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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回顾篇]怀念岁月 寻梦昔日情——追思断想60年前的研究所
     
    2015-01-28 14:24:13
     

    怀念岁月 寻梦昔日情

    ——追思断想60年前的研究所

    郦子柏 表演艺术研究所表演班(五〇)班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至今已经历了整整的六十个年头。六十年的沧桑巨变,尤其是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立政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把一个贫穷、落后,濒临经济崩溃的国家,引上了一条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龙头、促使国力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在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中,我既是亲眼目睹者,也是亲身参与者,目睹了祖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艰苦历程,乃至国际地位与威望的不断提升,从而令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豪情;参与了祖国由无到有,由小变大的文艺建设;成了历经文艺事业六十年变革和发展的同步人,并为此所作出的奉献而深感欣慰与自豪。

        六十年的岁月和时光,对人生可谓漫长矣,然人生又在弹指一挥间,六十年却恍如昨天,只要回忆起这期间的任何一段往事,脑海中就会闪现出种种动人的景象,特别是对一个出入革命队伍的青年,给予我的印象更为深刻,永难忘怀。这也就触发我提笔追述对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思念之情。

        一份迟到的准考证

        1950年春季,我从上海沪江大学转到杭州之江大学,虽然学的是电机专业,但自中学起一直爱好戏剧、歌唱、舞蹈等业余文艺表演活动,故而结识了不少校园戏剧的志同道合者。是年夏季,我接到了沪江同学从上海发来的信函云:设在北京的中央电影局,创办了一个表演艺术研究所,正在上海招考……。我见此消息,立即乘车赶赴上海,住入我曾在沪江读书时的老校舍,并与同学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考处,办妥了报名手续,报考人员告诉我们,考试的地点和日期另寄信件通知。

        我耐心等待了多日,终于接到了通知书,可是打开一看,信件居然迟到了两天,考试早已过期,我不甘心就此作罢,错失良机,就在当天,冒着炎夏烈日的烤晒,匆匆乘车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向招考人员陈述了误考的情况,经他们商量后,决定同意我立即进行补考,并将我引入了一间会客室,等候主考人来对我考察测试。

        一个意外的惊喜

        会客室内闷热难熬,静坐在皮制的沙发上,也是汗珠直流,即使是不断地扇着芭蕉扇,也无济于事。约半个小时过后,突然听到楼梯的脚步越来越近,我抬眼望去,出现在客厅门口的竟是著名的电影明星——秦怡,她穿得一身素花浅底的短袖连衣裙,脚套一双浅色平跟皮鞋,身上不戴任何的头饰或手饰,显得自然而朴素,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肌肤,秀美的容貌,以及稳重的举止,透出一股温文尔雅,端庄高贵的气质。在我仰慕的中国电影明星里,秦怡老师是其中的一位。因此,我第一次见到她,怎么不令人惊喜,接着又同她近距离接触与交谈,更使我深感荣幸。

        她缓步走入客厅坐定后,作为唯一的主考人,她目测了我并简要地问明我的情况,便开始出了考题《夜归》,让我做应试的即兴的表演。我记得当时就根据题很快地设想出了一个小故事:一个男大学生在与女同学的约会中,恋爱关系破裂。在深夜中,他沮丧地躅着沉重的脚步回房,在门旁靠附着,泪水潜然流落。俄而,打开了电灯,从书桌里取出珍藏的女友照片,长久地凝视着,他似乎在回忆热恋中的甜美情景,接着强忍住心头的痛楚,将照片慢慢地撕碎洒落在地上。然后振作了一下精神,从书架上拿出了课本,专心致志地阅读,将书里的要旨用钢笔记录在笔记本上……。我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表演完了这个小品。秦怡老师观看后再也没有说什么话,考试就此完毕。

        招生人员叮嘱我,录取与否,需等待信函通知。数天之后,我接到了录取的通知书,真可谓喜出望外,还使我高兴的是沪江大学的同窗好友高也被录取了,后来又得知沪江同学戴光晰、卢欧琳均被录取于表演艺术研究所。

        北京石老娘胡同四号宅院

        为了赶在开学前报到,我于9月10日前后,告别了亲人和家乡,离开了母校,第一次乘火车去往远离故土1600公里的新中国首都——北京。慢速的列车经过30小时左右的行驶,终于抵达目的地——前门火车站,下车后便有专人将我接入表演艺术研究所,这是一座地处西城区、介于西四牌楼与平安里之间的石老娘胡同四号宅院,属于北京老式的四合院建筑,灰色砖墙、黑瓦、红柱、绿窗,走廊及正北房和东西厢房结构成整座院落。正北房较宽敞,既可用作教室,也可当成会议室,东西厢房分别住着教师和女同学,也有的成了办公用房,厨房和厕所则安置在边角的小平房内,而男学员的宿舍安置在这条胡同偏西的院子里。新建立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办学条件很差,既无专门的教学措施,也无良好的教学设备,京剧身段表演与舞蹈形体训练课程就在四合院的天井砖地上进行,影片观摩课也需到西四电影院去买票欣赏,体育课的晨练,由学生们集体成对,穿梭跑步于各胡同之间,一进入冬季,由学生们轮流值班,在教室、宿舍烧燃了煤球炉子取暖,一切是那么地简陋和艰苦。我们第一个表演班的学员,就是在这个宅院内度过了三个年头的岁月。

        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机构及人员

        表演艺术研究所始建于1950年6月,它的全称是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副所长是著名导演艺术家王逸,下设教务科、人事科、行政科,而教务科又下设教务与演出两个组。此外还有演员班的构建。

        研究所初创时期的教职员工及党政领导计有谢铁骊、巴鸿、王庚尧、唐远之、李露玲、严恭、海音、金励、吴青等。我们班的主任是严恭,后改由谢铁骊担任。学员是从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四个考区择优录取,共计55名,几乎是男女各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中学教师和大学生,还有不少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青年职工。本班同学黄钟,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这个班属大学专科体制,学制为三年,以开设表演专业为主课,再配以相关的辅助课,所内固定的教师,为学员讲授表演和台词的课程,其它的诸如戏曲身段、舞蹈形体、声乐合唱、体育等课程及基本功训练,都是外请了李紫贵、夏佩杰、陈灵、马约翰等老师来所授课。此外,尚有裴文中、金克木、史东山、蔡楚生、于敏、陈荒煤、俞平伯、丁玲、艾青、老舍、盛家伦等著名文艺家来授课和专题讲座。

        表演艺术研究所成立暨开学典礼,约在是年9月中隆重举行的,以著名电影编导、表演艺术家、电影局长袁牧之为首的一批各厂领导与名家前来参加、盛况空前。从此,为未来北京电影教育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波儿这个响亮的名字,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鼎盛时期,已经闻名遐迩了,她在进步影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所扮演的各类女性形象,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妇女反帝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艺术典型。我在少年时就曾观赏到她主演的影片,她的名字也和王人美、胡蝶、阮玲玉、周璇一样,深印在我幼小的脑海中。

        我们班开学典礼的大会上,陈波儿未出席是因为她这时正在苏联访问,然而同学们都盼着及早地见到她。开学后不久的有一天,我们都在正北房的大课堂温习功课,突然传来了陈波儿所长到了所里的消息,顷刻间她已出现在大课堂的门口,同学们全体起立,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第一次的到来,她也面露微笑,频频点头,目视每个同学,步入教室,随意落座。她给予我的初次印象是,她身材娇小,体质略显瘦弱,但是她精神十足,目光炯炯,双眼中透出一股智慧和灵敏的精神,眉宇间显露出一种精明与坚毅的气度。她思路敏捷,谈吐清晰而简练,仪态庄重而纯净,举止大方而脱俗,穿着打扮也相当朴素,她穿的一身灰色“列宁服”没有任何的金银饰物,在她身上已然消弭了30年代作为电影明星的风貌,而更多地展露出新中国人民电影及其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的才华与风采。用现代的语言来评价她的话,她是一位“女强人”,这就是当时在我心目中的陈波儿。

        她在课桌旁坐下后,热情而亲切地对我们说,这次赴苏联访问考察那里的电影艺术和教育事业,收获颇多,希望将来也能开办一所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成立表演艺术研究所算是迈出了第一步,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优秀的电影人才,这一愿望不久会实现。她还勉励大家“先要做一个革命家,再当一个艺术家”,并提出了要继承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努力培养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电影专业人才……陈波儿所长这番话发自肺腑的热切讲话,使在场师生们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励,并由衷地为她正确、深刻的办学思想及远大的理想和愿望而钦佩和折服。

        后来我才得知,这位出生于广东汕头的女强人,早在1929年就开始从事了左翼戏剧和活动,有着丰富戏剧、电影的创作实践经验,精通表演、编导艺术,才华横溢,造诣深厚,她是一位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民艺术家。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阅历广博、经受考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站在先进文艺前列的先锋战士。她在电影局既是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艺术处处长,又是兼任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一身数职,此外,她还是首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全国文联、全国妇联的委员。她在任职期间,已患严重的心脏病,但她以对党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无私地投身于繁重而费神的领导工作,她除了参加各种重大的会议外,还忘我地奔波于各个电影制片厂,在她的指导下,创造出了像《桥》、《赵一曼》、《钢铁战士》、《八女投江》等一批优秀的革命影片,也正是在她带着病体的时期,不遗余力地创办了表演艺术研究所。真乃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当全所师生深入湖北汉阳县的农村,开展土地改革的期间,突然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我们敬爱的所长陈波儿,于1951年11月9日在上海,终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重病复发,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我们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无不悲痛万分,流泪不止……她的英年早逝,不仅失去了一位关怀我们成长、指引我们方向的革命前辈与长者,更为惋惜的,正当我国电影事业百废待兴,急需建设和发展的时期,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位领导人,确实是给党的电影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深感莫大的遗憾。

        我们的副所长王逸

        王逸的名气虽没有像陈波儿那么大,但他在抗战时期一直从事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具有丰富的戏剧创作实践和工作的经验,而且还擅长于电影导演的艺术创作。建国初期,由他导演、由孙道临所主演的优秀影片《民族青年进行曲》,享誉全国,博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观众的称赞,并作为经典作品流传至今。

        他在担任表演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作为陈波儿的得力助手,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全所的工作之中,为人民电影的教育事业,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心血与精力。他受到陈波儿的委托,全面负责所内的日常工作,他几乎每天坐镇研究所,处理行政、人事、教学及生活等方面的事宜。他在百忙之中,还与党的支部书记谢铁骊一起,兼任我班表演专业的课程。正因为王逸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故而对他的印象尤为深刻。他的身材中等略胖,多少显得有些“妇”态,圆圆的脸庞上,多少长着双眼皮的大眼睛,特别地有神又醒目,双眸中透出的股股慈祥、温厚与善良,使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温馨,他敦实,健壮的体格正与他质朴、真诚、豁达、大度的性格相映衬。他具有实事求是、严谨扎实以及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工作、生活作风。上课时总是对每个学生有的放矢地耐心教诲谆谆善诱、讲透道理、进行启发。无论是对人或对事,既有原则、又通人情、致使大家心悦诚服。他领导全所办公做事乃至处理各种杂务,始终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不温不火、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的工作任务。

        如果说所长陈波儿以具有远见、怀有理想、富有开创及坚忍不拔、果断勇敢的精神,来建所并掌握办学的方针大计,引导电影艺术教育的前程与方向,那么王逸便是实施陈波儿主张和办学宗旨的先行人之一。开创时期的研究所,王逸像一位事无巨细,必亲身躬行的“大管家”。他为研究所而做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他那“慈母”般的音容笑貌、永驻在心里。

        享受国家供给制待遇

        建国后不久刚成立的这个研究所,学员们享受了国家供给制的生活待遇。这对我一贯上学必缴学费的青年人而言,可真是破天荒的第一回,我们的膳食和住宿,全部有研究所免费提供,早点是馒头、火烧加稀饭,配以腌酱的小菜,中餐是米饭或馒头为主食,两荤两素的炒菜为副食,再添加菜汤,晚饭的搭配于中餐相同,但菜肴的种类相当丰富,每天均有变化,花样绝不重复,一日三餐,不定限量,以吃饱为止。所内每遇逢年过节,还特意增加上好的菜肴与饮料,谓之“打牙祭”款待大家。

        我们居住的是免费的集体宿舍,研究所初创时,并无正规的学生宿舍,而是住入了租借房子的四合院,利用厢房现成的炕铺,或是搭上一块木板,安上草垫,铺上个人白带的被褥和床单,一一排列在大炕与床板上,同学入睡时一个紧挨着一个,济济一堂,倒也温暖与亲切。

        不仅如此,供给制还使我们享受到每年发放两次服装的优厚待遇,有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量身裁制是很难得的。每逢春季,同学们就会领到统由中浅灰色和单层棉布缝制成的外衣长裤套装制服及帽子,不过在款式上男女有别,前者是“中山装”,后者则是“列宁装”,均可穿用于春、夏、秋季。一入深秋,所内又为我们送御寒防冻的冬装,深蓝色的棉袄、棉裤、内絮厚层的棉花,外加同色的棉帽,男女同学的制服都是一样的款式,穿在身上,十分随意,也很暖和,足可抵御北京甚至长春的严寒与冰冻。在研究所近三年的岁月中,我们就是穿着这两套制服,安度了冬夏与春秋。此外,上级领导在执行国家供给制的过程中,还非常周到与细致地为我们每人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这是笔以小米计数折合钱而显得微薄的经费,用于日常零花和急需。以免收学杂费,到无偿提供衣食住宿,我被这种供给制的待遇深深打动了心田,感悟到是农民和工人的辛勤劳动,赐与了我们的衣食,是党和国家培养我们成才,并使我意识到自己已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只有刻苦学好本领,努力掌握知识,才能报答养育的恩情。

        领略北京古都的风貌

        北京的和平解放,不仅造福了人民,而且对这个历代国都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全部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对我每到一地必先造访遗址名胜的观光者来说,实属幸运之事。每逢节假或休息的日子,我们同学或单独一人,相机游览了巍峨的长城、恢弘的故宫、沉稳的太庙、祭祀的天坛与地坛,供皇家观赏享乐的颐和园、北海公园与圆明园废墟及景山、中山公园、还有前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鼓楼、钟楼、包括故宫、景山在内、彼此串成一条直线、叫着“龙脉”。整座城市的外围,绕着一条贯通四周的护城河,由雄伟的十座城门楼和高大厚实城墙连接起来,建筑起一道保护国都社稷的坚固防线。在城墙之内又垒起了一座防护皇宫的城墙,紧贴着皇家宫殿再构建起了一座紫禁城,那里住着的便是古代的皇帝与皇后,以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了。正如在京剧《游龙戏凤》中明朝正德皇帝答问凤姐所云的“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那样住地当然指的是三道城墙包围中的宫殿了。

        纵观北京古城,不愧是座历史悠远久长,文化底蕴深厚,都城规模之浩大,意蕴气势之壮美,是国内所有城市、也是国外许多首都难于相比的。北京,使我开眼与自豪,北京,令我遐思和神往,我爱上了这座古老的城市,没料想我竟在此一住长达60年,我甘愿将北京当作第二个故乡、而倍感荣耀和幸福。

        但是,解放不久的北京,依然是千疮百孔,元气尚需恢复,经济还未起步,生活水平也偏低下,整座城市处在比较落后、陈旧的状况。就以首都的交通为例,市内除了几条行驶缓慢的有轨电车和用木炭、菜油当燃料发动的少许公共汽车——人称“老爷车”外,绝大部分地段靠人力车、人力三轮车、马拉轿车来载客。城外的交通更是落后,我曾乘坐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骡车,十几个游客挤在平板车上,凸凹不平的道路,颠簸得让人呕吐,在烈日的烤晒下,苦不堪言,车轮足足滚动了近三个小时,才算到了颐和园。那时除了骡驴马匹经常出没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外,不时地还可见到高大的骆驼驮着水,挨家挨户地灌送。

        今日之北京,彻底改变了60年前交通的落后现象,在这个既有古都风貌,又有时尚格调的国际大城市,已不能与往昔同日而语。不过,我曾亲眼目睹、领略赞赏过的雄伟而高大的城墙,连同醒目地矗立在马路上的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以及天安门前两侧的长安大道上和地安门前十字路口所筑起的三座门,统统在城市建设、改造交通的措施中被拆除、被废掉了,使得古都完整格局的建筑原貌、遭到严重的缺损和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教训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美味的西四夜宵小吃

        西四以它制作精良、绘图美妙、色彩绚丽的牌楼而著称,又以它琳琅满目、品种丰富、美味可口的小吃而闻名。西四离我们的住地并不太远,也就是一箭之遥,因此,我们常常在晚课或自习之余,外出观摩学习话剧、戏曲及曲艺的演出夜归之时,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总会去光顾西四牌楼的小吃,这些富有北京特色与风味的美味佳肴,吸引着我们的食欲,打开胃口,非饱尝满足不得罢休。

        每当华灯初上,居住在周边的小商小贩们,有的推车、有的骑车、有的挑担、装着炊具和食品,陆续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西四牌楼,在行人道上,按照约定俗成规矩,顺次地将炉灶、小桌长凳、半成品和佐料等,摆架在各自的摊位中,紧凑而统一地排列在整条的人行道上,他们中有的开亮线拉的电灯,有的点燃汽油灯,有的则用电石灯来照明。小吃的种类近百、花样繁多,不仅有水炒爆肚、脆嫩肚仁、油煎羊肉馅饼、驴肉夹火烧、芝麻烧饼、豆沙炸糕、三丝春卷、卤煮火烧、打卤面条、鲜肉馄饨、葱肉饺子、氽肉丸子、炸油条、油饼等,而且还有艾窝窝、驴打滚、豌豆黄、江米切糕、黄黏米年糕、枣糕、糯米年糕、散子、薄脆、山楂糕、元宵等,在夏季,还特意提供杏仁豆腐、灌装酸奶、石花、土制冰淇淋与刨冰等纳凉消暑的饮品,各种小吃不胜枚举,应有尽有。这些小吃的摊主属家庭式的个体户、小本经营、靠此为生、维持全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贫民与学徒出身,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学得一身好手艺,对小吃的烹饪技术熟练而独特,颇受夜宵者的青睐,故而西四的小吃夜市,总是那么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你挤我拥,热闹非凡,简直可与现今设立在王府井的小吃一条街相媲美。

        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

        自从中学时代开始,我的文艺爱好除戏剧表演外,也还喜欢歌唱与舞蹈。唱歌是我平素经常模仿外国歌唱家的美声唱法,自学练就的。我天生有副好嗓音,变声前的童音,高亮而清纯,变声后音色依然,属抒情男高音,而且感到音色更好,音域更宽、音调更准、乐韵更强,有时在人烟稀少的山谷、旷野,或是单独在澡堂淋浴,总要放开嗓门,高声歌唱、自娱自乐,直至尽兴。我入校后,被教声乐的陈灵老师看中,入选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乐团的合唱队,参加影片音乐部分的录制。每逢重大节日与庆祝活动,研究所下设的演出组,总要安排同学排练小型节目进行演出。我和同窗林汝为搭档,组合成男女二重唱,演出的曲目是流行于当时的《逛新城》,我们俩扮演了一对藏族妇女,穿着簇新的藏族传统服饰,表演了刚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游览、观光北京都城的喜悦心情。我们采用了边跳边唱边表演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在剧场或广场演出,都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后来我们参加土改工作队,我和林汝为聚首时,利用集体开会的间歇,也是组合成男女二重唱,在县城的土台及庙台上,唱起了《白毛女》中杨白劳与喜儿的对唱和联曲,配合土改,进行文艺宣传。

        舞蹈则是经过一定的培训而渐渐学会的。我所学的既非芭蕾舞,也非交际舞,而是民族民间舞,我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由杭州青年会举办地这类舞蹈训练班,请专人来教诸如西藏、新疆、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的舞蹈,从学基本的动作与姿态开始,再学会完整的舞蹈成品。训练中虽不停地跳得满身汗水,但却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为我参加研究所的舞蹈排演提供了条件。

        1950年初冬,中央电影局为了表彰、奖励属下北京、上海、长春等三家电影制片厂的卓越成绩和贡献,决定在元旦与春节之交,分别召开庆功大会,并委托表演艺术研究所编排出歌舞等节目,分赴三厂进行庆典、慰问演出。我被分配在去长春的演出组,参加了新疆舞和苏联《马刀舞》的排练,前者的舞姿与动作与我过去学的相同,只是队形和调度较有差别,更何况共舞者均来自新疆的女同学谷毓英、李亚敏,她们舞动得既娴熟又优美,男女配合也很默契,所以未花费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这个舞蹈的排练。而《马刀舞》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外国舞蹈,其中骑马奔腾、飞马跳跃、挥刀劈刺,激战格斗等系列动作与舞姿,技巧高,难度大,就我的水平,不易达到要求,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完成了这个节目的排练。女同学们还编排了献花的舞蹈。此外,尚有合唱、相声及别的歌舞节目、组成了一台小小文艺晚会。

        我记得是在春节前最严寒的冬天,乘坐火车抵达了长春,我们一下车在站台上,立即感到格外的寒冷,天空中随北风刮来的雪花,似利箭般地刺痛脸面,我的双眼连同鼻孔,迅速地结成一层厚厚的冰霜,一直生长在杭州的我,实在难忍东北如此寒冷的严冬。庆功大会的会场,设立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空旷的大院内。晚会开始前,厂领导和广大职工,早已坐满了整个广场,我们的慰问演出服装十分单薄,浑身不停地颤抖,哪怕夜晚的气温已降到零下20多度,可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热情,驱散了风雪与寒冷,而且全厂成千上万的观众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台上台下,交流互动,热情洋溢,精神振奋,使演出始终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氛围和情绪之中,最终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不曾想到的是,我的业余文艺爱好,居然也能起到为大众服务的积极作用,更增添我对歌舞的兴致与乐趣。

        两件旧衣却派上了好用场

        在来北京表演艺术研究所报到之前,我在杭州家中选取了数件换季穿用的旧衣服,打成行李,随车运来北京,入所后还经常穿用替换,等到发放统一的两季的服装制服后,便很少再穿这些旧衣服了,不过旧衣的料质还算是不错的。其中,我有一件高支细沙府绸布的衬衣,加之淡绿的色泽,即秀美又文气,被大龄师兄黄萍试穿时显得相当合身,而且比他自己所穿的衬衣更具有青春清新感。他看中并表示要借穿我的衬衣,我问他为何要穿此衣?他犹豫地做出了“反正有事”的回答。我二话不讲地随即将衬衣递交与他……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位知己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班里的师哥和师姐相爱了。我追问是哪二位?他指姓道名地回答讲:就是黄萍和王执芳。为了证实此事,我直接询问当事人黄萍,他承认了与王执芳已建立起恋爱的关系。啊,难怪他要借穿我那件美观大方的衬衣,原来用它去“幽会”的,他们二位都己年近30,确实应该谈情说爱了,我决定同他互换衬衣,因为我的那件衬衣起到了“引针穿线”的作用,他留着会有特殊的意义。后来我欣喜地得知,他俩在广州结为伉俪,终成眷属。

        我的另一件衣服是呢制大衣,系深蓝灰色全羊毛织成的呢料,精工细作为一件款式新颖呢大衣,冬季天气太冷时,我就添加它保持身体的温暖,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大衣为我班主任教员派上了用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谢铁骊。

        谢铁骊原在解放军某部担任文工团的团长,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奉命调动后成为研究所的领导核心之一,并兼职教学。他虽然转换了工作岗位,但仍旧保持着部队优良的传统与作风,诸如质朴、诚恳、正直、坦率的品质;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坚持原则;克己奉公的党性,勇于探求、深思熟虑、锐意进取的学风;勤奋努力、积极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以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不骄不躁、不事声张的生活作风等等,都集中地体现在他一人的身上,而受到同学们一致的尊敬与称赞。

        记得在1951年的隆冬季节,获得苏联人民演员荣誉称号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契尔索夫,对我国进行文化交流访问,下榻于北京东单的北方饭店。上级领导委派谢铁骊和我作为电影学校的师生代表(自1951年5月起,表演艺术研究所已更名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上文为简称)对这位大艺术家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意味着两国间文化交往与互访,着装既要整洁又要规格,特别对教师,不能随便,过于马虎否则会对对方的失礼和不尊。可是谢铁骊从参军起,一贯过的是供给制,一直穿着是军人或干部的制服,哪有合适的衣服啊。我推测他在思虑中曾想到这些,我们将要出门时,他突然灵机一动,计上眉头,立刻把我叫到他的身旁,急切地说:“你的那件呢子大衣,快去取来,我穿用一下。”我高兴地匆忙跑回宿舍,拿来大衣,请他穿上,既合身又体面。于是,我穿着冬季深蓝色棉制服,陪同他在鹅毛大雪飘舞中,乘车达到了北方饭店,双方会见时,由我献上了一束鲜花,契尔卡索夫非常愉快地请我们就座后,友好地交谈了半个小时,我们即辞别了这位艺术大师。我又和谢铁骊回到了学校,随即他又将大衣还给了我。

        这些事儿虽小,小到不足挂齿,但又包含着深情厚意,它不仅反映出师生之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互助友爱、彼此关怀的可贵品德,而且充分展现出互敬互爱、平等相待,不分你我,亲密无问的新型又真诚的师生关系。教师的这种高尚精神,更会得到学生信赖和敬重。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51年夏秋之交,我们全班接到意想中的政治任务,一律奔赴湖北省汉阳的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运动。我们在校内认真学习了土地改革的法规、条例及各种有关的文件后,各自携带行李启程,乘坐从北京驶往武昌的列车,前往目的地。

        我们在武昌稍事休息,等待通知,便住入蛇山旁的一家由木料建筑的小旅馆内。九月初的武汉,天气仍是炎热难忍,即使静坐在房中,也会汗流浃背,憋闷得几乎窒息,可真让我领教了这座“大火炉”的威力。次日的傍晚,夕阳的余辉映照在云霞与山头我信步登山蛇山,眺望浩淼的滚滚长江,无意中发现了江面上三五成群、七八成队的灰黑色动物,一排排地窜跳着、游弋着、搏击着……景象颇为壮观。我不知这是何物,便询问同在观赏的当地人,他操着武汉语告诉我:“这是江猪,学名叫江豚。”他惊叹能见到如此庞大的江豚群,也属首次,这一江上奇观对我更是大饱眼福。

        我在武昌小住两天,便去汉阳县城报道集中了。我们表演一班与新入学的表演二班的同学,一律编入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团。在那里听取了团长的动员报告,经过再一次的学习文件及相关政策,陈光霖同学与我被任命的土改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和组内的同学一起,去奓山区十二村,开展土改的工作。

        踏上征程,绕道田埂,进驻村庄,入住农家,使我切身地预感到,这场即将打响的战斗,已在前沿阵地张弓待发,倍觉责任的重大,并暗下决心,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必须取胜绝不退缩,同时,也增加了我的使命感。我被安排在一个姓刘的贫农家住下,这是一间十分矮小的土瓦房,我在八米见方的堂屋内,以临时搭起的竹板为床,铺上自带的被褥,成了我的卧室,左右两侧的房间,分住着雇农夫妇及常年守寡的嫂子,小房狭窄、阴暗而潮闷,居住条件极差。我还在雇农家中一道用餐,主食是稀饭,红薯荞麦粑粑,副食是自家地里摘取的青菜与萝卜,偶尔也到河沟或水田里摸来些泥鳅、黄鳝、小鱼小虾、螺丝等,算是“开洋荤”了,一日三餐,顿顿如此。我们安顿交付粮票与饭钱,这是土改队员的纪律,人人必须遵守。此外,我经常要跟随他们一起下地干活,尽量地与贫雇农共同生活,交上朋友,成为知己。这就是所谓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农村的土地改革,经历着一个细致、复杂、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为了摸清全村的状况,我们就是挨家挨户地去“访贫问苦”,从中物色到苦大仇深者,成为依靠的骨干的力量,再“扎根串联”,扩大斗争的队伍,继而团结中间阶层,“发动中农”参加到运动中来,对富农与小地主“争取转化”,最后对恶霸大地主,“孤立斗争”,集中打击。我们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对全村的地主进行了排查,确定了一名剥削大,作恶多、民愤强的恶霸地主,当作斗争的对象,择日召开了群众大会,贫雇农民纷纷起来揭发,控诉其罪行,亚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形下,不得不低头认罪。斗争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不仅群情激愤,斗争昂扬,而且大灭了恶霸地主的威风大长了广大农民的志气。初战告捷后,己近年关,除了民兵们坚守岗位、日夜巡逻外,全村农民都在准备欢度春节了。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做年夜饭,正为辞旧迎新举行祝福礼仪作着准备。临近五更时分,我早已睡入梦乡。一阵急促的打门声,被惊醒的我起床去开门,闯进门的是一位值班巡夜的民兵队长,他慌张地告诉说,有个地主婆上吊了!此事非同小可,我立即让他带路,飞也似地冲入墙门内,眼见这老太婆用绳索悬吊在厅堂正中,立马毛骨悚然而心情紧张。我命身旁的几个青年民兵快快救下老人,可他们谁也不动,还嘟囔着:“正过大年呢,不吉利……”,“是啊是啊,会带来一年的晦气……”,说心里话,我当时也是犯嘀咕的,以前有的家庭死人了或是丧事出殡,我都不敢瞧一眼,而总是绕道回避的,现在面面对民兵们的懼怕,眼见尚有救活一线希望的老人,不知从那儿冒出一般勇气,我纵身跳上,使劲地将她抱了下来。在我解掉她绳索的刹那间,还吐出一股长长的气,当我双手插入她穿着棉衣的腋下时,仍有体温的留存,我忙将她平放在长桌上,决定抢救,不断拍打、呼吁,并无反应。又作了长时问的人工呼吸,也不见效,只好放弃抢救。这是个孤寡老妇,独居家中,拥有十来亩田地,己无力耕种,只得把土地出租给农民,靠收租获取生活,如果活着,她的成份很可能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可惜她以悬梁自尽,深感遗憾。不过,经过这次与死者接触的考验,我的胆量大了不少,基本上克服了有鬼有神的迷信观念。

        土改运动的后期,便进行了“分配田地”的阶段。这关系到全村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在分配的问题上,田地的多少与好坏,房产的大小和高低,浮财的质地及贵贱等,都会引起农民格外的关注和斤斤计较,甚或少数自私自利者,在会上公开争吵,各不相让。凡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工作组成员都会感到既为难又头痛,既使花去很长时间,细心疏导,耐心协调,也未必能圆满解决。表演二班的同学赵磊,分管了一个自然村的分配田地的工作,农民们为了争得一块优势良田而各执已见,会议不得不从下午延至晚上,双方继续为这块田地争论不休,乃至摆开架势,斗殴一触即发,小赵下令不许打架,其中一个中农非但不服禁令,反而冲着小赵要动手打人,小赵为了自己,回击了对手,这下引起了全场的轩然大波,有的农民骚动了,扩大了事态……我当时正在另一个村子进行了分配的工作,连夜赶到事发地点,农民状告小赵打人违反了政策,应该受到纪律处分……为了缓和土改工作组同农民间的矛盾,为了平息这一突然事件,我不得不亲手绑了师弟小赵,让民兵押送到奓山区公所,进入禁闭室反省,才算完事。我感到,小赵打了农民,这当然不对,但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中国农民那种小农经济自私自利的一面,否则,小赵绝不会平白无故去打人,因此,我为他所受的委屈而感到歉疚,真有“挥泪斩马谡”的情怀。

        我们参加土改运动,历时近l0个月,这是我有生以来深入农村,经受热火朝天的革命洗礼,了解、体验农民的生活状况,为时最长,吃住最苦、斗争最烈、受教最丰的一次。在这广袤的农村中,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使我切身体会到,亲自参加了革命实践的意义之重要与深远,不仅能在斗争中经受磨砺和考验,以及有所作为,而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及政治立场,明确了人生的观念与方向。通过土改,好像使我长大了不少,成熟了许多。

        在革命的熔炉中继续冶炼成长

        初创时期的表演艺术研究所,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它根本不能和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师资精强、设施完善的清华、燕京等学府、名校相比较。而给予我最突出印象的,研究所是一支革命的队伍,它与建国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相呼应,十分注重让学生投身到各种社会实践和政治运动中,籍以实现所长陈波儿提出“先要做一个革命家,再当一个艺术家”的主张。

        我们班开学伊始,领导明确了“不论是同学之间,抑或是师生之间,一律以同志相称”,的要求。这“同志”二字弥足珍贵,我以为包含着“同志道合干革命”的意思,虽非明文规定,但它已成了约定俗成的称呼,直到时隔60年后的今天,常在同窗陈文静的召集下,同学、师生聚会时,依旧不改其称呼。在研究所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班搞起思想改造、坦白交待的运动;我们人人报告争取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了政治宣传及活报剧演出并游行;我们亲身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运动;我们在北京参加了“镇压反革命”的宣判大会暨学习有关文件;我们在校内参加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运动及“五反”斗争运动;我们参加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听报告对照自己的问题,对思想进行改造……等等。我们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纯洁了思想意识,坚定了革命意志。

        研究所犹如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为了新中国革命的电影事业,将我们从四面八方聚拢在一起,引导我们在这座革命的熔炉中冶炼,锻炼成才……致使我们的人生道路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懂得了革命的价值与意义,导致同志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的纯洁、真诚、善良、美好。我们在往昔所建立的革命友谊及深情厚意,至今令人留恋和珍爱,大家回忆起来,无不动容,热泪盈眶。

        尽管研究所的办学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教学设施及教学质量也并不那么完满,然而经过三年的培训,加上以后的深造和艺术实践,却为我国的革命的电影和文艺事业,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艺术家、教授、研究员及专家与学者。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研究所的建立,为电影学校的扩大,又为电影学院的创立,打下了牢固基石。它们原本是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结果,我甚至相信,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发展精神文明势在必行,推动电影艺术及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应首当其冲,电影学院在继续扩大,该是指日可待的。

        二〇一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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