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在二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是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可视为其姐妹篇。

　　本书是西方学者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实质的名著。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现代主义的双重羁绊”；第二部分题为“政治体系的困境”，作者在书中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的脱节与断裂的问题。他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了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并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掌握经济的是效益（Efficiency）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内，个性变得日益单薄；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Equality）原则，其中包括种族与性别的平等、教育福利与机会均等等各种平等的要求，由于政府无法满足众多的平等要求而加剧了公众与官僚机构的矛盾；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se1f rea1ization or Se1f-gratitication）原则，在这个领域中历来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及反制度化的精神。

　　贝尔由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冲突，进一步追溯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所发生裂变：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及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正是这三大领域之间的冲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由此，资本主义必然经历一个“精神裂变”的过程。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正统意识形态并形成强大经济冲动力的两股精神：一是新教伦理所要求的禁欲苦行主义，一是贪婪的攫取性。当作为正统价值观的新教伦理为资产阶级社会所抛弃后，剩下的便只是追求快乐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被享乐主义所取代，它只保留永不满足地向外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丧失了原来那种勤勉、刻苦、节制、不过份享乐的宗教冲动力。其意识形态原理就是把经济冲动当成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就在于此，现代主义的双重羁绊也因此产生。这种文化矛盾在表层上表现为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对立以及社会成员人格的分裂，在深层则表现为社会失去传统的合法性后出现的普遍自我意识的焦虑。对于如何拯救西方文明的问题，贝尔的方案是，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只有宗教观念才能制止邪恶，给人民提供精神的寄托，建立起稳定的信仰系统。由此，贝尔提出了他的“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理论。把“公众家庭”作为某种适用于后工业社会的新崇拜物。

　　作者声称自己的学术思想“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987年再版的前言）。贝尔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但他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时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准，而是将其思想同圣西门、韦伯、凡勃伦、桑巴特等人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作通盘比较，加以取舍，自成一家。另一方面，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使他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神圣使命，这就限制了他的视野，使他更多地从文化上寻找矛盾的原因，而不是追问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是否合理这样更为深刻的问题。在这部书中，贝尔的许多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不符，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仍有参考价值和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由赵一凡等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