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了我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的三个话剧剧本，它们是：《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这三部剧作被世界剧坛公认为是中国民族话剧文学创作在现实主义领域之内的里程碑式作品。它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并经历住长时间艺术实践考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使中国戏剧艺术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戏剧艺术之林。

　　曹禺（1910－1996）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曹禺是作家的笔名。作家本人原姓万，名家宝，字小石。曹禺的乳名叫添甲，生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官宦人家。这个出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他日后的创作历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922年曹禺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他在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经在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饰演娜拉。从戏剧创作的实践角度讲，曹禺不仅在年轻时代而且贯穿在他一生的戏剧创作活动中，他都深受易卜生戏剧艺术创作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曹禺的早期剧作如《雷雨》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作家笃受传统现实主义戏剧创作风格的濡染，同时，无论在对戏剧空间作深入拓展、还是在对戏剧人物做深层次把握与展现方面，显得驾轻就熟，虽然是处女作，但是达到了崭新的、惊人的艺术高度。既简洁朴素又隽永有力的对话，深刻尖锐的戏剧冲突，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涵义深长的美学意境，成为了年轻时代的曹禺初入剧坛就显露出来的鲜明的艺术创作风格。并且，这样的风格贯穿在他整个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日臻完善，终于成就了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家。有人说，以曹禺的官宦士绅家庭出身来看，他的剧本只能停留在状写封建买办家族内部的日常家庭生活情态的层面上，无法适应广阔的受众需要。从唯物主义的艺术反映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不无出处，而且纵观几个最能反映曹禺戏剧创作风格特征和人文品格的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其中多数的确展示了封建士大夫或者封建买办家族内部组织的崩溃及其成员之间的冲突过程，展示了处于矛盾冲突旋涡中的戏剧主人公们的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然而这些人物连同他（她）们的出身环境都不可避免地负有了特定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的剧作被无数次地搬演于舞台、改编重现于银幕荧屏，焙炼了难以数计的演员、导演及其它种种专业的艺术工作者，震撼、启发、深深影响了难以数计并且阶层极为广泛的中外观众，他（她）们挚爱着曹禺的剧作，不断地从这座闪烁着人性与历史光辉的艺术富矿中汲取艺术和人生的营养。曹禺的剧作表面上看反映特定的社会阶层的内部生活，但是作家却凭借着非凡的勇气、杰出的艺术构思和惊人的艺术想象力，高屋建瓴般通过对具体的戏剧场面和人物形象的揭示，把大量的时代背景生活和各阶层人民的痛苦与期待艺术化地组织到即时性的戏剧进程当中，从而使得他的剧本既是于精微处落笔，又能够着眼于大时代的环境冲突，在预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卷的同时获得了深邃的人性力量：展示人的悲剧感和人性的曙光。如他在一九三六年写作的《日出》中，不仅正面描写了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内部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腐朽生活，而且还拿出相当的篇幅直接展示底层人民的悲惨际遇：在下等妓院里，女人们出卖肉体，她们的丈夫低声下气迎送嫖客，忍尽辛酸。一个决不愿这样象猪狗一样生活却又被强行卖到这里的被人称作“小东西”的不知其名的小女孩，最终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阶级冲突的剧烈性被作家如实地在《日出》中戏剧化地反映出来。作家在全剧尾声中安排的从幕后传来的工人的“打夯歌”，不仅在剧作构思上衔接和暗示了女主人公陈白露的内心生活与归宿，更突出地表明了作家强烈的人文主义品格和对整个时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无比愤慨。同时，这也使得曹禺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戏剧诗人的创作品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将人物放置在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之中，在戏剧情节的跌宕转折中凸现人物性格，凸现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情态，运用典型、有力、集中深刻的细节动作形象性地刻画人物、开掘戏剧主题，是曹禺剧作的另一突出的艺术创作风格。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的《雷雨》，显示了年仅二十三岁的剧作家曹禺提炼细节、组织冲突、结构戏剧场面、创造性地再现人物形象的非凡才能。在这部从人性深层进行剖析、带有强烈的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而外部冲突又异常剧烈的家庭剧里，封建买办家族内部的罪恶诸如乱伦、残忍、私欲、家长制等等，无一不带有鲜明的人性化色彩，同时又是时代化了的、社会化了的矛盾反映。人物命运的峰回路转显示了时代和阶级冲突的剧烈变化与历史必然。作家对人物关系的深层次开掘又使得人物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性格冲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概括性地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使人物形象获得了历史性的哲学深度。鲁侍萍三十年前被周朴园所遗弃，离开了周家。三十年后，为了不让女儿重演自己在阔人家帮佣的历史而要来接女儿走的“简单”动作使得她故地重返。“鲁妈的到来”使得《雷雨》危机四伏，把剧中所有人物紧紧捆结在一起，奔向毁灭的结局。在第二幕那个著名的戏剧场面“相认”之后不久，鲁侍萍想见一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现在的周家大少爷周萍，而恰在此时，鲁侍萍的另一个在矿上当工人现在是罢工工人领袖的儿子鲁大海来找本是自己亲生父亲的周朴园论理。劳资双方争执情急中，悄然站在一边的周萍却猛地冲上来打了鲁大海一记耳光。鲁侍萍失声喊出：“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孩子？”深刻的命运悲剧蕴含在尖锐对峙的戏剧情境中，作家将其尖锐生动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眼前，令人难以忘怀，久久冥思。这就表明，曹禺的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空前地深化了戏剧中的现实主义，使得戏剧艺术具备了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人性及在典型化地再现生活的基础之上艺术地概括时代力量，并使揭示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成为可能。曹禺的剧作闪烁着性格化的艺术光辉，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剧作家们。尽管曹禺的剧作大都呈现悲剧样式，但作品的内在韵力和整体气度却又无不散发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对人类幸福的全身心渴望，洋溢着诗人的呐喊与欢呼。在曹禺1904年于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从教时写作的《北京人》这部戏里，这种热烈的人文主义的色彩更是被作者表达得充分、全面而且细致、深入。这部剧本是公认的曹禺剧作中“最不象戏”的一部作品。全局既不象《雷雨》那样有着足以令人窒息的外部尖锐冲突，又不象《日出》那样着意于利用有限的戏剧空间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芸芸众生相，而是在一个封建士族大家庭行将没落之际，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精心提炼、组织、展现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该结束的都要结束、该挣脱逃离的都会挣脱逃离”的乐观主义信念。用曹禺本人的观点来阐释，这是一出关于“人类生活的喜剧”。虽然展现的细节、人物及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可能给观众以压抑之感，但通篇所蕴含的“埋葬”精神，却使得这部反映日常生活的家庭剧内敛了深刻的人文内涵，历来引人深思、玩味。

　　曹禺是一位关心人、关怀人、关注人的文学大师。他的剧作能够历久不衰，很大原因在于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深刻典型，使人过目不忘。在近代中国艺术典型人物画廊中，曹禺是一位在贡献人物之多、之深刻、之广泛、之深入人心等方面都极为罕见的作家。作家笔下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周繁漪、鲁四凤、陈白露、翠喜、花金子、李瑞珏、愫方、曾文清、曾思懿，等等，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向世界散发着中华民族话剧璀灿夺目的光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张东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