平的原作漫画《三毛流浪记》就具有上述特点，我们的剧本和影片只要在原作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再创造就行。我们搞分镜头剧本时就是抱着一本《三毛流浪记漫画集》反复揣摩，同时浮想联翩，进行写作。”“回顾《三毛流浪记》影片的创作，它之所以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原因我认为在以下几点：一、抓住了漫画化和喜剧性的艺术特点，对喜剧片的艺术形式作了认真的探求；二、着重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体现人物形象；三、在技术上放手使用各种表现手段，在表现形式上比较生动活泼；四、我们都是初出茅庐，没有包袱，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因为从漫画到电影，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父亲在影片《三毛流浪记》中的探索，就是在今天也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父亲以后的十六年电影生涯中，他也没有再在这个艺术领域中创造出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三、第一次独立导演

    如果说，父亲第一期的学习就是伴随他八年抗敌演剧队的演出生涯和那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修养》，那么1949年10月父亲被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参加了一段学习，也许就是他在艺术学习的记录中屈指可数的一笔了。不久，他就接受了在上海电影厂拍摄一部影片的新任务，片名为《团结起来到明天》。

这是一部反映上海工人运动对敌斗争，规模相当巨大。父亲在自传中曾这样说道：“这部影片的摄制，对我们新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是一次重大的试练。”“由于自己经验不足，在拍摄前曾审慎地决定：一切围绕主题，以朴实、清楚、有力的表现方式透过工人学生的英勇斗争和党的英明领导把剧作的主题思想表达出来。在表现形式上不玩技巧、或限于自然主义的细节的追求，宁可失之于粗糙，也不想失之于雕琢，因为影片叙述的是万千群众的翻身大事，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广大人民一起为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史诗，它需要有与这相适应的雄伟的气魄和粗犷的笔触，而这正是我的缺限必须努力追求的。”

    1951年初春，《团结起来到明天》和观众见面了。此后，该片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和工人电影节的展映，并获得好评。但父亲在自传中写道：“这是一次重大的历练，它距离成功还很远，但年青的人民中国的电影还只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它的前面，正开展着无限广阔的远景，伟大历史的主题，动人心魄的主题，关系千百万人的生活、祖国的命运的主题，在今后更多人的不断的试练下，尤其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培植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一定有它辉煌的成就，我们只有加倍的努力！”他指出该片的许多不足：“一、群众场面强，人物形象弱；二、正面人物呆板，反面人物生动；三、表现群众成功，表现领导失败；四、表现护厂斗争不如表现罢工斗争有力；”“概括起来说，编导缺乏生活是主要原因。”

    此后，父亲在大跃进的思潮中，还拍摄了一部影片《三年》。但由于作品是在主题先行的原则上创作的，就人物而言更是单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四、《铁道游击队》——从小说到电影

    1956年5月，《铁道游击队》开拍了。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这部影片不时还会在电视中见到，每每当我看到片头那转动的火车轮；那飞身上车的矫捷身影……我总会问自己：怎么在我生活中的父亲身上我很难找到影片给予他的那种强健、矫捷、潇洒的气质？是时间的磨难将那一切都抹去了，还是父亲将那样一种心脉久久隐藏起来？在他的自传中我看到了他为这部作品所做的长时间的采访和考察；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他将自己从武汉到重庆大转移一路中的历险都融在了这部作品之中，与此之外的也许还有父亲自己身上的一种个人情怀。

    记得在父亲离世前的不久，一天，我和哥哥回家看父亲，饭桌上，父亲突然问我们：你们会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吗？我们自然异口同声的说：会啊。于是，父亲要求我们给他唱这首歌曲：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父亲听我们兄妹歌唱的神情永远的刻在我们心里，我知道，他喜欢这首歌，他喜欢歌中的那种乐观、豪爽、浪漫的情调。我想，也许就是由于这部作品给予父亲提供了的这样一种展示他那潜藏心脉的窗口，才使得这部作品能经久不衰。

    父亲在自传中是这样总结的：“《铁道游击队》是我从事电影创作以来在电影改编和惊险样式方面的一次探索，是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成就不大，缺点不小，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但我以为，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记录中，这也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了。

五、从《凤凰之歌》到《绿洲凯歌》的追求

    我之所以要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来说，是因为我曾多次地听父亲谈到这两部作品，在那个动荡不定的“文革”中，父亲每每都会用这两部作品为例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凤凰之歌》是一部以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翻身和成长故事来侧面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影片；《绿洲凯歌》是一部通过表现一对年青夫妻的恋爱、结婚等经历，展示了1957年在新疆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前者以一个农村女性的婚姻变化展示出一个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后者在展示维吾尔族农民与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暗藏反革命的冲突中一对青年男女的情感经历。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凤凰之歌》由于过于追求独特风格，也就是过于追求唯美，过于强调抒情，最终该片被锁入“冷库”至今。《绿洲凯歌》以其史诗的规模和抒情的风格被列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

在父亲的自传中对《凤凰之歌》他曾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部以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翻身和成长故事来侧面反映新农村的新面貌的影片，但它又不同于苏联片《政治委员》那样具有深湛的朴实性，而是和民间传说的凤凰的故事相联系，是带有若干艺术家的想象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为了实现上述努力目标，我还具体提出：1、严格遵守‘艺术是人学’的基本原理，细心探索人物性格和形象特征，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2、坚决追求风格上的新鲜独特，避开公式主义和平庸乏味。一句话，就是要克服过去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老一套干巴巴的现象，要为创造一部有血有肉，有新鲜感和独特性的艺术片而作新的尝试。”我想，父亲当年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去开拓的一个艺术新领域，但在那个以政治性和思想性为第一性的年代，父亲的这些尝试是很容易走向偏差的。而自我欣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总是伴随着父亲去做一次次周而复始的检查。

对于《绿洲凯歌》，在父亲的自传中我也截取了这样几个片断：“关于影片的样式、风格和手法的探索，我们在摄制之前曾根据剧本特点，订了几条原则：一是要有民族特色，但要避免猎奇；二是要有强烈的冲突，但要符合抒情的格调；三是要有新颖独特的艺术处理，但要纯真朴实。”“剧本是一首颂歌，赞歌，田园诗，抒情成分很浓，所以导演处理一般采取比较轻柔的色调和节奏，造成一种基调，然后随着情节的开展，再涂上浓烈的色彩和强烈的蒙太奇动作，使赞歌的成分和抒情诗的成分统一起来。”

由于该片全部请的是维吾尔族的演员扮演，所以在当时的建国十年大庆的影片中以其独特、清新和鲜艳的色彩及构图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父亲在自传中有这样总结：“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我进一步体会到：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灵魂；人学是艺术的特质；生活是艺术的基础；艺术必须保持新鲜独特；而编导合作是电影创作的最重要条件。”而“我在创作风格上的探求没有出现偏差，应该说是接受《凤凰之歌》经验教训后的一次重要收获。

六、《年青一代》——从话剧到电影

    《年青一代》的公映是在1965年。那是一个左倾思想已经很强烈的年代。对于这部作品的社会影响在当今这个年代中该如何评定？我不知道。但作为十一岁的我，确实看到了一部电影会对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我们要做肖继业，决不作林育生。”这曾经是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制订自己事业理想的口号，由此可见，该片在人物塑造上是完全成功的。

    我在仔细地看了父亲的自传后将他的总结归纳为这样几点：

1、充分发挥剧本研究组的集体创作功能。由于这部影片的拍摄是父亲带着将要毕业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一同创作的，严格的说，也就是他们应届毕业生的毕业作业，所以父亲将这次创作与学生们的毕业在即结合起来，从人物的心理依据到人物的行为逻辑，都将他身边的这些学生们的切身感受、感悟溶入了角色之中。这也是这部作品在当年能获得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2、在对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刻画中如何避免正面人物刻板、反面人物生动的问题。这是一个至今我们常在谈论的一个问题。在当年这样一个左倾思想严重的年代中，要确立一个像林育生这样的一个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的后代作为全片的反面人物是要有相当的压力的，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压力，所以才会有肖继业这样的正面人物出现，以及依靠加强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变化、对比，让其各自互动起来。

3、如何处理话剧是以语言动作推动故事发展，而电影则是要以人物的行为动作变化结构故事的问题。将大量的语言转换为人物的动作，这是该片做的第一个修改。但由于该片题材的特殊性，肖继业有大量的关于理想等方面的对白，这是不能删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使对白尽量做到精练外，将这些对话做到情理交融，并带有一定的个性色彩、性格特点，达到给人以品味无穷之感。

七、父亲的电影教育生涯

父亲从影四十年，作为导演，他工作了十六年；作为电影教育者他工作了二十四年；前十六年，对于他而言，不能说是成功，却也感到满意，因为他做了许多他想作的事情。对于后二十四年，我不知道该如何答对。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和妈妈常会有这样的玩笑话：你给张俊祥服兵役……听妈妈说，上海要成立电影专科学校时，当时的上海电影局局长张俊祥让上海的这些知名的老导演分期分批的去做老师，也就是师父带徒弟吧，说好半年一换。可很多老导演正在自己的创作旺盛期，都想再好好的拍几部电影，于是父亲就接受党的安排，去“服兵役”了，这一去就是四年。

四年后的一天，钟敬之伯伯来到我家，给家里带来了一份有周总理签名的国务院委任状，委任父亲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等父亲结束了《年青一代》的拍摄，来到北京后的九个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此后的数年中，父亲没有能够完整地主持过电影教育工作，唯一给予他安慰的是他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那四年教育中所培养的学生，尤其是导演系的学生。在父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做了一个黑陶花瓶，并在瓶壁上分别刻上了他们的名字，送给了父亲，于是这个花瓶就一直被父亲放在自己的书桌前，每当他们中间的一位带作品来北京送审时，他们就会来向父亲汇报。每当他们走后，父亲都会对我说：他们又圆了我的一个梦。

作为一个电影教育家，父亲没有一张文凭。我曾经问过父亲：你是怎么学导演的？他告诉我，跟导演当徒弟；到放映间去拉美国片、苏联电影以及七拐八拐弄来的的苏联电影导演、演员的书，这就是他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初学习导演专业的途径。与此之外的就是靠自己不断地总结了。

晚年的父亲常跟我说的最多的是他在抗敌演剧队，尤其是抗敌演剧九队的生活，以及他的《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和《年青一代》。我想，也许父亲在抗敌演剧队的生活是他走向影剧人生的原动力；《三毛流浪记》是他电影生涯的开始；《铁道游击队》是他将四十五年自己的所有经历和对人生的感知荟萃的作品，也是父亲不为人知的性格侧面的一个写照；《年青一代》是寄予他所有对电影未来的希望。可惜，每每谈到他的电影教育，父亲就会话语不多，一次他告诉他的学生鲍芝芳，自己想把在上海专科学校的教育做一个总结，为此，他还将鲍志芳几年学习的笔记都借来了，但最终父亲没有完成他的计划，到底是为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的一生所做的电影只有八部，可现在看来他所涉足的类型却有六种之多，可见爸爸是一个勇于尝试的人。其次，父亲的艺术生涯可以代表中国一代老艺术家的艺术之路。我想以父亲自传中的一段话作为我的结束语：“旧社会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要想接受正规的电影教育，专攻电影业务是不可能的，由于热爱电影艺术，只能从电影院里看电影，自己琢磨学起；另外有一条路子，那就是跟前辈、专家当学徒。我就是顺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当然，我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道，同我过去十几年从事戏剧活动有紧密联系。有许多我们大家熟悉的电影导演就在不同程度上和我一样走过相同的道路；从话剧到电影，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