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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周坤访谈录
2008-04-01 00:19:31

                           

  

周坤艺术简历:

女,19341月生,上海人,中共党员。电影摄影师。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学术部主任,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宣委,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会长,世界电影学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196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获硕士学位。1988年通过“电影摄影造型艺术”副博士考试,师从苏联著名电影摄影师沃尔切克。回国后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任教,讲授《故事片摄影创作》、《苏联电影研究》等课程。1989年退休,返聘于国际培训中心,担任副主任。199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首次创办了影视制作专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制作专业主任。

 

廿载求学夯实基础

问:您从事电影摄影专业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坤:我于1952年考入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新闻电影摄影专修班。1954年,国家选派我到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59年回国,我和同学刘鸿铭一起,共同完成毕业作业《以革命的名义》,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之后,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但是,从1960年至1966年,我不断参加各种运动,像贯彻“60、“四清”……直到文革。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我回到学校。当年,和谢飞、郑洞天一起,带领学生完成了电影《火娃》的拍摄。1981年至1985年,我带了一个少数民族学员班。之后,一边教学,一边拍摄了几部影片。先是和郑洞天导演合作拍摄了《邻居》,后来和长影厂导演常彦合作拍摄了《困惑》。另外,我还应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之约,在内蒙古大草原拍摄了乌兰牧旗歌舞纪录片。此外,我自己也尝试导演过一出单本电视片。

1986年,受北京电影学院委派,我第二次去莫斯科进行考察。1988年回国后,又回到电影学院的教学岗位上。1989年退休后,我被返聘到了学校的国际培训中心,仍担任教学工作。一直到1992年,国际培训中心进行了改革,我就退出来了,之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聘请,创办了现在的影视制作专业。当时,北师大已经有了影视专业,但主要侧重理论教学,培养的学生大多走向高校电影课堂,没有创作专业。我经常跟一些老师,像谢飞、郑洞天、韩小磊等一起探讨,在专业设置上能不能走新的模式?能不能把我们在电影学院以及国外接受、总结的一些经验结合起来,闯出一条新路子?受此想法的指引,在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沈嵩生的支持下,1994年正式成立了这个专业。我们的宗旨是,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教学培养,不分编、导、摄、美、录等各个系,而是把这些课程全部融合在一起,采用电影与电视结合,全方位教学,在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教学的基础上,侧重对学生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办学10年的经验证明了我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问:您认为,生活中或事业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或者事情是什么?

周坤:我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去苏联留学,整整20年的学历,接受的都是很正统的传统教育。应该说,我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这得益于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我父亲是海关的高级职员,接触外国朋友很多,他为人厚道,人缘好。节假日,我家常是宾朋满座,高谈阔论、笑语歌声。西方文明、民主自由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我活泼开朗、能歌善舞的性格也得到大家的宠爱。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音乐老师史丹把我带到他们抗敌演剧九队,让我在《孔雀胆》(郭沫若著)一剧中扮演男孩子段宝。刁光覃、朱琳看了说,行了,合格了!后来我又演了《重庆24小时》。除了在城里的剧场演出外,我还跟随剧组下部队,慰问战士、伤兵。抗敌演剧队的演员们热情地宣传抗日,决不做亡国奴。他们高涨的抗日热情和爱国主义激情教育着我、激励着我。这些特殊的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上海读中学时,正值解放初期,我受到语文老师的影响颇大。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向我宣传先进思想,引导我参加进步文艺的演出,发展我参加青年团组织,爱祖国、爱人民的意识更加深入我的心中。虽然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了,也经历了国家坎坎坷坷的运动和变化,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还是延续着从小接受的教育。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有好多机会可以留在国外,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觉得必须得回自己的国家。

另外,解放初期的上海大量放映苏联电影,诸如《普通一兵》、《丹娘》和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抗美援朝》等,还有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飘》、《魂断蓝桥》等。每天放学以后,我总要赶两场电影才肯罢休。这些因素使我深深地爱上了电影,并且很想当一名摄影师。鉴于此,我把自己报考外语专业的第一志愿改变为电影摄影专业,从此走上了电影摄影专业的道路。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专业,一点儿也不会后悔。只是,如果时光会倒流,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方面,那是在我留学苏联期间,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我们留学生,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段话在我们那代青年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直激励着我们。

其实,在苏联学习期间,苏联人的爱国主义,他们对祖国的那种深厚的感情特别感染着、影响着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牺牲了2500多万人啊,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但是他们对事业、对工作、对朋友、对亲人的那种热诚、真挚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我。这也对我以后在生活和工作中待人处事的态度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起来说,我所接受的正统教育,父亲的民主思想、演剧队的抗日爱国热情、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语文老师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我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余热不息热忱办学

问:您在办学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能说说您的办学理念或者宗旨是什么吗?

周坤:我退休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电影基金会,负责学术部的工作。主要搞一些学术活动,比如,组织三地(港、澳、台)或者大陆的学术讨论、电影研讨会之类。

后来我就提议,能不能发挥发挥我的优势,利用我在国内外学习的经验,办一个学校。我们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总是看别人的大片?我们为什么不培养一批能够创作高水平、大制作的电影人才?虽然有一批像张艺谋、冯小刚这样的电影人正在努力着,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使自己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起来,而这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做。所以,我们得培养出高质量的接班人。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些很聪明、很有艺术灵气的孩子,只是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够,所以考电影学院等学校的本科没考上。我觉得这些孩子既然在电影艺术方面有才华,就应该把他们培养出来。事实证明,经过学习,他们都做出成绩来了。

问:您在师资力量方面的要求是什么?

周坤:在组织教学队伍的时候,我非常慎重。我们的教师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老师,而且都是一些有名望的教授们,像文学系的汪流、王迪、刘一兵等老师,导演系的谢飞、郑洞天、司徒兆敦等老师,摄影系的郑国恩、鲍萧然、刘永泗、顾文、巩如梅等老师。剪辑老师,是从北影厂请的“第一把剪刀”傅正义老师。他们都挺支持我。后来又增设了戏剧专业,请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其中有原来跟我在俄罗斯一起学习过的同学,如陈颙、林荫宇等,我对这些老师都很熟悉,而且我希望他们能把俄罗斯的教学优势带到课堂上,这也是我对俄罗斯电影艺术的一份情结吧。第三个来源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们,如周星、张同道、王宜文、于丹、左衡等。拥有这样三支实力雄厚的教学队伍,教学质量自然就提高了。因此,我们这里的学生作品有不少在国内、国际上获了奖。为此,我也感到一些欣慰。如果说我在办学方面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我想这得益于这三个教学队伍的选择以及自己教学经验的综合。

问:您在办学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周坤:现在让我比较忧虑的是,总的来看,学生质量有所下降。2004年,我们北京市成人教育大专班文化科的录取分数线才72分,这是相当低的。我们拥有的是高水平的雄厚的师资力量(足以教硕士、博士研究生了),课程安排又比较严谨,我这么做,就是想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而这一切相对于较低文化素质的学生来说,他()是否能接受的了?二者的差距很大,我忧虑的就是这个。当然,这么多学生中,不是说没有一个能接受,肯定有,但毕竟是少数,这和我的初衷差得太远。

令我忧虑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生源问题。这跟现在的形势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想学影视的学生,他()首先会选择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另外,还有像上海、南京等其他地方的一些艺术院校,而且这些学校近年来都是扩大招生。所以优秀的学生都被录取走了,到我这里的学生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水平也比较低一些。

问:您在实际工作中是怎么争取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的呢?

周坤:我们的生源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录取时,我们就严把专业考试关,要求非常严格。72分的文化课你得过线,专业考试不到80分我们就不收。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本科班的学生不错,成绩比较好,大专班的学生相对差一些。所以,目前我们也在进行一些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除了重点招收专升本的学生外,我们还想设立水平高一点的进修班。

问:您在教学当中主要教摄影这门课吗?

周坤:我原来教“电影摄影创作”、“摄影造型手段”、“苏联电影研究”、“苏联电影摄影学派”,等等。现在这个学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管理方面的工作比较多。所以我已经没有精力再上课了。

问:您在专业教学方面有什么体会?或者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坤:其实,学艺术是最艰苦、最难的。表面上看,唱唱跳跳,拿起机器就拍……好像很简单。但是,如果想完成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这就需要学生具备全面的、综合的素质,这培养起来是非常难的。至少你必须从文学开始,其他像戏剧、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这些知识你都应该懂,应该通,应该精,应该专。所以我觉得培养一个学生,或者说自己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得经过艰苦的学习。因为它要求的是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全面的艺术素质。我感到在办学当中越走越难,越走越艰苦。因此,我常常掏着心跟学生谈自己的体会。告诉他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要想为咱们中国的电影放光彩,而不是老去看人家的大片、大制作,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和努力。几十年来,通过教学和拍片子,我对艺术的这种理解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它是生活的积累,创作的积累,教学的积累。那么今天,我当然急于想把这套东西让学生去理解、去接受。所以,在教学安排中,我时时刻刻会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逐渐贯彻进去,并且随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调整。

我们这种专业不是纯理论的,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你不能说实践是主要的,理论是次要的。但应该清楚的是,理论必须是应用性的理论。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便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种艺术专业是很复杂、很全面、很深刻的。要想培养出高、精、尖的艺术人才,就要求教师全身心的投入,必须渗入到学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些本质性、实质性的东西,然后再返回到教学中不断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出成绩。

严守艺德笑对生活

问:您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品质呢?

周坤:艺德是第一位的。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首先要遵守艺德。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更要遵守艺德,要把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上,努力培养新人。如果连最起码的艺德都没有,怎么去培养新人?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艺德的人,他()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者培养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当然,一代人与一代人毕竟会有所不同,他们追求和信奉的艺术准则也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艺德是必须具备的。

问:那么,您认为,作为一名电影人在创作中应该怎么去做呢?

周坤:他(她)的创作要建立在比较扎实的生活基础上。因为,电影要表现现实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概括和提高。艺术有娱乐功能,但还有教育功能。因此作品要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期望和追求。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应避讳生活中丑陋、不足的一面。但目的要明确,反映或者揭露是为了改变不良现象,追求理想。艺术家要有艺术责任感,必须坚持正确的艺术观和艺术方向。但是,有些艺术工作者一味地追求娱乐性,去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并不反映生活中实质的东西,显得很肤浅,没有多少意义。我很欣赏卓别林的娱乐性,是因为,他能够给你以心灵的震动,能让你在笑过之后,获得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思考。

问:请您谈一下您最喜欢的电影类型。

周坤:我比较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对电影的爱好和兴趣,大概还是受俄罗斯影片的影响比较大。国内,我比较喜欢谢晋、谢飞、郑洞天等导演的片子。因为,现实主义的影片中充满了人道主义。它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平凡的人,表现的是人的内心、人的感情,让人觉得真实、自然。像五、六十年代苏联反映二战的作品。影片除了展现较大的战争场面外,着重表现了人在战争中受到的心灵创伤。影片中体现出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是很动人的。另外,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片子,像《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我也比较喜欢,并且受这些片子的影响很深。我觉得它们表现的是活生生的人,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人物的情感、心理经历,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并能从中获得启示。

问:您认为艺术院校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校园精神?

周坤:求实、求真。重要的是要抓基础教育,帮助学生打好基本功。对学生来说,最缺少的就是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掌握。所以,学生进校后,学校就要把他们纳入到正规的基础教育道路上来。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学生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挥,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而缺乏扎实的基本功,仅仅从形式上的模仿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对电影形成坚实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从摄影专业方面来讲,最基本的推、拉、摇、移,学生必须做到位,做规范。要搞清楚,什么是推,什么情况下用推,什么情况下不能用推,是用中景、近景,还是远景,这些基本的概念必须懂。这样,在艺术创作中才能游刃有余。另外,教师也必须具有严谨、务实的精神,能对学生由浅入深、潜移默化地培养。我认为教师队伍是第一位的,你的设备条件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老师队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没有教师就没有学校,没有教师就没有学生。

问:您已经走过了人生的70多个春秋,能谈一下您对人生的感悟吗?

周坤: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艺术工作者,应该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去看待人和事,遇到矛盾时,多做换位思考,让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有些事情就容易想得通,问题也容易解决。我比较坚信辩证法,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用这两种观点去分析。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你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把一件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看清楚了,然后再作判断,下结论。

另外,做人应该乐观积极,要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我身上的理想色彩很浓,这也许是我们50年代的人身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我认为在理想中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遇到挫折时,它会让我坚信,困难只是暂时的。所以,尽管自己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坎坎坷坷,但是我总觉得生活是美好的。难免有时候下雨了、打雷了、刮风了、下雪了、泥泞了……这是自然规律。包括咱们国家,现在虽然也有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方面,但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认为我们对国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是不能改变的。

无悔人生激励后人

问: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周坤:1959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是25岁,正是最有创作激情、工作激情,最想在摄影方面大展鸿图的时候。但是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文革,我没能很好地发挥和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我一直想把那段时期的空缺补回来。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所有经过那段历史的人,都避免不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嘛,不必刻意去追悔。现在,我只会尽最大努力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您今年已经70多岁了,有没有想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周坤:暂时还退不下来,但是我有了一些强有力的合作者,当然我会调整自己。实际上,只有在岗位上,我才觉得生活是充实的。我很希望能在课堂上讲课,总觉得不讲课好像缺点什么。另外,打算多读一点书。时代前进了,对目前一些新的理论,还有一些新的片子,有时候觉得自己提不出来更多的观点。有很多书自己没有读,有时候听人们讲一些新的观念,我就跟不上。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真正钻到书本里去研究自己的专业了,心里头有点儿不太踏实。上次我去西单图书大厦找一些美术绘画的资料,看着各种各样的书,那么多自己都没看过,心里觉得空落落的,觉得自己特渺小。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看书、想备课、想学习,可是有时候就是让人感到力不从心。

问:您是如此地渴望新知识,渴望新人才,那么请您给我们学生提几点建议好吗?

周坤: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利用在校学习的时间,确立正确的艺术观念,在打基本功方面多下些功夫,同时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要怕吃苦。另外,要多向前辈学习,学习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总之,就是要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访谈撰写:梁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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