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学院精神"征文

　　尊师重道，薪火相传，创世界一流电影学院

　　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主张"尊师重道"，他在90岁高龄的情况下，不辞辛劳，亲自参加了公益广告《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的拍摄。后来，他更为我院题词"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现在，他的题词已镌刻在石碑上。在教学楼的外大厅，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老人那隽秀的字体。

　　何谓"尊师重道"？

　　尊：尊敬、尊重。

　　师：这里不仅指传道授业的教师、师傅，更包括我国电影行业的大师尤其是创办我院的电影行业前辈们（如陈波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等），也包括国际国内的著名电影大师们。

　　重：重视、看重。

　　道：首先指学校传授的知识、理论、道理、规律、技能、技法，以及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指做人的道德和人生的道路。

　　薪火相传：又作"薪尽火传"，原意为"前一根柴刚烧完，后一根柴已经烧着，火永远不熄。比喻师生传授，学问一代代流传。"这里特指我院通过教学，将电影专业知识、技能和电影前辈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

　　所以，"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的意思是：全院师生要努力学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尊敬师长、大师，重视电影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继承革命电影事业的光荣传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创世界一流电影学院，多出德艺双馨电影人才，多出服务人民、教育人民的好作品。

　　关于什么是"道"，以及为什么季羡林先生讲的是"尊师重道"，而不是一般人们说的"尊师重教"，有记者曾求教于季老先生，季老先生说："这个三言两语很难讲清。这里主要是讲老师教给你的东西。重教只是讲教育。道比教育要大得多。韩愈的《原道》中讲过，'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就是你必须走的路就是道。关于道字，写一万字也写不清。"

　　季老先生关于"道"的一番议论以及对韩愈《原道》一文的引述，不仅让人联想起韩愈关于教师职责的一番脍炙人口的议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引自韩愈《师说》。）照韩愈的意思，教师的职责有三个--"传道"、"授业"、"解惑"，然而首要的职责还是教学生走什么路。显然，季老与韩愈同样认为，"传道"重于"授业"和"解惑"。

　　人们常说，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不完全。韩愈把"传道"放在了首要地位，而教书（"授业"）则是第二位的。"解惑"，其实讲的仍是前两项，只不过侧重的"传道"和"授业"的方式应当是--用现代的语汇讲--互动的，在教师传、授之后，学生应当提出自己的问题，教师则针对学生的问题做进一步解答，这就是解惑。缺少互动的传授，在某种意义上讲，应当说是失败的传授。

　　按照季老先生的解释，"道"就是 "你必须走的路"。这里首先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电影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尊师重道，薪火相传"虽然适用于整个教育事业，但我以为尤其适用于电影教育事业，因为对于我们电影教育事业而言，有些东西是特别值得尊重和传承的，那就是中国电影的民族精神与革命传统。

　　试看我国自主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表现的不正是中国文化的国粹剧目京剧《定军山》吗？当中国人民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面对电影这种世界新兴的艺术形式，中国的文化人想到的首先是怎样用这种世界的艺术与技术形式来弘扬我们中国的国粹艺术。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世界各地一次次奏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以一首电影插曲作为自己的国歌呢？这不能不让我们中国的电影人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由著名电影人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风云儿女》（摄制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前夜1935年）中的主题歌。

　　在我国电影家的队伍中，曾经走着多少曾经工作在解放区或国统区的红色的大师，其中不乏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及其前身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前身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的陈波儿，是卓越的人民艺术家，优秀的电影演员和电影编导，曾主演《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等电影，是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她对开拓新中国的美术电影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46年任解放区"东影"的主要领导人期间，她就在创作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摄制了新中国的最早的木偶片和动画片。1947年摄制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就由她亲自编导。

　　曾任我院领导的章泯，1926年即经萧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早年蜚声我国戏剧界，后同郑君里一道合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休养》第一卷，又和万籁天一起合译了《电影导演基础》等，还翻译了《电影表演基础》、《戏剧的本质》、《戏剧的法则》等译作。抗日战争瀑发后，章泯积极投人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洪流。1948年以后，他先后执导或编导了《结亲》、《静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等故事片，并创作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残酷压榨、民不聊生的剧本《虎》、《村中之夜》和《饥饿》，撰写了《导演与演员》一书。1954年他随赴苏电影考察团考察苏联电影教育。1955年参加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建立，他先后任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等职。章泯在致力于电影教育的年代里，一贯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重视对学生人生观、艺术观的教育。他对于学习苏联的电影教育，强调不能盲目照搬，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在学院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主管导演、表演系的教学，不仅经常去课堂听课予以及时指导，并且积极培养师资，将他广博的学科知识、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写成专门的讲授提纲，为导演、表演系的教师讲课。他的认真、严谨不为名利，不讲空话治学作风，为全院的教学建设和艺术研究，树立了榜样。

　　原我院另一位领导钟敬之1938年赴延安，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兼任鲁艺美术工厂、鲁艺实验剧团主任。在执教期间并曾为《松花江上》、《秋瑾》、《冀东起义》、《带枪的人》、《前线》、《白毛女》等舞台剧进行美术设计。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曾获陕甘宁边区文教界英模甲等奖。1946年任筹建延安电影制片厂领导成员，1947年率西北电影工学队赴东北电影制片厂后，从事电影理论与创作的研究。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接管沪、宁国民党官僚资本电影企业。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53年参加了中国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1954年随中国赴苏电影考察团考察苏联电影生产和电影教育，1956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1964年兼任党委书记。

　　原我院副院长、享誉世界的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曾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忠实地记录着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他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刘三姐》、《红旗谱》等影片。抗日战争时期，吴印咸在延安拍摄了《南泥湾》、《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延安与八路军》、党的七大会议等新闻纪录片，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白求恩拍下了很多历史珍贵镜头，成为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还有很多电影前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怀念，他们的形象值得我们景仰，他们的薪火值得我们传承，他们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尊师重道，薪火相传"应该成为我们的校训，应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所有教职员工的座右铭。

　　数字媒体技术所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