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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我--詹相持访谈
2008-04-01 00:19:31

 

  

詹相持艺术简历:

男,19401月生于河北平山县桃红沟村,四川平昌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剧作协会会员。

1965年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同年留校任教。1998年任教授。主要开设的课程有:《电影剧作》、《视听语言》、《导演创作》等。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导演电影《樱》、《成吉思汗》、《金秋鹿鸣》等九部及电视剧十五部(100余集)。编写电影剧本八部、电视剧本四部。

认为教师如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就像丹柯,高举自己燃烧的心,把人类引出黑暗的森林。

 

一个人的经历就是财富

 

:我们知道您早年的经历特别曲折丰富,那么您的这些经历跟您的创作,相互间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吧?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詹相持: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我的母亲原来是一名红军战士,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她成了八路军女兵,19401月,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村里生下我,因为没有奶吃,我哭闹不止。我母亲束手无策。这时,我的另一位母亲出现了。她是个山村农民,几天前生下一女儿不幸夭折。她看我哭的可怜,抱起我便喂我奶吃。后来部队要转移了,我亲生母亲不能带着我行军打仗,便把我寄养在了这户农民家。从此,她便是我的第二个母亲,抚养我到八岁。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不记得亲生父亲是什么样。他当时是八路军的团长,1942年,他在华北抗大二分校学习,日本鬼子扫荡时包围了二分校,我父亲带领部下打掩护,他们一共九个人,全部壮烈牺牲了,我父亲竟被日本鬼子捅了九刺刀。我母亲知道后,在延河边上几天不吃不喝,就像自己死了一样。本来她是一年左右进山看我一趟,但父亲牺牲以后,母亲恨不能一有工夫就进山看我一趟。她是替我爸爸看我的。

因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这两位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她们的感情也都很深厚。这段经历在《樱》里都有所体现。只不过是身份有所改变,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但那份无私的母爱,那份揪心的亲情,的确是真实的。

一个人的经历是财富。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它可能充满阳光和爱;它可能布满荆棘和陷阱,可能坎坎坷坷带给你无穷痛苦。但是当你走过来,哪怕浑身是伤,那也是宝贵的、你赖以创作的财富。

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经历和创作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吧。

 

我们知道《樱》表现的是中日友好,而在您的经历中您的亲生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残害的。那么您为什么还会创作《樱》这样一部作品,是什么在影响您的创作理念?

詹相持:这里有个误解,很多人以为《樱》表现的是中日友好。其实不然。文化大革命、中日友好,这只是《樱》的大背景,《樱》真正表现的是人性、母爱和亲情,它的创作历程和理念应该是这样的。

1965年我从导演系毕业,1966年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名专业教师,我当时既没有独立拍过片子,也没有当过一回副导演,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当时不清楚的人不单是我,而是我们这一代人。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恢复高考,电影学院恢复正常教学。我们要来当老师了,可是我们不会教啊,教什么啊,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教学生呢?所以我们这一批人,当时要求拍部片子来积累知识的呼声特别高。说得院领导也觉得有道理,可是没有拍摄经费,后来学院不知道从哪里拆借出来20万,搞了一个各系教师的联合作业,不为挣钱,就是给年轻教员们做一次集体训练,补课(所谓交学费)。我和韩小磊老师报名做了导演。

当时正逢剧本荒,各电影厂都缺剧本,我们就更没有剧本了,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一部可供拍摄的本子,于是我们就自己写。我写了一个发生在文革当中的小故事。我那时比较关注生存和人性,而文革中这个主题更加典型,也更加具有震撼力。于是写了两个孩子在文革当中失去(被迫隔离)父母后如何活下去的故事。当时写完以后交给党委审批,党委有两个女委员看完后痛哭失声,觉得很感动,因为她们经历过那种痛心无奈、刻骨铭心的日子,说就拍这个吧,定了。

定了以后我就开始犹豫了,写的时候我是很激动、很冲动的。因为我在家是老大,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我有五个弟弟妹妹,最小的才八岁。我目睹和感受了失去父母关爱后的他们是怎样活着的,揪心啊!我是含着热泪写下这个本子的。但是,两个孩子的戏,我怎么拍啊?头一次拍摄就面对两个孩子,我行吗?我在纸上想象可以,把他们变成银幕形象,我能做到吗?我犹豫再三,还是作罢,另写一个吧。可写什么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生,我可以写我和我的两个母亲的故事,那是一段一直沉淀在我心中令我激动的童年往事。

当时我母亲还没跟我说过我小时候两个母亲的细微经历,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忆中的那位奶我养我的山村母亲的形象。但如何结构成戏,我一时还没谱儿。后来正好看到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报道讲述了一位日本母亲寻找她在抗战时期在中国丢失的孩子的故事,历经数年,最后终于找到了,是位中国母亲把她的孩子抚养长大的,于是日本母亲就要带他走……为什么这个时候有这么一篇文章出来呢?就是因为周恩来总理讲了话,他说:日本侵华战争对两国人民都犯下了罪行,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中日之间的友谊是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个讲话把我点拨醒了。他完全彻底地把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人民之间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友好的,而且肯定还要继续友好下去。过去只是军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侵略战争行为,摧残、迫害、杀戮那么多的中国人,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严格地区别开,才有中日关系的恢复。于是我想从这个角度,把我对于人性、人情的切身感受及我的亲身经历融会到那个故事框架中去,构成一部剧本,这就是《樱》的创作思路。

 

:这个剧本与前一个相比又有一个新的高度了。

詹相持:高度这个问题,我不好说什么。1980年我到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著名导演熊井启、山田洋次和一些电影人是这么评价的:他们当时起身给我鞠躬,一是表示道歉,二是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而现在你能够拿出这样一部作品,塑造这么一位伟大的东方母亲的形象,充分地肯定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很让人钦佩。但是你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为什么你还会创作这么一个作品?我当时说出了我的想法:正因为父亲的牺牲,更坚定了我反对侵略战争的信念,珍惜战争阴影下生命的价值;我反对涂炭生灵,我讴歌人类本性的光辉……他们说这种对人性的光大已经远远超越了战争本身,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来看待那场战争,的确让人钦佩。可当时我这部影片在国内放映的情况是:观众上座率很高,大家掉着眼泪看完,当年也给了政府奖,但是也有几个思想较左的专家和学者表示了他们的否定态度。

 

带着创作经验走向课堂

 

:那么您是通过这次拍《樱》以后,有了创作经验,可以开始教学工作了,那您的创作与教学之间肯定有着相互的影响吧。

詹相持: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写这个本子,拍这个作品,就是为了教学。学院拿出二十万块钱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几个导演,而是在培养教师。这是全院年轻教员的联合作业,它成功了,因此而成立了青年电影制片厂,因此青年厂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但是最重要的是锻炼了这些老师,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电影,我们知道怎么拍了。虽然这是第一部,第一次,但是我可以面对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告诉他电影是怎么拍的,我有这个资本了,我体验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后来,我一直在讲授剧作课和视听语言课,因为我知道剧本该怎么写了,这样写它就是剧本,那样写它就不是。所以我跟我的学生们讲,你们那些抽象的感情,什么“大海像幽灵把波涛送上蓝天,我的心呐,乘潮湿的晚风滑入深渊……”这都是拍不了的。要在过去,我也会这样激动地写,但是现在我知道这样不行。

 

:因为您有具象思维了。

詹相持:对,你要想有大海的韵味,不能直接去拍波涛汹涌的大海和什么幽灵,要用别的手段去表达,让它可以达到你的艺术感觉,但是不可以直接把大海和幽灵什么的叠起来。所以拍片子本身就是为了教学,拍完以后带着经验再回到课堂。像《樱》之后就是《沙鸥》,然后是《邻居》、《我们的田野》、《珍珍的发屋》……我们拍了几部好电影,出现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

 

:都是由青年厂来投资运作?

詹相持:对,全都是青年厂运作各系老师参与拍摄的。学院在培养了这样一批年轻老师之后,才有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这样一批学生。

 

:就是因为有这些老师在打基础。

詹相持:没错,这些老师得到了这些经验之后,再传授给他们,我们不再是腹内空空,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东西。由于年龄比较相近,不像我现在跟我的学生年纪相差那么远,所以在意识上、感情上,都能比较好地跟他们沟通、接近。由于这几部片子,培养了一批人,所以电影学院的教学质量远远超过文革前。在文革前,我们的老师都没怎么摸过胶片,没怎么拍过电影,大多是从舞台上过来的,对电影不甚了解。那么从《樱》之后开了个头,连着三五年出了这几部影片,通过实践,培养了这批老师,回到教学当中来,才可能有那一批学生。如果我们不拍那些影片,试想一下,一群影盲教影迷,一知半解对无知,你没有任何创作实践经验,对艺术的理解,对电影的认知,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不甚了了,怎么教学生?只能是误人子弟。所以第五代导演、摄影、美术,那一批优秀人才从何而来?就是有这么一批老师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青年厂从它诞生那天起,它就应该是为教学服务,为老师拍摄、学生实践服务的。从教学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教学,事实证明,这是电影教育的最好途径。最近,我听说青年厂这几年又开始支持和关注学生毕业作业的拍摄了,这很好。我很留恋怀念那一段实践和教学有机结合的年月,而且我切身体会到,我之所以敢给学生们讲剧作课,讲视听语言课,也是因为有那几部影片在垫底。后来我就一年一部片子……

 

:等于您是一边教学,一边拍摄?

詹相持:对,有课我就回来上课,没课我就出去拍片,拍完再回来继续上课,所谓不断充电吧。那时候找我拍片的厂子也多,就多少影响了教学,拍片子多了,教书就少了。到了1985年拍完了《成吉思汗》之后,我就想踏踏实实回来教书吧,后来还是一发不可收拾,1988年拍了《雪狼》,1992年拍了《西部狂野》,1994年又拍了一部《金秋鹿鸣》,那之后我就彻底不拍了,电影不拍了,拍拍电视剧,然后就上课。从那以后研究生啊、本科班啊、进修班啊,什么班的课我都给上。

不过,我认为,现在的中青年教师,还是应该给他们创造机会,多出去拍些片子,像张建栋老师、姜伟老师,他们有成功的实践,回来教学,就能拿出真货受益学生。

 

育人做人都要胸怀爱心

 

:您认为做一名教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詹相持:爱心。作为一名教师,他的生活是平淡的,就像园丁,天天浇水,剪枝除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盼望着幼苗成材。老师就是这样的园丁。

我们这些老师整天面对的是一群求知电影的孩子,你要能够引导他们开始认识电影,带着他们动手制作些短片,然后到毕业的时候他能够独立制作影视作品,等到他们走出校门,似乎你的任务才完成了。他们的成功,社会的颂扬都与你无关。你面对的是又一拨等待你浇灌的幼苗。我们做的只是一个电影普及教育者的工作,把学生普及好了,教育好了,让他们出去发挥,创造业绩。所以,我作为一名园丁,对于我个人轰轰烈烈的事就不去想它了。但是对于学生,我无形当中有一种爱心,我把他们当孩子,不懂我就教,那么多书,那么多片子,咱们一起看,共同研究。做老师的,要是对学生没有爱心,就不要做老师;做艺术家要是没有一颗爱心,就不要做艺术家。任何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他都具有博大的爱心,他爱全人类,他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失足者。

学生是各式各样的,关键是要教育得好,教育出了问题,首先要惩罚老师。教育应该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现在是一把刀对准学生,却没有另一把刀对准老师。因此,这么多年教学下来,我认为做老师的最重要的就是一颗爱心,有了一颗爱心,有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做到,也会愿意去做;没有爱心,教学工作就往往会成为累赘,学生的事就会成为绊脚石。比如我想拍个片子,却还得给学生上课,就觉得烦了,要是这么想,就只能怪你选错了职业,你可以去当艺术家而不是教师。艺术实践是必要的,但是带学生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把学生带好,送走这一批,再去实践提高自己。所以,责任心或别的什么,都是从爱心中来的,有了爱心,才有谆谆教诲,有了爱心,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你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让他走上一条健康成长的路。

 

探究生活切忌迷失自我

 

:您带过这么多学生,您感觉要想成为一名好导演,学生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詹相持:现在的孩子们和我们过去大不一样,信息时代嘛,他们的接触面很广泛,什么都知道,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深度不够,不爱思考,不愿意思考,浮光掠影,只满足于知道。而艺术不仅要有广度,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度,你老是左顾右看,不往前走,那是不行的。

我当年是从山里出来的,我有自知之明。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暑假不到五十天,我看了二十本三百页以上的书,《战争与和平》呀,《静静的顿河》呀,生吞活剥,看不懂硬看,以量取胜。我们那个年代,文化的广度不够,传媒少,因此拼命从书中汲取营养。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看书看得特别多,特别认真。

当时的电影院就放苏联影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美国影片、欧洲影片都没有。从上中学开始,每个星期六我都在电影院里泡着,这场看完看下场,同一部电影看几遍都不厌。但是看着看着就不满足于仅仅是知道了,而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去研究它。探究为什么,就是向深度迈出的第一步。从专业角度看,要学会运用电影手段去探求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甚至你可以去质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找到答案。从自由王国走入必然王国,这个过程完全是自发的,老师没办法教出来。现在的学生,看的东西多,能把老师侃得五迷三道的,说的什么我们可能都不知道,都没看过,但一旦他说出一个你知道的,看过的,你再让他们继续往下深入的侃,他可能就不行了,他就只是满足于一个广度。但是做学问,一定要深入,做导演,要追求深度。广度不是艺术家,广度是说客侃爷()。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像谢飞、郑洞天老师,知识方面可能各有千秋,但在看待问题、看待片子和思考问题方面,肯定是往深度走的。对于艺术,这是最不能割舍掉的。老要问个为什么,去解答。问完了为什么,还要去自己寻找答案,没人会去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会忘,老师告诉你的是他的感受,和你自己看下来是大不一样的,艺术答案有百种、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看得出是你的答案,我看得出的是我的答案。当然这里面有个趋同性,一部作品大家看,认知差不多,但还是会有差异的。

经常多看片子对同学们是必要的,影片是你的良师益友,多找几部好的风格不一样的片子看,然后找到你喜欢的,跟你的性格、特性相符合的,跟你趋同了你就会感兴趣,就会越走越深,最后走到自己的艺术道路上去,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不会一蹴而就。不是我喜欢当导演就会成为导演的,应该是不断地寻求探索,有机会自己拍才能逐渐走上导演这条道的。

 

:请您对那些正在学习导演创作的同学们说几句话。

詹相持:进电影学院之后,你就要问问自己: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在学习中,你会逐渐地明白,自己是谁,来干什么,来学什么。所以说,搞艺术创作的学生在学习期间,以及后来在奋斗当中,都要积极地寻找自我,传达出自己的风格与特点,明白自己想拍什么,了解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知道自己对人性是怎么看待的等等,归根结底还是个“我”字。因为对于初学者,刚进来,往往会失去自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因此要先找到自我,不要丧失自我。

在艺术中,“我”字很重要,艺术是充分发挥个性的一个行业,在共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性的能力。艺术就是“以我为中心”,不可能以别人为中心,以某种意识形态为中心。当我接纳了某种意识形态之后,还是以我为中心。“我”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个性,找到自己的个性了,才能在作品中显现出来。在过去,有些人把强调个性看作强调个人主义,这完全是两码事。我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一直都被扣着“白专”帽子,那个年代没有个性。但是创作不能没有个性,艺术家没有个性不能成其为艺术家。鲁迅以“骂人”成名,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激烈抨击,要是他不抨击,还是鲁迅吗?胡适把圈画的那么圆,极尽圆滑,他才是胡适,那就是他们的个性。如果千人一面,培养的一千名学生拍出来的东西都一个样,那还能叫艺术家吗?所以无论现在或者将来,同学们都要寻找自我,明确明白自己的个性是什么,然后去充分地发挥它们,去完善它们,不要亦步亦趋,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或者大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不要去“趋同”,而是要做个“个色”的人。不要害怕自己成为“个色”的人,也不要去害怕别人怎么去看你。没有“个色”就没有艺术了,这就是我想对同学们说的。

 

 

访谈撰写:潘雨、赵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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