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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郑国恩访谈录
2008-04-01 00:19:31

               

郑国恩艺术简历:

男,19301月生于黑龙江省安达市,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前理事。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会长。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

1948年参加革命。195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俄语系,同年随中国电影实习团赴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回国后在电影学院工作,担任56级(首届)本科生专业课教员。1962年-1964年派往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1974年学院复课,担任摄影系负责人兼艺术教研组组长。后任系副主任,并担任78级主任教员,承担该班摄影艺术专业课。1984年任摄影系主任,同年招收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首批研究生,任导师。1988年任教授。

教学主要开设课程有:《电影特技摄影》、《电影照明》、《故事片摄影创作》、《电影摄影技巧》、《影片分析》等。指导电影艺术和技术方向摄影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进行教学同时,在摄影艺术、技巧等领域进行专业理论研究。已发表的著译共约100余万字。其中专著4本,论文40余篇,与人合著的著作1本。作为编导拍摄故事片1部,作为摄影拍摄故事片2部,作为艺术指导参与影视创作3部。1992年获北京电影学院最高成就奖“金烛奖”。1995年获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优秀教学荣誉奖”,1996年获广电部离退休干部局、人事司颁发的“老有所为个人先进奖”。

他的座右铭是:终生从教,甘当人梯;不妒人长,淡薄名利。

 

“盲打误撞”进入电影圈

问:您能先回顾一下您是怎样走上电影道路的吗?

郑国恩:那还是在1948年,当时我十七岁多一点,正好四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松江三支队征兵,我就报名了。那时参了军的家庭就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匾,是件很荣耀的事。在这之前我考上的是炮兵学校,但他们没有人来接兵,于是我就到了松江三支队。

我们先到了哈尔滨,又转道佳木斯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三支队就是为“东影”招的人,我们又经过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三期训练班三个月的正规训练,然后就被分到了摄影车间。我当时的上级领导就是吴印咸,还有苏云,我当的是摄影助理。

问:您当时对电影的了解多吗?

郑国恩:其实在进摄影厂之前我只看过两部片子,其中一部是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实话说,我当时是不懂电影的,但是组织上分配了工作,就要坚决服从,于是我们凡事都是从头学起,我就是这样进入了电影界。

问:您在“东影”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吧?

郑国恩:是呀,我在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做到第一摄影助理了,拍了三部之后,对摄影有了初步的了解。我的启蒙师傅是马守清,进一步培养我的是聂晶,他们的言传身教给了我对于摄影的初步知识。

当时厂里选人到大学进修,我就被保送到东北师范大学俄语系学习俄语,以便以后到苏联留学。但是恰好留学生的名额紧张,幸运的是那年电影局组织了一个电影实习团,由北影的老厂长汪洋带队,我就这样被编入了访问团当翻译。组织上同时给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在翻译的同时学习专业,这样就一举两得,使我得到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1954年我们进入苏联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集中学习一个月,然后就是跟片实习。正好著名导演尤特凯维奇在拍《奥塞罗》,我们边学习边实践,用学到的理论,在实习中去进行电影创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确实看到了世界一流的电影家的电影是怎么创作的,成熟的制作部门是怎么配合的,真是觉得受益匪浅。当时我的打算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一方面做好本职工作,要把苏联人教给大家的东西翻译好,让别的同志听的懂、记得上;另一方面就是自己也要融会贯通这些知识,这对于我将来从事这个专业,一定是有好处的。当时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自身的学习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因为从我个人而言,对革命是有深厚感情的。就我当初的那个家境来说,让我读书上大学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既然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觉得就一定要对得起党的信任和人民的哺育。

“临危受命”  勇担重任

  问:回国后您就进入电影学院工作了吗?

郑国恩:其实事情完全不是我原来预想的那样。我本以为学习结束后会继续回到电影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好不容易学到了本领,正想回国后施展一番,投入到创作的第一线上去,但后来接到了通知,组织上要调我到电影学院任教,于是,1955年底我就到了电影学院摄影系。

问:您原来没想到自己会作了一辈子的教师工作吧?

郑国恩:确实没想到。因为我刚才说了,到电影界本来就不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从自身来说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至于教学就更没有精神准备了。本来到电影学院来,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吴印咸直接下的命令。那时候他正好在筹备电影学院,我调过来之后,找我谈话的就是吴印咸。他跟我谈的第一个意向就是要我当翻译,因为当时学校有一个电影专修班,学员都是从各个制片厂调来的。其中很多人都是我的同辈。由于是苏联老师讲课,所以需要专业翻译。其实,当时懂俄文的人是不少的,但是懂电影专业的却不多,所以别的人翻译起来会比较困难,尤其是电影摄影这种专业化特别强的课程。所以把我调过来,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既懂俄语又懂专业,所以翻译的会比较准确一些。

吴老要我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教课,而方向呢,就是摄影艺术。他当时让我在为课程进行翻译的时候就应该为教课做准备,争取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能达到一个合格教师的水平。

那时候,我们是1956年开始第一次招生,确定我并不是在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就正式上课。但是接下来1957年就开始了反右运动,停课的停课,下放的下放。等到运动一结束,课程又开始了,这时候就要重新安排教员。我们学校就开始调人,各个专业都从各制片厂里调人。当时预调很多有名的摄影师,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而没有来。我们这些年轻人最后被安排上课程就是因为从厂里调不来人,才把我们这些现有的预备教员提上来了。

教摄影课的有我,还有一个沈嵩生老师,他比我小两岁,是大学毕业来的,文化程度比我高。学校安排我负责的是两部分课程:一个是照明,一个是“摄影艺术课”讲座。一听这个我就慌了。为什么会慌呢?因为最初告诉我的是在1956年的五年以后,也就是1960年左右才会安排我正式教课。按照苏联的惯例,教专业课的,必须是电影界里在本专业上有社会影响的,并且有作品为社会所公认的名家。虽然我在5年的时间内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业务上做更充分的准备,结果没有到五年就叫我们两个上课,准备的时间不多,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慌了。

问:这次临危受命一定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吧?

郑国恩:说起来还很有趣。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且现在一想起来还让我非常激动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吴印咸院长要下班的时候,大概四点多钟就把我和沈嵩生老师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他很严肃地叫我们俩坐下,但是很客气。因为吴印咸院长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上下级,但更多的像是师傅和徒弟。因为他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就当作父亲一样的来尊重他,所以他跟我们的关系也是特别好。但是这一次他面对我们的态度、表情就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了,是非常非常严肃、非常非常郑重的。当时我们俩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半天没说话,就等着他说话。他一开口就说,56级摄影班的课由你们两个来上。我们两个一听就木然了。因为谁都知道,上课要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得具有足够的知识基础。我原来想,能在我们学院教课的老师就是达不到当时苏联电影学院里对教师的要求,也应该是具有差不多能力的人。但是显然我们两个年轻人和这个标准相距甚远。所以他一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两个都懵了。吴印咸一看我们半天不说话,他又加上了一句,说这是党的决定,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们一定要教好。我们一听到这个话就没说的了。因为我们都是党员,而且参加革命都比较早,入党也比较早,我是1953年就入了党的。我当时心想:这是党的安排,体现了党对我们的信任,说明组织上没有把我们当成右派,我们本身又不是没有毛病和缺点,党在这时候给你安排工作就表明了莫大的信任。当时我就激动的不得了。后来吴老又说:你们到底有什么困难?你们觉得还需要有什么准备,欠缺什么条件?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我绝对给你们准备。我们俩出来以后,半天离不开那个地方。这样恍惚了大概有好几分钟。听到吴老也大概在屋里走动着,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反正吴老也特别激动,因为这个决定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很容易下的。后来,我和沈老师晚上六点半都相约来到了办公室,想计划一下课程准备。进屋之后,两个人根本没说话,心情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两个人竟不约而同地哭了出来。

问:您在最初的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吗?

郑国恩:主要的困难还是缺乏经验。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教的这个班的学生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年龄比我们大,有三分之一和我们年龄相仿,还有三分之一是应届毕业生,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多岁,年龄跨度很大。他们有的是从部队来的,有些是中尉,还有上尉,还有的是科技干部。我们和他们能力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都是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还有抗美援朝的嘛。这样的学生,我们怎么教他们呢,这是个难题。就是这样的现实情况使得我们两个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另外,对课程准备不足使困难变得更大。我们确实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个教学搞好的。但是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那时我们两个最怕的就是在课堂上学生提出的问题是你答不上来的,这就表明你的学识比较浅,在学生面前就没有威信了,而教员最怕的就是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这个局面,就是觉得首先要知道学生看过什么书,正在看什么书。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家里看,要是时间来不及,我们俩就分头去看,然后再互相交流,交流的动力就是防止到时候被学生把我们问住了。那时候没有在十二点之前睡过觉,基本上白天就是上课、备课,再加上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占去的时间,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那时候自己心里有底,知道自己肯定没有达到一个合格教员被要求的那个水平。但是班上的同学没有表现出来对我们的不满,这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光凭这点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那时候租影片很贵,学校经费也很少,我们开的电影观摩课就少一点。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像现在,学校既有光盘又有录像带,学生们可以反复的去看。当时如果调来一部影片,只给几个人看一场是要花很多钱的,而且我们自己备课时都无法预习,但学校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问:您和您教的这班学生一定有特殊的感情吧?

郑国恩:我们下了课以后大家互相之间经常交流,这关系既像同志又像兄弟,每次他们班聚会都会把我叫上。有一次我就请他们说一说对我当时教学的看法,让他们把真实的感觉告诉我。他们就说当时的感觉就是“你是现买现卖,我们是如饥似渴。”当然这话不是贬义,就是说我还能讲的清楚,他们还能听得懂,并且都有收获。当时我们倚重的资料,是苏联专家讲课时留下的讲稿,但是这个讲稿是给两年制的进修班用的,而我们要讲的是本科四年的课程,时间拉长了一倍,因此其他的内容就必须要自己来补充了,后来也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改进才克服了这个难题的。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是很不容易的。

受吴印咸影响至深

问:您对自己的工作是怎样看的呢?

郑国恩:艺术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员有很高的艺术素质,丰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阅历,足够的实践经验。当时真是逼着自己去咬牙坚持下来的。直到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还承担一些国家科研课题,还带研究生,虽然比较累,但还是闲不下来,一闲起来心里就觉得发慌。

我现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也是某种自我表扬吧:我是被“逼”到这个位置上来的,肩上被压上了重担所以不得不勤奋,还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我自己知道我有很强的惰性,也曾经聪明反被聪明误过。聪明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学的东西不扎实,那反倒会妨碍个人的进步。所以我给自己压了很重的担子,惰性才有所收敛,工作压力大就使得我更加勤奋,在这一点上我也还要感谢吴印咸对我的帮助。

问:作为吴印咸院长的学生和同事,您一定对吴老有很多的回忆吧?

郑国恩:吴院长啊,那时候我十七八岁就是他的手下。应该说我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成长都受他的直接影响。他不仅是电影摄影界的前辈和重要人物,而且也是摄影界的权威和重要人物,更是电影教育界的权威和重要人物。他从事的图片创作和电影摄影事业、电影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做的很尽心、很出色。所以他的言传身教也就有形无形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摄影系在电影学院里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直言不讳。有时大家会争论的面红耳赤,甚至还会“出言不逊”,但是这也达到了沟通的效果,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而这些也都是因为受到了吴印咸行事作风的影响。吴印咸为了掌握业务是很勤奋的,他的勤奋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拍照片全都是自己洗、自己印,有很多时候条件不具备,他就在床底下装胶片,比如洗印没有电,他就在房顶上打开一个天窗来曝光。吴印咸没有好机器,他用的都是比较旧的机器,但他的照片却是最好的。他一方面要做领导来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还要教课,摄影构图课就是他教的。他业务上的勤奋、教学上的勤奋,这些都给我们直接的、很大的影响。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忠厚。电影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时,很多人都进了牛棚,还有很多人受到了皮肉之苦,但是学生们都保护他,没有一个人动过他。所以至今为止,我都觉得应该给吴老塑个像,放在摄影系走廊里头,我们有几个人正在商量这个事,要为他做一个半身铜像放在那儿。他是我们的先辈,是我们这个专业的鼻祖,是我们摄影界这一批人为人处世的一个良好的榜样,一个良师益友。他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培养,从言谈举止当中,都是一点一滴流露出来的。没有他的支持和关心,像我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能力,一下子被置于这么高的工作要求下,是很有可能会一事无成的。

从“78班”谈学习与成才

问:作为摄影系78班的主任教员,您培养了张艺谋、顾长卫、侯咏、张会军等出色的电影摄影艺术家,他们开创了中国电影新的影像风格。对于这些学生您很满意吧,您是怎么看待他们的成功呢?

郑国恩:我教78班之前,摄影系还招过6个班。这6个班的水平都是不低的。因为从最初的招生起,吴印咸老师就要求一定要严把招生关,新生就要具备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不然的话成才率会是很低的。我觉得一个班只要有1/4的成才率就算教学很成功了。现在想来,我觉得无论哪一级成才率都是不低的,但都没有78班那么成功,主要是没有他们那么优越的条件。

56班也很成才。大家都熟知的《济南战役》、《黄山来的姑娘》、《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都是这个班的学生拍的。可他们要等到文革之后才有机会拍片子。像鲍肖然是大家都熟知的,他任摄影拍摄的《沙鸥》、《香魂女》,得了金鸡奖,但这些人也是到80年代才开始拍片。一个60年代毕业的学生要到80年代才能拍片子,除了那时论资排辈的因素,还有其他的政治因素耽误了他们。

58班,他们毕业之后正赶上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三年自然灾害,大家吃都吃不饱。当时到处成立电影制片厂,甚至有的县都要成立电影制片厂,大跃进之后突然又把制片厂取消了,所以很少有人到制片厂去。像李晨声、云文跃、罗德安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也要到80年代才有了拍片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78班成功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机遇好,正好改革开放,打破闭关自守,毕业后并非论资排辈,很快实践。人的成才和机遇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另外,从现在看来,无论什么院校、什么领域,19777879级这所谓“新三届”的学生都很成才,他们已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因此,摄影系78班的成功应该说与电影学院和我的教学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主要是个社会现象。

问:您的意思是说78班的成功是有很多特殊的条件促成的。

郑国恩:我觉得他们这个班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在他们到电影学院之前,其中好多人都已经是社会青年了。他们不是应届毕业生,是参加过各种各样劳动的,因为他们渴望学习,所以一有机会上学,他们就会百般珍惜。

他们的成功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机遇。那时的电影学院,正值改革开放,不是用原来那种极左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来束缚他们,很多新鲜的观念都进来了。我们在教学中也没有封闭这些东西,都尽量让他们多接触新的理论和外国影片。因为我本人吃过禁锢的亏,所以我们就不想束缚他们。另外一个条件,是这批摄影系的学生的技术、技巧课学得比较扎实。因为我们十几年没招生,大量的胶片被储备下来,以前的班级都是只能做集体作业,在做最后一个作业时才是单人的。78班就不一样,他们大量的拍个人作业,数量比以前的学生多好几倍,所以基本功打的比较扎实。另外他们毕业出去后没有论资排辈。其中谁是成才最早的呢?是到广西厂、湖南厂这样的小厂去的。而到大厂去的呢,就多少要受论资排辈的限制,像陈凯歌也是分到北影,但没在北影拍片,是西安厂给了他拍片的机会。如果他一直在北影等的话就很难轮得上他,像黄健中是干了二十年才干到副导演的。所以这个机遇对78班很重要,但这个机遇也不是谁都抓得住、用得好的。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力,机会到了面前也抓不住。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所以他们敢于立军令状。什么叫军令状?就是如果他们第一次失败了就永远趴下站不起来了,就甭想再拍片子了。

我当时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是比较传统的,我说你们到厂里千万少说多干,因为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学院派”,现在也还这么说。但这个词上有了含义的转变。原来说学院派是贬义的,一个人要是学院出来的,就意味着能说不能做。我们刚毕业的学生,对焦、量光确实没有他们制片厂学徒出身的做得好。他们都是跟组十几年的。所以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每每都在这方面会闹出点儿笑话来。但是我们知道对一个大学毕业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十天就能掌握,但你刚开始出一个漏洞,人家就抓住你的把柄把你叫做“学院派”。什么时候才开始转变这个思想的呢,电影学院的学生一旦进行独立创作,他们的后劲儿是要远远超过那些学徒的。因为他们拍出的东西会比较精致、比较有想法。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这个观念,我每到一个制片厂就会问问他们,我们的毕业生表现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他们还叫我们“学院派”,但这时候已经是褒义了,学和不学就是不一样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前面的毕业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78班尤其在这方面打的响。

问:“第五代”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电影界很多的观念。

郑国恩:是呀。像我们这些经过政治运动的人当时是不求艺术创新、但求政治无过的。加上论资排辈儿等传统思想,我们一再告诫他们毕业以后要夹起尾巴做人。要是开头失误了,你得费尽多少周折才能改变别人对你的最初印象啊?所以在开始时千万不能有失误,所以在他们毕业时我是反复叮咛。后来他们拍了《一个和八个》,但是没想到影片出来以后有那么多人去“砸”它,而且一下子扯到政治问题上去了,所以我当时特别着急,听说他们来北京了,就叫他们马上来找我。一进屋,我就劈头盖脸地说,你们怎么这么不谨慎啊?在政治问题上犯错误多严重啊?他们开始一声也没出,最后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这时觉得他们的创作动机其实是和我想的一样的。我看了特别感动,我觉得像影片中的这种故事,在革命队伍中,不是主流,但绝对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些极左分子在革命中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用这种题材去警示我们的党。后来,我有机会看到这个影片,现在再看那些充满极左腔调的评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问:78班的学生中,一定还有一些人一些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郑国恩:说说侯咏吧,他是我们在西安招的学生。本来我们都考完素描了,我们的教员到发行公司去借用来考“影片分析”的影片。他妈妈正好在那里工作,一听说电影学院招生,就说我儿子画画挺好的,特别想到电影学院学习去。可是我们说晚了,专业都考完了。她一听就难过的不得了,很着急,就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看看侯咏的画,不一定要考他。我们的教员到那儿一看,画的确实不错,应届生能画的这样好,是很难得的。所以就赶快给学院打电话反映情况。后来他拿来了中学成绩,各门分数都挺高的,系里请示学校特批,让他先参加“影片分析”考试,后来再补两门专业课,能过就过,不行就拉倒。后来第二天“影片分析”他就去了,然后又用一天时间把另外两门补了,他考的相当不错。西安总共就五个名额,现在从那考上的都成功了,他们是:顾长卫、张艺谋、王小列、侯咏、智磊。

问:请您再说说张艺谋吧。

郑国恩:我觉得更偶然的就是张艺谋,他是比国家规定的考试年龄超过五岁的,是根本不能报名的,因此摄影系报名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报名。他拿来自己好多作品给摄影系的教员看,我们看出他的专业水平确实是很高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拍照片、买相机还曾经卖过血。

当时他是一个工厂的干事,可是超龄五岁是绝对不能报的,我们已经多少年没有招生了,只要放开几个月这一个口子,考生增加的就不止几百几千,要是将年龄放开几年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谁也不敢松这个口。他三番五次找我看作品,我就说我在西影拍过片子,我可以以个人名义打电话到西影去,他们肯定会接收你的,你可以去拍剧照。而他说,“老师,我就是想学习,我不想拍剧照。我就是想到大学去学习。”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了,根本解决不了。

后来不知道他怎么找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黄镇给学校写了个条子,可是那个时代大家都对这种事情很反感,越是领导的条子越不买帐。后来我们才知道黄镇根本不认识他,确实是一个老同志出于爱才的心情,出于对革命文化事业的责任感才写了信的。我们知道黄镇也是一个艺术家啊,他在长征时期就进行绘画创作,对于艺术他是个行家。所以我们后来理解了他的心情,就和学校商量,怎么招收张艺谋,这事确实是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我被派定是这个班的主任教员,系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是主任教员,谁就有权最后决定收不收和怎样收学生,这事就交给我了。可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时所有的领导为这事绞尽了脑汁也还是没有办法,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好多事也都是偶然的。当时的教务处长刘维翰和我商量这件事时,突然,我们想起了电影学院招生史上的一个例子,那是56级有两个学生分数低了点,但招生名额没有招满,当时给他们的名义就叫“试读生”,这事儿我在苏联也听说过。所谓试读,就是学习了两年之后,如果合格就转正,不合格就走人。我们因此就想,叫张艺谋试读,也不要他考试,就招他进来试读。拿什么来做标准考核他呢?那就平时考试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转正,全都合格就转正。我们立刻给学院写了报告,很快批准,最后就这么样把他招进来了。

问:后来他是顺利转正了吧?

郑国恩:这个孩子确实是不错的,在专业科目上,他的图片做得非常认真。他这个人也不张扬,就是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导演了他也不张扬。也不是有意的低调,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深沉、很朴实。所有的作业,他都完成的特别认真,这一点我们的基础课教员都深受感动。其实在技术上他都已经掌握了,但还是一遍遍认认真真地去做。二十多年后,一次他到我家来告诉我说,当得到转正的消息时,他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人跑到校园里僻静的地方,激动地哭了出来。

问:您认为一个有志于艺术事业的青年的成功,哪些素质是必须具备的?

郑国恩: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是需要艺术才能,就是天分,人如果没有一点艺术细胞是绝对学不成艺术的。就像我若是去搞数学,我一窍都不通,怎么能出成绩呢?所以具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是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必要因素。除了天分以外,其他素质,如文化修养、专业功力、勤奋努力、百折不挠、机遇及人际关系等也很重要,如果这些条件你不具备,那么你甭想成才。

问:请您再谈一下对电影学院学生学习和工作上的建议。

郑国恩:我对教与学的甘苦有着切身的体会,我觉得学习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因为这是对未来事业的准备。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很浮躁,入学考试的时候是很积极的,但两年以后,就想往外钻、去挣钱。有条件参加实践当然可以,但是不宜太多。因为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我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积累和功力,我觉得在校生就应该踏实一些,把基本功练好,因为以后用这些基本功去发挥的时间会是很长的。

     另外学电影搞电影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原本是无名无利的。但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名有利可图的。这就像金字塔,人人都想作塔尖,但是太难了,谁来做塔底呢?不能不作这个思想准备,你要扪心自问自己是来冒尖的还是来做事业的,如果是做事业的就应该勤勤恳恳,从学习到工作,社会最终是会给你公允的评价的。若靠自己钻营,结果是不会太好的,所以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心思放到名利上。我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充分准备,然后把握机会,要相信机会到了就会带来收获与成功。

问: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郑国恩:作为电影学院的一名教员,我深切地感到我的同事们在教学中的兢兢业业和真心实意。我们第一批教员很多和我一样,不是科班出身的,但是到了工作岗位上,都是尽心尽职。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老领导、同辈和同学对我的支持。我真是感谢电影学院这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访谈:宋罡毕志飞  王真  陆彭

撰写:宋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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