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唐诗同为我国古代文苑中的两株奇葩，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人民世世代代所传颂。词，作为一种配乐而歌唱的抒情诗体，其兴起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隋唐的“新声”（燕乐）或更早的汉魏乐府，直到晚唐五代才逐渐摆脱按曲拍谱词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如果把盛唐、中唐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偶尔为之的词作，比喻为涓涓滴水，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派是清溪浅流，那么宋词便是波澜壮阔的海洋。

　　由于北宋前期将近百年的承平社会，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婉丽词风更弥漫一时，晏殊、晏几道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词作家。然而南唐词人既初步摆脱了花间词人的影响，新的时代契机也在缓慢地推动着词风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部分怀有政治抱负的文人不愿意沿着西蜀、南唐那些亡国士大夫的道路前进，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词作家已在部分词里表现了新的风格，到苏轼就开创了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派。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都市经济的繁荣，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出现了以描写城市风貌见长的词人柳永。

　　北宋中叶以后，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既使许多诗人越来越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出新。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北宋后期诗词作家几乎没有不受苏轼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苏门诗人黄庭坚等既开创了在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俨然同苏轼分庭抗礼；秦观、贺铸的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苏轼的影响，而在艺术上又别具风格。到了北宋末年，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又把词带上了“为文造情”的道路，开南宋姜夔、吴文英一派的先河。

　　宴殊（991——1055），是北宋前期较早的词家，江西临川人，少年时以“神童”被荐入朝。由于少年得志，因此流连诗酒、歌舞升平就成了他写词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还有一部分词是写离愁别恨的，则是应歌妓们的需要而填的。

　　晏殊的儿子晏几道（1030——1106），被人与其父合称二晏。由于晏几道经历过一段由富贵到贫穷的生活，他对于那些聪明而不幸的歌女，怀有深深的同情，因此流露在他的词里的思想感情也比较深沉、真挚。又由于他生活在走向没落的贵族家庭中，他的词就经常以感伤的笔调描写他过去的生活，词风更近于李煜。

　　范仲淹并不以词知名，流传下来的词也不多，但这些词大都以景抒情，表现了崐开阔而深沉的意境，而少了婉约词家的扭捏做态。他的《渔家傲》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了将士忧国的深心，上承唐人的边塞诗，为宋词开拓了新的领域。

　　欧阳修的词大部分是描写爱情的作品，但他在部分即景抒怀的词里洗刷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脂粉气味和婉约情调，诗词格调向清疏峻洁方面发展。他已经开始突破词的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跟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联系，为苏轼一派的豪放词开了先路，因此有人说他“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他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的。

　　柳永更多地从都市生活撷取题材，表现他生活在市民中间的感受，这是文人创作中一种新的现象，对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柳永少年时到汴京应试，由于擅长词曲，熟悉了许多歌妓，并替她们填词作曲，表现了一种浪子作风。由于官场不得意，柳永成了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的词集《乐章集》里有大量描写妓女的词，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柳永的狂荡生活和浪子作风，但这些词也表达着柳永对歌妓的深深同情，因而部分歌词赢得了宋元时期歌妓们的喜爱。江湖流落的感受也是柳永词的重要内容。他的《雨霖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都准确地表达了他漂泊江湖的感受。

　　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的时候，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幕下士说：“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

　　秦观的词内容相对狭窄，主要写男女爱情和失意文人的愁和恨，但艺术成就较高，无论长调小令，大多有鲜明的艺术形象，浓郁的抒情色彩，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小令受“花间”南唐词的影响，慢词受柳永的影响，但又不是简单的摹拟，而能融数家为一体，自成风格，有很大的创作性。爱情词摆脱了一般的艳词的轻浮调笑习气，表现出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思想格调较高。由于他出身凄凉，遭遇不幸，词中带有浓郁的感伤情绪。王国维称“少游词境最凄婉”。秀丽含蓄而又纤巧无力，是秦观词的风格特色。

　　周邦彦是一个典型的宫廷御用词人，他生活放浪，喜欢狭妓，因此他的词不但有柳永那样的浪子气息，而且有御用文人特有的帮闲意味。周词讲究音律，善于铺叙，在严整中常有曲折变化，又喜欢融前人诗句入词，总体风格是典丽而又富艳精工。

　　南宋是个偏安社会，民族压迫和反民族压迫，投降和反投降，成为南宋时代生活的中心内容。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就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和基调。适应于主题和内容的变化，诗风和词风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诗突破了江西诗派形式主义的束缚，从书本走向生活，产生了许多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杰出作品；词则从周邦彦等大晟词人的形式主义格律中解脱出来，沿着苏轼开拓的豪放风格发展，写出了许多雄健有力、激越高昂的爱国词篇。南宋的爱国主义文学中，陆游和辛弃疾是两位伟大的代表，在诗词创作上各树一帜。而象向来比较推崇晏几道、秦观的李清照，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比较深的陈与义，在新的时代的影响之下，也改变了作风，写出了富有爱国思想的诗篇。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比较稳定，文学上的爱国主义和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达祖等词人和四灵诗派、江湖诗人。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各有不同，也有部分作品反映了现实，但更多了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甚至为这没落王朝装点门面，粉饰太平。到了南宋覆亡前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部分诗人又继承了杜甫、陆游、辛弃疾的优秀传统，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这方面最有代表的人物。

　　李清照是诗、词、散文都有成就的作家，最擅长的还是词。李清照的词，由于生活的遭遇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南渡为界限，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的内容比较狭窄，主要写贵族少女和少妇的生活，表现她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刻划了一个天真、活泼、娇贵而又羞涩的贵族妇女形象，基调是开朗乐观的。南渡后，经历国破、家亡、夫死的种种挫折，李清照后期的词主要写亡国之痛和身世之苦，悲哀和愁苦是主要内容，带有浓厚的感伤情绪。

　　陆游以写诗见长，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狂放的个性，在当时就有“小李白”之称，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赞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而在词的创作上则用力不多，但也取得了相当高成就。一部分抒写爱国思想和壮志难伸的悲愤心情，与诗歌的主调相通；另一部分写个人的生活与情怀，包括爱情、离愁别绪、孤高自傲的品格等，词风不主一格，有的写的缠绵深婉，接近秦观；有的写得雄健超迈，又接近苏轼、辛弃疾。《钗头凤》是陆游词中的婉约风格的代表作，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辛弃疾是南宋词的大家，他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及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创作传统，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为了充分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各种功能，他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优长，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辛词独特的风格。辛词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其次是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表达他的政治理念，把大量的典故融入词中，以用典的手法托古喻今。所以人称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这不仅指辛词题材内容的扩大，艺术手法的灵活多样，也指他喜欢在词中使用典故，“搜罗万象”，“驰驰百家”。

　　姜夔的词缺乏现实内容，以纪游咏物和描写爱情为主要内容，也有少数篇章寄寓了家国之感。他精通音乐，能自度曲，词作有较强的音乐性。姜词讲究章法结构，注意含蓄和美，雕琢词藻，意境和风格清幽峭拔，咏物和抒情往往得到较好的结合，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在南宋词坛上形成格律一派。

　　本书由朱古微重编，唐圭障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王海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