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一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其父是普鲁士州议会和德国国会中代表民族自由党的议员，其母是虔诚的新教徒。他在大学主修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889年获博士学位。1894年被弗赖堡大学聘为国民经济学教授，1896年赴海德堡大学任教。1909年，在韦伯等人的倡议下，德国社会学学会成立。1911年起，他研究经济与社会这个大题目，其成果即《经济与社会。社会经济学大纲》一书（1922年）。作者在本书中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为背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特征和精神气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本性作出了深刻、准确的判断，在西方社会学史上被称之为“理解社会学”。其思想方法主要受康德、狄尔泰、李凯尔特和胡塞尔等人的影响。韦伯的主要著作还有《古代文明衰退之社会原因》、《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德》、《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学》等。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迄今人类最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逐步实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化。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合理化构成，他从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入手，进行其社会学研究。本书是韦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特性的名著，也是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由上下两篇共五章组成，《上篇.问题》（1904）含“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和“路德的‘职业‘概念”三章。《下篇.禁欲主义各分支的实践伦理观》（1905）含“世界内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和“禁欲主义个资本主义精神”两章。本书正式出版于1920年。全书着重论述宗教观念即新教伦理观念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行为合理化的形成，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的精神特性。以专注的现世目标、克俭的生活作风、负有责任感的勤劳工作和合理的行为算计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中，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一定的宗教思想对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主要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合理伦理现念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研究了各种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明确其它文化不同于西方文明之处。在本书的最后部分，韦伯对自己的观点加以概括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这就是本书所力图阐明论点。”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误解，韦伯一再强调说，若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视为宗教改革产生的某些影响的后果，甚或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视为宗教改革的创造物，是一种愚蠢的和教条式的论点。他唯一想明确的只是资本主义精神在其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宗教力量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他还同时指出，本书的研究只就新教禁欲主义发生影响的方面，然而还有必要反过来进一步考查社会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总体是如何影响新教禁欲主义的发展的。只看到任何一方面，对于寻求历中的真理而言都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但问题在于，尽管本书的论述只限于宗教社会学范围，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根源未能加以仔细论证，进而深入说明社会经济关系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结论的正确性和全面性。

　　我们这样说丝毫不否认本书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精神实质的重要学术价值。韦伯从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素质如何构成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驱动动力因素的角度出发，为人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新教伦理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观察的视角，引起了社会学和宗教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和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力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今西方流行的许多术语和概念，都来源于韦伯，而且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和时事政治的常用语汇了。不仅如此，当今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活力问题，这也是韦伯首先提出的。西方不少企业家著书立说，介绍成功经验，提倡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培养，都与韦伯的思想有关。

　　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思考的核心。韦伯看到，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其表面的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而且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内涵，以及这种特性和内涵产生于其间的社会环境。

　　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当成一个“历史概念”来理解，并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加以把握。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行动下了一个明确定义：“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为，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由此，区分出两种资本主义：合理和不合理的。在他看来，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企业家的行为带有投机性，靠强力夺利，无论这种“强力人”是武力的或是财政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第一，“（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第二，“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第三，“与此密切相关的合理薄记”。其中第二、第三点是第一点的前提，没有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合理组织是不可能的，而所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独特性质有关的东西，如商业化，股票交易等均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有关，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没有重大意义。

　　本书阐述的主题是通过对各种新教教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确定宗教思想对资本主义精神发展产生影响的“合理”因素。新教，德文作protestanten，意为“抗议者”，在西方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教派以及随后又从这些宗派中分化出来的更多宗派的统称。本书论及了路德教、加尔文教、虔信派、卫理公会，浸礼教派等等，其中着重论述了加尔文派。韦伯认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内在影响的合理的新教伦理观念主要有天职观、预定论、禁欲主义和忏悔期限论。

　　首先是“天职”观。韦伯指出，“在所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词汇。”这个词虽然来自圣经，但在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文中是在完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此后，这个词迅速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语言中具有了它今天的意义。由此可见，“天职”思想和这个词的含义（即神安排的任务）一样，是宗教改革的产物。马丁.路德（1483一1546年）发起的宗教改革，开始改变了贬低现世生活的伦理规范态度。马丁提的“职业”概念，肯定了履行世俗义务是神所应许的唯一生活方式。路德派认为，在神的面前，各种职业的价值是等同的。

　　加尔文派继而提出了“预定论”教义，意即人生在世应专为神的荣耀服务。从事职业就是侍奉神；一如圣保罗遗训所言：“不劳者不得食。又因人生短暂，无限宝贵，故而必须实行日常生中的禁欲，无聊闲谈、社交活动、耽于享乐，甚至睡眠过6至8小时，均应受道德谴责，目的在于让人一心从业”。因为人在尘世的职业生活中的成功或失败，显示人死后灵魂升天或下地狱的预先规定。这样一来，纵使一个人所从事的业是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赚钱，也得到了宗教伦理的认可，而扩大财富也就等于扩大神的荣耀。于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现代文化的一个持续的组成部分——在职业观念基础上的合理的生活方式便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中诞生了。在心理效果方面，这种生活方式使追求财富摆脱了传统伦理观的阻碍，摧毁了束缚追求赢利的锁链，不仅使追求赢利合法化，而且使人认为这是合乎神的意愿的行为。这种特殊的宗教价值观，即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冲动，使信奉新教的人群采取一种十分严格而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为增加财富而创造一种能动的经济秩序，其特征是：资本积累、通过消费使赢利达到最大限度以及不断提高生产率。这种伦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把增加赢利和扩大财富视作增添神的荣耀，在实际生活中便成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精神了，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早期政治家和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一1790年）的那些格言：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擎生金钱；善付钱者是别人的钱袋的主人；

　　预定论最能代表加尔文教教义特征。虽然在传统基督教和路德教中都有命定说的成份，而加尔文教对这一点的理解却别具特色：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谁成为选民上帝而得到救赎，或谁被弃绝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了的，个人绝对无能为力。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教徒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紧张和焦虑。于是，教徒就只能以自己的世俗职业上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崇并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每个信仰者迟早必然会提出我是不是一个选民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必然会迫使人们把所有其它考虑推到陪衬地位。由此产生了两类相互联系的宗教忠告。”“一类忠告认为：由于缺乏自信是信仰不深厚、恩典不完善的结果，因此绝对有义务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并把所有怀疑当作恶魔的诱惑与之进行斗争。这里，使徒要人们严守自己召唤的规劝被解释为一个人确定在日常的生活斗争中被选择与否及得到证明与否而应尽的某种义务。”“另一类忠告则认为；紧张的世俗活动是获得那种自信最合适的手段，而且只有这种手段能够驱散宗教的疑惑，带来恩宠的确证。”新教伦理把创造财富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神圣的天职。解释为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崇的行为。正是从这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敬业精神。

　　关于禁欲主义，韦伯认为，“无论是其内在含义还是其外在表现，基督教禁欲主义都包含着许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早在西方中世纪最高形式的各种禁欲主义中，甚至在古代的几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中。就已经存在着某仲明确的合理特质。”而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有其特殊性。

　　忏悔期限论。“这种学说认为，恩宠是面向所有人的，但对每个人来说，他不是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指定时刻得到一次恩典，就是在任一时刻得到最后一次恩典。谁错过了那个时刻，就再也得不到普遍恩典的解救，就将处在与加尔文教义中的上帝的弃民相同的境地。”而“通过忏悔获得恩典对生活态度产生的明显后果，是形成了一种决定能否得到赦免的必要标准，因此仅有‘良心'（contritio）是不能满足要求的。”韦伯认为，“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种诱导忏悔的方法，就连获得天恩实际上也成了一项合理的人类活动。”

　　总之，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深刻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的伦理规范形成的内在逻辑机制。

　　本书有由黄晓京、彭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和由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等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