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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摄影教育--张益福访谈录
2008-04-01 00:19:31

                   

张益福艺术简历:                      

男,19344月生,山东潍坊人,中共党员。教授。

196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留校任教。19621966年师承电影学院副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做进修研究生。开设摄影构图、摄影光线处理、摄影色彩构成等多门专业基础课程,曾任北京电影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96年起,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为该院主要创始人之一。1997年退休。                  

已公开出版《张益福摄影教程》摄影专著18部,《张益福摄影系列教程》光盘一套20张;翻译出版《摄影构图原理》(美)等国外摄影著作6部;校译《新摄影手册》等摄影译著3部。获部级“高校科研成果奖”、“高校优秀教材奖”和 “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对于我们这一代学摄影的同学来说,甚至社会上某些已有成就的中青年摄影师,知道张益福的名字几乎与接触摄影是同时的。很多人都是在张教授的摄影专著引领下踏上摄影之路的。他曾在报刊上和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写道:用通俗的语言和文字做好摄影知识的普及工作,是他毕生的愿望。我们的访谈在他的书房里进行,他那儒雅的言谈和谦恭近人的风度使我们的采访充满了温和欢快的气氛。

导师吴印咸影响我终生

问:您的一生都在从事摄影方面的工作,那么您是怎样和摄影结下不解之缘的?

张益福我小时候家中有一台照相机,常给弟弟妹妹和同学们拍拍纪念照,算是会一点儿照相,而且我很喜爱美术。1951年初,我在青岛上学,高中还没有读完就被共青团组织调至团山东省委参加了工作,后来又被山东人民出版社调去做了美术编辑。当时编辑部里会照相的人连我算上只有两个,出版物中需要照片做插图的活儿也就多半由我完成,就算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吧!不过,当时我的摄影水平连“半瓶醋”都不如。1953年,我和同志们来北京看美展,差一点儿给他们拍“砸”啦,曝光不足(笑)。因为我以前只在室外拍摄,对室内的亮度估计不准。

问:您当初怎么想到要考电影学院的?

张益福:我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编辑部里高学历者寥寥无几,高中生也算个宝贝儿,工作挺舒心,后来又叫我当了文字编辑。但是,念书时我想参加工作,工作啦又想继续上学,总觉得知识不够用。正巧,1956年国家号召没有修完学历的年轻干部上大学,给了我继续升学的机会。我的愿望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想做一名电影摄影师。不过,由于客观原因耽误了电影学院的报名日期,不得已改考北京俄语学院,并被录取,1957年又转学考入电影学院。

从文科类大学转入电影学院要加试专业课,要考文艺理论、素描、画插图(草图)以及绘画或摄影作品分析。这些虽然都是我的“长项”,但复试时的口试仍然令我非常紧张。考官们很多,好像有10多位。最年长的一位端坐在中间,表情专注,不发话。但是,在我分析美术作品时发现他微微点头,使我大大增强了信心。入校后我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印咸,也就是亲自选定我做他进修研究生的恩师,把我留校任教的决策者,令我终生甘做园丁的引路人。

问:您能谈谈您当初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吗?

张益福: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圆了我读大学并学摄影的梦。我觉得,那时同学们的专业思想都很牢固,都非常喜欢所学的专业,尽管两个人共用一台学院借给的照相机,但学习很刻苦。

至于我自己,由于是“调干生”,入学前工作过5年,在生活习惯方面难免和同学们不完全一样。比如,上街之前我总要刮刮胡子(尽管当时年轻,没有多少胡子),同学们还觉得有点儿奇怪。宿舍里不很安静,我便常常搭车去北京图书馆度过没有课的时日。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

问:对于每一个人,一生中总会遇到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人。您认为对您影响至深的人是谁?

张益福:我的导师吴印咸。我进入摄影系学习时,脑海里充满着美丽的想象,幻想着做一名令人羡慕的电影摄影师。至于当老师,压根儿就没想过,也不愿意。那时,老师这个职业不像现在渐渐被一些人羡慕。如果我早知道大学毕业后要当老师,没准儿根本就不会读大学,还不如继续当编辑。但是,恩师吴印咸改变了我这种想法。

读二年级的时候,吴印咸院长亲自给我们讲摄影构图课程。从前,我没有看到过他那些十分精彩的摄影作品,也不十分清楚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如今却能亲自聆听他的教诲,和他面对面地交谈。尤其是他的为人,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他每逢讲课,都用自己拍摄的很多照片向同学们展示,使我们既学到知识,又欣赏了他的作品。同学们有集体活动,他常常给我们拍照,总是亲自制作好,送给每人一张。为了节约,照片当然不大。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我开始对做一名教师的意义有了一些认识。

也算凑巧。有一次,他在班上问谁的听课笔记记得好,同学们提到我的名字。仅仅由于这一点儿缘故,我在课余参与了吴印咸院长的巨著《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的编辑工作,历时一年。读到三年级,离大学毕业尚差一年,吴院长就告诉我:“你将来就留校啦,教摄影构图课吧!”就这么简单,没有第二句话——这便是他的性格,话语一向不多。他的这个决定,影响了我终生的道路。

于是,电影学院毕业后,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时值1961年。

不过,只做了3个月的助教,我便离开了教学岗位,被吴印咸院长选定,单独跟他学习,做他的进修研究生。这种“研究”很特殊:一无研究课题,二无研究年限,三无入学考试,四无文凭、学位。总之,导师做什么我跟着学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上级有“精神”,各艺术领域的大师们要亲自传授年轻人。有些干脆正式收徒;吴印咸院长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做他的徒弟,就叫“进修研究生”。

这期间,导师的每一次拍摄,我差不多都在场。他在摄影室内拍摄人像,我根据他的意图布光,若不合要求他再纠正;他的一些照片,由我放大制作;他外出拍摄,我都跟随。我们去过北大荒,去过大庆,去过轻重工业企业,去过风景名胜地区……包括参与摄制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的全过程。在跟导师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扎实的摄影知识,也有机会亲身感受他的待人处世,学到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1980年与导师吴印咸在敦煌   王杰摄)

进修一直延续了5年,文化大革命由天而降,把我的导师吴印咸——这位放弃了30年代在上海作为知名电影摄影师的优越地位,投奔革命,成为“延安电影团”负责人的党内专家“革”进了“牛棚”,我的进修也就终止了。

 文革灾难结束后,从1980年起,吴印咸老师又通过上级组织把我借调到他的身边(那时他已调离电影学院),做他的专职业务助理,协助撰写他的成套专著《吴印咸摄影艺术著作集》。先后完成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滤光镜使用法》、《摄影构图120例》、《摄影用光100例》6部著作。与此同时,我跟随他去敦煌、云岗、大足、嘉峪关、黄山、峨眉山、都江堰、乐山等地进行摄影创作及讲学活动;1982年和1983年,人民大会堂管理局请他拍摄大会堂厅室照片及藏画,在他指导下我具体执行。这期间,又是5年。

经过跟随导师这10年的学习与研究,使我对图片摄影产生了不解的情结,领悟到其中要钻研的学问太多太多。如果此时要我花精力去拍电影,我已经没有兴趣了。我要把导师吴印咸建立的这个学科发扬光大下去。

1984年底,学院将我从吴印咸老师那里调回,接任摄影基础教研组(实际上是教研室)组长职务。从那时起,除去自己的教学任务以外,我必须考虑教研组的发展,可以说,与图片摄影教学再也不能割舍啦。

教师和学生应该是朋友

问:您的老师给过您这么深刻的影响,那么,后来您也成为老师,去和年轻学生打交道,您觉得您主要带给了他们什么?可以具体谈谈您在培育学生方面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吗?

张益福:教师要对得起学生。教师应该带给学生服务于社会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品德。

有人说,“教师与学生应该是朋友关系,使学生感到平等”。首先要肯定,教师与学生应该成为朋友。但是,朋友相处有多种方式。一个教师如果很敬业,对学生充满爱,认真备课,把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学生感觉到学习的满足,而且对学生的不良行为善意提出批评,真诚地帮助学生改进,尽管他没有把“朋友关系”挂在嘴边,学生也会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也会到他家里聊天,谈论学业,请教其他问题。相反,假若一个教师课程讲得马马虎虎,对学生不够尽责,即便他对学生和颜悦色,学生觉得从他身上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也不会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

新世纪的师生关系,已经不能单纯地看作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教学相长的相互关系。教师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你所面对的学生中,极可能有人在某些知识领域完全可以做你的老师。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年轻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广,有些方面你可能不如他们。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对教师提出了不断学习的任务,要不断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更要尊重学生。

教师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一定要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作答,讲错了的要当众更正。千万不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唯恐丢了脸面。如果你能够真诚地处理类似的问题,学生会非常喜欢你、尊敬你。教师从学生反馈的信息中,可以检查自己的教学效果,判断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适当,从学生身上学到好多东西。

1982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人民大会堂   吴印咸摄)

当今的大学生挺聪明,教师的专业水平、性格特点、道德面貌,他们看得很清楚,教师来不得半点儿虚假。既然选定了做园丁这份职业,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燃烧自己,意味着踏踏实实,意味着对学生负责。教师与学生的良好关系,主要凭借教师的专业水平和道德风范建立起来。

问:您虽已退休多年,但是,我们了解到,各班同学仍然很喜欢听您的课,为什么?

张益福:对于一个年龄较大的老教师来说,在课堂上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自己的知识结构能不能及时更新,能不能站到学科前沿,把新的知识介绍给同学,不致落伍;其二,在教学方法、教学风格上要使同学们易于接受,避免或缩小年龄上的“代沟”。

我虽然教课多年,而且,讲授的内容已有著作面世,似乎是“轻车熟路”,但每次上课之前,我总是把PowerPoint的大纲浏览一遍,以便讲得更流畅些。对校外的课也是这样。同时,我在不断更新讲授的内容。在这方面,学院图书馆的老师们对我帮助很大,我经常到那里查阅外文摄影书刊。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对老师、对同学非常尽责。此外,我还利用自己出国的机会或委托朋友物色好的外文摄影书籍,扩展与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一册权威的英文版摄影百科全书,便是前些年请朋友帮忙买回来的。

我比较注意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交流,不要“满堂灌”。我讲解一些图片时,有时候让同学们分析评论,然后由我总结。我有一个习惯,每半天的课我总是留出20-30分钟的时间让同学们提问题,当然是有关摄影的问题,我作答。我觉得这样做更有针对性,更能满足不同同学各自的需求。他们很喜欢这样做。当然,这对于老师也是一种考验——教师的知识要全面些,否则回答不了问题。

创立摄影学院责无旁贷

问:您是我院摄影学院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所学院?

张益福:1995年下半年,电影学院与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组建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在院长领导下,我参与了具体筹建事项,包括教学方面的整体设计,受命出任副院长兼教务主任,主持摄影学院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按照原来的设想,是创办一所独立的摄影学院,但是很难获得批准,只好办成电影学院下属的二级学院。有人议论,“电影学院办摄影学院干啥!”他们不知道,咱们国家这么大,图片摄影从业人员这样多,没有一个专业学院怎么成!建立一所学科比较健全的摄影学院不仅完全必要,我们也责无旁贷。

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就是教拍电影,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从50年代中期建院,摄影系一直就有相当完善的图片摄影课程,包括摄影构图、摄影光线处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静物摄影、彩色摄影、新闻摄影、生活摄影、暗室技术等。这些课程,都是在吴印咸院长主持下建立的,有些课程他亲自执教。这些课程的建立,实际上起着双重作用:既是电影摄影的专业基础课,又是图片摄影的系统训练。摄影系的毕业生,有许多人献身于图片摄影岗位,取得公认的成就,就是明证。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图片摄影教育体系中,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所设立的课程,是相当全面的,对学生的培养是严谨的。

所以,从客观需求和主观能力两方面来说,成立摄影学院是完全正确的。19962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举行成立仪式,使我国有了第一所正规的、全面培养图片摄影各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这对于我国的摄影教育非常重要。

问:您撰写出版了大量摄影书籍,也翻译、校译了一些国外摄影著作,既有摄影技术方面的也有摄影艺术方面的,您怎样看待摄影技术与摄影艺术的关系?

张益福:摄影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应如何面对这种关系?我深深体会到,摄影图像的艺术效果有很多时候要凭借技术手段作保证,摄影技术又只能从最终的艺术效果上判断是否恰当。比如,用日光型彩色反转片在钨丝灯光下面拍摄,假若你一点摄影技术知识都没有,就不知道怎样用滤光镜校正它的偏色;如果你纯粹背教条,它告诉你应该选用80A较深的那块蓝色滤光镜。可是,当你完全按照技术要求使用80A滤光镜之后,必然会发现校色过头,钨丝灯照明下的色彩气氛已荡然无存。而且,80A滤光镜需要补偿两档曝光量,倘若你手持照相机拍摄,又无感光度足够高的胶片,镜头光圈已经开得很大,照相机快门速度已经很慢,再补偿两档曝光往往不能操作。因此,由于艺术效果和实际可能性这两方面的原因,不用80A滤光镜,而用82C淡蓝滤光镜,不仅色彩效果更好,而且它只需要补偿半级曝光量,容易做到。从这里看出,技术手段不学不行,脱离艺术效果只讲技术条件也不行,它表明了摄影中技术与艺术的相互关系。

我喜欢有效率的生活

问:您有相当的知名度,为何这几年在摄影界您极少露面,甚至听不到您的声音?

张益福:我在校内外仍然有课。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我的岗位在教室,我的感情在我的课堂上。这几年我婉言谢绝了社会上的某些邀请。我愿意和学生在一起,愿意做一个园丁。

问:您著述甚丰,退休以后还不断写作,这要耗掉您很多时间,您平时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张益福:我这人喜欢有效率,从1992年起已经用电脑写作了。当时还没有奔腾2,是8088。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靠你去寻找。2000年我在美国住了三个月,为我去年出版的著作《张益福摄影教程》拍摄插图照片,趁休息的空当儿和下雨的天气,还翻译了一本书。

我从来不熬夜,也不喜欢睡懒觉。开夜车对我而言没有效率;早晨5点多我就起床了。等到早餐准备好,我已经在网上看完新闻,工作一个多小时了。

现在我已经放慢生活节奏。学院领导给离退休人员建立了活动室,条件不错,我工作累了就去打台球。

 

2001年在维也纳拍摄时留影,张益福夫人摄)

问:前些天看到您去欧洲拍的一些照片,感觉很好,能给我们谈谈您在欧洲的创作经历吗?

张益福:2001年,我和我的老伴儿去了欧洲,继续为上面谈到的那本书拍摄插图。另一方面,那儿也是我们很想去的地方。我不喜欢参加旅游团,它不利于拍摄,我们自助游。

如果谈经历,德国人办事严谨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有一处旅游景点在德国南部一个山坳上,我们住在山下小镇一个家庭旅馆里。这种旅馆的女主人一般都能讲点英语,有传真、E-mail等设备,也有小餐厅,房间温馨而干净。拍摄了三天已经尽兴,打算第四天一早乘大巴返回火车站。我向房东太太了解到小镇上只有一趟公交车。我怕万一赶不上车得多耽误一天,便很早赶往汽车站。站牌上只有德语,我不认识,周围空无别人。我生怕找错地方,心里很不踏实。过一会儿来了一位英国姑娘,也等这趟车,我才放心些。不过,就要到点啦还不见大巴的影子,我又不安起来。可是,不一会儿汽车来了,不熄火,待我们三人坐定开车时,我看了看手表,一分钟都不差!(笑)

德国人工作时认真地干,休息日则玩个痛快。我在汉堡赶上一个星期日,街上连就餐的地方都找不到——饭馆全关门,玩儿去啦。我心里想:这些人大概钱赚够啦,否则,怎么不抓紧星期天“招财进宝”?

与德国人的严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人的浪漫。有一次我在巴黎火车站订列车座位,窗口内一位小伙子来到售票姑娘身旁,尽管我们七八个人在排队,但见那姑娘迎上去和他热吻起来,我们只好在外面等着,就算免费看电影啦(笑)。             

问:您谈得可真有意思!那么,您对我们这些学习摄影的年轻人有什么要求和希望吗?

张益福: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首先要有明确的动力和目标。要清楚摄影是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它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的发展。无论为了完成任务或者为了表达个人的审美观念而拍摄,都应对社会、对人们有益。

要练好坚实的专业基本功,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摄影易学难精,不要以为基础知识很简单、很容易学、不重要。看似容易掌握的东西,其中的学识很多;只有刻苦努力,才能把摄影这座大厦的根基打深、打牢。

同学们除去学好专业以外,还应该有全面的素质。比如文字写作能力、外语水平。假若你用摄影报道一件事情,如果连文字说明都写不通顺,错别字连篇,这怎么成!外语是一种工具,是人际交流与学习的工具,谁掌握了这种工具谁必然获益。让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一点儿专业英语也不知道,甚至普通英语单词也认不得几个,只有英语菜单的数字照相机就别买啦!有些同学不重视文字写作技能,不肯花功夫学英语,不关心时事,我觉得很不合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品德修养,要做一个正派、诚信的人。

在张教授家中的采访很快便结束了,短短的一下午,让我们了解了张教授一生中许多所遇所感,也了解到一位教授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期望。张教授认为我们当代年轻人很幸福,无论是客观环境和学习条件都比他当年好得多。尤其令我们感到,张教授十分关心摄影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虽已退休,还时刻惦记着我国摄影教育事业,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年轻学子!

                                  访谈撰写:郑珊珊  杨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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