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平坎坷成大道--卢梦访谈录

说明：访谈期间卢梦老师身体不适,访谈稿未及让卢梦老师本人审阅,卢梦老师便已于2005年9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本篇结合卢梦老师《我与中国电影》自述篇编辑整理而成。

卢梦艺术简历：

 男，原名田振中，1917年12月生，河北省深县人，中共党员。

自1933年始，先后加入山西省文艺界救国联合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忻县抗日游击大队、岢岚中心区抗日游击总队、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晋西北地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投身中国革命，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

先后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文联主任、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共晋西北中心地委宣传部长、山西省委宣传部编审处处长、文艺处处长、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秘书长等职。其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主编山西省委宣传部党刊《前进》。

1952年11月，调北京工作，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副校长。电影学校于1956年1月改称北京电影学院后，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59年秋，调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化部学校处处长。1961年，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1964年初，重回山西，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造反派批斗。恢复工作后，先后担任中共山西代县县委副书记，山西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山西省文化局局长。1974年1月，率领山西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受到“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迫害。1974年5月，为了落实周总理“三年修好”大同云冈石窟的指示，山西省成立“山西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组”，任组长，主持全面维修云冈石窟的工作，直至1976年9月完成对云冈石窟的维修。1975年，回到山西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全省文艺工作。

1978年3月，从山西调回北京，再次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工作，任电影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重建工作。1980年10月，中共电影学院党委会选举产生，任党委书记。1983年10月离休。离休后，参加了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史料的组织与编写工作，前后历时十年。

 “左倾”少年初出茅庐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左翼文艺的？

卢梦：我1917年12月生于河北省深县。由于老家生活困难，约三岁时，全家搬到当时地广人稀的太原市。1924年七岁时上小学读书，1930年小学毕业，进入阳兴中学读初中。我读高级小学时，语文课就学得比较好，在课外读了不少旧小说。到了阳兴中学，机会很好，语文老师李曙放是个思想进步的人，在讲课的时候他的“左”倾思想时有流露，学生受其影响的不少。当时，进步的文艺作品不多，我只看过国内作家胡也频、蒋光慈等人的作品，新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作品、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等。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在阳兴中学，对我帮助很大的是同班同学榆次人桑凯如，他年龄较大，已做过几年小学教师，结了婚，积蓄了些钱来上中学，以求深造并取得合法教师的资格。我与他曾同住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只能住两个人）。那时正是1932年学生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时候，他参加了山西大学部分学生组织的一个秘密读书会，常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禁书（即宣传革命的书）。他借回来看过后给我看，还跟我讲，在这个读书会里，有榆次人赵荣国（即赵石宾）和徐沟县人李延年。有一次轮到他编辑违禁的“学生新闻”，他在夜里编写，我帮他做了一部分工作。

回想起来，李曙放讲的课，桑凯如的活动以及所当时看到的许多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使我的思想逐渐从同情穷苦劳动人民转变到自觉地为他们争取自由而奋斗。那时候，看到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对工农愈演愈烈的压迫，就更增添了我对革命的信念，我的思想更加“左”了。

1932年的一天，太原市一部分大学生和中学生集合起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被士兵堵在省政府的大门口。正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不知何处一声枪响，围在省政府门前的学生一下子跑散了。那一次我也在，跟着大家去请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

那年暑假期间，我在“学联会”写了几天墙报。开学后回校，与班内思想较进步的同学接触多起来，看的课外书也多起来，还看了一些有一定进步内容的国产影片，如《渔光曲》等。

1933年夏，我初中毕业，考高中未被录取，正在家里闲住，忽然接到同班同学张会权的信，说他已在家乡太谷县找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工作。他所在的北郭村小学应有两名教师，现在只有他一个，还有一个名额，要我去同他一起工作。我同意了，即刻动身前往太谷县北郭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教二、三十个各个年级学生，每月有十余元白洋的收入。

以“卢梦”为笔名宣扬革命

问：卢梦的名字是您自己取的吗？

卢梦：那时正是1934年初，我回到太原后，就到教育学院学生宿舍找李延年。见面后一通名报姓，他表示知道我。我问他做些什么事，他说在养病，也写点稿子给“山西党讯”副刊发表，赚几个稿费。他说该副刊的两位编辑是教育学院的学生史纪言和王中青，大家都是熟人。随后他问我：听说你爱好文学，能写文章，是否写点什么给他们发表？我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拿着我写的几首新诗给了他。隔了一天，就在“山西党讯”副刊上登载了。李延年对我说：编辑先生很喜欢你的诗，再写点吧！一来二往，后来也就认识了史、王二位编辑。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短小的新诗和散文，在“山西党讯”副刊的“最后一页”上发表。那时，晚上常到副刊编辑部去送稿、闲谈，在那里还认识了常给副刊投稿的亚马、樊希骞等人。那时候，我读的旧诗词不多，我写的新诗有的通俗易懂，有的难懂，内容大多是宣扬革命的。

有一次，我向李延年说我在太谷县参加过“社联”，回到太原后失掉了关系，问他是否能给我接转？他说他也没有联系了。后来我经过桑凯如的关系，认识了他的同乡、国民师范的学生阎建寅。我去阎建寅的宿舍次数多了，互相有了了解。他先是借了一些禁书给我看，如《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观》及《血祭》等。后来我向他讲出在太谷县参加了“社联”，回来失掉了关系的事。过了几天，他帮我接上了这个关系。“社联”同我联系的人，后来知道他叫张国声。

那个时候的国产电影，很多是表现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对这种影片，李延年很反感。有一次他看了一部国产影片，叫《春水情波》，回来后很生气，说要批判，马上动笔写文章。写完交给“山西党讯”副刊，第二天就登出来了，题目是《春水情波、糖皮毒药》。

1934、1935年，太原革命文学活动的阵地主要是“山西党讯”副刊“最后一页”。这两年，我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许多作品，用过十多个笔名，但经常用“卢梦”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写完第一篇稿子准备发表时，考虑要用什么名字？于是就翻开了字典，闭目用铅笔杆一指，第一次指到个“梦”字，又翻了一页，指到一个“卢”字，我把两次指到的字掉过来，就成了现在用的名字。用的次数多了，朋友们只知道我叫卢梦。但后来参加了牺盟会与决死队，就用我原来的名字：田振中。1940年到了晋西文联工作，又要写点文章，认识我的同志知道我叫过卢梦，于是又叫起这个名字来，一直叫了数十年，直到现在。原来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1957年在天安门观礼台  吴印咸摄）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问：您当时的艺术实践都是在革命工作中完成的吧？

卢梦：我们当时是一边做革命工作，一边实践，革命工作和艺术实践是统一的。

西安事变之后，张稼夫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又介绍我到了由宋劭文负责的“村政协助员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一直到了1936年的新年。

自1936年11月，阎锡山让薄一波领导牺盟会的工作后，为了扩大开展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牺盟会经过考试招收了一千余人，主要是本省的有抗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训练，于12月以“村政协助员”的名义分配到山西省各地。一个县十来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成立各县牺盟分会、介绍优秀会员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他们工作了三个月后，于1937年3月返回太原。牺盟总会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人进入特派员训练班受训。经过两个月严格的训练，于6月中旬陆续分配他们到全省各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领导各县牺盟会的工作。经宋跃文介绍，我进入该训练班，身穿山西军队衣服，在该班第一班（即特派员训练班）学习，同班中的同学多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均未公开，但有行迹可以看的出来。

牺盟会中心区的负责人把我分配到岢岚县抗日自卫队做政治指导员。该自卫队住在城东一个村子里，同我一道从忻县来的郜元成和蔚寒心两位同志任该队的政治工作员。我们每天同这一百多名青年农民生活在一起，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一些当时我们可以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几天后，队上来了一个穿便衣的甘肃人，叫蒋占奎，是调来当队长搞军事训练的。他来时带着党的关系，我才知道他是八路军派来的同志。因为那时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牺盟会训练自卫队不能公开请八路军的干部，于是他就和其他几个八路军的军事干部换了便衣来到这里工作。

1940年1月，山西新军“反顽固”战役结束后，我们决死四纵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驻扎在离临县县城不远的榆林村，恢复了“分旅”之前四纵队的编制，以及政治委员的职务，把两个旅重新合为一个纵队（旅）。这样一来，干部就显得多了。政委雷任民与晋西区党委商量，决定调出几个干部到地方上工作。这其中就有我，初步决定我去雁北专署任秘书主任。我于1940年4月中旬动身到兴县，向中共晋西区党委报到。到了兴县，晋西区党委负责人赵林同志对我说，从晋西南区党委来的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说晋西北地区要建立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让我和亚马同志参加筹备工作。在筹备处见到亚马时，他已来了几天。他也是区党委按张稼夫同志的意见调来筹建“文联”的。两个老朋友又要在一起工作了，分外高兴。做文化工作是我们两人的专长，加上又是张稼夫领导，更为满意。筹备“文联”的工作很简单，由区党委出面召集，我们安排活动，于5月4日在兴县城内成立了“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即“晋西文联”。从此，新的、革命的文艺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这个地区发展。

1940年初，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绝对的领导权。党与民主政权一开始就注重文化工作，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在晋西北地区建立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派我们几个同志进行筹备工作。

（1982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校址办公室办公）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0年5月4日，在兴县城内召开晋西北文艺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有一百多名地方和部队的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出席了大会。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从延安来的作家萧三等人在大会上讲了话。关向应同志讲的题目是“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这是一篇指导性讲话，是根据1940年1月发表的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提出了在晋西北地区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大会还向全国文化界发出声讨文化界汉奸的通电，并选举产生了“晋西文联”的领导机构，同时建立了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等分支机构。

 “文联”成立后，我所在的文学协会的工作是比较活跃的。一些部队、机关、团体和学校中爱好文学的青年，建立了不少文学小组，有的还将小组成员的作品用油印的刊物发表。这些小组大部分坚持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1941年7月，由文学协会编辑出版了纯文学月刊，叫“西北文艺”，每期约两三万字，印一千份。这个刊物的出版，对晋西北地区文学作品的创作起了推动作用。“西北文艺”的编辑，只有我和田家两个人，从收到稿件到编辑好送到黄河以西“抗战日报”印刷厂印刷，再取回来分发，都是我们俩一手操办。开始几个月，来稿挺活跃，后来渐渐地就少了，只有几个经常投稿的人支持，月刊只好改为季刊或两个月出一期合刊。合刊后有一期上发表了女作家莫耶写的《丽萍的烦恼》，这篇小说是写一位女同志与一位部队首长的婚姻问题。小说刊出后，受到不少部队干部的批评。这期合刊出版后，又出了一期，因为稿子太少，再加上《丽萍的烦恼》受了批评的缘故，“西北文艺”就停刊了。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于当年六七月间由欧阳山尊传到了晋西北地区。文联的同志和在兴县各剧社的同志都听了传达。这个“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工作方法及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把存在于我们之间对文艺工作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说法和作法都批驳了，并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间去，向工农兵学习，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晋西区党委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及党中央的具体指示，决定部队和地方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间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长期在地方上担任一定的职务，同工农兵一起生活、工作。1942年11月，文联的同志分成三个小组，到一部分县、区的抗日救国联合会去担任文化部长，参加当时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我与几个同志在临县及邻近的地方参加了这项工作。

创作出“共产党的骨头戏”

问：您在创作中比较注重那些方面，能不能举个例子？

卢梦：在创作中我比较注重探索和创新。1944年3月，中共晋绥分局决定将兴县地方上的专业文艺工作者都合并到“七月剧社”。这样一来，“七月剧社”扩大了，分成三个队，我在剧社担任第三队队长。第三队以原文联的创作人员为主，主要任务是搞文艺创作。

为了鼓励与繁荣创作，以中共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同志为首，组成了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评判委员会”，号召全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进行革命文艺创作。文艺工作者们经过了一年多下乡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参加边区群英会，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积极投入到创作活动中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创作出一批作品。“七月剧社”第三队的创作人员每人至少创作出一件作品。我组织和领导了全队人员搞创作的任务，同时我也参加了一个创作小组，与西戎、孙谦、常功等同志合作编写一个多场次的剧本，反映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人物与事件。

大家商议，这个剧本的创作分工是四个人分别各写一、二场戏。我们几个人先讨论了剧中人物和事件。有一场戏表现群众开减租大会，这部分戏最难处理，别的同志都不愿意写，于是推给了我写。我琢磨了几天，把这场戏处理成群众大会主场在幕后，只通过前台几个演员的表演来反映，就是该剧的第六场。全剧写出后，由我修改一遍，交给“七月剧社”第二队去排练，戏排好后，请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来审查, 之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就公开演出了。这个戏演出场次很多，反映也较好，有的观众看后说：“这是共产党的骨头戏。”

这次活动，有许多作品参加了评奖。是年9月18日，公布了评奖结果。我们几个编写的《减租》剧本获得了一等奖。所有得奖作品，都用质量较好的纸张印出，编成一套“七七七文艺奖金丛书”。

这次创作活动结束后，“七月剧社”第三队由剧社的指导员亚马带到实验学校。不久之后，边区恢复了文联，他们回到文联工作，我留在剧社担任指导员。

编辑进步报刊，参加首届全国文艺大会

问：后来您还担任过《大众报》的报社社长？

卢梦：都是革命工作。1948年10月，我从崞县参加土改工作回到兴县，没有回文联，先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几天后，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长龚逢春对我说：已定亚马再回文联，调你到《大众报》社任社长。那时，亚马已经从地委宣传部长任内调出，到兴县城里主持文联的工作，并准备招一批学生办艺术学校，以备解放区扩大后搞文艺工作时使用。而我则被安排到《大众报》社任负责人，同时兼管晋绥图书馆。这对我来说是个新的任务。

当时，晋绥《大众报》已出版了很长时间，由从土改中调回来的马烽、西戎、束为、李半黎等同志编辑。《大众报》名为报纸，却与一般的报纸不同，因为这张报纸的对象是识字不多的农民及农村干部，所以要把新闻、评论及文章写成通俗读物，国内和区内的新闻要登一部分，当前工作与生产知识应占大部分。因此，报社编辑人员要多一些。马烽同志是《大众报》的总编辑，束为、西戎、李半黎、李希孟等十多人是编辑。他们只负责采编排样，印刷由《晋绥日报》印刷厂负责，纸张等由《晋绥日报》的采购人员供应，每三天出一大张报纸，由邮政方面分发至各县。《大众报》的编辑部与《晋绥日报》的编辑部都住在一个村里，人员也同在一个灶上吃饭。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画报社的负责人力群。

1949年春，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中共西北局要组织西北文艺界代表团参加大会，原晋绥分局归西北局领导，就选出一部分代表参加西北文艺界代表团，我被指定为代表之一，与尚留在兴县的周文、力群、李少言、羊路由等一起，于五月下旬从兴县出发，经太原、石家庄到北京；另一部分代表，有亚马、常苏民、朱丹等是从临汾出发到北京。这两部分代表在石家庄会合，然后一起到了北京，在北京与陕甘宁边区文艺界的代表聚齐，成立了西北文艺界代表团，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 （1987年，在家中）

1950年1月初，我们到了山西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还兼任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是程子华，省委副书记是赖若愚，组织部部长是解学恭，宣传部部长是陶鲁笳。陶鲁笳同我谈话，详细问了我过去的工作经历，说“现在的省委宣传部只有宣传处与教育处两个处，打算出个党刊，名为《前进》，每月出一期，要成立个编审处，由你去当处长，编辑这个刊物。”我当时就答应了。编审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编辑；一个是个女同志，叫胡明，当助手，办理来稿的收发、登记、送稿、校对等工作。每期《前进》编好后，送陶鲁笳审阅。有时他在一些稿件的前边，写“编者按”。

在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工作的林杉同志来到山西，写已经由毛主席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电影剧本，就住在山西省委的招待所内。我们常常见面，谈论这个剧本应该如何写。当年5月，文水县委决定为刘胡兰移灵，并宣布处理杀害她的凶手（一个原阎锡山军队的大胡子连长和营长），省委让我去参加，我带了一个花圈和一个警卫人员到文水县去了三天。

被电影局“借去”写剧本以致和电影学校结缘

问：您是什么时候和电影教育结缘的？

卢梦：说来话长。大约在1951年底，“三反”运动结束。新任省委书记赖若愚找我谈话，想让我代表省委到忻县地区检查工作。忻县地区由原晋绥边区几个县与原晋察冀边区几个县合并而成，地委书记是原晋察冀边区的干部。当时那里问题比较多。赖书记的意思是让我去工作一段时间，就留下来领导那个地区的工作。我跟赖书记说我还是想搞文艺工作，不想搞别的工作。赖书记也知道我在抗战以前写过一些新诗，抗战时期长时间在文艺界工作，因此，没有坚持让我去忻县，而另派了别人。恰在这时，经林杉同志推荐，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袁牧之借我到北京编一个农村反“一贯道”的剧本（编者注：1951年山西北路几个县中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活动猖獗，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宁，山西省委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使广大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决定在北路几个县群众中开展反“一贯道”的宣传），省委也同意了。1952年新年过后，电影局派导演冯白鲁来和我到崞县一带了解情况，然后一起经北京到北戴河去写剧本，这时已是1952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写成剧本初稿，返回北京剧本创作所，把剧本送交艺委会负责人蔡楚生审查，蔡楚生又转交给当时文化部负责人周扬。周扬看过后给否定了。这期间，电影局长袁牧之辞职，王阑西来任局长，我已正式调来电影局工作。电影局派我到去年刚成立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任副校长。这时已是1952年11月。

电影学校是1951年才成立的，其前身是陈波儿为所长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已有两个表演班和一个编剧班，就在西四石老娘胡同两处大院（原为民居）内居住、上课。教师有耿西、王逸、谢铁骊、石联星、唐远之等。校长是白大方。1953年3月改称北京电影学校。

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要发展电影事业，缺乏大批的专业人员。旧中国没有培养电影艺术人才的学校。电影界除少数摄影、化妆及放映人才由其它学校培养外，还有就是从国外学习电影专业回来的少数几个人，以及由搞话剧出身转行搞电影的人。大批的技术人员甚至艺术创作人员都是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起来的。建国之初，国家还没有条件办苏联那样的电影大学，只能走从小到大的路子。于是在1950年办了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招了两班学员，以后又办了一个电影编剧班。然而，电影事业发展很快，急需培养摄影、洗印、电影美术、以及发行与放映人员。1952年秋，在新成立的电影学校内增设了电影摄影专修科、电影洗印专修科、中技班、放映师资训练班、发行训练班和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接收过来的动画专修科。一共七个专业九个班，共有学生36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于1954年陆续毕业，分配到各个电影单位去工作。这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问：当时在教学中是否遇到很多困难？

卢梦：教学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首先是师资缺乏，专业知识和教材不多，教学质量差，特别是电影洗印专业，没有专业的教师。按照教学进程，马上要开专业课，学生们着急要上课，学校领导更急。校领导向文化部电影局多次反映，学生们投书报社，最后集体向文化部请愿。这种情况使电影局领导下了最大决心，把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丰富洗印知识的技师查瑞根调来，请他讲专业课。这位查老师虽然实际操作经验丰富，但没有在学校教学的经验，现在要他马上来学校教学，够难为他了。他只好靠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一边编教材一边讲课，还自己动手做些必要的实验设备。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总算把这门课讲完了。学生们虽然在学校里学得不够，但毕业后到各电影制片厂在原有的洗印人员带领下，很快就熟悉了各自的工作。有些人还成了这个专业的专家。

其次，学校的教学设备很差。虽然在新街口豁口外建了一处新的校舍，但当初设想很低，占地的面积少，教学与实验用房更少，现在一下来了三四百名学生，就显得校舍不够，挺拥挤。至于教学、实习的用具更少，只有几台旧的电影摄影机和几间简易的实验室。教材都是新编的，参考资料也不多。教学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上很困难，但党和政府对人民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很重视的。对中等和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北京电影学校设有教务处，处长是吴天，副处长是潘奇；对学生政治、思想上的教育主要依靠学校的政治处以及下边的辅导科，政治处处长王子贞是从解放军中调来的，辅导科的科长肖忠信也是一位老干部，学校各班都配了一个专职辅导员，做学生的政治、思想辅导工作。那时的社会风气，是一个青年学生，应当在政治上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上追求进步，业务精通，做到又红又专。这一批学生于1954年先后毕业。

在这批学生毕业之前，随着国家各项建设的发展，中央文化部与电影局决定，在现有电影学校的基础上，“升级”办一所电影学院。为此，急需派人出国考察办学的经验和方法。电影局长王阑西带着电影艺术委员会的章泯、电影局计划处的钟敬之及电影生产专家司徒慧敏等到苏联、德国、波兰等国参观学习，并与苏联的全苏电影大学商定，派四位专家来我国办训练班，为我国培养导演、表演、摄影和制片管理人才。同时，从苏联电影大学带回一批教材。为办电影学院，就必须请几位业务水平更高、资历更长、在电影界声誉更大的人来任院长。内定由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任副院长。至于原来电影学校的校长白大方，则到师范大学教哲学课。我被留下任副院长，主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和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现在的几个专科班毕业后，即计划招收一批在职干部办四个训练班，由四个苏联教师任教，提高学员业务工作能力，培养几个可以留下做教学工作的同志。

1955年夏天，四个苏联专家来了，四个专家训练班也办起来了。而我却由于电影局要搞“肃反”，被调去和电影局秘书长田方专门负责“肃反”。我早去晚归，同时照顾一些学院内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肃反”工作。四位苏联专家在学校工作了两年，至1957年夏天。训练班结束，专家要回国。北京电影学校正式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由局长王阑西兼任，实际负责人是副院长章泯。

问：是什么时候以北京电影学院的名义招收学生的？

卢梦：1957年夏，北京电影学院招收了学院成立后的第一班学生。

北京电影学院在小西天路西选定一片地方，按学院教学要求建了一批房子，把已在东院的房子，改为教职工宿舍。学院的机构，则按高等学校的要求，逐步改革、建立。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了两年多。于1959年秋天，被调至由陈克寒任部长的中共北京市委文化部学校处任处长。1960年，我被调到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作实际上的负责人。1961年，经过上级批准，学院改名为北京艺术学院，并任命我为院长。

北京艺术学院办了三年多后，为了新的需要，党中央宣传部决定，撤消这个学院，在学院的原址（清朝的恭王府前院）办中国音乐学院。这时，中央文化部学校司想要我去，北京市文化局也想留我，最后，中共山西省委指名调我去山西。

重回山西开始新的工作

问：之后你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卢梦：1964年初，我回到了山西，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开始了新的工作。到太原后，就住在原来是阎锡山的省政府、现在是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大院的宿舍里。省委宣传部的三位副部长解雨田、黄维、江萍，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省委宣传部有七个处和一个办公室，共有工作人员七十余人。有几个处的工作我从未接触过，只是对一般的文艺、教育、宣传、理论等工作还知道一些。来这里后，能看到中央的和省的文件很多。对这种新的环境与新的工作，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逐渐了解本部的工作和人员情况。

当年八月，我回北京把家里人都迁入太原。不久，我奉命到原平县（即原来的崞县）参加“四清”工作。

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来太原，他妻子于蓝正在晋南绛县下乡，也来到太原；紧接着，北影的导演崔嵬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来到太原，准备拍大寨的纪录片。由我陪着，卫恒在宾馆请他吃饭，然后让我带他到大寨。第二天，我和宣传部的王丕玉陪着田方、崔嵬到了昔阳县大寨大队，见了陈永贵和郭凤莲。我们在大寨住了两天，田方回了北京，崔嵬继续在大寨大队做纪录片的准备工作。

冬天，华北局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省、市宣传工作会议，山西去了十多个人。还在办话剧表演班的李章等同志知道我到了北京，还到我住的饭店来看我。

1966年春，华北局组织华北地区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宣传部长到天津学习“矛盾论”与“实践论”，为期半个月。山西的卫恒、郑林、朱卫华和我参加。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污蔑说自建国以来“文艺界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3月份，毛主席严厉指责彭真与陆定一的工作。以后，又罢了罗瑞卿与杨尚昆的官。不久，就开始了毁灭一切的“文化大革命”。

1972年初，我调回太原，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八、九月间，我又回到省委，做恢复省文化局的工作。省领导任命我为省文化局革委会主任（即局长），副主任一个是部队“支左”干部郭植斋，另一个是原来省文化局的副局长邓焰。各个处都有一、二个部队干部来管人事与主要业务。这样，省文化局就恢复了，就在省革委大院内办公。紧接着，文化局所属各大单位都派去了部队干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

过了些时候，听说周恩来总理要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山西大同市云岗石窟参观。云岗石窟是在砂石山脚下开凿的，因为年代久了砂石风化剥落，前不久有一个窟顶曾掉下一块石头。由于怕出事，国家文物局决定派工程师来做加固维修工作。工程师提出主要用环氧树脂粘接。工程师来后，省里决定我为此项工程维修组的组长，国家文物局派了个副组长，已定此项维修工程三年完成。这样我便需要每年至少去两次看维修工程的进度，同时也检查了太原到大同沿途（包括大同）的文物古迹与著名的寺院。这二年，文化局所属单位都调回一些原来的干部，比较充实了。但大多数调回来的干部是以原来的一派为主，“派”性较大，两派人员还不能很好地合作，领导不好当，人的工作不好做，我只好多与文物工作打交道。“文革”这几年，文物工作没人管，现在多做些文物工作也是很必要的。这阶段国家文物局也常派人来检查维修大同云岗石窟的工作。

1973年底，省里接到以“四人帮”为主的中央文化组的通知，说明年一月要在北京举办华北地区各省、市的戏曲汇演。这两年我们没有新的剧目，就选了个前几年的保留节目“三下桃园”，因为“桃园”二字犯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在河北省一个叫桃园的大队中蹲点搞“四清”），故改名为“三上桃峰”，并把剧本做了修改，强调了学习大寨精神的内容。初改由省文化局副局长贾克负责，后来又由当时的省文教部部长王大任负责。剧本改编完成后，排练出来，经绝大多数省委负责人审查，得以通过。1974年初以我为团长的山西省演出团就赴京了。赴京后，当时中央文化组的负责人于会咏、刘庆棠等听说我们带了此剧去演出，就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这戏背景方面的，我认为这个剧本是前几年写的，又是宣传学大寨，不会有问题。戏一演出，事情就大了，他们说这戏是为刘少奇翻案，我大吃一惊。这个戏写的是一个大队把一匹有病的马卖给了另一个大队，后来，大队支部书记发现后，就把钱退给了人家，把那匹病马收了回来。这明明是宣扬大寨精神，怎么就成了为刘少奇翻案？于会咏他们说，王光美在农村“四清”时，在她蹲点的地方曾经把一匹马送给了别的大队，因此这个戏就成了替刘少奇和王光美做宣传。

戏不能演了，北京各艺术团体的部分人员与山西演出团全体人员开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当然是我和省文化局分管戏剧的贾克。大会后又发动山西演出团的部分人员开小会批判。这些大会、小会，我都参加了，虽然心里不服，但从未发言表态，心情很坏，血压也增高了。然而在会后、私下里，演出团的不少同志对我很关心，这使我很感激。这样过了一个月，汇演结束了，我们就回到了太原。省委机关里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我还是和过去一样。我们几个人奉命到各文艺团体去接受批判。去了几次，批判的劲头越来越小，大家心里明白，此戏不该批，往往是从批戏开头，很快就转而谈一些别的问题。省委的意思是叫我们一边检查一边工作，我就又到大同市去检查维修云岗石窟的工作。后来听说，为了此戏江青还换上军装去批评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其实是她认为谢振华不听她的话），谢振华只好在干部会上当众检查。不久之后，谢就不兼任省革委会主任了，仍去当69军军长。此时陈永贵已到中央当了副总理，王谦又当了省委书记。

1976年，山西省委恢复了省委宣传部，初时是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来“支左”的徐守恒任部长，副部长是李慰、史纪言、刘贯文、陈新兰和我。此时虽经大力反对“派”性，但“派”性依然存在，正常的工作受到干扰。我到省委宣传部后，分管文艺工作，由于“文革”的影响，文艺界的团结也很难解决。

1976年后半年，我奉命带了一部分干部到榆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乡下，看了电视，很伤心。我住在东阳公社办公的地方，那里有一台小电视机，播放追悼周总理的现场情况，当看到江青去时还戴着帽子，旁边看电视的人大声喊：“快摘掉帽子！”，可见当时群众的心情。回到太原后，我听说“四人帮”不让隆重纪念周总理，感到很气愤！当时在太原正在搞戏剧汇演，王大任在主持，见我从乡下回来，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汇演的节目，大多数是宣传极左思想的。过了几个月，毛泽东也去世了。紧接着，是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打倒了“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

克服艰难险阻重建电影学院

问：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电影学院的？

卢梦：不久，我就接到了原电影学院几位同志的信，说电影学院要恢复教学，希望我去。 

1970年，中央“文革”小组将电影学院全体教职工及部分学生赶往外地农场劳动改造，把学院的校舍及设备给了电影发行公司等单位。1971年，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五七艺术学校”成立了电影系，调回原电影学院的一些教师，招收了一批学摄影和照明的学员。1973年，随着“五七艺术学校”改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系也升格为“五七艺大”所属电影学校。1974年，又决定电影学校留少数教师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办训练班，后来又改为“厂办校”，1976年，“五七艺大”电影学校招收了一批各个专业的新生。

 1971年起，电影学校招生办班都是在已不招生的北京市农业劳动大学的校址进行的。

 1976年10月，随着横行多年的“四人帮”垮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家高教部批准，恢复了电影学院建制。1978年3月，中央文化部决定：成立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由新调回来的副部长王阑西兼任组长，把我从山西调来任副组长，另外两个副组长是钟敬之和申伸。

问：当时的学校面临哪些迫切的工作？

卢梦：我在离开电影学院20年后，又重新返回了电影学院。新恢复的电影学院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学院原来在新外大街小西天的校址已经被电影发行公司等单位占据，腾不出来；学院大部分器材也被别的单位拿去使用，要不回来了。没有校舍，只好在朱辛庄北京“农大”空着的校舍内办学。朱辛庄距城区十多公里，原有的校舍与设备只适合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而且教职工上班，学生到校外观摩、实习，及请外来的教师讲课都不方便。

就在这种条件下，电影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克服种种困难，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于1978年夏季，在小西天原电影学院干部宿舍院内，招收了第一批本科新生。招生考试时，新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同志也到考试现场视察。经过严格筛选，录取了177名新生，其中包括19名表演师资进修班的学员，这个班的学员为了观摩与实习方便，就在小西天原校址西边的一片空地上，建了两排简易房住宿和上课。其它各系新生，都到朱辛庄原北京农大校址内住宿和上课。这样办学困难实在太多、太大，因此不久之后，我们给中央文化部写了报告，要求在北三环一带征地建新校址。

 一百多名新生进校后，虽然能按教学计划开课，但学生们的思想很复杂：一方面是为自己能在那么多报考青年中被录取进了自己喜爱的学校，学了自己喜爱的专业，而感到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对条件非常差的校舍、设备及面临的许多困难，感到很不满意。大学生们对国家大事是比较关心的：“四人帮”垮台了，今后中国往何处去？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这都是学生头脑中感到迷惑的问题。

（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四十年校庆仪式上，自左起：卢梦、吴印咸、王阑西））

由于十多年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对文化的摧残，使我们对世界电影所知甚少，学院为了让教师和学生们弥补这段空白，开阔思路，增长知识，汲取世界各国电影的“营养”，从电影资料馆租来放映了不少主要是西方各国60年代至70年代的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制作，代表了世界电影发展的主流，但是不可避免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学生们在课外看的业务书，也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些影片，很多是过去不允许师生们看的，更不会在社会上放映。现在大家看多了，自然会受其影响，因此就认为中国的民主生活不如人家，中国的影片不如西方的好看。虽然课堂上有讲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但是有许多学生不喜欢听你讲这些，他们怀疑马克思主义。在学生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做了一次文艺思想调查，是用测验的方法进行的，结果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于是请吴国英同志给学生讲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课，同时还要求专业课的老师们结合专业教学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学生们文艺思想的问题。

 教师的实践少与学生们的实习条件差，是从电影学院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了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整顿与充实了担负学生实习任务的学院实习处，使之具备可以制作一部外景不多的故事片的能力。同时，我们又分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与各制片厂联系，由学院派出各系专业课教师去厂里参与摄制故事影片，这个办法，在创作人员很少的小电影制片厂，如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很容易解决，他们也欢迎我们派专业教师去。另一方面，导演系的专业课教师自己写剧本或者找剧本，自己导演，学院各系专业教师联合参加，由本院实习处担负制作任务，自己拍摄影片。在“文革”后学院拍出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就是1979年拍摄的《樱》。《樱》拍摄完成后，正式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学生们的实习，由专业课教师指导，在学院的实习处进行，多半是短片，拍得好的，可以拿到社会上发行。

 从1978年到1983年，电影学院在继续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同时，进行了“一学二批三整改”：“学”就是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批”就是批“四人帮”的反动罪行；“整改”首先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评定教师职称，改正错划右派等，以及重建实习处。这时期学院最主要的任务是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重建一处新校舍。这个报告经胡耀邦、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看后，都表示同意。经上级批示，在北三环（原黄亭子处）拨了十公顷土地给电影学院建新校舍。学院决定由副院长李牧同志负责新校舍的建设。因为北京农学院也要恢复教学，经过与他们协商，决定最近三年内，两个学院都少招一些学生。

 1980年10月，中共电影学院党委会选举产生，我任党委书记，申伸和石毓钧任副书记；文化部任命成荫为院长（成荫当时正在拍片，未到职），罗光达、张客、赵明、李牧为副院长。1980年11月，我同教务处处长刘维翰及各系一名教师到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调查，了解在各厂工作的原电影学院各系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以及各厂需要哪方面的专业干部等，为时约一个月，回来写了报告给文化部，并制定了最近几年学院培养学生的计划。

 1982年4月成荫同志拍完影片后，来电影学院任院长职。他来后立即积极审查各专业课的教材，并与各专业课的教师谈话了解情况，很忙很累，以致心脏病加重，只得于1983年后半年休息。

 1983年10月，我和钟敬之、申伸、罗光达、张客、李牧、赵明等年龄均已超过60岁，按中央规定，相继或同时离职。离职前，文化部来人调查，选择下一任领导干部，我向他们提了由沈嵩生任院长，孙月枝为党委书记，均被同意。

从1984年初起，我正式离休，未兼校内校外职务。

                                                  （宣传部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